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线生活的起点
滴滴答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答……。一阵军号声将我从梦中唤醒，睁开眼，天刚蒙蒙亮，看看周遭陌生的一切，想想连日来的长途奔波，才意识到我们一家将在这里安营扎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将是我三线生活的起点，至于终点在何处？将来在何方？这个问题实在太遥远，遥远到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少女根本无法去想象和企及。
504是个以通讯邮箱命名的电子军工厂，其代号为4110，当时所有的三线厂矿都以代号和信箱来命名。这是个三面环山的建筑群，整个工厂坐北朝南，北面是厂区，在厂区的外围东南西面各建有三片家属宿舍，整个建筑群的中间地带有一个大礼堂（含食堂），礼堂前门有个露天大操场，和礼堂一路之隔的南面是农民的稻田。东面有座小山头，因地制宜地建成了厂子弟学校，这顺应孩子天性的独具匠心的安排不得不让人为之折服。这是个独立的小社会，和各三线厂矿一样，不仅担负着制造国防军工产品的重任，还得担负着几千号人的生活起居，大到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店、银行、礼堂和蓝球场，小到理发店洗澡堂，生活配套设施一样不可缺，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说起504的厂址，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据当年参加厂址选址工作的父亲说：为了备战，为了军工企业的隐蔽性，所有的三线军工企业都要建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当时和父亲一行同时选址的还有504的近邻112厂，这是一家由北京包建的军工厂。112厂的选址队伍走到112所在地实在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脚下就成了112厂的厂址。父亲一行人则继续往前走，于是这个三面环山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就成了504的所在地。从地形上看，112厂分撒在一个大山坡上，远没有504厂那么紧凑和隐蔽。
刚到504时厂里还有很多油毛毡房，我的家被安置在靠近生活区大门口的一幢三层楼里，住在一楼北面的顶头，这是个只有两个房间外带一个厨房的套间，与那些更早到来的住油毛毡棚的人家相比，显然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从六九年起，504就开始筹建，最早到来的建设者们开山凿路，住的是油毛毡棚，喝的是山上的泉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外地运来各种建筑材料，用他们辛勤的汗水盖灌溉出一幢幢厂房和宿舍，为后来者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四、那些艰难的日子
崭新的生活从每天的起床号开始，然后上班号、下班号，一天的劳作在傍晚的下班号中结束。这是座生产海军用雷达的军工厂，因此厂里驻扎着不少的军代表，都是团长政委以上的级别。全厂人的生活起居也都全部按照部队的习惯整齐划一，厂广播室的大喇叭会准时地播放起床号和上下班号。厂里的机构编制也同样按照部队的标准，称作某连某班，当时我的父亲就是二连的连长。
504厂的主要人员都来自南京，虽然厂里还有全国各地去的人，但都不能成为主流，于是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南京话便成为了504的“官话”。以致于其他地方去的人都学说南京话，特别是孩子们。和504一样，每个三线厂都有来自于老厂的“官话”，比如112厂就说北京话，02厂就说四川话。他们不仅沿袭着各自家乡的方言，也沿袭着各自家乡的生活习俗。这让我想起同样生活在贵州的另外一批南京人：600年前就来到贵州安顺平坝的屯堡人。他们的祖先是明初从应天府(今南京)入黔屯军的江南兵士，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其在西南的统治，在这里垒墙筑堡，由于高山深壑的阻隔，这些屯军们便以自成一体的生活方式在此生息繁衍，以致于他们的后裔600年来任然世代保持着很多明代江南地区汉人的生活习俗和特征，从他们那典型的明朝服饰上就可知道屯堡人是如何完整地继承了他们祖先们的生活方式。由于国家的需要，由于朝廷和政府的需要，南京人不远千里迁徙贵州这一幕在相隔了六百年后重新上演，个中滋味唯有当事人自知，是非功过只能由历史来评说了。
