2010年3月
第2期(总17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JOURNALOF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Mar12010No12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
与文体来源
【提 要】《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问题,一向是学界争论的话题。综
合前人所说,《古诗十九首》应为分隔南北两地的夫妻唱和之作,时间大致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但其体出于《诗经》,较为可信。【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时代与作者 文体来源〔中图分类号〕I2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2-0101-07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文选》,代表
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者佚名,今多认为非一时一人所为,或者以为出于东汉末年。其实,关于这组诗歌的时代、作者,自唐宋以下,众说纷纭,对其篇章之间的逻辑结构则鲜有关注。《古诗十九首》具有特定的层次与结构,解构并重新建构全诗材料,对于理解其时代与作者,大有裨益。
作者不是同一人,故应一析为二。张凤翼《文选纂注》与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皆取此分法,余冠英也认为乐府歌辞有将两首诗合并为一首的现象。我们分析的《古诗十九首》,实际上凡20首。
从作者性别进行分析,口吻为女性的诗篇有以下作品:第一首《行行重行行》,第二首《青青河边草》,第五首《西北有高楼》,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第八首《冉冉狐生竹》,第九首《庭中有奇树》,第十首《迢迢牵牛星》,第十三首《燕赵多佳人》,第十六首《生年不满百》,第十八首《孟冬寒气至》,第十九首《客从远方来》,第二十首《明月何皎皎》。口吻为男性的诗篇有: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四首《今日
①《沧浪集》卷1:“《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
一、《古诗十九首》的篇章结构
《古诗十九首》具有一定的逻辑层次与篇章
结构,全部诗作基本上是按照人物的行动路线与时间顺序写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行行重行行》,《文选》作一首,而《玉台新咏》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严羽认为当
①
以《文选》为准。冯班则考证北宋本《玉台
②
集》正作一首,分为二首乃陈玉甫本之误。《东城高且长》与《燕赵多佳人》,《文选》与《玉台新咏》合并为一首。根据本诗语气分析,
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
②《钝吟杂录》卷3:“《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陈玉
甫本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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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良宴会》,第七首《明月皎夜光》,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第十
四首《驱车上东门》,第十五首《去者日以疏》,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
从各诗的数字顺序分析,女子歌诗之间,总夹杂男子之诗,如女子第一、二首诗后,为男子诗二(第三、四首);女子第五、六首诗后,男子诗一(第七首);女子第八、九、十首诗后,男子诗二(第十一、十二首);女子第十三首诗后,男子诗二(第十四、十五首);女子第十六首诗后,男子诗一(第十七首);女子诗三。
作中男、。第一首“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会面安可知”、“相去日已远”、“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等,似是女子送别及思念远行的情人之诗。第二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与第一首主旨一致。第三首是一个男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描写自己在京城所见的新奇与欣喜,最后“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似乎稍微反映游子的思乡情绪;第四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是第三首娱乐场面描写的继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表现了诗人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最后“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似乎可以反映诗人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两首诗与前面两首诗中女子的思念微有应答之意。第五、六首诗,仍然是女子的思恋与对团圆的
山陂。”并委婉希望情人能够回家团聚:“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第一首中女子曾经说过“思君令人老”的话,今重出,足证作者前后一致。同时,作者还在思念远方的良人(第九首):“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并在第十首中借牛郎织女故事寄托自己的情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时间变化,思绪也随之改变。第十一首中男子:,东风摇百。”第十二首中,:,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第十三首中,却是女子的及时讽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男子会不会喜新厌旧呢?女子故欲:“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第十四、十五首,仍然是男子的悲观与思乡情愫:“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第十六首我们认为应该是女子的诗作,“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讽喻男子活得太累,并提出了自己的解脱办法:“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第十七首有人认为是女子思夫诗,但从“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分析,应该是游历洛阳的男子之诗。但是下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又似乎出于女子之手,所以我们怀疑,前面八句为男子之诗,后面十二句,当借女子之口道男子心事。男子在寒冷的冬夜想到了在家的妻子:
渴慕,如第五首“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而想象中的妻子“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第六首“采之欲“引领遥相睎”、“垂涕沾双扉”,思念之情更切。遗谁,所思在远道”、“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前八句写相思、后十二句写久别,故第十八首老”,与前面女子思想感情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中女子方言:“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通的。特别是第二首中已有“楼上女”、“窗牖”,过男子这首诗,女子知道男子:“相去万余里,第五首又出现了“高楼”、“绮窗”,女子所处的居室是一定的。第七首男子求仕碰壁,愤懑满胸:“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第八首女子之诗仍然继续上面自己的思念情绪:“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102
