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震的资料 蒋方震(1882.10.13—1938.11.4)，名方震，字百里，又号澹宁，浙江海宁人，国民党追赠 陆军上将(1938)， 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 他致力于救亡图存， 努力介绍世界新思潮， 国民政府谓之为近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他精研兵法，着力介绍国防新知识，著述宏富，赢 得“兵学泰斗”之誉而驰名于世。 1882 年 10 月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大族之家。他的祖父光煦是个著名的藏书家， 刊印有《别下斋丛书》和《涉间梓旧》问世。父亲学阆生来左臂残缺，动作比较迟钝，自幼 受家庭歧视， 忿而弃家出走， 途遇一位行医的父执带回海盐家中， 授以岐黄之术以继承医业。 母亲杨氏，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1885 年，百里呀呀学语时，母亲便授其方块字，随后年 龄稍长， 又绐他讲述 《封神榜》 、 《西游记》 的故事。 他听得眉飞色舞， 有时溜到镇上小馆里， 爬在茶馆喝茶的桌上，大声讲述姜子牙登台拜将，孙行者大闹天宫，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 把小圆眼一瞪，小辫子一抖，茶博士和茶客们部被逗得哄堂大笑。有时，他召集一班小儿编 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对阵，自己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军。 1894 年，百里的父亲病逝于海盐，家中生活无谋，母亲乃叫他回硖石，奔走请求于族人之 门，得伯叔们公议，集田三十亩，母子依为衣食。其时，蒋氏家塾开课，百里时时溜到书房 里去听讲，倪勤叔先生爱他聪慧，又知他家境清寒，便对杨太夫人说，愿领百里读书，不收 束俸。从此百里就随勤叔读书。 1898 年，十七岁的百里考中了秀才，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应考，便在伊桥镇孙姓亲 戚家中教书，并订袁花查氏为亲。因百里后来留学日本，查氏等了十二年才与百里完婚。一 天他到桐乡县探访一位同族塾师，在那人家翻到桐乡县令方雨亭所拟的“观风卷”(新官上 任，考试属下学子的卷子，以测验当地的学风)，便把上面的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 好了文章，如期送往桐乡县衙门交卷。 百里的文章受到方县令的极大赏识，考取了超等第一名。方立即派员调查这位考生的住址， 请他到桐乡相见。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硖石、伊桥两镇，人人都知道海宁出了一位天才横溢 的神童。 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时，方知他做教师只是因为家承亲老的缘故，乃勉励说：“天才不可 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大器。”不久，他被方县令带到杭州，介绍到求是书院求学。在书院的 一切费用，也都是由方县令供给。后来，方调任丽水，对百里的学习仍然很关心，每次进省 城都要到书院看望，送给他一些书籍和零用钱。 1900 年，八国联军
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此事在求是书院中发生反响，不少学生偷阅 违禁书刊，并秘密组织“励志社”，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先生私下告诫 他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是年冬，唐才常 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百里激于义愤，作了一首悼唐的诗，被书院总理陆懋勋 拟予以除名处分。后来，由于得到林太守和方县令的合力资助，离开书院到东京求学。 1901 年，百里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那时候，东京 是中国两大政治派别互相角逐的大舞台，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另一方是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双方各发行自己的刊物，前者为鼓吹君主立宪的《清议报》 ， 后者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民报》 。百里以化名向 《民报》 投寄论文， 但未加入任何一派。 此时，浙江留日学生包括习文习武共三十五人，在百里建议下组织了旅日留学生同乡会，并 发行刊物——《浙江潮》 。百里自任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的长篇论文， 以博古论今的笔调，从十八世纪的西方革命运动谈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 《浙江潮》问 世后，各省留学生纷纷仿效，湖北学生有《汉声》 、江苏学生有《江苏》 、湖南学生有《游学 汇编》等等。 留日学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主持会务的干事。1902 年底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 霖、章宗祥报告一年来的会务经过，有人提出质问：“卖国贼蔡钧(清朝驻日公使)驱逐吴稚 晖(留日学生)回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又有一人上台大喊：“请注意，曹汝霖就是 留学界的一名奸细！”曹却矢口否认，并解释得头头是道，使大家无以追究。但当改选干事 时，百里突然上台发言，力陈曹汝霖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使其无以辩驳。 百里与同期同学蔡锷两人年岁相同， 弃文习武的动机相同， 因此一见面便成为志同道合之友。 当时在士官第三期就读的还有李烈钧、 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崇智、 蒋尊？ 等。百里与蔡锷、张孝准三人都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留学生中有“中国三杰”之称。百里 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被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1905 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参加，颁发给百 里指挥刀等奖品。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历来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不免 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
毕业后，他以少尉资格在联队服务，曾入经济学校实习后方勤务。士官学校自第四期开始， 中国学生入学者更多，单是百里求是书院的老同学就有十余人。因此，他与投考生商办了一 所临时预备班，每星期日用半天时间给考生们讲解入学须知和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 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等。 1906 年，百里由日本回国，在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不久，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在东三省总 督赵尔巽处充幕僚，又把他推荐给赵，与此同时，浙抚张曾扬也委他为浙军标统(即团长)， 相约前往。百里当时认为日俄两国，将为中国之最大敌人，而俄国之侵略野心尤甚于日本， 最足以发生战争地点也将是东三省。 因此筹划东三省的国防建设， 实为最切耍之急务。 所以， 他毅然辞却浙抚的委任而驰赴东北。 到达东北后， 他将自己对东三省国防建设的意见贡献于赵总督。 总督极为赏识， 乃破格用人， 畀以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职务(等于总参谋长)，负东三省国防建设与军队训练之重任。其时， 他的士官同学兰天蔚、张孝准，吴禄贞、宁调元、张绍曾、林摄等人均在东三省训练新军， 大家意气相投，倾心于建设新的国防。 盛京的建军工作刚开始， 新旧两军的矛盾就有如水火之不相容， 其中露骨地反对建立新军的， 为行伍出身的淮军羽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 三个月后， 陈仲恕得知张勋和 张作霖都迁怒主持操练新军的百里，便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场，趁早到德国实习军事，以求 深造。 百里遂直接对赵说： “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 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于上。 当今之世，
德国陆军最强，我希望有到德国实习陆军的机会。 ”他的希望立即得到赵的满足，是年底即南下由日本转道至德国，进德国陆军大学深造。举 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是德军的最高统帅，曾特约百里交谈。在交谈中，他对百里的风度翩 卸，识高学博，深为器重。在德军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期间，百里见识了著名军事学家《战 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俩人交谈后，伯氏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 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百里嗜书如命，好学不倦。赵尔巽汇来的钱，他大部分用以买书。由于爱好广，所购文史方 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例如《哥德集》《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 、 、 、但丁《神曲》 等，又好旅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 文艺复兴时代，不禁悠然神往。这次浏览，为他后来著译《欧洲文艺复兴史》打下了基础。 1907 年，百里
的拜门老师荫昌将军出使德国公使。当时德皇以英日同盟足以妨害其海上之 发展而怀疑忌，百里与荫昌将军乃向德皇建议，组织中德美三国同盟，以事对抗英日同盟。 德皇极赞成，准备派其皇太子聘间中国，并建议中国派遣特使赴美进行磋商。于是，百里与 荫昌奉命于次年一同回国，以作诸种准备。后因美国总统改选，继任者无意于此种结盟，致 其事无所成就。 不久，百里被赵尔巽调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原职。他通过对欧洲各国形势考察后，对于俄国 之侵略中国野心，体认更为深切，所以一到东北即着手对俄国防建设之计划，并派其参议官 李英华赴俄留学，以从事俄军情报之搜集。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 全国响应。 百里密与吴景濂、 蓝天蔚等联络， 期谋东三省独立以事策应。 但因其时新军(张绍曾、吴禄贞等部)均已调入关内，沈阳新军仅有第二混成协，而赵尔巽又 将旧军张作霖所部调往省城，独立之举只好作罢。张作霖等对百里的操练新军早存不满，这 时更思杀之而后快。百里知情不佳，便立即登车南行。他上车后，一时急欲就厕，照理车未 开，厕门不得开启。侍者因他来头甚大，破例为之进。为了防止乘客接踵而进，随手将厕门 锁起。就在这一瞬间，张作霖随带卫士追上车来，问一侍者“蒋总参议在哪里?”恰这位侍 者不知道百里在车上，便答以未见上车。张还欲搜查，火车汽笛大鸣，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百里闯关南下后，被浙督蒋尊簋聘为参谋长，随后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和总统府顾问。1912 年冬，滇督蔡锷准备推荐百里为云南民政长，约先于昆明相晤。一天，百里到陆军部向总长 段祺瑞辞行。此时，段已得知总统袁世凯准备任用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料想百里不会舍熊 掌而取鱼， 便向他透了口风。 百里一听， 乃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这是一件有关建军的大事， 总长如果把这件事委托给我，我就不到云南去了。”他这一果断的决定，却打破了段准备任 用私人的预谋，从而埋下了恶根。 12 月 15 日，百里以陆军少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兴高采烈地到军校上任，以为从此 可以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建军救国的抱负了。军校一千五百名学生都到校门口列队迎接，见 新校长是个年轻的白脸书生，身着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乌 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显得十分整齐、严肃、英俊，个个打心眼里敬佩。他到 校的第一次训话，内容为精神教育与学术教育。他说：“什么叫精神教育呢?譬如四百入与 四十人战斗，当然是四百人那一方要获胜，但是那四百人方面没有团结的精神，
一个，一个
地或三五成群地与四十人战斗， 而四十人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就能战胜四百人。 什么叫学术教 育呢?重要的在于研究心。德国、日本是军事学术优良的国家，难道是天上神仙下凡教会他 们的吗!不是，是努力研究军事得来的。”他谈了自己在日本、德国研究军事十余年的一些 体会，认为学习外国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国防，以它山之石攻玉。最后对学生说： “你们在辛亥革命军中，当过各级军官的不少，今天能够辞了军职来到校中当学生，这种精 神， 可望‘凌欧驾日’。 今后一切事情， 方震率先躬行。 如果我作好了榜样， 你们不跟着来， 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从此以后，百里积极认真地整顿学校。他首先抓了五件事：第一是抓清洁与严肃。认为清洁 与严肃，是一个国家文雅盛衰的明显标志。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象征国民散漫而 无组织。所以，他一到校就叫西装裁缝量好全体学生的体裁，每人发，给一套新军服，一双 皮鞋、马靴，其它一切装备也都换上新的。对学生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戴正，钮扣 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他都亲手给以纠正。第二是改善学生的伙食。每天，他必巡视厨房， 考察食物的卫生与营养成份， 并与学生同桌进餐。 第三是严格规章制度。 规定学生互相帮助， 互相监督，每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到操场巡视一遍，晚上 查宿，检查制度落实情况。第四是调整教学队伍。他请求陆军部将能力差的原教育长毛继承 调换工作，推荐他的土官同学张承礼为教育长。对不称职的教官也准备一一调换，亲自物色 日本士官生聘为教官。第五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外语和战术两门课，非请假不准缺课，如遇 教官请假， 他就自己代课。 他还经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教学要点， 要求教官除按教材教课外， 还应讲述可能发生的临时变化， 指导学生临机应变的技能。 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 官和学生举行讲演会，讲述中外古今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他自 己签名赠送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的《中国之武土道》 ，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和忠于 职守的嘉言懿行。他仿照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以养成共同生活和相互促 进的感情。 百里任事三个月后，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见无论从形式 或精神看起来，学校都有显著的进步，因而更想对学校做一番彻底的改革。但是在北洋派段 祺瑞、魏宗瀚、丁锦把持下的陆军部，不允许别人办好学校
。对百里提出的炮科要增加炮， 骑科要增加马、步、工，辎重兵科要增添设备以充实教育内容，以及学校改革需要的经费， 都迟迟不做答复，甚至多方掣肘。对一些学识很差而与段、魏、丁有关系的连排长，也仍然 得不到撤换；对他多方物色到的东西洋留学归国愿到军校任职的人才，陆军部多方挑剔，不 予批准。对此，百里曾屡次亲自入京交涉，均无结果。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已日渐 暴露，南方各省正在酝酿反袁。学生请假离校、潜赴南方各省参与反袁活动者日多。他对学 生们说：“中国的事业方才开始，青年们学业未成，何急急为?”“诸葛亮为什么要等三顾 茅庐而后出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尚未成熟耳！”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感到陆 军部有意刁难，校事受阻，学生离校，学校前途难于乐观，于是履行了他的诺言。 1913 年 6 月 18 日早晨，百里在操场上集合全校学生讲活。他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 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 责罚我自己。 现在看来， 你们一切都还好， 没有对不起我的事， 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 是我对不起你们。”学生们看见校长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沉，一时摸 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 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适，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
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他深情的目光向学生巡视一遍，说了声“立正不要动！”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接着 传来似乎是个玻璃瓶爆炸的声音， 学生们齐向办公室门口望去， 只见校长端端正正的站立在 石阶上， 目光直射着学生， 双手用力按着他的指挥刀。 学生刘文岛突然大喊： “校长自杀了！ ” 全场师生见校长的胸部军装被鲜红的血浸透了，都慌做一团，纷纷上前抢救。教育长急忙打 电报给公府，请派医生来抢救。袁世凯闻报后，电交通总长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馆，派了最好 的外科医生至保定来为百里治疗。 百里自戕时，是用“白朗宁”手枪对正自己胸部射击，恰工役李如意正站在他的旁边，惊慌 间挪他的右手一下，枪口稍偏，子弹由肺叶中间穿过，所以经过医生抢救治疗，脱离了生命 危险。 百里自戕前夜写了好几封“遗书”放在办公桌上。其中给教育长张承礼的信，内容是：“耀 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职。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 以告学之语告之。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
的不能达到。勿以彼 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家中薄 田数亩， 老母寡妻， 尚能度日。 ……”致教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信， 内容是： “半年以来， 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 也。……” 遗书发表以后，不仅在学校掀起了大风潮，而且震动了全国朝野。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 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校代表团。代表团除通电呼吁外，还上京请愿，指责陆军部 魏宗瀚、丁锦等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教官张翼鹏、杨言吕等陆军士官数十人亦联名向 总统府控告魏、丁等人任用私人，把持军事教育的种种罪状。各省区都督或其它将领，纷纷 发电慰问。 鄂督黎元洪特派代表来看望百里的伤势和安慰学生， 直督冯国璋派他的军医处长 来校为百里治疗；滇督蔡锷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申 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电，成了当时哄动全国的一项重要新闻。 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了一道严厉命令，说该校校长蒋方震自戕，系陆军部军学司魏宗瀚、教 育科科长丁锦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军事教育关系国家前途，何等重大，岂容部员任意 把持！着派荫昌(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陈宦(参谋本部次长)前往查办。 百里从此不再回校任事，学生们每人洗了他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百里的伤势好转后，日本军医监要回北京。经学生代表的要求，留下护士长左梅继续护理。 左梅每天给百里把脉、量体温、递饮食，渐渐地和病人交谈起来。一天，她对百里说：“忍 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 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 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百 里听了左梅这番话， 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不禁产生了爱恋之情。 两星期后， 他向左梅表示： “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 但是， 以后遇到生死关头， 没有象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提醒我， 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 百里伤势痊愈后，到天津休养了三个月后回到北京、袁世凯下手谕委他为公府军事处参议。