三线的工作非常艰苦，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建造出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国防工厂，是一个极其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大型工程。为了军工厂的安全起见，甚至要把高科技的生产车间建在山洞里，这些要求无疑给三线建设者们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后来，在山洞里建筑的生产车间由于过于潮湿，那些精密的设备仪器都生了锈，只得放弃了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成的山洞，搬到了外面的厂房里。
刚刚到任的父亲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基建这两个字，作为基建负责人之一的父亲，开山挖地的苦活累活样样都要亲力亲为，为了和时间赛跑早日投入军品生产，他们没日没夜地连轴转，在那段极其艰苦的日子里，父亲每天回到家中都是带着满身的泥土和汗水。
贵州三件宝：斗笠蓑衣破棉袄。刚到504时最不能够适应的就是那里的气候，正如父亲所说这的确是个没有夏天的地方，六七月份一点也不热，可那没完没了的雨水却比江南的炎热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淅淅沥沥的雨不仅潮湿着人们的肉体，让很多人患上了关节炎，也潮湿着人们的心灵。
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是当地人的真实写照。平原地区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成为了记忆，在这个几乎每幢房子都不在一个平面的地方，这两个轮子的代步工具全无了用武之地。出门就爬坡，进门就下坡，在504这块土地上，别说是三里平，恐怕是一里平的地方都少见。
当地的少数民族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妙，这些个头瘦小的布依族人人裹着白色或者黑色的头帕，穿着自做的大裤腿的粗布青衣，不同的只是男对襟女大襟。他们的背上永远都背着个娃娃，无论男女老少。他们的孩子们不是在摇篮里也不是在马背上，而是在人背上长大的。当地有着背着娃娃谈恋爱这一奇特的风俗。
在最初的关于大山关于少数民族的童话世界被现实的枯燥和贫瘠打破后，在最初的新鲜感被严酷的现实条件消磨殆尽后，思乡，便成为每个游子遥遥无期的长梦。故乡那明媚的阳光、广阔的地平线、宽阔干净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雅致的校园、美丽的风景，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天边的那轮明月般可望而不可及，感觉生活是那么的索然无味缺少阳光。
在那个吃穿用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在那个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粮食定量供应不说，还要搭配杂粮。搭配面粉对我家来说没啥问题，苏北出生的母亲善做各种各样的面食，可拿那搭配的玉米就没啥好办法了，只能以二比一的交易和当地农民兑换大米。当时的贵州副食品供应相当紧张，厂里经常派车到富裕些的湖南广西拉回各种各样的副食品来保障供给。为了每家每户都能买到，紧俏食品都是凭户口本供应。在这个军事化的大家庭里，各家各户连吃食都是出奇的一致，拉来带鱼家家吃鱼，拉来猪肉户户吃肉。有时由于长途运输，拉来的鱼肉已经变味，大家依然争先恐后地抢购，买回家中冲洗干净多放些作料烧出来仍然是难得的诱人荤菜。蔬菜、白糖、水果等等凡是当地买不到的东西，统统都由厂后勤科从外省拉回供应。
厂的附近分布了几个布依族村寨，他们会到厂大门口这个小小的自由市场上交易，这些附近的村民们会把家中的土产山货鸡鸭禽蛋各种果蔬拿来卖给厂里人。山核桃、柿子、李子、拐枣、杨梅、马屎坨（当地人把野生的猕猴桃形象地叫做马屎坨）等都是当地特有的水果。有趣的是他们种出的蔬菜和果实如同他们的人一样的小颗（当地话小个的意思），他们把西红柿称之为毛辣果，这种个头很小又酸又甜的毛辣果很像如今的圣女果，口味甚至比圣女果还略胜一筹。
鸡蛋不是放在篮子里卖的，是用稻草串起来挑着卖的。鸡蛋也不是用来称着卖的，是用来数个卖的。鸡蛋串着卖正是贵州十八怪中的其中一大怪。
难得见到有猪肉卖，这是没有一点肥肉的猪，除了皮就是骨头和瘦肉，大山里的猪都不长膘，更何况人？
野猪肉，如今已经难觅踪迹的山珍在那时还真不是个稀罕物，时常有人把野猪肉以假乱真当成家猪肉出售，这样可以卖出个好价钱。如果不是买回家后发现这肉很难煮烂，肉眼还真的很难分辨出野猪肉和家猪肉的区别。据说在三线厂建设初期，山上时常有老虎出没，经过附近厂矿几年的开山放炮的折腾才不见了踪影。
山区水少，活鱼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但偶尔可以看到农民拎着娃娃鱼叫卖，贵州是野生娃娃鱼的栖息地。