故人心尚尔。”“相去万余里”也是第二次出现,在第一首诗中,女子也曾说过这句话。女子倾诉双方的感情:“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希望男子:“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并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情人的思恋深情:“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
赵东栓 孙少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
这个问题。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中,“浮云蔽
白日”、“岁月忽已晚”,证明此时是秋冬季节。分析,可以确信,《古诗十九首》全部诗作的作
第二首《青青河畔草》至第五首《西北有高者,其实只有两个人:外出远行的丈夫与在家
楼》,由其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悬望的新婚妻子。这些诗,其实是两人往来信
、“上与浮云齐”,都应该是春天件的应答之作。“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青青陵上柏”
的景象。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由“涉江”、“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等,
“芙蓉”、“芳草”等看来,应该是夏秋季节的事可以透露这方面的信息。而从组诗各篇的内在
情。第七、八两首诗,《明月皎夜光》中的“玉语言逻辑看,也讲得通。而东汉秦嘉与妻徐淑
、“秋蝉鸣树间”、曾有类似应答诗歌,证明古代夫妻以诗代信,
““将确有先例。
。第九首《庭中从地点分析,男子一直在北方,,都为春天景在南方物,如“绿叶发华滋”、“东风摇百草”、“盛衰各(第三首)、(有时”等。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至第十七首有斗,牵牛不负轭”(第七首)、“四顾何茫茫,
《凛凛岁云暮》,又是秋天来临了,如“秋草”、东风摇百草”(第十一首)、“东城高且长”(第
“蟋蟀”、“双飞燕”、“白杨何萧萧”、“朝露”、“白十二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第十四
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昼短苦夜长”、“岁云首)、“白杨多悲风”(第十五首)、“锦衾遗洛
暮”、“蝼蛄夕鸣”、“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浦”(第十七首)。女子在南方的信息更多,有
“长夜”等等,无不是秋天描写。第十八首《孟一些只能从诗意中领会,但多数有南方的景物,
冬寒气至》一眼即知是孟冬季节,第十九、二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第一首),第
、“明月何皎皎”,也应该是一句只是领句,文意侧重后一句中的“越鸟”十首中的“合欢被”
与十八首同一节气。因为诗中已言“三岁”,这和“南枝”,如明杨慎《诗话补遗》引《吴越春
样看来,第一首中的季节一定是孟冬。这组诗秋》有“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之句;李
中的季节各有三次变化,证明有可能即作于三善注张景阳《杂诗十首》引《汉书》称汉立无
年之内。梁启超曾经断定,这组诗体格韵味大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而苏武书曰:“越人衣文
略相同,反映的是同一个时代的诗歌风尚,这虵,代马依北风。”显然皆认为此句式最早出现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将这组诗的写作时间推在南方。第二首、第五首中的高楼,有“阿
定在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到汉灵帝阁”,四面有檐,应为南方檐式;而以阁为居
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之间,从诗歌整理与处,实南方习俗。《梁书》卷54《林邑国传》:
①
“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搜集的角度看来,无疑时间跨度过长。第六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显然也是南方的景物与事情。第八首中的“泰山”,我们认为应该为“大山”,本诗中的“竹”、“兔丝”、“女萝”、“蕙兰花”,多生南方,早见于《诗经》、《楚辞》。如其中的“女萝”,《诗・小雅・頍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毛传:“女萝,菟丝,松萝也。”《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罗。”
从时间变化分析,全诗有三次时序变化。首先,第十八首“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可以为证;其次,组诗中时序交替也可以说明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总之,我们通过这种
二、《古诗十九首》的时代
与作者辨析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与作者问题,历代争讼不一,莫衷一是。撮举同异,蒐集讨核,是有必要的,谨胪列诸说如次。
(一)两汉人作。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出这种观点:“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
①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两汉文学史参考资
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73～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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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钟嵘《诗品》亦称:“《古诗十九首》,古人缈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刘之制,非
衰周之唱。”今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与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沿袭了这种观点。
(二)西汉人作。有的认为出于苏武、李陵之手,元陶宗仪《说郛》卷79上称:“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前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前汉明矣。”还有的认为出于枚乘之手,廷槐、王士祯。
(三)。宋李昉《文苑英华》卷712称:“梁昭明所造《文选》,录《古诗十九首》,亡其姓氏。观其词,盖东汉之世李、苏之流。”梁启超也认为是东汉末年人的作品,作者不一。还有人认为,这组诗篇中有的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故判断二者产生的年代接近,并考证最迟不晚于桓帝
①
时期。李炳海也认为,十九首对秦嘉夫妇的创作有所影响,因此他推断这些作品应该创作于
②
公元140至160年之间。
(四)汉魏之间作品。钟嵘《诗品》称“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胡怀琛也曾撰文认为出于
(六)非一人一时之作。杨慎《丹铅总录》
称:“《文选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这种说法较为中庸,也能反映这组诗的基本事实。
(七)存疑。李善注《文选》:“言古诗不知作者姓名,他皆类此。”又:“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皆持此说。