因公府军事处处长是段祺瑞兼职，袁怕百里受委屈，故叫他暂时不要到公府办公。一年后， 袁派王士珍继任军事处长，百里才到公府办事。他为袁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对孙子兵法 作了通俗的解释，逐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
后来，百里在川田医院疗养的时候，仍由日使馆医官平户担任主治，左梅担任看护。一天， 平户对左梅说：“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这是有关你的终身大事。校长托了总统，总统托 了公使， 公使又转托了我， 叫我征求你的意见。 ”左梅只是回答： “这或者是职务上的误会， 我没有旁的意思。 ”过不了多久， 百里的侍童史福又悄悄地塞给左梅一封信， 信上别无它语， 只是求她不要离开医院。左梅归国后，百里还是一直给她写信。左梅只好在回信中向她吐露 真情：“我说假话是说不来，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 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 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百里接到这封信后， 不但不死心， 反而给她的信写得更多了。 最后一封信说： “我因你而生， 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左梅这时不得不把此中的经过全盘地揣出来， 并把密藏着的一叠叠的来信全部掏出来给父母 看。母亲看信后说：“一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把一生的命运带来，你救过他一次，就再救他 一次吧!爱情是无国际的， 我料他终身不会亏待你， 你若舍去他而嫁别人， 此生必耿耿于怀， 这对你也是不利的。 ”左梅得到父母的同意后， 不久来到中国， 在天津德国饭店与百里结婚。 成婚后，生长女昭、又生次女雍。杨太夫人急于得孙，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纳之为妾， 但始终无所出。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粉墨登场，宣布恢复帝制，激起全国人民愤慨。百里对袁的皇 帝梦早有察觉，还是蔡锷在北京受软禁时，他就与蔡谈过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 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种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 利的工具，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所以在那时他就与蔡锷、梁启超决心抛弃利用袁氏建军 的幻想，计划南下走反袁救国的道路。 1916 年 3 月，百里由北京秘密到上海后，原拟转道赴川。适岑春煊在广东组织“两广护国 军都司令部”，任梁启超为都参谋(即参谋长)。梁不懂军事，参不了谋，便电召百里赴广州 与之一见。百里一到，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出师计划股”股长，执行参谋长的职务。 袁死后，北京政府新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抵成都后，电请百里入川商 讨川局善后。百里便从广州转上海由长江溯流而上，到龙泉驿与蔡相会。这时，蔡的病已入 膏盲， 结核菌已侵入喉管， 嗓音沙哑不能成声
， 月 9 日， 8 北京政府批准蔡给假两个月养病。 蔡希望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东渡就医， 乃商请百里权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 百里却愿以总参 议之名陪蔡东渡，于是蔡改派罗佩金为参谋长兼代督军，戴戡代理省长。9 月 9 日，百里陪 蔡锷东渡，到日本九洲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就医。”月 8 日蔡见自己病势垂危，随口授百里代 写遗电，蔡刚把话说完，就溘然长世。百里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说：“一年以来，公恶衣 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 实与阵亡者一例也。”北京政府接到百里电报后，明令追赠蔡为陆军上将，予以国葬。 1917 年 2 月，百里的夫人左梅分娩在即，乃移居北京的奶子府。这时，罗佩金、戴戡按照
蔡锷生前的计划， 电促百里入川任督军。 所以， 他在长女蒋昭生下来的第二天， 便南下长沙， 拟视蔡锷茔地后转程入川。可一到长沙，湘军将领有他的士官同学和保定门人，都坚留他小 住几天。那知这一留，倒把他从阴间拖回到阳世来了。他由汉口转往重庆时，还没有听到四 川方面的任何风声。由重庆改乘山轿西行，到了山阴镇，突见他的学生李拯中化装叫化子迎 面走来，才知道川滇黔三角战争已起，戴戡和张承礼均为川军刘存厚部所杀。得此凶信，他 只好辗转回北京，晋陆军中将，任总统府顾问。 百里任总统府顾问，只不过是大权在握的段总理羁縻他的一个空头衔。不久，财政总长梁启 超兼任北京松坡图书馆馆长，聘请百里主持图书部事务。自此，他一边参加松坡图书馆的工 作，一边译书自遣。 “五四运动”前夕， 梁启超精选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人组成欧洲考察团， 以“民间团体”参 加巴黎和会， 并巡视西欧战场， 考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败的原因及欧洲战后新形势。 百里以军事名流作为考察团的成员，于 1918 年 12 月 23 日由北京动身，1919 年 2 月 11 日 到达伦敦。 在伦敦住了一个星期，即转赴巴黎去观光 2 月 18 日的和会开幕式。考察团在巴黎住在中国 公使馆附近的先生街， 每晚讨论中国应向和会提出的各种问题， 以备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参 考。 巴黎和会闭幕后，考察团于 3 月 7 日由巴黎出发，从马仑河经凡尔赛，折而至莱茵河右岸联 军阵地，再到比利时，循缪司河穿过兴登堡线返抵巴黎。参观战地完毕后，百里受梁启超之 请，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 以反对军阀和军国主义。 ， 此文的结论是： “军阀之为政， 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兵之为物也， 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
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 在欧洲十个月的考察中， 百里与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 梁还自己出题目请法国 名流轮流讲解，百里负责记录。回国后，他就著译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梁作序，由 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向国内介绍世界新思潮。百里认为：要发扬中国之文化，必须解除过去 之束缚，获得思想之自由，始能推陈创新，有所建树。欧洲之所以能冲破宗教黑暗，创造出 现代之文明，实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人生之醒觉。但他又顾虑到自由思想之流弊，易于走 向横决放荡，以至沦于堕落罪恶之途。因此，又译英国斯迈尔著的《职分论》《职分论》里 。 说：“人之生于世也，必各有不可不尽之职分。……而至高至善之人，决不以自身之幸福与 名誉为其一生之目的。人之生也，固别有至强之动力，即导源于众善所归之事业是也。”所 谓事业，即为“至高至善之人，必须为其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之人类谋福祉，乃 为人生之职分。”对此，百里引述中国《大学》书一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对人生职分之解释，并认为这是人生遵循之轨范。 五四运动后， 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在北京建立了三个推进新文化运动 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二是“共学社”，三是“讲学社”。百里是前两个机构的主持 人，“讲学社”的总干事。在这同一时期，他还主编了《改造》杂志。 当时，国人苦于内战打个不停，涌起了一片“废督裁兵”的呼声，反对“以国家豢养之兵， 供个人争权夺利之私”。百里应形势之需要，撰写了“裁军计划”与“精兵主义”两文，恰 中人们心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20 年，谭延闿在湖南提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省政府邀集了一批省内外名流，在岳麓山 举行讲演会。百里应邀请作了演讲，并参加了湖南的制宪工作。不久，他当选浙江省议员， 参与“三色宪法”的制订工作，即制订三种省宪，红皮代表左倾，蓝皮代表右倾，黄皮代表 中间派，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解决。 百里一度做过孙传芳的座-七客，吴佩孚的参谋长，企图团结直系残余势力，联合南方的新 兴力量，共同讨伐奉系，进而统一全国。 1923 年，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练兵，聘请百里每星期到军中讲演一次军事学。百里南下葬母 北返时，冯部五位旅长公宴欢迎，把冯请他任参谋长的想法转告他。百里不愿以无党超然之 身卷入政争漩涡，便婉言谢绝。一天，百里照常去讲演，走进张之江旅长室，室内无人，外 面有电话打进来，百里无意中
把听机接在手里，听得对方兴高采烈地报告好消息：“喂，事 情办好了，黎老头儿已经乘车出京了哇!”这就是 1923 年 6 月 13 日北京军警“逼宫”之一 幕，以索饷为名逼走了总统黎元洪。百里把这消息告诉张，张便问：“您看这件事情应当怎 么办?”百里直率地说： “总统好不好是另一问题， 总之应求政治解决； 军人不应有此动作。 ” 说完， 他见张一声不吭， 自觉交浅言深， 从此不再到冯部讲演了。 冯玉祥对他是十分敬崇的， 在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时，把“蒋方震日”同“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 等人的名句并列其中，并编印成册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 1924 年 9 月 17 日，吴佩孚在北京主持讨奉军事，找百里密谈，请他同往伐奉。百里认为讨 奉之战仍为军阀混战，便对吴说：“我离开那边多年，今昔情况不大同，未便妄参末议。” 接着吴又请他指挥两师军队开到湖南， 防止西南乘虚北伐。 百里更不愿置身于南北战争的冲 要，但内心却觉得这位“北方之强”，对于一个毫无渊源的局外人，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 而加深了对吴的好感。 是年 10 月 23 日，百里去看望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侄儿慰堂，忽见城门关闭，大街上到处张 贴“陆军检阅使冯”的告示，知道直系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慰堂说：“子玉(吴佩 孚字号)是完了，当他危困的时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当天即到秦皇岛与吴相见。他分 析吴四面树敌，南北两面作战，大势已去，必不会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而夜郎自大的“常 胜将军”吴佩孚，至此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百里与吴意见相左，稍住几天，便由天津 南下上海。这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拉拢士官同学，闻百里南下，便到处找寻。一 天，孙到百里的好友张宗祥家，见百里也在，如获至宝一般把百里请了去，任命为总参议。 1925 年 10 月，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后，南下汉口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 令部，自任总司令。这时，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主持全局，并请百里任 吴的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这时，百里已与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门人刘文岛、 李拯中两人与广州方面取得了联系，故欣然赴约。他打算先田结直系内部，然后从中牵线， 使直系与广东的新兴力量结合，共同伐奉，达成南北统一。孙传芳打下南京后，百里见吴佩 孚仍未赴宁主事，乃主动到汉口就任吴的参谋长。可是，吴佩孚这时的想法与百里的打算大 相径庭。吴想的是先打冯玉祥，再打张作霖，先消灭唐生智，再荡平两广。百里告诫吴不可 四面树敌，尤不
可两面作战，过问湖南的事。奈何吴的联奉伐冯的计划已经成熟，他只好请 假回上海，随即向吴电请辞职。吴见他用的是明电，认为“范增辞项王而行，乃是项王的奇 耻大辱”，故看了电报，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1926 年，唐生智的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唐请老师百里与刘文岛为湘军全权正副代表，到 广东接洽北伐问题。因百里已回上海，刘文岛衔命先行。刘在广州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 介石时，蒋向刘表示：“百里先生如肯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的进展必然大有帮助。他是老 成持重的稳健派，稳健派参加革命，能使国人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具有提高士气和转国 际观感的双重作用。”此时，孙传芳也约请百里任“五省联军”的总参谋长。当百里不愿就 任时，孙传芳又要他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百里见孙求之诚恳，乃介绍丁文江自代。 百里对孙的期望也象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孙与革命军合作。一天，孙密召百里 与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 江苏省长陈陶遗至私室商讨与南方战或和的问题。 百里与陈仪都主 张与革命军合作讨奉。他还向孙提出具体的建议：由五省联军担任津浦线，革命军担任京汉 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这时，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 争取孙的合作。孙乃决定召开军事会议，公开征求五省将领的意见。不料陈调元首先站起来 请缨讨赤。陈向以圆滑著称，从不作极端论调，而且只求保全实力，害怕冒险牺牲，又不是 孙的嫡系，所以孙觉得五省士气大有可用，不妨与革命军一决雌雄。 百里和陈仪见孙传芳变了卦，把孙拉到密室里说：“雪轩(陈调元字)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莫 上他的当。 ”孙口头虽说“我一定不会打， 你们不要不相信我。 ”暗地却又下达了打的部署。 后来，五省联军在江西一败涂地，孙由反奉变成降奉，百里每与人谈及此事，总是愤慨地说 “竖子不足与谋”。 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蒋介石派刘文岛到上海，迎接百里来南京，在三元巷总部接谈。蒋问 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看法，百里认为，国民党统一中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外交方面。中 国的外交第一线是日本，如果日本对中国革命怀有戒心，势必引起中日纠纷。并对蒋介石献 策说： 革命军在打倒本国军阀的阶段， 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 莫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 等到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蒋介石听后，深以为然，表示愿领 “先生”之计。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前， 蒋介石请百里做保证人， 起用唐生智接长唐山驻军， 以斩断桂系的“蛇 头”，并要百里同
主持北平行营的何成浚接头，具体商办。百里则献了一个连环计：起用唐 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辖第八、九军，第九军军长由何兼任，而第五路军又归北平行营指挥。 这样一来，何是唐的直接上司，唐又是何的直接上司，相互牵制。蒋介石依计而行，唐很快 接收了白崇禧所率的唐山驻军(原是唐的旧部)，逼走了白崇禧，使桂系的长蛇阵断去了头。 事成后，唐生智将五路军总指挥部设于北平顺承王府旧址，电迎百里及夫人左梅北上，移住 锡拉胡同旧居。 蒋介石对唐生智总是不放心， 不久又内调唐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虽未解除其五路军总指挥的 兼职，事实上想把他留京内“翊赞中枢”。百里对蒋介石的用意是很明了的。所以唐问计于 他时，也只好劝唐南下，免生祸端。 蒋、冯大战中，蒋介石想请百里代唐生智担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卑部对冯玉祥作战，反复电 催他来京面商一切。1929 年 8 月，百里应召到南京时，蒋介石给以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 自下关至新街口一带， 沿途高悬“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的横幅标语， 下车后盛宴为之 洗尘，以国府文武大员作陪。宴后密室私语，蒋介石请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南下讨冯。
百里不愿以师道之尊而夺门人之席，便提出两个理由回绝受命。他说：第五路军中的第八军 与唐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如果临阵易帅，必将影响士气；第二，以浙江人而领湘军，即使上 面将领不反对，必将引起下面官兵的怀疑。蒋介石见他说得有理，不好强逼，只得作罢。 随后， 百里又出面担保唐生智不至与冯玉祥联合， 劝蒋介石对唐用之勿疑。 蒋介石一再考虑， 此时除利用唐部外，其它也无可调之兵，乃接受百里的意见，放唐生智回到军中。 唐生智率部与冯玉祥部作战，很快打到郑州、洛阳一带，迫使冯部退驻潼关以西，蒋介石非 常高兴，特传令嘉奖。可是，唐突然于 12 月 5 日领衔通电劝蒋介石下野。百里得知后急发 密电与唐，提出“东不如西”的建议。这本来是他曾在北平参加唐父六旬寿典时，所写贺联 中的意思。贺联作的“北方大将，西域奇才”之句，即是劝唐抛弃内地的蜗牛蛮触之争，步 左宗棠之遗规，完成建设西北国防的宏伟工作。不料唐早已定下了“挫冯倒蒋”的计划，即 出兵挫折西北军的锐气，然后转旆东征，取蒋介石而代之。并认为除中央军外，所有的杂牌 军听其指挥，不难一鼓而下金陵。百里则对唐说：西北军内部已经解体，如继续西进，西安 唾手可得；如进兵南京，必与蒋介石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这是军事冒险，殊非智者所取。他 还指出杂牌军不会都听其指挥，可唐不听，
以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后， 百里仍然住在上海富国门路(唐孟潇为他购置的房子)， 友人张宗 祥劝他暂时避开，百里则认为自己与南京政府中熟人尚多，不必躲避。可是刚过两天，他的 房子周围被暗探日夜守住， 不能出门一步。 旋即被解往浙江， 软禁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孤岛上。 后因在他住宅搜出无线电台和与唐通款的密电， 所以又把他解往南京， 与邓演达关在一个监 狱里(总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军法处的审问。百里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二十个月，直到宁粤 合作，保定军校出身的陈铭枢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代行政院长时，陈与党国元老吴稚晖 同在蒋介石面前为其说情，才得到释放。 百里出狱后不久， 发生了“一二八”抗战。 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 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 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 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 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 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 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 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 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百里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国防建设不可或缓。所以他一面从事 国防工业、 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工作， 一面向国人介绍现代国防新知识， 写了大量军事论著， 内容极其繁富。 1934 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 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 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 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 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
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 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 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