每到周日这个唯一的厂休日，厂里人也会入乡随俗地背着背篓，走很远的山路到帮水去赶集。帮水是粟木公社的公社所在地，504的厂址属于栗木公社的辖地。赶集归来，背篓中装满了各式各样厂大门口卖不到的东西，不仅有人的吃穿用，还有鸡鸭的饲料等等。
尽管有厂方的长途运输和当地农的补充供应，各家各户的菜篮子仍然是那么的捉襟见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成为了三线厂人无可奈何的响应。除了养鸡养鸭，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们迫于生计，竟然也都拿起锄头亦工亦农地种起蔬菜来，于是家前屋后山上山下的空地上都被围成了一个个菜园子，那一个个花红果绿生意盎然的菜园不仅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也在不同程度上补充了每家每户那并不丰盛的餐桌。不知什么人从南京带来菊花佬种子，于是这个生命力极强的江南植物被移植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和它的主人们一样在贵州高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五、三线人的自强和乐观
虽说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三线建设者们始终以顽强的斗志和饱满的激情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大喇叭里的一则通知，可以把所有已经下班的人召集到大礼堂里开全厂大会，上级领导的一句话，可以让所有人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三线人的精神生活也远比物质生活要丰富得多，每周都有一两场电影，银幕一挂，小板凳大椅子就排满了整个操场，常常是电影看到一半广场亮起了大灯，是中场休息？错，是跑片还未送到。所谓跑片就是一个电影拷贝同时几个地方都在放，上家放完几盘立刻被等在那里的下家拿走，一部电影得跑好几趟片子才能放完。实在去晚了人多也不用担心看不到，银幕的反面人很少，除了电影里所有的一切只是左右倒了个以外，其他的倒也什么都不影响。那时可看的电影很少，八个样板戏是重头，然后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奇袭》《铁道游击队》外加《山本五十六》南斯拉夫的《桥》等这些数得过来的几部影片。看得最多的片名当属每场电影开头必放的《新闻简报》，当时的《新闻简报》不外乎是毛主席接见了谁谁，工业如何学大庆农业如何学大寨这些个内容。这是通讯并不发达的那个年代里传播国家大事的重要途径。尽管电影内容很是单一，但大家任然是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观看那些老掉了牙的电影。
厂里经常举办的各种球类比赛和文艺演出占据了大家很多的业余生活、这些军工精英们不仅有高超的技术，也不乏体育和文艺人才，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大标语下，精彩的球技吸引了阵阵的喝彩。有着相当水准的各种文艺演出也是精彩纷呈，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山区文化生活的不足。此外，过年有过年的活动，中秋有中秋的月饼，在那遥远的大山深处，在那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地带，这些三线建设者们苦中作乐，有滋有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我的父辈们，这些从大城市非常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走进大山深处的人们，是以如何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去面对他们那艰苦的人生？这是至今我都没能够弄明白的一个问题。
六、三线的孩子们
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我们这帮三线第二代人来说，真是恰如其分。孩子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在最初的不适应过去之后，入乡随俗是必然的选择和结果。每天爬上那座小山头去上学，放学后去幼儿园背回那胖嘟嘟的弟弟是我的首要任务。“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每天听着大喇叭里播放的样板戏“红灯记”，往往心中有些不平，李铁梅都17岁了担水劈柴拾煤渣算什么？我才12岁照样是样样都得干。虽然有点活思想，却丝毫影响不了对那个大辫子铁梅的崇拜，于是自己也留了条长辫子，成天乐呵呵甩来甩去地哼唱着“红灯记”。