,,已经存。《后汉:“代马依,飞鸟扬故巢。”《盐铁论・未通》:“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盐铁论》中文学引此句以答御史之问,辩论过程中,上自《诗》、《书》、《礼》、《易》、《春秋》,老子、孔子、孟子之言,下至“传语”,甚至双方日常所说的话,都成为辩论双方所引的内容。而此前的《韩诗外传》即有此句,证明《盐铁论》所引必不是当时语。根据前人记载,西汉似乎特别流行这条谚语。如李善注张景阳《杂诗十首》:“《汉书》曰: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虵,代马依北风。’君子于其国也,怆怆伤于心,度燕即依北风也。”如苏武已引此诗,证明早在西汉已有此句式。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由于此书成书较晚,故此谚语当为东汉产物。宋薛据辑《孔子集语・孔子御》:“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皆不忘故之谓也。”如此看来,孔子所引必出自《诗经》无疑。明冯惟讷《古诗纪》卷156与明杨慎《诗话补遗》卷1皆引《吴越春秋》:“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与《吴越春秋》的表述有所差异,显然经过了转引者的改变。准此,我们推测,“代马”与“飞鸟”,或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
汉魏之间。
(五)梁代《文选》编者改编。朱彝尊《曝书亭集》认为《古诗十九首》之名,昉于《文选》,其改易乐府之古辞而成五言,并隐枚乘等人之名。古直对朱彝尊的说法提出了三种质疑,其一,《文选》卷30录陆机拟古诗九首,既见“古诗”题目,而陆机为三国晋初人,朱彝尊称《文选》楼诸学士去枚乘等名而概题“古诗”,其谬一;其二,如果说陆机拟古诗题目亦《文选》楼诸学士所题,何以《玉台新咏》录陆机诗皆题“拟古”?朱彝尊不考《文选》,亦不考《玉台》,其谬二;钟嵘《诗品》云:“古诗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诗品》作于沈约卒后(天监十二年),时昭明方十三岁,距撰《文选》时尚远,又岂能为《选》楼
④
诸学士所能改题?其谬三。104
③
年第1期。
③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
第4期。
④古直:《汉诗研究》,上海启智书局民国十七年版,第21～
23页。
赵东栓 孙少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者为旧说。“越人”、“代马”一变,“代马”、“越鸟(燕)”又一变,“胡马”、“越鸟”又一变。凡此种种,皆说明或者在西汉甚至先秦,南方已经出现了“代马”与“越鸟”(或“越
)的对应关系。既然与《古诗十九首》十分燕”
近似的诗句,前见于《韩诗外传》、《盐铁论》,后有秦嘉《赠妇诗》拟之,则其流于期间,势所必然。而五言在两汉发展的大较,萧涤非早
①
有详证,我们认为其说较为客观。
上文已证,本组诗大致写定于三年之间,既然有的诗句晚于《盐铁论》,考证,第十二,而,这显然与我们所证的篇章逻辑不合。古直先生根据洛阳推定此诗为东汉人作品,说服力不强。李善、杨慎等人认为孟冬有“白露”、“秋蝉”之语乃太初前时序的观点,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王莽之前一直采用太初历,王莽篡位后,一度实行建丑的殷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汉书・王莽传》:“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又《汉书・王莽传》:“(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地皇四年二月辛巳)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即刘玄更始元年。也就是说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西汉太初历。太初历以建寅为正,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再据《文选》五臣注,“孟冬”、“秋蝉”之说,乃“九月已入十月节气也”。王莽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其九月恰在夏历的第十个月份。建丑的孟冬,于建寅恰为季秋。“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应当为王莽后用夏正以后之诗。第十八首之后采用的显然是更始时期的历法。因此,第七首《明月皎夜光》至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皆采用王莽时期的历法。如果这些诗写定于三年之内的话,第一至第六首也应该采用了王莽时期的历法才对。
由于第三首有“游戏宛与洛”,前人对此多
有争议。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诗人的行踪。更始元年六月,刘玄入都宛城。八月,攻洛阳,
三辅震动,“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更始时期历法的普遍使用,应该是此后的事情。《古诗十九首》第十八首以后的作品,应该产生在此后。如果说宛、洛处于动乱时期,诗人绝对不会到此游历求仕。何况诗人,王侯多第宅。两“今日良宴会,欢新声妙入神”的繁华。所以,这些诗篇,一定写定于更始改元之前。第三、四首诗中,诗人还表现了积极入仕的思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但在第十一首,诗人已经出现了“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慨叹。在第十四首中,诗人离开洛阳东行,“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诗人油然而有“年命如朝露”的思想。第十五首还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第十七首仍然是“蝼蛄夕鸣悲”的情感。凡此种种,显然皆为战乱之后的破败景象。这个时候,诗人为什么离开洛阳东行?当时为何到处坟墓零落?我们认为,此时即更始攻破洛阳之后,诗人不得不离开洛阳逃避战乱。而战乱造成的坟丘遍野,也给诗人带来了莫大的悲怆。此时由于更始历尚未普及,诗人仍然采用了王莽时期的历法。更始二年八月,起义军离开洛阳西进,诗人则选择了没有战乱即与义军路线相背的东方,“行车上东门”,“上东门”,即洛阳东面最北头的门。第十七首之前的诗,大致写定于更始二年八月之前。而第三首之前的诗,又写定于更始元年(即地皇四年)之前。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作者为何人待考。据《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年,南方饥馑,地皇二年,荆州一代发生战乱,
①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版,第1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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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王匡等转击云杜、安陆,乱象已萌。诗人离开南方,宦游北地,是有可能的。
者,以师道相髙,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
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
二子。天与其性,发言自髙,未有作用。《十九
三、《古诗十九首》的文体来源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
前汉之文体。”其实还是认为《十九首》源出于
《古诗十九首》“何以曰“古”?李善注《文
《诗经》。有人认为,今存苏、李诗,实际上也
选》,两次引用《韩诗外传》,一次称“诗曰”,
是东汉桓、献之间的作品,并非苏、李本人所
一次称“古诗曰”,这说明在唐代人眼里,“古
作。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风格相类,却
诗”即指亡佚的古《诗》。此处的《古诗十九
是事实,:“河梁之作
首》,严格说来,应当称为“拟古《诗》”。结合
前人对《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猜测,其文体来
、:“《古
源不外以下几种说法。
、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
(一):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
诗,。”明王世懋、许学夷、