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 煤钢计划时，他着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 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 都不是安全区。 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 郴州以北， 而萍乡的煤， 宁乡、 醴陵、 永兴的铁， 其质量都是可用的。 ”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 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 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 五次透明无色， 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 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 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 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 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 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 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 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 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之名义出使欧洲考察总动员法。船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 时， 英国总督清百里和同船而行的驻法大使顾维钧、 驻意大使刘文岛参观该港新落成的防御 工事。 参观中百里惊叹他们设计和施工的宏伟气魄， 但又提出这是一座防海而不防陆的要塞， 如果敌人从陆地来攻，它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浪费了。后来，日本果然是从陆地取道暹罗(泰 国)攻陷新加坡的。 月到达意大利时， 9 他访问了黑衣宰相墨索里尼， 参观了拿坡里的秋操， 研讨了意国的战时总动员法。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后，他单身到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国 考察军事。 到德国考察时， 他把蒋英蒋和两个女儿留在德国学习， 偕夫人左梅到法国、 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后，于 12 月初回国。 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 ， 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 利等国， 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 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 他说： “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 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 国道计划，表面看来着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
公路路基筑得极 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 划， 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 ”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 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 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 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 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 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 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 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 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 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 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 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着其发展，今 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 随之而更大。 ”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上次大战当然有 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 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 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 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 将起重大作用。 回国后， 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 写出了 《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 一文， 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 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 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 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 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 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
落后国， 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 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 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 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 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 夫，为着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 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着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 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这一时期，是百里思想蜕变的过程，也是他军事思想发煌的阶段。除从事国防工业、经济建 设和出国考察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历史、国防思想。他认为研究军事研究传统不能割断历 史，新的军事科学总是建立在已有的军事科学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把 握当前军事理论发展的脉搏。他熟读了大量兵书，特别是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并善于 抓住要点，找出本质的东西，提出新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孙子新释》《孙子浅说》《国 、 、 民军事常识》《从中国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国防论》《东方文化史及哲学 、 、 、 史》《战斗与生活一致》《法西斯与民主》《辅佐阶级与主权阶级》《以政治控制军事》 、 、 、 、 、 《论宋之外交》《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论著。 、 在这些著述中， 百里不仅使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放光辉， 而且以建设现 代国防为中心思想，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时人谓之为“石破天惊之论”， 深受国人欢迎。 冯玉祥说：“读到蒋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终必胜利之理，我读 了更增加胜利的信心。”李宗仁称赞他的文章“凡百指陈，辄精粹具独到之见，论战论政， 推衍周祥， 文出， 人皆争为先睹。 ”范韵诗则认为百里的军事之作， 是一部最好的“兵法”， “如能熟读和善为运用，定可克敌致胜”。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 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 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 位。 推其原因， 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
知识之缺乏， 贪欲无厌。 所以他在 《国防论》 中指出： “无 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国防论》 他在 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 “万语千言， 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 建设国防， 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 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 后方却充满着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 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 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 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 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 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 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 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 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 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 的名言。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 “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 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 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 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 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 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 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 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 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 行其任务。 所以， 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 “所谓国力的要素， 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
之中国 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 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 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
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 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 但一点常识也没有， 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 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 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 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 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 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 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 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百里赴美考察回国后， 奉命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 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凌晨即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西安事变。他与蒋介石的军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十余人被扣于西京招待所。当天下午。 张学良走进百里的房间，把“兵谏”的电报全文交给他看，百里看完中文后，对张、杨的正 义行动表示赞许，但他对张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很够，特别在 招待所里，有两支枪就足够对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又怎样?”13 日上午，张得知南京何 应钦主张出兵西安， 更担心何派飞机来轰炸， 乃问计于百里， 百里告诉张： “委员长在西安， 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 ”并问张“委员长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提条件， 他怎样表示?” 表示自己愿意去劝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 16 日下午， 百里到高桂滋公馆见到蒋介石， 蒋对百里说： “张汉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 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百里说：“南京与西安之间相持不决，已经形成 僵局，赞成派人去商谈一下，但本人与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 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百里同蒋介石谈后，便同张学良回西京招待所。他问张：“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之中，你最 恨的是谁?”张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字)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 他不顺眼。”“那么最好
派铭三去。”当张不明其意时，他便说：“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 去， 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 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 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张学良完全同意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 轰炸西安的手令，给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接着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蒋介石怕亲笔手令落在 张的手里，传出去将成为一个笑柄，因此不肯写；张又怕蒋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他 们关起门来说私房话，对己不利。百里就给张出主意，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介 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即同时退出，此意见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同意，蒋鼎文于当天从 西安飞往南京。 不久， 宋子文等人来到西安， 中国(此词汇已屏蔽)周恩来等同志也来到西安，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百里于 12 月 27 日飞抵上海。 百里过去在蒋王朝中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自西安“同难”后，蒋介石对他就比较亲近了。 1937 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 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 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 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 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 路， 战争即将爆发， 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 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 他胸有成竹地说： “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
学， 拖到东西战争合流， 我们转弱为强， 把敌人拖垮而后矣。 ”他讲到在济南、 青岛、 汉口、 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 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 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 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 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这一年 3 月，中日战争已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介石在“夏都”牯岭设立暑期训练班，抽调各 省高级将领，轮流前来受一次短期军事训练，百里受聘为训练班教官。他口才敏捷，眼光锐 利而又学识丰富，讲课颇受欢迎。他在作《义务兵役制》演讲时说：“为适应
战争的需要， 扩兵‘既欲其精’， 又欲其多， 而国家经费， 则又有一定范围， 不可逾， 于是义务兵役制起。 以少数之军费，得多数之军队。”并指出其优越性有五：“一日征之能来，二日来之能教， 三日教之能归，四日归之能定，五日临战焉”。 “七·七”的炮声一响，各路将领纷纷返回防地。不久，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咨询机关“参政 会”，在庐山召开第一次会议。白里受聘为参政员，又与周恩来、胡适、梁漱溟等三十余人 受任为国防参议会议员，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 百里奉命第二次出使欧洲， 开展外交战， 争取外援。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外交策略，分作拉拢英、美和分化德、日、意的两个方面。 百里的任务，主要是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是说服德、意两国的对日 关系，不涉及中国问题。他受命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这时出使，正是希特 勒趾高气扬之时，西欧有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东欧巴尔干诸国纷纷反共排犹， 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处此形势，深以任务不易完成为虑。 1937 年 9 月 18 日，百里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启程赴欧。到达罗马后，在中国大使馆下榻， 直到 10 月上旬，意方才由墨索里尼的女儿齐亚诺夫人出面设宴，墨索里尼则避而不见，但 总算通过齐亚诺夫人的口角春风，齐亚诺才约百里于 10 月 12 日相见。 百里与齐亚诺的交谈丝毫未解决问题，便想只有直接见到墨索里尼一面，或许能打开僵局。 因而，他心生一计，请驻意大使刘文岛于 10 月 20 日设宴为史丹法尼(意籍中国经济顾问) 和他本人洗尘。结果应邀前来的有六十余人，是使馆少有的一次盛会。百里即席发表演说， 首先说道：“我和世界人们一样，现在也到罗马来了。”这句开场白引用罗马的古代成语， 意大利人引以为荣，因此满座为之歆动。接下去谈到世界上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今天存在 虽也不少，但是比较强大的，只有中意两国。这两个国家历史上没有仇恨，没有战争，真正 做到和平共处。这一席话讲得大家笑逐颜开，不断地发出掌声。百里演讲刚完，听众都不约 而同地趋前握手，表示内心的共鸣。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一个高级职员向百里的随员薛光 前索去演说底稿，第三天，中国大使馆就接到意外交部的通知：“林谦(即领袖之意，意大 利以此称墨索里尼)约蒋百里将军于 25 日相见，特烦贵大使传达。” 25 日下午 6 时，百里到威尼西亚宫与墨索里尼相见。这时候，国际上调停中日战争的九国 公约签字国将在比京开会，意大利派员参加。所以墨氏提心吊胆地害怕百