三线的孩子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里，所有的人家都是近邻，所有的人不是同事就是同学，各家各户基本没有秘密可言，你家父母是干啥的，他家父母叫甚名谁统统都是一清二楚。“你这个四川耗子(号子)作死啊？”“你这个南京大萝卜跳啥子嘛？”瞧，这些知根之底的孩子们吵起架来都是那么的一语中的。有一次和小伙伴的吵架让我至今难忘：不记得是为了一桩什么事情，两个同班好友吵了起来，住在一楼的我和住在三楼的她拉开了战场，噼里啪啦一阵对决后，居高临下的楼上占了上风，急中生智和一个小帮凶嘀咕几句后，他立即朝楼上喊道：“你家爸爸怎么不回来啦？”楼上的“机关枪”顿时哑了火，原来她爸爸回老厂出差时被打成了“516”，隔离审查回不来了。对于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孩子们，哪里知道政治斗争的险恶和残酷？“516”这个至今不知其所以然的罪名，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三线的孩子们同样有着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犹如一棵棵小树苗般在父辈们的精心呵护中，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
穿着父母的旧衣，吃着包谷杂粮，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贫血，正处生长发育期年龄的我长得细细长长，瘦得连医生打针都无从下手。
上苍是公平的，他赋予了我瘦弱的身体，同时也赋予了我丰盈的心灵。师范毕业的母亲由于身体不好，丢下了执教多年的教鞭，离开了她热爱的教师岗位，改行做了厂图书管理员。近水楼台，让我有机会潜入文学的海洋，如饥似渴的我无论是中外名著还是古今小说各种杂志来者不拒，很多在当时不公开的内部书籍我都有幸博览，至今还记得的书籍名称有《红楼梦》《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高尔基三部曲》《多雪的冬天》等等。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阅读的事也时有发生，通过那个时期的大量阅读，所汲取的文学养分一直惠及至今，那粒爱好文学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起播种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七、都匀二中
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非常重视我的教育，厂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当然无法和都匀市里的老牌中学相匹敌，他们舍近求远把刚上初二的我从厂子弟学校转到了都匀二中，小小年纪的我和厂里的几个小姐妹开始了寄读生涯，四毛钱的公交车票对于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不算小钱，每到周六下午我们就拎着换洗衣服和带菜的瓶瓶罐罐满大街找厂里的汽车，那些开大卡车的司机叔叔们也都非常善良，不管在哪只要看到我们都会主动停下车来招呼我们上车，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地从那高大的轮胎爬上去，叽叽喳喳小鸟般热热闹闹地回了家。如果有时运气不好找不到厂里的车，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跟我们宿舍的同学父亲的车到112，然后再步行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家。她有个开大卡车的父亲，每到周六就来学校接她回家，让我们很是羡慕和沾光。回到家中，父母会倾其所有为我做些好吃的，每月的四斤肉票对于一个四口之家只能是杯水车薪，父母会安排在每个周末各买一斤等我回家一起打牙祭。周日下午返校时家里再用玻璃瓶给我们带上些菜，尽管都是些素菜，也都是特地多放些油炒得有滋有味，用来补充学校食堂那清淡的伙食。
都匀二中是当时黔南州府仅有的两所中学之一，和它的名字一样，其教学质量和名气在整个黔南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是个五年六轨制的中学，虽然距离贵州电子基地指挥部083很近，校园里却少有各厂矿的子弟，一方面因为各厂矿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偏远，受交通条件所限往返不便，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中央直属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归属局限。二中的招生主要面对地方，由于宿舍少，每年只招收很少的住校生，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些厂矿子弟是很难进入的。然而这个难题却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迎刃而解：二中的校长和我们的厂长同是转业军人和山东老乡。