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张历友《师友师传
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
录》多推定《古诗十九首》体出于《国风》。③
《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二)出于骚体。元杨维祯《东维子集》卷
(六)将乐府古辞改易成五言。此说上文已
7《赵氏诗录序》:“《风》、《雅》而降为骚,骚有辨析,不予采信。我们不得不承认,《古诗十降为《十九首》。”王士祯称:“《风》、《雅》后九首》某些诗篇的歌辞,与乐府古辞有相同的有《楚词》,《楚词》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表达词汇,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足以成为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张历古诗由乐府古辞改化而来的证据。友:“其在楚骚之后无疑。”是知《古诗十九首》据上文所证,由于《韩诗外传》已经引用虽在《楚辞》之后,然亦源于《诗经》。相似的诗句,并称“《诗》曰”或“古诗曰”;
(三)出于赋体。陆时雍《诗镜总论》:“《十宋薛据辑《孔子集语》引亦称“《诗》曰”,则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古诗十九首》有源出于《诗经》的成分是可信可举也。”然赋出于《诗》,《十九首》何能“远于的。许学夷判断“《十九首》本出于《国风》,《风》”?据我们考察,杨雄时代,诗、赋分途已经但性情未必皆正”,是有其道理的。前人推测有基本完成,四言诗与四言赋各自从文体中独立出的诗作出于枚乘,其实并无确切证据;云出于
①
来,五言诗恐怕与赋的关系也不会混淆过甚。苏、李,或者以为苏武曾引用相似诗句。毫无
(四)来源于枚乘、傅毅。刘勰推测:“古诗疑问,《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也词。”李善注《文选》:“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是毫无可能。五言之来,其迹有征。徐师曾不能明也。”严羽称“《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称:“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诗也。《行行重行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这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
其体未备耳。殆汉苏李,是以成篇。嗣是汪洋说明六朝及唐宋人怀疑其中有枚乘或傅毅之作羼杂
于汉魏,汗漫于晋宋,至于陈隋,而古调绝其中。但这只是论者猜测之词,并无可靠证据。然钟嵘曾说:“自王杨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诵靡闻。”同时,傅毅与班固同时,如傅毅曾作五言
②
诗传世,钟嵘《诗品》不可能对此只字不提。
(五)来源于苏、李诗。元陶宗仪《说郛》
①孙少华:《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文学遗产》
2009年第2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
称:“昔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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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③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赵东栓 孙少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
①矣。”此处不及《古诗十九首》,或者即以为其
本文作者:赵东栓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少华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责任编辑:马 光
乃拟体之故。然本其源,出于《诗》无疑。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的结论还有许多亟待深入辨析的地方,特别是对其文体来源及其流变的考察,对其成篇时代社会政治背景的考察,还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分析。尤其是其作者,结合史书也并不是毫无考察的可能。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继续关注这些问题。
①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TheAuthorsandAncientPoems
SunShaohua
Abstract:IttopicofacademicdebatesabouttheauthorandstylisticofthebookofTheNineteenPoems1Basedonthepreviousopinions,wethinkitisagroupofpoemsthatonehusbandwroteandhiswifeanswered,whichhappenedbetweenthewinterofthethirdyearofDihuang(A1D122)andthethirdyearofGengshi(A1D125)1ItwaswrittenlaterandmaybeinfluencedbythestyleofSao,Fu,eventhepoemsofMeiCheng,SuWuandLiLing,butitiscrediblethatitssourceliesinShiJing1
Keywords:TheNineteenAncientPoems;thetimeandauthors;stylisticsources
观点选萃
我国行政垄断的可诉性探析
王仁富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王仁富认为:
为有效规制行政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都规定了相关的行政责任,然而,基于行政垄断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仅规定公法上的行政责任还不充分,并不能有效遏止行政垄断的发生。因此,行政垄断行为具有“应刑罚性”的必要。一般来说,判断一项不法行为具有“应刑罚性”的标准有四项:一是不法行为所破坏之法益的价值与程度;二是不法行为对于行为客体之侵害危险性;三是行为人在良知上之可责性;四是刑罚之不可避免性。与此相应,行政垄断侵害的是一项重大法益即自由竞争机制;自由竞争的机制极容易受到行政垄断行为的侵害;从事行政垄断行为的主体在主观上具有非常明显的恶意,即通过与受益经营者共同实施垄断行为以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竞争者利益;行政垄断行为适用刑罚具有不可避免性。我国《反垄断法》应为实施行政垄断行为的主体增设刑事处罚条款;不仅如此,还应明确规定刑事责任的衡量标准和具体形式;并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或反垄断法中增设“行政性限制竞争罪”或“行政垄断罪”;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主要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尽量避免追究行政主体的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反垄断法的利益保护结构以及民事责任的特有功能,规制行政垄断同样需要民事责任形式,其中,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最基本的形式。因此,《反垄断法》第51条有关经营者民事责任的规定理应适用于行政垄断,这需要在实施细则中加以明确。考虑到行政垄断在本质上与市场垄断一样,都是为获取经济利益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因此,确定垄断的受益者向受害者进行补偿的经济赔偿制度是一种非常直接而有效的制裁方式。而行政垄断的受益者可能包括实施垄断行为的行政机关和获利的经营者,但根据我国实情,对于前者可适用实际损害赔偿原则给予行政赔偿的制裁,对于后者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给予民事赔偿的制裁。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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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