里提出要求，请意 方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中国代表的提案。百里深察墨氏心事，故避而不谈，把话题引入到 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的问题上。 “听说贵国将参加德、 日防共协定， 敝国人士引以为忧。 日本以防共为幌子， 其军事行动是自北而南， 其目的并非对苏， 而在破坏中国之独立与统一。 ” 这一番话，使得头大身短的一世之雄墨索里尼大吃一惊，半晌挣不出半句话来。约摸过了五
分钟，墨索里尼才结结邑巴地作出一个极不自然的答案来：“这是无所谓的问题，德日签订 防共协定，而中德两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 随后，又谈到欧洲形势、国联等方面的问题。当墨氏谈到国联制裁意大利，中国代表没有支 持意方时，百里认为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日本侵略中国，同一侵略性质，如果中国承认 意大利用兵东非为合法，就等于间接表示放弃东三省。于是，他回答墨氏说：“中国有中国 的困难，对贵国虽愿效劳，怎奈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对此无能为力。”最后，百里谈到中意 物物交换问题，墨氏欣然同意，并叫齐亚诺同百里详作商谈。 次日，意法西斯举行大会时，墨索里尼向史丹法尼盛称百里的使才，并对昨天的会谈表示兴 趣。 10 月 28 日为法西斯党进军罗马纪念日，百里会见了百忙中的齐亚诺，请齐对 11 月 3 日在 比京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多多为中国帮忙。但齐却滔滔不绝地谈到：“中国以保 存国力为上策……而那些鼓励贵国抗战到底的国家， 意在牺牲中国以削弱日本， 对中国是不 肯以一指相助的。 ”百里对齐的胡言乱语早已不愿再听下去了， 便以严肃的态度斩钉截铁地 打断齐的话说：“你谈话的动机也许是可取的，但中日之战乃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 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会停止。” 与此同时，日本对欧美各国也正在展开全面外交战，劝诱意大利加入防共协定，开展日、意 经济合作等；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上大溃退，也使国际观感为之一变。百里处此险恶的 环境中孤军奋战，但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从罗马到柏林，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和德国第 二号人物戈林将军。 在交谈中， 戈林讲到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认为对双方都是无利的， 不知贵国当局有否接受良好劝告的动机”。 百里爽朗地说： “中日之战， 乃是日本发动进攻， 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接着戈林又讲到“中国逐步接 近(此词汇已屏蔽)”，“日本防共不是假的”，日苏两国历史有仇恨等方面的问题。对此， 百
里避开正面不谈，而绕着圈子指出日本是以防共为幌子，以求遂其征服中国的野心：“日 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握于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以社会 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 《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戈林听到这话觉得很新奇，不禁搓着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百里却不让他开口。“日本外 相广田就是个走亲苏路线的外交家， 他曾口出大言， 有我广田在位， 日苏战争决不至于发生。 日苏两国关于中东路的悬案，就是在他的手里解决了的。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时，他向苏联驻 日大使悄悄声明，此约乃对英而非对苏。苏联把这句不能公开的私人谈话公诸报端，弄得广 田大受其窘，这件事已成了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 戈林听了百里这番话，闪动着狐疑而又动摇的眼光说：“你的话倒很新鲜。”但又回到本题 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 早点收场对你们也有光彩。”听到戈林这话，百里不免有点动情地说：“我们自力更生，不 求任何人的援助。不过，我们的物质条件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 厚望。” 在柏林， 百里见到一年前留德学习的两个女儿， 女儿童椎的天真使他在外交的荆棘丛中得到 无比的安慰。一天，他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汉姆雷特的悲剧(是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看罢回 来时，他思潮起伏，就以汉姆雷特为起笔，写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日本人——一个外国
人的研究》 。后来，这本书在汉口《大公报》上连载时，报纸销数骤增，天未亮人们就等候 在发行部门口买报。 这本书，内分十二章。百里以辛辣的手笔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 理上的影响， 造成了性急、 短视和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 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 他说： “日本古代以鲤鱼比作武士，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临死也不肯动，恐怕(日本人)以切腹而死 为光荣的来源就在于此。 日本人吃鱼要活宰，不懂得中国人‘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君子远庖厨’的意义，养成 了他们的残忍性。”他在书中所论日本人的矛盾与悲观是：“一方对中国用兵，一方却主张 东亚民族大团结，一方崇拜外国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在是无 一件事不模仿西方： 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满洲国’， 又学英国人的 故智企图分裂中国”。他还从日本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及政治、经济、外交、精神等方面分 析了日本的弱点， 指出： “日本对
中国作战的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 人力有限， 野心太大”， “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灭亡”。他把当时的日本比作 正在盛开的樱花，告诉大家，“当它最美，最盛放的时候，也正是凋谢的时候”。这话成为 当时分析日本的一句名言，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最后， 他以一段寓言， 借一位老者的临别赠言： “胜也罢， 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们讲和!” 提醒国人， 中日战争“不打个水落石出， 不拼个你死我活， 这战争是万万不能中途妥协的”。 1938 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 军队在台儿庄：欠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 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 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着这个规律。” 百里在甲板上散步，并肩而走的女儿蒋和突然说：“爸爸，你看我们中国人，有的自尊心太 重，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为这两者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得老老实实地打下 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更不会亡在闩本人的手里。您应该抽点工夫写一篇中国自 古以来抵御外寇的史料，用以鼓励军心与民气，这也是您应尽的天职呀!” 百里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在船上进入沉沉的构思。船到香港后，他把行李搬到九龙饭店，就 在炎热的天气下写成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 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 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 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 是养成中华民族 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 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 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 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 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后来，这篇文章在武汉发表，轰动了中国战时的文坛，都说文章分析得好，比喻得好，誉称 百里为战时的文坛健将。
这时正是抗战最艰危的阶段，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首都。百里应蒋介石的电召，到汉口汇报 在欧洲接洽的经过。蒋介石还鉴于时值国联开会，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应当在国际联 盟提案制裁日本，因而清百里写一篇警告英国的文章。百里欣然应允，很快写成《为
国联开 会警告英伦人士》一文。 他首先把别人诋诽国联的活做了文章的帽子，如用希特勒的话说：“国联乃是一根稻草，中 国想抓住这根稻草渡河。”接着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 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望去，分辨不出到底是和平之宫还是和平之墓，但是近前一看，才知 道这是一所豪华的病院， 一进门就听列沉痛的叫喊， 叫喊得最厉害的是受了空袭的伤病员(指 中国和西班牙)。 ……”借此， 百里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亚热带的民族不宜高寒， 而且西伯利亚的资源远逊南洋， 所以它北进是不可能的。 ”并直接点出中国抗战与英国远东 利益的关系：“我们这次抗战，是替英国打头阵也是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住最后的堡垒。”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 此， 百里非常愤慨。 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 他发表了 《抗战基本观念》 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 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 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提出： “假如说我们机器、 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 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 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 一定就不败”的道理。 接着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 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 他说： “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 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 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 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 “战争的目 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 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 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 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 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 ……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 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 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
了那条路，一样地 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 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 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 。 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 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 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 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 速战， 武力中心在第一线。 所以， “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 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 “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
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 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 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 他说： “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 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 ”并认为当今世界， 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 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 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 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 年 10 月，汉口未撤退寸，百里自告奋勇想到西北军中服务，蒋介石却请他担任陆军大 学校长。陆大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校长一职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因此百里一再谦辞， 只愿居教育长之职。最后蒋介石决定，百里以代校长名义全权主持校务。 不久，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 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 ，第二题为《知与能》 。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 “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 先生。他说：
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 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 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 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 参谋人员， 要以先贤为样板， 尊重自己的荣誉。 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 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 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 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 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 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 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 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 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 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 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 就没有求学的资格。 他指出：“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 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 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 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 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
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 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 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 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 均为舶来
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 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 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 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 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 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 洋派鉴其弊害， 而有取消夫额之章， 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 引起民怨沸腾。 而军无辎重， 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 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 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 之地， 反获胜仗。 今后抗战， 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 而异日和平之后， 更宜确定军队战志， 以备未来之国患。 百里在桂林成天演讲，累得精疲力尽，一天，他神色败坏地跑回来，倒在床上不能动弹。夫 人左梅劝他屏绝应酬，在桂林多住几天。他焦急说：“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日不到校我 的心一日不安，我们到遵义再静养不迟。” 百里到达宜山县城时，知自己病入膏盲，乃分付暂住省府招待所乐群社。这时，广州的第八 军分校及浙江大学都已疏散到待这里。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 百里又是求是书院的高 才生，故该校与他的关系特别亲切。当知百里到宜山后，两校的学生每天潮水般涌进涌出， 使左梅的照顾发生了很大的麻烦。
百里在宜山住到第五天，决定第六天启程赴遵义。就在这天晚上，陆大教育长周亚卫由贵阳 赶到宜山向百里报告扩中近况， 周还说到路上遇到土匪开枪的危险情况。 左梅趁机劝说百里 再住几天，等路上太平点再走。百里却漫不经心地回答：“不见得土匪就向我们开枪。我们 已决定了明天走，不要随时变更，就是有危险也得走。”可就在这天晚上，百里患心脏麻痹 症与世长辞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百
里的噩耗传出后，举国朝野为之震动。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并由政府及地方当局 襄办丧务，将遗体葬于宜山的鹤山。后来运回杭州，改葬于南山公墓。 百里五女，昭最长，未笄而卒，次第为雍、英、华、和，都为海内外最高学府毕业。1946 年，蒋英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结为伴侣。左梅夫人随三女蒋英、五女蒋和居住北 京，于 1978 年在北京逝世。 蒋百里一生著述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