时光可以让人淡忘很多东西，可有些事情却历久弥新。提起校长，不由得想起校长家那三位貌美如花的女人，她们给我留下了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校长是位从海南转业到都匀的退伍军人，他那说着一口海南普通话的夫人在当时当地简直就是一朵奇葩，一朵散发着无穷无尽女性魅力的奇葩。在那个狠批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居然在青春横溢的校园里见到了这位烫着满头卷发的校长夫人，虽然皮肤黝黑，但五官俏丽，体态婀娜，时常着一袭非常少见的旗袍，一头乌黑的瀑布极有韵致地飘逸着，如此的穿着打扮，如此的靓丽妖娆，犹如天外来客般稀罕，至少对我来说是平生首见。别说是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西南小城，即使在沿海的发达大都市也都难得一见，让人惊羡女人原来是可以这样美丽动人的！也许是上帝过于眷顾这个美丽的女人，居然派了两位美丽的天使来照顾她，那两位成天在水池边忙碌着洗涮淘汰的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天生丽质和她们的母亲同样的美丽。这两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不仅占据了美丽的容貌，还占有了丽和娜这两个美丽的名字，他们一家在这豆蔻年华的校园里，就是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八、在504的最后时光
初中毕业后，原来的小伙伴们几乎全都下乡插队当了知青。和父辈们一样进厂当一个工人，是当时所有的孩子们的唯一梦想。然而进厂当工人是有条件的：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知青经历才有可能，除非你是独生子女，在那个年代里又有几家是独生子女？于是插队当知青便成为所有即将走向社会的学子们的独木桥。抱着早下乡早进厂的期盼，很多人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选择了插队当知青。
因为父母对知识的虔诚，坚持让我读高中。已经就读都匀二中高一的我正巧碰上厂子弟校和112子弟校在504合作办高中。为了方便起见决定打道回府转学回家。
新办的高一总共还不到十个学生，他们是112转过来的和刚搬迁来厂不久的几位新同学。高一很快就结束了，没想到此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高中的校门，和那张高中毕业文凭失之交臂。更没想到我那整整五年的504生涯已将走到尽头。生命的转折点再次降临，由于714厂接手另一家军工厂的包建任务，我的父亲被再次派遣，我们随之举家搬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的4202厂成为我三线生活的第二个站点。
别了，我的三线生涯的起点。别了，我的少女时代。那年，我刚满十七岁。
写于2013年6月28日，7月5日初稿。
三、三线生活的起点
滴滴答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答……。一阵军号声将我从梦中唤醒，睁开眼，天刚蒙蒙亮，看看周遭陌生的一切，想想连日来的长途奔波，才意识到我们一家将在这里安营扎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将是我三线生活的起点，至于终点在何处？将来在何方？这个问题实在太遥远，遥远到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少女根本无法去想象和企及。
504是个以通讯邮箱命名的电子军工厂，其代号为4110，当时所有的三线厂矿都以代号和信箱来命名。这是个三面环山的建筑群，整个工厂坐北朝南，北面是厂区，在厂区的外围东南西面各建有三片家属宿舍，整个建筑群的中间地带有一个大礼堂（含食堂），礼堂前门有个露天大操场，和礼堂一路之隔的南面是农民的稻田。东面有座小山头，因地制宜地建成了厂子弟学校，这顺应孩子天性的独具匠心的安排不得不让人为之折服。