第2期(总17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JOURNALOF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Mar12010No12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
与文体来源
【提 要】《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问题,一向是学界争论的话题。综
合前人所说,《古诗十九首》应为分隔南北两地的夫妻唱和之作,时间大致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但其体出于《诗经》,较为可信。【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时代与作者 文体来源〔中图分类号〕I2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2-0101-07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文选》,代表
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者佚名,今多认为非一时一人所为,或者以为出于东汉末年。其实,关于这组诗歌的时代、作者,自唐宋以下,众说纷纭,对其篇章之间的逻辑结构则鲜有关注。《古诗十九首》具有特定的层次与结构,解构并重新建构全诗材料,对于理解其时代与作者,大有裨益。
作者不是同一人,故应一析为二。张凤翼《文选纂注》与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皆取此分法,余冠英也认为乐府歌辞有将两首诗合并为一首的现象。我们分析的《古诗十九首》,实际上凡20首。
从作者性别进行分析,口吻为女性的诗篇有以下作品:第一首《行行重行行》,第二首《青青河边草》,第五首《西北有高楼》,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第八首《冉冉狐生竹》,第九首《庭中有奇树》,第十首《迢迢牵牛星》,第十三首《燕赵多佳人》,第十六首《生年不满百》,第十八首《孟冬寒气至》,第十九首《客从远方来》,第二十首《明月何皎皎》。口吻为男性的诗篇有: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四首《今日
①《沧浪集》卷1:“《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
一、《古诗十九首》的篇章结构
《古诗十九首》具有一定的逻辑层次与篇章
结构,全部诗作基本上是按照人物的行动路线与时间顺序写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行行重行行》,《文选》作一首,而《玉台新咏》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严羽认为当
①
以《文选》为准。冯班则考证北宋本《玉台
②
集》正作一首,分为二首乃陈玉甫本之误。《东城高且长》与《燕赵多佳人》,《文选》与《玉台新咏》合并为一首。根据本诗语气分析,
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
②《钝吟杂录》卷3:“《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陈玉
甫本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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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良宴会》,第七首《明月皎夜光》,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第十
四首《驱车上东门》,第十五首《去者日以疏》,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
从各诗的数字顺序分析,女子歌诗之间,总夹杂男子之诗,如女子第一、二首诗后,为男子诗二(第三、四首);女子第五、六首诗后,男子诗一(第七首);女子第八、九、十首诗后,男子诗二(第十一、十二首);女子第十三首诗后,男子诗二(第十四、十五首);女子第十六首诗后,男子诗一(第十七首);女子诗三。
作中男、。第一首“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会面安可知”、“相去日已远”、“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等,似是女子送别及思念远行的情人之诗。第二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与第一首主旨一致。第三首是一个男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描写自己在京城所见的新奇与欣喜,最后“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似乎稍微反映游子的思乡情绪;第四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是第三首娱乐场面描写的继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表现了诗人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最后“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似乎可以反映诗人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两首诗与前面两首诗中女子的思念微有应答之意。第五、六首诗,仍然是女子的思恋与对团圆的
山陂。”并委婉希望情人能够回家团聚:“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第一首中女子曾经说过“思君令人老”的话,今重出,足证作者前后一致。同时,作者还在思念远方的良人(第九首):“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并在第十首中借牛郎织女故事寄托自己的情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时间变化,思绪也随之改变。第十一首中男子:,东风摇百。”第十二首中,:,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第十三首中,却是女子的及时讽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男子会不会喜新厌旧呢?女子故欲:“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第十四、十五首,仍然是男子的悲观与思乡情愫:“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第十六首我们认为应该是女子的诗作,“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讽喻男子活得太累,并提出了自己的解脱办法:“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第十七首有人认为是女子思夫诗,但从“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分析,应该是游历洛阳的男子之诗。但是下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又似乎出于女子之手,所以我们怀疑,前面八句为男子之诗,后面十二句,当借女子之口道男子心事。男子在寒冷的冬夜想到了在家的妻子:
渴慕,如第五首“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而想象中的妻子“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第六首“采之欲“引领遥相睎”、“垂涕沾双扉”,思念之情更切。遗谁,所思在远道”、“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前八句写相思、后十二句写久别,故第十八首老”,与前面女子思想感情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中女子方言:“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通的。特别是第二首中已有“楼上女”、“窗牖”,过男子这首诗,女子知道男子:“相去万余里,第五首又出现了“高楼”、“绮窗”,女子所处的居室是一定的。第七首男子求仕碰壁,愤懑满胸:“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第八首女子之诗仍然继续上面自己的思念情绪:“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102