蒋方震的资料 蒋方震(1882.10.13—1938.11.4)，名方震，字百里，又号澹宁，浙江海宁人，国民党追赠 陆军上将(1938)， 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 他致力于救亡图存， 努力介绍世界新思潮， 国民政府谓之为近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他精研兵法，着力介绍国防新知识，著述宏富，赢 得“兵学泰斗”之誉而驰名于世。 1882 年 10 月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大族之家。他的祖父光煦是个著名的藏书家， 刊印有《别下斋丛书》和《涉间梓旧》问世。父亲学阆生来左臂残缺，动作比较迟钝，自幼 受家庭歧视， 忿而弃家出走， 途遇一位行医的父执带回海盐家中， 授以岐黄之术以继承医业。 母亲杨氏，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1885 年，百里呀呀学语时，母亲便授其方块字，随后年 龄稍长， 又绐他讲述 《封神榜》 、 《西游记》 的故事。 他听得眉飞色舞， 有时溜到镇上小馆里， 爬在茶馆喝茶的桌上，大声讲述姜子牙登台拜将，孙行者大闹天宫，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 把小圆眼一瞪，小辫子一抖，茶博士和茶客们部被逗得哄堂大笑。有时，他召集一班小儿编 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对阵，自己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军。 1894 年，百里的父亲病逝于海盐，家中生活无谋，母亲乃叫他回硖石，奔走请求于族人之 门，得伯叔们公议，集田三十亩，母子依为衣食。其时，蒋氏家塾开课，百里时时溜到书房 里去听讲，倪勤叔先生爱他聪慧，又知他家境清寒，便对杨太夫人说，愿领百里读书，不收 束俸。从此百里就随勤叔读书。 1898 年，十七岁的百里考中了秀才，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应考，便在伊桥镇孙姓亲 戚家中教书，并订袁花查氏为亲。因百里后来留学日本，查氏等了十二年才与百里完婚。一 天他到桐乡县探访一位同族塾师，在那人家翻到桐乡县令方雨亭所拟的“观风卷”(新官上 任，考试属下学子的卷子，以测验当地的学风)，便把上面的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 好了文章，如期送往桐乡县衙门交卷。 百里的文章受到方县令的极大赏识，考取了超等第一名。方立即派员调查这位考生的住址， 请他到桐乡相见。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硖石、伊桥两镇，人人都知道海宁出了一位天才横溢 的神童。 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时，方知他做教师只是因为家承亲老的缘故，乃勉励说：“天才不可 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大器。”不久，他被方县令带到杭州，介绍到求是书院求学。在书院的 一切费用，也都是由方县令供给。后来，方调任丽水，对百里的学习仍然很关心，每次进省 城都要到书院看望，送给他一些书籍和零用钱。 1900 年，八国联军
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此事在求是书院中发生反响，不少学生偷阅 违禁书刊，并秘密组织“励志社”，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先生私下告诫 他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是年冬，唐才常 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百里激于义愤，作了一首悼唐的诗，被书院总理陆懋勋 拟予以除名处分。后来，由于得到林太守和方县令的合力资助，离开书院到东京求学。 1901 年，百里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那时候，东京 是中国两大政治派别互相角逐的大舞台，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另一方是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双方各发行自己的刊物，前者为鼓吹君主立宪的《清议报》 ， 后者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民报》 。百里以化名向 《民报》 投寄论文， 但未加入任何一派。 此时，浙江留日学生包括习文习武共三十五人，在百里建议下组织了旅日留学生同乡会，并 发行刊物——《浙江潮》 。百里自任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的长篇论文， 以博古论今的笔调，从十八世纪的西方革命运动谈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 《浙江潮》问 世后，各省留学生纷纷仿效，湖北学生有《汉声》 、江苏学生有《江苏》 、湖南学生有《游学 汇编》等等。 留日学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主持会务的干事。1902 年底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 霖、章宗祥报告一年来的会务经过，有人提出质问：“卖国贼蔡钧(清朝驻日公使)驱逐吴稚 晖(留日学生)回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又有一人上台大喊：“请注意，曹汝霖就是 留学界的一名奸细！”曹却矢口否认，并解释得头头是道，使大家无以追究。但当改选干事 时，百里突然上台发言，力陈曹汝霖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使其无以辩驳。 百里与同期同学蔡锷两人年岁相同， 弃文习武的动机相同， 因此一见面便成为志同道合之友。 当时在士官第三期就读的还有李烈钧、 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崇智、 蒋尊？ 等。百里与蔡锷、张孝准三人都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留学生中有“中国三杰”之称。百里 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被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1905 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参加，颁发给百 里指挥刀等奖品。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历来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不免 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
毕业后，他以少尉资格在联队服务，曾入经济学校实习后方勤务。士官学校自第四期开始， 中国学生入学者更多，单是百里求是书院的老同学就有十余人。因此，他与投考生商办了一 所临时预备班，每星期日用半天时间给考生们讲解入学须知和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 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等。 1906 年，百里由日本回国，在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不久，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在东三省总 督赵尔巽处充幕僚，又把他推荐给赵，与此同时，浙抚张曾扬也委他为浙军标统(即团长)， 相约前往。百里当时认为日俄两国，将为中国之最大敌人，而俄国之侵略野心尤甚于日本， 最足以发生战争地点也将是东三省。 因此筹划东三省的国防建设， 实为最切耍之急务。 所以， 他毅然辞却浙抚的委任而驰赴东北。 到达东北后， 他将自己对东三省国防建设的意见贡献于赵总督。 总督极为赏识， 乃破格用人， 畀以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职务(等于总参谋长)，负东三省国防建设与军队训练之重任。其时， 他的士官同学兰天蔚、张孝准，吴禄贞、宁调元、张绍曾、林摄等人均在东三省训练新军， 大家意气相投，倾心于建设新的国防。 盛京的建军工作刚开始， 新旧两军的矛盾就有如水火之不相容， 其中露骨地反对建立新军的， 为行伍出身的淮军羽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 三个月后， 陈仲恕得知张勋和 张作霖都迁怒主持操练新军的百里，便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场，趁早到德国实习军事，以求 深造。 百里遂直接对赵说： “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 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于上。 当今之世，
德国陆军最强，我希望有到德国实习陆军的机会。 ”他的希望立即得到赵的满足，是年底即南下由日本转道至德国，进德国陆军大学深造。举 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是德军的最高统帅，曾特约百里交谈。在交谈中，他对百里的风度翩 卸，识高学博，深为器重。在德军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期间，百里见识了著名军事学家《战 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俩人交谈后，伯氏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 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百里嗜书如命，好学不倦。赵尔巽汇来的钱，他大部分用以买书。由于爱好广，所购文史方 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例如《哥德集》《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 、 、 、但丁《神曲》 等，又好旅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 文艺复兴时代，不禁悠然神往。这次浏览，为他后来著译《欧洲文艺复兴史》打下了基础。 1907 年，百里
的拜门老师荫昌将军出使德国公使。当时德皇以英日同盟足以妨害其海上之 发展而怀疑忌，百里与荫昌将军乃向德皇建议，组织中德美三国同盟，以事对抗英日同盟。 德皇极赞成，准备派其皇太子聘间中国，并建议中国派遣特使赴美进行磋商。于是，百里与 荫昌奉命于次年一同回国，以作诸种准备。后因美国总统改选，继任者无意于此种结盟，致 其事无所成就。 不久，百里被赵尔巽调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原职。他通过对欧洲各国形势考察后，对于俄国 之侵略中国野心，体认更为深切，所以一到东北即着手对俄国防建设之计划，并派其参议官 李英华赴俄留学，以从事俄军情报之搜集。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 全国响应。 百里密与吴景濂、 蓝天蔚等联络， 期谋东三省独立以事策应。 但因其时新军(张绍曾、吴禄贞等部)均已调入关内，沈阳新军仅有第二混成协，而赵尔巽又 将旧军张作霖所部调往省城，独立之举只好作罢。张作霖等对百里的操练新军早存不满，这 时更思杀之而后快。百里知情不佳，便立即登车南行。他上车后，一时急欲就厕，照理车未 开，厕门不得开启。侍者因他来头甚大，破例为之进。为了防止乘客接踵而进，随手将厕门 锁起。就在这一瞬间，张作霖随带卫士追上车来，问一侍者“蒋总参议在哪里?”恰这位侍 者不知道百里在车上，便答以未见上车。张还欲搜查，火车汽笛大鸣，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百里闯关南下后，被浙督蒋尊簋聘为参谋长，随后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和总统府顾问。1912 年冬，滇督蔡锷准备推荐百里为云南民政长，约先于昆明相晤。一天，百里到陆军部向总长 段祺瑞辞行。此时，段已得知总统袁世凯准备任用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料想百里不会舍熊 掌而取鱼， 便向他透了口风。 百里一听， 乃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这是一件有关建军的大事， 总长如果把这件事委托给我，我就不到云南去了。”他这一果断的决定，却打破了段准备任 用私人的预谋，从而埋下了恶根。 12 月 15 日，百里以陆军少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兴高采烈地到军校上任，以为从此 可以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建军救国的抱负了。军校一千五百名学生都到校门口列队迎接，见 新校长是个年轻的白脸书生，身着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乌 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显得十分整齐、严肃、英俊，个个打心眼里敬佩。他到 校的第一次训话，内容为精神教育与学术教育。他说：“什么叫精神教育呢?譬如四百入与 四十人战斗，当然是四百人那一方要获胜，但是那四百人方面没有团结的精神，
一个，一个
地或三五成群地与四十人战斗， 而四十人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就能战胜四百人。 什么叫学术教 育呢?重要的在于研究心。德国、日本是军事学术优良的国家，难道是天上神仙下凡教会他 们的吗!不是，是努力研究军事得来的。”他谈了自己在日本、德国研究军事十余年的一些 体会，认为学习外国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国防，以它山之石攻玉。最后对学生说： “你们在辛亥革命军中，当过各级军官的不少，今天能够辞了军职来到校中当学生，这种精 神， 可望‘凌欧驾日’。 今后一切事情， 方震率先躬行。 如果我作好了榜样， 你们不跟着来， 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从此以后，百里积极认真地整顿学校。他首先抓了五件事：第一是抓清洁与严肃。认为清洁 与严肃，是一个国家文雅盛衰的明显标志。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象征国民散漫而 无组织。所以，他一到校就叫西装裁缝量好全体学生的体裁，每人发，给一套新军服，一双 皮鞋、马靴，其它一切装备也都换上新的。对学生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戴正，钮扣 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他都亲手给以纠正。第二是改善学生的伙食。每天，他必巡视厨房， 考察食物的卫生与营养成份， 并与学生同桌进餐。 第三是严格规章制度。 规定学生互相帮助， 互相监督，每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到操场巡视一遍，晚上 查宿，检查制度落实情况。第四是调整教学队伍。他请求陆军部将能力差的原教育长毛继承 调换工作，推荐他的土官同学张承礼为教育长。对不称职的教官也准备一一调换，亲自物色 日本士官生聘为教官。第五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外语和战术两门课，非请假不准缺课，如遇 教官请假， 他就自己代课。 他还经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教学要点， 要求教官除按教材教课外， 还应讲述可能发生的临时变化， 指导学生临机应变的技能。 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 官和学生举行讲演会，讲述中外古今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他自 己签名赠送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的《中国之武土道》 ，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和忠于 职守的嘉言懿行。他仿照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以养成共同生活和相互促 进的感情。 百里任事三个月后，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见无论从形式 或精神看起来，学校都有显著的进步，因而更想对学校做一番彻底的改革。但是在北洋派段 祺瑞、魏宗瀚、丁锦把持下的陆军部，不允许别人办好学校
。对百里提出的炮科要增加炮， 骑科要增加马、步、工，辎重兵科要增添设备以充实教育内容，以及学校改革需要的经费， 都迟迟不做答复，甚至多方掣肘。对一些学识很差而与段、魏、丁有关系的连排长，也仍然 得不到撤换；对他多方物色到的东西洋留学归国愿到军校任职的人才，陆军部多方挑剔，不 予批准。对此，百里曾屡次亲自入京交涉，均无结果。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已日渐 暴露，南方各省正在酝酿反袁。学生请假离校、潜赴南方各省参与反袁活动者日多。他对学 生们说：“中国的事业方才开始，青年们学业未成，何急急为?”“诸葛亮为什么要等三顾 茅庐而后出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尚未成熟耳！”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感到陆 军部有意刁难，校事受阻，学生离校，学校前途难于乐观，于是履行了他的诺言。 1913 年 6 月 18 日早晨，百里在操场上集合全校学生讲活。他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 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 责罚我自己。 现在看来， 你们一切都还好， 没有对不起我的事， 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 是我对不起你们。”学生们看见校长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沉，一时摸 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 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适，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
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他深情的目光向学生巡视一遍，说了声“立正不要动！”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接着 传来似乎是个玻璃瓶爆炸的声音， 学生们齐向办公室门口望去， 只见校长端端正正的站立在 石阶上， 目光直射着学生， 双手用力按着他的指挥刀。 学生刘文岛突然大喊： “校长自杀了！ ” 全场师生见校长的胸部军装被鲜红的血浸透了，都慌做一团，纷纷上前抢救。教育长急忙打 电报给公府，请派医生来抢救。袁世凯闻报后，电交通总长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馆，派了最好 的外科医生至保定来为百里治疗。 百里自戕时，是用“白朗宁”手枪对正自己胸部射击，恰工役李如意正站在他的旁边，惊慌 间挪他的右手一下，枪口稍偏，子弹由肺叶中间穿过，所以经过医生抢救治疗，脱离了生命 危险。 百里自戕前夜写了好几封“遗书”放在办公桌上。其中给教育长张承礼的信，内容是：“耀 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职。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 以告学之语告之。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
的不能达到。勿以彼 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家中薄 田数亩， 老母寡妻， 尚能度日。 ……”致教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信， 内容是： “半年以来， 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 也。……” 遗书发表以后，不仅在学校掀起了大风潮，而且震动了全国朝野。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 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校代表团。代表团除通电呼吁外，还上京请愿，指责陆军部 魏宗瀚、丁锦等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教官张翼鹏、杨言吕等陆军士官数十人亦联名向 总统府控告魏、丁等人任用私人，把持军事教育的种种罪状。各省区都督或其它将领，纷纷 发电慰问。 鄂督黎元洪特派代表来看望百里的伤势和安慰学生， 直督冯国璋派他的军医处长 来校为百里治疗；滇督蔡锷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申 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电，成了当时哄动全国的一项重要新闻。 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了一道严厉命令，说该校校长蒋方震自戕，系陆军部军学司魏宗瀚、教 育科科长丁锦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军事教育关系国家前途，何等重大，岂容部员任意 把持！着派荫昌(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陈宦(参谋本部次长)前往查办。 百里从此不再回校任事，学生们每人洗了他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百里的伤势好转后，日本军医监要回北京。经学生代表的要求，留下护士长左梅继续护理。 左梅每天给百里把脉、量体温、递饮食，渐渐地和病人交谈起来。一天，她对百里说：“忍 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 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 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百 里听了左梅这番话， 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不禁产生了爱恋之情。 两星期后， 他向左梅表示： “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 但是， 以后遇到生死关头， 没有象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提醒我， 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 百里伤势痊愈后，到天津休养了三个月后回到北京、袁世凯下手谕委他为公府军事处参议。