这是个独立的小社会，和各三线厂矿一样，不仅担负着制造国防军工产品的重任，还得担负着几千号人的生活起居，大到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店、银行、礼堂和蓝球场，小到理发店洗澡堂，生活配套设施一样不可缺，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说起504的厂址，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据当年参加厂址选址工作的父亲说：为了备战，为了军工企业的隐蔽性，所有的三线军工企业都要建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当时和父亲一行同时选址的还有504的近邻112厂，这是一家由北京包建的军工厂。112厂的选址队伍走到112所在地实在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脚下就成了112厂的厂址。父亲一行人则继续往前走，于是这个三面环山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就成了504的所在地。从地形上看，112厂分撒在一个大山坡上，远没有504厂那么紧凑和隐蔽。
刚到504时厂里还有很多油毛毡房，我的家被安置在靠近生活区大门口的一幢三层楼里，住在一楼北面的顶头，这是个只有两个房间外带一个厨房的套间，与那些更早到来的住油毛毡棚的人家相比，显然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从六九年起，504就开始筹建，最早到来的建设者们开山凿路，住的是油毛毡棚，喝的是山上的泉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外地运来各种建筑材料，用他们辛勤的汗水盖灌溉出一幢幢厂房和宿舍，为后来者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四、那些艰难的日子
崭新的生活从每天的起床号开始，然后上班号、下班号，一天的劳作在傍晚的下班号中结束。这是座生产海军用雷达的军工厂，因此厂里驻扎着不少的军代表，都是团长政委以上的级别。全厂人的生活起居也都全部按照部队的习惯整齐划一，厂广播室的大喇叭会准时地播放起床号和上下班号。厂里的机构编制也同样按照部队的标准，称作某连某班，当时我的父亲就是二连的连长。
504厂的主要人员都来自南京，虽然厂里还有全国各地去的人，但都不能成为主流，于是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南京话便成为了504的“官话”。以致于其他地方去的人都学说南京话，特别是孩子们。和504一样，每个三线厂都有来自于老厂的“官话”，比如112厂就说北京话，02厂就说四川话。他们不仅沿袭着各自家乡的方言，也沿袭着各自家乡的生活习俗。这让我想起同样生活在贵州的另外一批南京人：600年前就来到贵州安顺平坝的屯堡人。他们的祖先是明初从应天府(今南京)入黔屯军的江南兵士，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其在西南的统治，在这里垒墙筑堡，由于高山深壑的阻隔，这些屯军们便以自成一体的生活方式在此生息繁衍，以致于他们的后裔600年来任然世代保持着很多明代江南地区汉人的生活习俗和特征，从他们那典型的明朝服饰上就可知道屯堡人是如何完整地继承了他们祖先们的生活方式。由于国家的需要，由于朝廷和政府的需要，南京人不远千里迁徙贵州这一幕在相隔了六百年后重新上演，个中滋味唯有当事人自知，是非功过只能由历史来评说了。
三线的工作非常艰苦，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建造出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国防工厂，是一个极其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大型工程。为了军工厂的安全起见，甚至要把高科技的生产车间建在山洞里，这些要求无疑给三线建设者们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后来，在山洞里建筑的生产车间由于过于潮湿，那些精密的设备仪器都生了锈，只得放弃了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成的山洞，搬到了外面的厂房里。
刚刚到任的父亲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基建这两个字，作为基建负责人之一的父亲，开山挖地的苦活累活样样都要亲力亲为，为了和时间赛跑早日投入军品生产，他们没日没夜地连轴转，在那段极其艰苦的日子里，父亲每天回到家中都是带着满身的泥土和汗水。
贵州三件宝：斗笠蓑衣破棉袄。刚到504时最不能够适应的就是那里的气候，正如父亲所说这的确是个没有夏天的地方，六七月份一点也不热，可那没完没了的雨水却比江南的炎热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淅淅沥沥的雨不仅潮湿着人们的肉体，让很多人患上了关节炎，也潮湿着人们的心灵。