故人心尚尔。”“相去万余里”也是第二次出现,在第一首诗中,女子也曾说过这句话。女子倾诉双方的感情:“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希望男子:“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并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情人的思恋深情:“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
赵东栓 孙少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
这个问题。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中,“浮云蔽
白日”、“岁月忽已晚”,证明此时是秋冬季节。分析,可以确信,《古诗十九首》全部诗作的作
第二首《青青河畔草》至第五首《西北有高者,其实只有两个人:外出远行的丈夫与在家
楼》,由其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悬望的新婚妻子。这些诗,其实是两人往来信
、“上与浮云齐”,都应该是春天件的应答之作。“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青青陵上柏”
的景象。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由“涉江”、“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等,
“芙蓉”、“芳草”等看来,应该是夏秋季节的事可以透露这方面的信息。而从组诗各篇的内在
情。第七、八两首诗,《明月皎夜光》中的“玉语言逻辑看,也讲得通。而东汉秦嘉与妻徐淑
、“秋蝉鸣树间”、曾有类似应答诗歌,证明古代夫妻以诗代信,
““将确有先例。
。第九首《庭中从地点分析,男子一直在北方,,都为春天景在南方物,如“绿叶发华滋”、“东风摇百草”、“盛衰各(第三首)、(有时”等。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至第十七首有斗,牵牛不负轭”(第七首)、“四顾何茫茫,
《凛凛岁云暮》,又是秋天来临了,如“秋草”、东风摇百草”(第十一首)、“东城高且长”(第
“蟋蟀”、“双飞燕”、“白杨何萧萧”、“朝露”、“白十二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第十四
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昼短苦夜长”、“岁云首)、“白杨多悲风”(第十五首)、“锦衾遗洛
暮”、“蝼蛄夕鸣”、“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浦”(第十七首)。女子在南方的信息更多,有
“长夜”等等,无不是秋天描写。第十八首《孟一些只能从诗意中领会,但多数有南方的景物,
冬寒气至》一眼即知是孟冬季节,第十九、二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第一首),第
、“明月何皎皎”,也应该是一句只是领句,文意侧重后一句中的“越鸟”十首中的“合欢被”
与十八首同一节气。因为诗中已言“三岁”,这和“南枝”,如明杨慎《诗话补遗》引《吴越春
样看来,第一首中的季节一定是孟冬。这组诗秋》有“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之句;李
中的季节各有三次变化,证明有可能即作于三善注张景阳《杂诗十首》引《汉书》称汉立无
年之内。梁启超曾经断定,这组诗体格韵味大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而苏武书曰:“越人衣文
略相同,反映的是同一个时代的诗歌风尚,这虵,代马依北风。”显然皆认为此句式最早出现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将这组诗的写作时间推在南方。第二首、第五首中的高楼,有“阿
定在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到汉灵帝阁”,四面有檐,应为南方檐式;而以阁为居
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之间,从诗歌整理与处,实南方习俗。《梁书》卷54《林邑国传》:
①
“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搜集的角度看来,无疑时间跨度过长。第六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显然也是南方的景物与事情。第八首中的“泰山”,我们认为应该为“大山”,本诗中的“竹”、“兔丝”、“女萝”、“蕙兰花”,多生南方,早见于《诗经》、《楚辞》。如其中的“女萝”,《诗・小雅・頍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毛传:“女萝,菟丝,松萝也。”《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罗。”
从时间变化分析,全诗有三次时序变化。首先,第十八首“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可以为证;其次,组诗中时序交替也可以说明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总之,我们通过这种
二、《古诗十九首》的时代
与作者辨析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与作者问题,历代争讼不一,莫衷一是。撮举同异,蒐集讨核,是有必要的,谨胪列诸说如次。
(一)两汉人作。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出这种观点:“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
①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两汉文学史参考资
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73～612页。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钟嵘《诗品》亦称:“《古诗十九首》,古人缈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刘之制,非
衰周之唱。”今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与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沿袭了这种观点。
(二)西汉人作。有的认为出于苏武、李陵之手,元陶宗仪《说郛》卷79上称:“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前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前汉明矣。”还有的认为出于枚乘之手,廷槐、王士祯。
(三)。宋李昉《文苑英华》卷712称:“梁昭明所造《文选》,录《古诗十九首》,亡其姓氏。观其词,盖东汉之世李、苏之流。”梁启超也认为是东汉末年人的作品,作者不一。还有人认为,这组诗篇中有的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故判断二者产生的年代接近,并考证最迟不晚于桓帝
①
时期。李炳海也认为,十九首对秦嘉夫妇的创作有所影响,因此他推断这些作品应该创作于
②
公元140至160年之间。
(四)汉魏之间作品。钟嵘《诗品》称“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胡怀琛也曾撰文认为出于
(六)非一人一时之作。杨慎《丹铅总录》
称:“《文选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这种说法较为中庸,也能反映这组诗的基本事实。
(七)存疑。李善注《文选》:“言古诗不知作者姓名,他皆类此。”又:“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皆持此说。