因公府军事处处长是段祺瑞兼职，袁怕百里受委屈，故叫他暂时不要到公府办公。一年后， 袁派王士珍继任军事处长，百里才到公府办事。他为袁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对孙子兵法 作了通俗的解释，逐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
后来，百里在川田医院疗养的时候，仍由日使馆医官平户担任主治，左梅担任看护。一天， 平户对左梅说：“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这是有关你的终身大事。校长托了总统，总统托 了公使， 公使又转托了我， 叫我征求你的意见。 ”左梅只是回答： “这或者是职务上的误会， 我没有旁的意思。 ”过不了多久， 百里的侍童史福又悄悄地塞给左梅一封信， 信上别无它语， 只是求她不要离开医院。左梅归国后，百里还是一直给她写信。左梅只好在回信中向她吐露 真情：“我说假话是说不来，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 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 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百里接到这封信后， 不但不死心， 反而给她的信写得更多了。 最后一封信说： “我因你而生， 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左梅这时不得不把此中的经过全盘地揣出来， 并把密藏着的一叠叠的来信全部掏出来给父母 看。母亲看信后说：“一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把一生的命运带来，你救过他一次，就再救他 一次吧!爱情是无国际的， 我料他终身不会亏待你， 你若舍去他而嫁别人， 此生必耿耿于怀， 这对你也是不利的。 ”左梅得到父母的同意后， 不久来到中国， 在天津德国饭店与百里结婚。 成婚后，生长女昭、又生次女雍。杨太夫人急于得孙，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纳之为妾， 但始终无所出。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粉墨登场，宣布恢复帝制，激起全国人民愤慨。百里对袁的皇 帝梦早有察觉，还是蔡锷在北京受软禁时，他就与蔡谈过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 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种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 利的工具，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所以在那时他就与蔡锷、梁启超决心抛弃利用袁氏建军 的幻想，计划南下走反袁救国的道路。 1916 年 3 月，百里由北京秘密到上海后，原拟转道赴川。适岑春煊在广东组织“两广护国 军都司令部”，任梁启超为都参谋(即参谋长)。梁不懂军事，参不了谋，便电召百里赴广州 与之一见。百里一到，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出师计划股”股长，执行参谋长的职务。 袁死后，北京政府新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抵成都后，电请百里入川商 讨川局善后。百里便从广州转上海由长江溯流而上，到龙泉驿与蔡相会。这时，蔡的病已入 膏盲， 结核菌已侵入喉管， 嗓音沙哑不能成声
， 月 9 日， 8 北京政府批准蔡给假两个月养病。 蔡希望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东渡就医， 乃商请百里权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 百里却愿以总参 议之名陪蔡东渡，于是蔡改派罗佩金为参谋长兼代督军，戴戡代理省长。9 月 9 日，百里陪 蔡锷东渡，到日本九洲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就医。”月 8 日蔡见自己病势垂危，随口授百里代 写遗电，蔡刚把话说完，就溘然长世。百里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说：“一年以来，公恶衣 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 实与阵亡者一例也。”北京政府接到百里电报后，明令追赠蔡为陆军上将，予以国葬。 1917 年 2 月，百里的夫人左梅分娩在即，乃移居北京的奶子府。这时，罗佩金、戴戡按照
蔡锷生前的计划， 电促百里入川任督军。 所以， 他在长女蒋昭生下来的第二天， 便南下长沙， 拟视蔡锷茔地后转程入川。可一到长沙，湘军将领有他的士官同学和保定门人，都坚留他小 住几天。那知这一留，倒把他从阴间拖回到阳世来了。他由汉口转往重庆时，还没有听到四 川方面的任何风声。由重庆改乘山轿西行，到了山阴镇，突见他的学生李拯中化装叫化子迎 面走来，才知道川滇黔三角战争已起，戴戡和张承礼均为川军刘存厚部所杀。得此凶信，他 只好辗转回北京，晋陆军中将，任总统府顾问。 百里任总统府顾问，只不过是大权在握的段总理羁縻他的一个空头衔。不久，财政总长梁启 超兼任北京松坡图书馆馆长，聘请百里主持图书部事务。自此，他一边参加松坡图书馆的工 作，一边译书自遣。 “五四运动”前夕， 梁启超精选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人组成欧洲考察团， 以“民间团体”参 加巴黎和会， 并巡视西欧战场， 考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败的原因及欧洲战后新形势。 百里以军事名流作为考察团的成员，于 1918 年 12 月 23 日由北京动身，1919 年 2 月 11 日 到达伦敦。 在伦敦住了一个星期，即转赴巴黎去观光 2 月 18 日的和会开幕式。考察团在巴黎住在中国 公使馆附近的先生街， 每晚讨论中国应向和会提出的各种问题， 以备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参 考。 巴黎和会闭幕后，考察团于 3 月 7 日由巴黎出发，从马仑河经凡尔赛，折而至莱茵河右岸联 军阵地，再到比利时，循缪司河穿过兴登堡线返抵巴黎。参观战地完毕后，百里受梁启超之 请，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 以反对军阀和军国主义。 ， 此文的结论是： “军阀之为政， 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兵之为物也， 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
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 在欧洲十个月的考察中， 百里与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 梁还自己出题目请法国 名流轮流讲解，百里负责记录。回国后，他就著译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梁作序，由 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向国内介绍世界新思潮。百里认为：要发扬中国之文化，必须解除过去 之束缚，获得思想之自由，始能推陈创新，有所建树。欧洲之所以能冲破宗教黑暗，创造出 现代之文明，实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人生之醒觉。但他又顾虑到自由思想之流弊，易于走 向横决放荡，以至沦于堕落罪恶之途。因此，又译英国斯迈尔著的《职分论》《职分论》里 。 说：“人之生于世也，必各有不可不尽之职分。……而至高至善之人，决不以自身之幸福与 名誉为其一生之目的。人之生也，固别有至强之动力，即导源于众善所归之事业是也。”所 谓事业，即为“至高至善之人，必须为其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之人类谋福祉，乃 为人生之职分。”对此，百里引述中国《大学》书一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对人生职分之解释，并认为这是人生遵循之轨范。 五四运动后， 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在北京建立了三个推进新文化运动 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二是“共学社”，三是“讲学社”。百里是前两个机构的主持 人，“讲学社”的总干事。在这同一时期，他还主编了《改造》杂志。 当时，国人苦于内战打个不停，涌起了一片“废督裁兵”的呼声，反对“以国家豢养之兵， 供个人争权夺利之私”。百里应形势之需要，撰写了“裁军计划”与“精兵主义”两文，恰 中人们心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20 年，谭延闿在湖南提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省政府邀集了一批省内外名流，在岳麓山 举行讲演会。百里应邀请作了演讲，并参加了湖南的制宪工作。不久，他当选浙江省议员， 参与“三色宪法”的制订工作，即制订三种省宪，红皮代表左倾，蓝皮代表右倾，黄皮代表 中间派，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解决。 百里一度做过孙传芳的座-七客，吴佩孚的参谋长，企图团结直系残余势力，联合南方的新 兴力量，共同讨伐奉系，进而统一全国。 1923 年，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练兵，聘请百里每星期到军中讲演一次军事学。百里南下葬母 北返时，冯部五位旅长公宴欢迎，把冯请他任参谋长的想法转告他。百里不愿以无党超然之 身卷入政争漩涡，便婉言谢绝。一天，百里照常去讲演，走进张之江旅长室，室内无人，外 面有电话打进来，百里无意中
把听机接在手里，听得对方兴高采烈地报告好消息：“喂，事 情办好了，黎老头儿已经乘车出京了哇!”这就是 1923 年 6 月 13 日北京军警“逼宫”之一 幕，以索饷为名逼走了总统黎元洪。百里把这消息告诉张，张便问：“您看这件事情应当怎 么办?”百里直率地说： “总统好不好是另一问题， 总之应求政治解决； 军人不应有此动作。 ” 说完， 他见张一声不吭， 自觉交浅言深， 从此不再到冯部讲演了。 冯玉祥对他是十分敬崇的， 在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时，把“蒋方震日”同“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 等人的名句并列其中，并编印成册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 1924 年 9 月 17 日，吴佩孚在北京主持讨奉军事，找百里密谈，请他同往伐奉。百里认为讨 奉之战仍为军阀混战，便对吴说：“我离开那边多年，今昔情况不大同，未便妄参末议。” 接着吴又请他指挥两师军队开到湖南， 防止西南乘虚北伐。 百里更不愿置身于南北战争的冲 要，但内心却觉得这位“北方之强”，对于一个毫无渊源的局外人，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 而加深了对吴的好感。 是年 10 月 23 日，百里去看望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侄儿慰堂，忽见城门关闭，大街上到处张 贴“陆军检阅使冯”的告示，知道直系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慰堂说：“子玉(吴佩 孚字号)是完了，当他危困的时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当天即到秦皇岛与吴相见。他分 析吴四面树敌，南北两面作战，大势已去，必不会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而夜郎自大的“常 胜将军”吴佩孚，至此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百里与吴意见相左，稍住几天，便由天津 南下上海。这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拉拢士官同学，闻百里南下，便到处找寻。一 天，孙到百里的好友张宗祥家，见百里也在，如获至宝一般把百里请了去，任命为总参议。 1925 年 10 月，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后，南下汉口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 令部，自任总司令。这时，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主持全局，并请百里任 吴的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这时，百里已与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门人刘文岛、 李拯中两人与广州方面取得了联系，故欣然赴约。他打算先田结直系内部，然后从中牵线， 使直系与广东的新兴力量结合，共同伐奉，达成南北统一。孙传芳打下南京后，百里见吴佩 孚仍未赴宁主事，乃主动到汉口就任吴的参谋长。可是，吴佩孚这时的想法与百里的打算大 相径庭。吴想的是先打冯玉祥，再打张作霖，先消灭唐生智，再荡平两广。百里告诫吴不可 四面树敌，尤不
可两面作战，过问湖南的事。奈何吴的联奉伐冯的计划已经成熟，他只好请 假回上海，随即向吴电请辞职。吴见他用的是明电，认为“范增辞项王而行，乃是项王的奇 耻大辱”，故看了电报，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1926 年，唐生智的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唐请老师百里与刘文岛为湘军全权正副代表，到 广东接洽北伐问题。因百里已回上海，刘文岛衔命先行。刘在广州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 介石时，蒋向刘表示：“百里先生如肯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的进展必然大有帮助。他是老 成持重的稳健派，稳健派参加革命，能使国人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具有提高士气和转国 际观感的双重作用。”此时，孙传芳也约请百里任“五省联军”的总参谋长。当百里不愿就 任时，孙传芳又要他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百里见孙求之诚恳，乃介绍丁文江自代。 百里对孙的期望也象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孙与革命军合作。一天，孙密召百里 与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 江苏省长陈陶遗至私室商讨与南方战或和的问题。 百里与陈仪都主 张与革命军合作讨奉。他还向孙提出具体的建议：由五省联军担任津浦线，革命军担任京汉 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这时，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 争取孙的合作。孙乃决定召开军事会议，公开征求五省将领的意见。不料陈调元首先站起来 请缨讨赤。陈向以圆滑著称，从不作极端论调，而且只求保全实力，害怕冒险牺牲，又不是 孙的嫡系，所以孙觉得五省士气大有可用，不妨与革命军一决雌雄。 百里和陈仪见孙传芳变了卦，把孙拉到密室里说：“雪轩(陈调元字)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莫 上他的当。 ”孙口头虽说“我一定不会打， 你们不要不相信我。 ”暗地却又下达了打的部署。 后来，五省联军在江西一败涂地，孙由反奉变成降奉，百里每与人谈及此事，总是愤慨地说 “竖子不足与谋”。 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蒋介石派刘文岛到上海，迎接百里来南京，在三元巷总部接谈。蒋问 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看法，百里认为，国民党统一中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外交方面。中 国的外交第一线是日本，如果日本对中国革命怀有戒心，势必引起中日纠纷。并对蒋介石献 策说： 革命军在打倒本国军阀的阶段， 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 莫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 等到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蒋介石听后，深以为然，表示愿领 “先生”之计。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前， 蒋介石请百里做保证人， 起用唐生智接长唐山驻军， 以斩断桂系的“蛇 头”，并要百里同
主持北平行营的何成浚接头，具体商办。百里则献了一个连环计：起用唐 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辖第八、九军，第九军军长由何兼任，而第五路军又归北平行营指挥。 这样一来，何是唐的直接上司，唐又是何的直接上司，相互牵制。蒋介石依计而行，唐很快 接收了白崇禧所率的唐山驻军(原是唐的旧部)，逼走了白崇禧，使桂系的长蛇阵断去了头。 事成后，唐生智将五路军总指挥部设于北平顺承王府旧址，电迎百里及夫人左梅北上，移住 锡拉胡同旧居。 蒋介石对唐生智总是不放心， 不久又内调唐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虽未解除其五路军总指挥的 兼职，事实上想把他留京内“翊赞中枢”。百里对蒋介石的用意是很明了的。所以唐问计于 他时，也只好劝唐南下，免生祸端。 蒋、冯大战中，蒋介石想请百里代唐生智担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卑部对冯玉祥作战，反复电 催他来京面商一切。1929 年 8 月，百里应召到南京时，蒋介石给以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 自下关至新街口一带， 沿途高悬“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的横幅标语， 下车后盛宴为之 洗尘，以国府文武大员作陪。宴后密室私语，蒋介石请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南下讨冯。
百里不愿以师道之尊而夺门人之席，便提出两个理由回绝受命。他说：第五路军中的第八军 与唐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如果临阵易帅，必将影响士气；第二，以浙江人而领湘军，即使上 面将领不反对，必将引起下面官兵的怀疑。蒋介石见他说得有理，不好强逼，只得作罢。 随后， 百里又出面担保唐生智不至与冯玉祥联合， 劝蒋介石对唐用之勿疑。 蒋介石一再考虑， 此时除利用唐部外，其它也无可调之兵，乃接受百里的意见，放唐生智回到军中。 唐生智率部与冯玉祥部作战，很快打到郑州、洛阳一带，迫使冯部退驻潼关以西，蒋介石非 常高兴，特传令嘉奖。可是，唐突然于 12 月 5 日领衔通电劝蒋介石下野。百里得知后急发 密电与唐，提出“东不如西”的建议。这本来是他曾在北平参加唐父六旬寿典时，所写贺联 中的意思。贺联作的“北方大将，西域奇才”之句，即是劝唐抛弃内地的蜗牛蛮触之争，步 左宗棠之遗规，完成建设西北国防的宏伟工作。不料唐早已定下了“挫冯倒蒋”的计划，即 出兵挫折西北军的锐气，然后转旆东征，取蒋介石而代之。并认为除中央军外，所有的杂牌 军听其指挥，不难一鼓而下金陵。百里则对唐说：西北军内部已经解体，如继续西进，西安 唾手可得；如进兵南京，必与蒋介石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这是军事冒险，殊非智者所取。他 还指出杂牌军不会都听其指挥，可唐不听，
以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后， 百里仍然住在上海富国门路(唐孟潇为他购置的房子)， 友人张宗 祥劝他暂时避开，百里则认为自己与南京政府中熟人尚多，不必躲避。可是刚过两天，他的 房子周围被暗探日夜守住， 不能出门一步。 旋即被解往浙江， 软禁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孤岛上。 后因在他住宅搜出无线电台和与唐通款的密电， 所以又把他解往南京， 与邓演达关在一个监 狱里(总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军法处的审问。百里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二十个月，直到宁粤 合作，保定军校出身的陈铭枢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代行政院长时，陈与党国元老吴稚晖 同在蒋介石面前为其说情，才得到释放。 百里出狱后不久， 发生了“一二八”抗战。 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 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 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 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 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 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 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 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 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百里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国防建设不可或缓。所以他一面从事 国防工业、 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工作， 一面向国人介绍现代国防新知识， 写了大量军事论著， 内容极其繁富。 1934 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 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 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 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 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
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 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 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