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是当地人的真实写照。平原地区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成为了记忆，在这个几乎每幢房子都不在一个平面的地方，这两个轮子的代步工具全无了用武之地。出门就爬坡，进门就下坡，在504这块土地上，别说是三里平，恐怕是一里平的地方都少见。
当地的少数民族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妙，这些个头瘦小的布依族人人裹着白色或者黑色的头帕，穿着自做的大裤腿的粗布青衣，不同的只是男对襟女大襟。他们的背上永远都背着个娃娃，无论男女老少。他们的孩子们不是在摇篮里也不是在马背上，而是在人背上长大的。当地有着背着娃娃谈恋爱这一奇特的风俗。
在最初的关于大山关于少数民族的童话世界被现实的枯燥和贫瘠打破后，在最初的新鲜感被严酷的现实条件消磨殆尽后，思乡，便成为每个游子遥遥无期的长梦。故乡那明媚的阳光、广阔的地平线、宽阔干净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雅致的校园、美丽的风景，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天边的那轮明月般可望而不可及，感觉生活是那么的索然无味缺少阳光。
在那个吃穿用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在那个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粮食定量供应不说，还要搭配杂粮。搭配面粉对我家来说没啥问题，苏北出生的母亲善做各种各样的面食，可拿那搭配的玉米就没啥好办法了，只能以二比一的交易和当地农民兑换大米。当时的贵州副食品供应相当紧张，厂里经常派车到富裕些的湖南广西拉回各种各样的副食品来保障供给。为了每家每户都能买到，紧俏食品都是凭户口本供应。在这个军事化的大家庭里，各家各户连吃食都是出奇的一致，拉来带鱼家家吃鱼，拉来猪肉户户吃肉。有时由于长途运输，拉来的鱼肉已经变味，大家依然争先恐后地抢购，买回家中冲洗干净多放些作料烧出来仍然是难得的诱人荤菜。蔬菜、白糖、水果等等凡是当地买不到的东西，统统都由厂后勤科从外省拉回供应。
厂的附近分布了几个布依族村寨，他们会到厂大门口这个小小的自由市场上交易，这些附近的村民们会把家中的土产山货鸡鸭禽蛋各种果蔬拿来卖给厂里人。山核桃、柿子、李子、拐枣、杨梅、马屎坨（当地人把野生的猕猴桃形象地叫做马屎坨）等都是当地特有的水果。有趣的是他们种出的蔬菜和果实如同他们的人一样的小颗（当地话小个的意思），他们把西红柿称之为毛辣果，这种个头很小又酸又甜的毛辣果很像如今的圣女果，口味甚至比圣女果还略胜一筹。
鸡蛋不是放在篮子里卖的，是用稻草串起来挑着卖的。鸡蛋也不是用来称着卖的，是用来数个卖的。鸡蛋串着卖正是贵州十八怪中的其中一大怪。
难得见到有猪肉卖，这是没有一点肥肉的猪，除了皮就是骨头和瘦肉，大山里的猪都不长膘，更何况人？
野猪肉，如今已经难觅踪迹的山珍在那时还真不是个稀罕物，时常有人把野猪肉以假乱真当成家猪肉出售，这样可以卖出个好价钱。如果不是买回家后发现这肉很难煮烂，肉眼还真的很难分辨出野猪肉和家猪肉的区别。据说在三线厂建设初期，山上时常有老虎出没，经过附近厂矿几年的开山放炮的折腾才不见了踪影。
山区水少，活鱼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但偶尔可以看到农民拎着娃娃鱼叫卖，贵州是野生娃娃鱼的栖息地。
每到周日这个唯一的厂休日，厂里人也会入乡随俗地背着背篓，走很远的山路到帮水去赶集。帮水是粟木公社的公社所在地，504的厂址属于栗木公社的辖地。赶集归来，背篓中装满了各式各样厂大门口卖不到的东西，不仅有人的吃穿用，还有鸡鸭的饲料等等。
尽管有厂方的长途运输和当地农的补充供应，各家各户的菜篮子仍然是那么的捉襟见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成为了三线厂人无可奈何的响应。除了养鸡养鸭，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们迫于生计，竟然也都拿起锄头亦工亦农地种起蔬菜来，于是家前屋后山上山下的空地上都被围成了一个个菜园子，那一个个花红果绿生意盎然的菜园不仅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也在不同程度上补充了每家每户那并不丰盛的餐桌。不知什么人从南京带来菊花佬种子，于是这个生命力极强的江南植物被移植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和它的主人们一样在贵州高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五、三线人的自强和乐观