,,已经存。《后汉:“代马依,飞鸟扬故巢。”《盐铁论・未通》:“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盐铁论》中文学引此句以答御史之问,辩论过程中,上自《诗》、《书》、《礼》、《易》、《春秋》,老子、孔子、孟子之言,下至“传语”,甚至双方日常所说的话,都成为辩论双方所引的内容。而此前的《韩诗外传》即有此句,证明《盐铁论》所引必不是当时语。根据前人记载,西汉似乎特别流行这条谚语。如李善注张景阳《杂诗十首》:“《汉书》曰: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虵,代马依北风。’君子于其国也,怆怆伤于心,度燕即依北风也。”如苏武已引此诗,证明早在西汉已有此句式。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由于此书成书较晚,故此谚语当为东汉产物。宋薛据辑《孔子集语・孔子御》:“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皆不忘故之谓也。”如此看来,孔子所引必出自《诗经》无疑。明冯惟讷《古诗纪》卷156与明杨慎《诗话补遗》卷1皆引《吴越春秋》:“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与《吴越春秋》的表述有所差异,显然经过了转引者的改变。准此,我们推测,“代马”与“飞鸟”,或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
汉魏之间。
(五)梁代《文选》编者改编。朱彝尊《曝书亭集》认为《古诗十九首》之名,昉于《文选》,其改易乐府之古辞而成五言,并隐枚乘等人之名。古直对朱彝尊的说法提出了三种质疑,其一,《文选》卷30录陆机拟古诗九首,既见“古诗”题目,而陆机为三国晋初人,朱彝尊称《文选》楼诸学士去枚乘等名而概题“古诗”,其谬一;其二,如果说陆机拟古诗题目亦《文选》楼诸学士所题,何以《玉台新咏》录陆机诗皆题“拟古”?朱彝尊不考《文选》,亦不考《玉台》,其谬二;钟嵘《诗品》云:“古诗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诗品》作于沈约卒后(天监十二年),时昭明方十三岁,距撰《文选》时尚远,又岂能为《选》楼
④
诸学士所能改题?其谬三。104
③
年第1期。
③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
第4期。
④古直:《汉诗研究》,上海启智书局民国十七年版,第21～
23页。
赵东栓 孙少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者为旧说。“越人”、“代马”一变,“代马”、“越鸟(燕)”又一变,“胡马”、“越鸟”又一变。凡此种种,皆说明或者在西汉甚至先秦,南方已经出现了“代马”与“越鸟”(或“越
)的对应关系。既然与《古诗十九首》十分燕”
近似的诗句,前见于《韩诗外传》、《盐铁论》,后有秦嘉《赠妇诗》拟之,则其流于期间,势所必然。而五言在两汉发展的大较,萧涤非早
①
有详证,我们认为其说较为客观。
上文已证,本组诗大致写定于三年之间,既然有的诗句晚于《盐铁论》,考证,第十二,而,这显然与我们所证的篇章逻辑不合。古直先生根据洛阳推定此诗为东汉人作品,说服力不强。李善、杨慎等人认为孟冬有“白露”、“秋蝉”之语乃太初前时序的观点,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王莽之前一直采用太初历,王莽篡位后,一度实行建丑的殷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汉书・王莽传》:“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又《汉书・王莽传》:“(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地皇四年二月辛巳)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即刘玄更始元年。也就是说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西汉太初历。太初历以建寅为正,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再据《文选》五臣注,“孟冬”、“秋蝉”之说,乃“九月已入十月节气也”。王莽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其九月恰在夏历的第十个月份。建丑的孟冬,于建寅恰为季秋。“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应当为王莽后用夏正以后之诗。第十八首之后采用的显然是更始时期的历法。因此,第七首《明月皎夜光》至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皆采用王莽时期的历法。如果这些诗写定于三年之内的话,第一至第六首也应该采用了王莽时期的历法才对。
由于第三首有“游戏宛与洛”,前人对此多
有争议。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诗人的行踪。更始元年六月,刘玄入都宛城。八月,攻洛阳,
三辅震动,“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更始时期历法的普遍使用,应该是此后的事情。《古诗十九首》第十八首以后的作品,应该产生在此后。如果说宛、洛处于动乱时期,诗人绝对不会到此游历求仕。何况诗人,王侯多第宅。两“今日良宴会,欢新声妙入神”的繁华。所以,这些诗篇,一定写定于更始改元之前。第三、四首诗中,诗人还表现了积极入仕的思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但在第十一首,诗人已经出现了“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慨叹。在第十四首中,诗人离开洛阳东行,“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诗人油然而有“年命如朝露”的思想。第十五首还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第十七首仍然是“蝼蛄夕鸣悲”的情感。凡此种种,显然皆为战乱之后的破败景象。这个时候,诗人为什么离开洛阳东行?当时为何到处坟墓零落?我们认为,此时即更始攻破洛阳之后,诗人不得不离开洛阳逃避战乱。而战乱造成的坟丘遍野,也给诗人带来了莫大的悲怆。此时由于更始历尚未普及,诗人仍然采用了王莽时期的历法。更始二年八月,起义军离开洛阳西进,诗人则选择了没有战乱即与义军路线相背的东方,“行车上东门”,“上东门”,即洛阳东面最北头的门。第十七首之前的诗,大致写定于更始二年八月之前。而第三首之前的诗,又写定于更始元年(即地皇四年)之前。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作者为何人待考。据《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年,南方饥馑,地皇二年,荆州一代发生战乱,
①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版,第15～44页。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王匡等转击云杜、安陆,乱象已萌。诗人离开南方,宦游北地,是有可能的。
者,以师道相髙,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
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
二子。天与其性,发言自髙,未有作用。《十九
三、《古诗十九首》的文体来源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
前汉之文体。”其实还是认为《十九首》源出于
《古诗十九首》“何以曰“古”?李善注《文
《诗经》。有人认为,今存苏、李诗,实际上也
选》,两次引用《韩诗外传》,一次称“诗曰”,
是东汉桓、献之间的作品,并非苏、李本人所
一次称“古诗曰”,这说明在唐代人眼里,“古
作。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风格相类,却
诗”即指亡佚的古《诗》。此处的《古诗十九
是事实,:“河梁之作
首》,严格说来,应当称为“拟古《诗》”。结合
前人对《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猜测,其文体来
、:“《古
源不外以下几种说法。
、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
(一):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
诗,。”明王世懋、许学夷、
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张历友《师友师传