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 煤钢计划时，他着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 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 都不是安全区。 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 郴州以北， 而萍乡的煤， 宁乡、 醴陵、 永兴的铁， 其质量都是可用的。 ”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 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 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 五次透明无色， 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 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 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 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 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 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 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 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 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之名义出使欧洲考察总动员法。船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 时， 英国总督清百里和同船而行的驻法大使顾维钧、 驻意大使刘文岛参观该港新落成的防御 工事。 参观中百里惊叹他们设计和施工的宏伟气魄， 但又提出这是一座防海而不防陆的要塞， 如果敌人从陆地来攻，它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浪费了。后来，日本果然是从陆地取道暹罗(泰 国)攻陷新加坡的。 月到达意大利时， 9 他访问了黑衣宰相墨索里尼， 参观了拿坡里的秋操， 研讨了意国的战时总动员法。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后，他单身到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国 考察军事。 到德国考察时， 他把蒋英蒋和两个女儿留在德国学习， 偕夫人左梅到法国、 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后，于 12 月初回国。 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 ， 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 利等国， 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 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 他说： “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 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 国道计划，表面看来着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
公路路基筑得极 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 划， 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 ”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 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 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 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 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 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 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 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 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 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 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 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着其发展，今 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 随之而更大。 ”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上次大战当然有 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 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 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 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 将起重大作用。 回国后， 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 写出了 《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 一文， 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 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 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 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 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 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
落后国， 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 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 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 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 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 夫，为着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 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着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 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这一时期，是百里思想蜕变的过程，也是他军事思想发煌的阶段。除从事国防工业、经济建 设和出国考察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历史、国防思想。他认为研究军事研究传统不能割断历 史，新的军事科学总是建立在已有的军事科学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把 握当前军事理论发展的脉搏。他熟读了大量兵书，特别是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并善于 抓住要点，找出本质的东西，提出新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孙子新释》《孙子浅说》《国 、 、 民军事常识》《从中国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国防论》《东方文化史及哲学 、 、 、 史》《战斗与生活一致》《法西斯与民主》《辅佐阶级与主权阶级》《以政治控制军事》 、 、 、 、 、 《论宋之外交》《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论著。 、 在这些著述中， 百里不仅使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放光辉， 而且以建设现 代国防为中心思想，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时人谓之为“石破天惊之论”， 深受国人欢迎。 冯玉祥说：“读到蒋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终必胜利之理，我读 了更增加胜利的信心。”李宗仁称赞他的文章“凡百指陈，辄精粹具独到之见，论战论政， 推衍周祥， 文出， 人皆争为先睹。 ”范韵诗则认为百里的军事之作， 是一部最好的“兵法”， “如能熟读和善为运用，定可克敌致胜”。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 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 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 位。 推其原因， 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
知识之缺乏， 贪欲无厌。 所以他在 《国防论》 中指出： “无 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国防论》 他在 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 “万语千言， 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 建设国防， 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 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 后方却充满着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 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 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 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 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 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 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 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 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 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 的名言。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 “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 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 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 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 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 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 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 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 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 行其任务。 所以， 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 “所谓国力的要素， 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
之中国 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 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 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
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 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 但一点常识也没有， 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 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 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 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 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 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 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 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百里赴美考察回国后， 奉命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 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凌晨即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西安事变。他与蒋介石的军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十余人被扣于西京招待所。当天下午。 张学良走进百里的房间，把“兵谏”的电报全文交给他看，百里看完中文后，对张、杨的正 义行动表示赞许，但他对张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很够，特别在 招待所里，有两支枪就足够对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又怎样?”13 日上午，张得知南京何 应钦主张出兵西安， 更担心何派飞机来轰炸， 乃问计于百里， 百里告诉张： “委员长在西安， 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 ”并问张“委员长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提条件， 他怎样表示?” 表示自己愿意去劝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 16 日下午， 百里到高桂滋公馆见到蒋介石， 蒋对百里说： “张汉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 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百里说：“南京与西安之间相持不决，已经形成 僵局，赞成派人去商谈一下，但本人与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 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百里同蒋介石谈后，便同张学良回西京招待所。他问张：“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之中，你最 恨的是谁?”张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字)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 他不顺眼。”“那么最好
派铭三去。”当张不明其意时，他便说：“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 去， 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 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 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张学良完全同意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 轰炸西安的手令，给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接着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蒋介石怕亲笔手令落在 张的手里，传出去将成为一个笑柄，因此不肯写；张又怕蒋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他 们关起门来说私房话，对己不利。百里就给张出主意，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介 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即同时退出，此意见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同意，蒋鼎文于当天从 西安飞往南京。 不久， 宋子文等人来到西安， 中国(此词汇已屏蔽)周恩来等同志也来到西安，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百里于 12 月 27 日飞抵上海。 百里过去在蒋王朝中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自西安“同难”后，蒋介石对他就比较亲近了。 1937 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 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 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 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 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 路， 战争即将爆发， 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 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 他胸有成竹地说： “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
学， 拖到东西战争合流， 我们转弱为强， 把敌人拖垮而后矣。 ”他讲到在济南、 青岛、 汉口、 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 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 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 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 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这一年 3 月，中日战争已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介石在“夏都”牯岭设立暑期训练班，抽调各 省高级将领，轮流前来受一次短期军事训练，百里受聘为训练班教官。他口才敏捷，眼光锐 利而又学识丰富，讲课颇受欢迎。他在作《义务兵役制》演讲时说：“为适应
战争的需要， 扩兵‘既欲其精’， 又欲其多， 而国家经费， 则又有一定范围， 不可逾， 于是义务兵役制起。 以少数之军费，得多数之军队。”并指出其优越性有五：“一日征之能来，二日来之能教， 三日教之能归，四日归之能定，五日临战焉”。 “七·七”的炮声一响，各路将领纷纷返回防地。不久，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咨询机关“参政 会”，在庐山召开第一次会议。白里受聘为参政员，又与周恩来、胡适、梁漱溟等三十余人 受任为国防参议会议员，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 百里奉命第二次出使欧洲， 开展外交战， 争取外援。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外交策略，分作拉拢英、美和分化德、日、意的两个方面。 百里的任务，主要是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是说服德、意两国的对日 关系，不涉及中国问题。他受命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这时出使，正是希特 勒趾高气扬之时，西欧有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东欧巴尔干诸国纷纷反共排犹， 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处此形势，深以任务不易完成为虑。 1937 年 9 月 18 日，百里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启程赴欧。到达罗马后，在中国大使馆下榻， 直到 10 月上旬，意方才由墨索里尼的女儿齐亚诺夫人出面设宴，墨索里尼则避而不见，但 总算通过齐亚诺夫人的口角春风，齐亚诺才约百里于 10 月 12 日相见。 百里与齐亚诺的交谈丝毫未解决问题，便想只有直接见到墨索里尼一面，或许能打开僵局。 因而，他心生一计，请驻意大使刘文岛于 10 月 20 日设宴为史丹法尼(意籍中国经济顾问) 和他本人洗尘。结果应邀前来的有六十余人，是使馆少有的一次盛会。百里即席发表演说， 首先说道：“我和世界人们一样，现在也到罗马来了。”这句开场白引用罗马的古代成语， 意大利人引以为荣，因此满座为之歆动。接下去谈到世界上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今天存在 虽也不少，但是比较强大的，只有中意两国。这两个国家历史上没有仇恨，没有战争，真正 做到和平共处。这一席话讲得大家笑逐颜开，不断地发出掌声。百里演讲刚完，听众都不约 而同地趋前握手，表示内心的共鸣。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一个高级职员向百里的随员薛光 前索去演说底稿，第三天，中国大使馆就接到意外交部的通知：“林谦(即领袖之意，意大 利以此称墨索里尼)约蒋百里将军于 25 日相见，特烦贵大使传达。” 25 日下午 6 时，百里到威尼西亚宫与墨索里尼相见。这时候，国际上调停中日战争的九国 公约签字国将在比京开会，意大利派员参加。所以墨氏提心吊胆地害怕百
里提出要求，请意 方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中国代表的提案。百里深察墨氏心事，故避而不谈，把话题引入到 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的问题上。 “听说贵国将参加德、 日防共协定， 敝国人士引以为忧。 日本以防共为幌子， 其军事行动是自北而南， 其目的并非对苏， 而在破坏中国之独立与统一。 ” 这一番话，使得头大身短的一世之雄墨索里尼大吃一惊，半晌挣不出半句话来。约摸过了五
分钟，墨索里尼才结结邑巴地作出一个极不自然的答案来：“这是无所谓的问题，德日签订 防共协定，而中德两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 随后，又谈到欧洲形势、国联等方面的问题。当墨氏谈到国联制裁意大利，中国代表没有支 持意方时，百里认为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日本侵略中国，同一侵略性质，如果中国承认 意大利用兵东非为合法，就等于间接表示放弃东三省。于是，他回答墨氏说：“中国有中国 的困难，对贵国虽愿效劳，怎奈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对此无能为力。”最后，百里谈到中意 物物交换问题，墨氏欣然同意，并叫齐亚诺同百里详作商谈。 次日，意法西斯举行大会时，墨索里尼向史丹法尼盛称百里的使才，并对昨天的会谈表示兴 趣。 10 月 28 日为法西斯党进军罗马纪念日，百里会见了百忙中的齐亚诺，请齐对 11 月 3 日在 比京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多多为中国帮忙。但齐却滔滔不绝地谈到：“中国以保 存国力为上策……而那些鼓励贵国抗战到底的国家， 意在牺牲中国以削弱日本， 对中国是不 肯以一指相助的。 ”百里对齐的胡言乱语早已不愿再听下去了， 便以严肃的态度斩钉截铁地 打断齐的话说：“你谈话的动机也许是可取的，但中日之战乃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 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会停止。” 与此同时，日本对欧美各国也正在展开全面外交战，劝诱意大利加入防共协定，开展日、意 经济合作等；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上大溃退，也使国际观感为之一变。百里处此险恶的 环境中孤军奋战，但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从罗马到柏林，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和德国第 二号人物戈林将军。 在交谈中， 戈林讲到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认为对双方都是无利的， 不知贵国当局有否接受良好劝告的动机”。 百里爽朗地说： “中日之战， 乃是日本发动进攻， 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接着戈林又讲到“中国逐步接 近(此词汇已屏蔽)”，“日本防共不是假的”，日苏两国历史有仇恨等方面的问题。对此， 百
里避开正面不谈，而绕着圈子指出日本是以防共为幌子，以求遂其征服中国的野心：“日 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握于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以社会 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 《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戈林听到这话觉得很新奇，不禁搓着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百里却不让他开口。“日本外 相广田就是个走亲苏路线的外交家， 他曾口出大言， 有我广田在位， 日苏战争决不至于发生。 日苏两国关于中东路的悬案，就是在他的手里解决了的。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时，他向苏联驻 日大使悄悄声明，此约乃对英而非对苏。苏联把这句不能公开的私人谈话公诸报端，弄得广 田大受其窘，这件事已成了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 戈林听了百里这番话，闪动着狐疑而又动摇的眼光说：“你的话倒很新鲜。”但又回到本题 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 早点收场对你们也有光彩。”听到戈林这话，百里不免有点动情地说：“我们自力更生，不 求任何人的援助。不过，我们的物质条件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 厚望。” 在柏林， 百里见到一年前留德学习的两个女儿， 女儿童椎的天真使他在外交的荆棘丛中得到 无比的安慰。一天，他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汉姆雷特的悲剧(是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看罢回 来时，他思潮起伏，就以汉姆雷特为起笔，写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日本人——一个外国
人的研究》 。后来，这本书在汉口《大公报》上连载时，报纸销数骤增，天未亮人们就等候 在发行部门口买报。 这本书，内分十二章。百里以辛辣的手笔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 理上的影响， 造成了性急、 短视和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 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 他说： “日本古代以鲤鱼比作武士，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临死也不肯动，恐怕(日本人)以切腹而死 为光荣的来源就在于此。 日本人吃鱼要活宰，不懂得中国人‘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君子远庖厨’的意义，养成 了他们的残忍性。”他在书中所论日本人的矛盾与悲观是：“一方对中国用兵，一方却主张 东亚民族大团结，一方崇拜外国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在是无 一件事不模仿西方： 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满洲国’， 又学英国人的 故智企图分裂中国”。他还从日本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及政治、经济、外交、精神等方面分 析了日本的弱点， 指出： “日本对
中国作战的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 人力有限， 野心太大”， “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灭亡”。他把当时的日本比作 正在盛开的樱花，告诉大家，“当它最美，最盛放的时候，也正是凋谢的时候”。这话成为 当时分析日本的一句名言，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最后， 他以一段寓言， 借一位老者的临别赠言： “胜也罢， 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们讲和!” 提醒国人， 中日战争“不打个水落石出， 不拼个你死我活， 这战争是万万不能中途妥协的”。 1938 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 军队在台儿庄：欠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 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 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着这个规律。” 百里在甲板上散步，并肩而走的女儿蒋和突然说：“爸爸，你看我们中国人，有的自尊心太 重，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为这两者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得老老实实地打下 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更不会亡在闩本人的手里。您应该抽点工夫写一篇中国自 古以来抵御外寇的史料，用以鼓励军心与民气，这也是您应尽的天职呀!” 百里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在船上进入沉沉的构思。船到香港后，他把行李搬到九龙饭店，就 在炎热的天气下写成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 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 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 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 是养成中华民族 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 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 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 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 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后来，这篇文章在武汉发表，轰动了中国战时的文坛，都说文章分析得好，比喻得好，誉称 百里为战时的文坛健将。
这时正是抗战最艰危的阶段，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首都。百里应蒋介石的电召，到汉口汇报 在欧洲接洽的经过。蒋介石还鉴于时值国联开会，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应当在国际联 盟提案制裁日本，因而清百里写一篇警告英国的文章。百里欣然应允，很快写成《为
国联开 会警告英伦人士》一文。 他首先把别人诋诽国联的活做了文章的帽子，如用希特勒的话说：“国联乃是一根稻草，中 国想抓住这根稻草渡河。”接着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 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望去，分辨不出到底是和平之宫还是和平之墓，但是近前一看，才知 道这是一所豪华的病院， 一进门就听列沉痛的叫喊， 叫喊得最厉害的是受了空袭的伤病员(指 中国和西班牙)。 ……”借此， 百里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亚热带的民族不宜高寒， 而且西伯利亚的资源远逊南洋， 所以它北进是不可能的。 ”并直接点出中国抗战与英国远东 利益的关系：“我们这次抗战，是替英国打头阵也是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住最后的堡垒。”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 此， 百里非常愤慨。 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 他发表了 《抗战基本观念》 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 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 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提出： “假如说我们机器、 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 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 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 一定就不败”的道理。 接着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 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 他说： “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 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 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 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 “战争的目 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 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 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 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 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 ……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 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 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
了那条路，一样地 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 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 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 。 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 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 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 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 速战， 武力中心在第一线。 所以， “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 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 “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
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 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 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 他说： “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 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 ”并认为当今世界， 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 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 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 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 年 10 月，汉口未撤退寸，百里自告奋勇想到西北军中服务，蒋介石却请他担任陆军大 学校长。陆大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校长一职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因此百里一再谦辞， 只愿居教育长之职。最后蒋介石决定，百里以代校长名义全权主持校务。 不久，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 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 ，第二题为《知与能》 。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 “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 先生。他说：
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 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 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 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 参谋人员， 要以先贤为样板， 尊重自己的荣誉。 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 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 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 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 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 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 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 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 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 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 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 就没有求学的资格。 他指出：“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 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 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 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 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
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 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 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 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 均为舶来
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 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 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 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 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 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 洋派鉴其弊害， 而有取消夫额之章， 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 引起民怨沸腾。 而军无辎重， 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 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 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 之地， 反获胜仗。 今后抗战， 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 而异日和平之后， 更宜确定军队战志， 以备未来之国患。 百里在桂林成天演讲，累得精疲力尽，一天，他神色败坏地跑回来，倒在床上不能动弹。夫 人左梅劝他屏绝应酬，在桂林多住几天。他焦急说：“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日不到校我 的心一日不安，我们到遵义再静养不迟。” 百里到达宜山县城时，知自己病入膏盲，乃分付暂住省府招待所乐群社。这时，广州的第八 军分校及浙江大学都已疏散到待这里。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 百里又是求是书院的高 才生，故该校与他的关系特别亲切。当知百里到宜山后，两校的学生每天潮水般涌进涌出， 使左梅的照顾发生了很大的麻烦。
百里在宜山住到第五天，决定第六天启程赴遵义。就在这天晚上，陆大教育长周亚卫由贵阳 赶到宜山向百里报告扩中近况， 周还说到路上遇到土匪开枪的危险情况。 左梅趁机劝说百里 再住几天，等路上太平点再走。百里却漫不经心地回答：“不见得土匪就向我们开枪。我们 已决定了明天走，不要随时变更，就是有危险也得走。”可就在这天晚上，百里患心脏麻痹 症与世长辞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百
里的噩耗传出后，举国朝野为之震动。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并由政府及地方当局 襄办丧务，将遗体葬于宜山的鹤山。后来运回杭州，改葬于南山公墓。 百里五女，昭最长，未笄而卒，次第为雍、英、华、和，都为海内外最高学府毕业。1946 年，蒋英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结为伴侣。左梅夫人随三女蒋英、五女蒋和居住北 京，于 1978 年在北京逝世。 蒋百里一生著述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