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
录》多推定《古诗十九首》体出于《国风》。③
《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二)出于骚体。元杨维祯《东维子集》卷
(六)将乐府古辞改易成五言。此说上文已
7《赵氏诗录序》:“《风》、《雅》而降为骚,骚有辨析,不予采信。我们不得不承认,《古诗十降为《十九首》。”王士祯称:“《风》、《雅》后九首》某些诗篇的歌辞,与乐府古辞有相同的有《楚词》,《楚词》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表达词汇,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足以成为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张历古诗由乐府古辞改化而来的证据。友:“其在楚骚之后无疑。”是知《古诗十九首》据上文所证,由于《韩诗外传》已经引用虽在《楚辞》之后,然亦源于《诗经》。相似的诗句,并称“《诗》曰”或“古诗曰”;
(三)出于赋体。陆时雍《诗镜总论》:“《十宋薛据辑《孔子集语》引亦称“《诗》曰”,则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古诗十九首》有源出于《诗经》的成分是可信可举也。”然赋出于《诗》,《十九首》何能“远于的。许学夷判断“《十九首》本出于《国风》,《风》”?据我们考察,杨雄时代,诗、赋分途已经但性情未必皆正”,是有其道理的。前人推测有基本完成,四言诗与四言赋各自从文体中独立出的诗作出于枚乘,其实并无确切证据;云出于
①
来,五言诗恐怕与赋的关系也不会混淆过甚。苏、李,或者以为苏武曾引用相似诗句。毫无
(四)来源于枚乘、傅毅。刘勰推测:“古诗疑问,《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也词。”李善注《文选》:“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是毫无可能。五言之来,其迹有征。徐师曾不能明也。”严羽称“《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称:“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诗也。《行行重行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这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
其体未备耳。殆汉苏李,是以成篇。嗣是汪洋说明六朝及唐宋人怀疑其中有枚乘或傅毅之作羼杂
于汉魏,汗漫于晋宋,至于陈隋,而古调绝其中。但这只是论者猜测之词,并无可靠证据。然钟嵘曾说:“自王杨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诵靡闻。”同时,傅毅与班固同时,如傅毅曾作五言
②
诗传世,钟嵘《诗品》不可能对此只字不提。
(五)来源于苏、李诗。元陶宗仪《说郛》
①孙少华:《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文学遗产》
2009年第2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
称:“昔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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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③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赵东栓 孙少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
①矣。”此处不及《古诗十九首》,或者即以为其
本文作者:赵东栓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少华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责任编辑:马 光
乃拟体之故。然本其源,出于《诗》无疑。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的结论还有许多亟待深入辨析的地方,特别是对其文体来源及其流变的考察,对其成篇时代社会政治背景的考察,还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分析。尤其是其作者,结合史书也并不是毫无考察的可能。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继续关注这些问题。
①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TheAuthorsandAncientPoems
SunShaohua
Abstract:IttopicofacademicdebatesabouttheauthorandstylisticofthebookofTheNineteenPoems1Basedonthepreviousopinions,wethinkitisagroupofpoemsthatonehusbandwroteandhiswifeanswered,whichhappenedbetweenthewinterofthethirdyearofDihuang(A1D122)andthethirdyearofGengshi(A1D125)1ItwaswrittenlaterandmaybeinfluencedbythestyleofSao,Fu,eventhepoemsofMeiCheng,SuWuandLiLing,butitiscrediblethatitssourceliesinShiJing1
Keywords:TheNineteenAncientPoems;thetimeandauthors;stylisticsources
观点选萃
我国行政垄断的可诉性探析
王仁富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王仁富认为:
为有效规制行政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都规定了相关的行政责任,然而,基于行政垄断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仅规定公法上的行政责任还不充分,并不能有效遏止行政垄断的发生。因此,行政垄断行为具有“应刑罚性”的必要。一般来说,判断一项不法行为具有“应刑罚性”的标准有四项:一是不法行为所破坏之法益的价值与程度;二是不法行为对于行为客体之侵害危险性;三是行为人在良知上之可责性;四是刑罚之不可避免性。与此相应,行政垄断侵害的是一项重大法益即自由竞争机制;自由竞争的机制极容易受到行政垄断行为的侵害;从事行政垄断行为的主体在主观上具有非常明显的恶意,即通过与受益经营者共同实施垄断行为以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竞争者利益;行政垄断行为适用刑罚具有不可避免性。我国《反垄断法》应为实施行政垄断行为的主体增设刑事处罚条款;不仅如此,还应明确规定刑事责任的衡量标准和具体形式;并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或反垄断法中增设“行政性限制竞争罪”或“行政垄断罪”;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主要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尽量避免追究行政主体的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反垄断法的利益保护结构以及民事责任的特有功能,规制行政垄断同样需要民事责任形式,其中,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最基本的形式。因此,《反垄断法》第51条有关经营者民事责任的规定理应适用于行政垄断,这需要在实施细则中加以明确。考虑到行政垄断在本质上与市场垄断一样,都是为获取经济利益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因此,确定垄断的受益者向受害者进行补偿的经济赔偿制度是一种非常直接而有效的制裁方式。而行政垄断的受益者可能包括实施垄断行为的行政机关和获利的经营者,但根据我国实情,对于前者可适用实际损害赔偿原则给予行政赔偿的制裁,对于后者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给予民事赔偿的制裁。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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