虽说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三线建设者们始终以顽强的斗志和饱满的激情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大喇叭里的一则通知，可以把所有已经下班的人召集到大礼堂里开全厂大会，上级领导的一句话，可以让所有人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三线人的精神生活也远比物质生活要丰富得多，每周都有一两场电影，银幕一挂，小板凳大椅子就排满了整个操场，常常是电影看到一半广场亮起了大灯，是中场休息？错，是跑片还未送到。所谓跑片就是一个电影拷贝同时几个地方都在放，上家放完几盘立刻被等在那里的下家拿走，一部电影得跑好几趟片子才能放完。实在去晚了人多也不用担心看不到，银幕的反面人很少，除了电影里所有的一切只是左右倒了个以外，其他的倒也什么都不影响。那时可看的电影很少，八个样板戏是重头，然后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奇袭》《铁道游击队》外加《山本五十六》南斯拉夫的《桥》等这些数得过来的几部影片。看得最多的片名当属每场电影开头必放的《新闻简报》，当时的《新闻简报》不外乎是毛主席接见了谁谁，工业如何学大庆农业如何学大寨这些个内容。这是通讯并不发达的那个年代里传播国家大事的重要途径。尽管电影内容很是单一，但大家任然是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观看那些老掉了牙的电影。
厂里经常举办的各种球类比赛和文艺演出占据了大家很多的业余生活、这些军工精英们不仅有高超的技术，也不乏体育和文艺人才，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大标语下，精彩的球技吸引了阵阵的喝彩。有着相当水准的各种文艺演出也是精彩纷呈，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山区文化生活的不足。此外，过年有过年的活动，中秋有中秋的月饼，在那遥远的大山深处，在那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地带，这些三线建设者们苦中作乐，有滋有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我的父辈们，这些从大城市非常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走进大山深处的人们，是以如何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去面对他们那艰苦的人生？这是至今我都没能够弄明白的一个问题。
六、三线的孩子们
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我们这帮三线第二代人来说，真是恰如其分。孩子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在最初的不适应过去之后，入乡随俗是必然的选择和结果。每天爬上那座小山头去上学，放学后去幼儿园背回那胖嘟嘟的弟弟是我的首要任务。“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每天听着大喇叭里播放的样板戏“红灯记”，往往心中有些不平，李铁梅都17岁了担水劈柴拾煤渣算什么？我才12岁照样是样样都得干。虽然有点活思想，却丝毫影响不了对那个大辫子铁梅的崇拜，于是自己也留了条长辫子，成天乐呵呵甩来甩去地哼唱着“红灯记”。
三线的孩子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里，所有的人家都是近邻，所有的人不是同事就是同学，各家各户基本没有秘密可言，你家父母是干啥的，他家父母叫甚名谁统统都是一清二楚。“你这个四川耗子(号子)作死啊？”“你这个南京大萝卜跳啥子嘛？”瞧，这些知根之底的孩子们吵起架来都是那么的一语中的。有一次和小伙伴的吵架让我至今难忘：不记得是为了一桩什么事情，两个同班好友吵了起来，住在一楼的我和住在三楼的她拉开了战场，噼里啪啦一阵对决后，居高临下的楼上占了上风，急中生智和一个小帮凶嘀咕几句后，他立即朝楼上喊道：“你家爸爸怎么不回来啦？”楼上的“机关枪”顿时哑了火，原来她爸爸回老厂出差时被打成了“516”，隔离审查回不来了。对于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孩子们，哪里知道政治斗争的险恶和残酷？“516”这个至今不知其所以然的罪名，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三线的孩子们同样有着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犹如一棵棵小树苗般在父辈们的精心呵护中，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
穿着父母的旧衣，吃着包谷杂粮，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贫血，正处生长发育期年龄的我长得细细长长，瘦得连医生打针都无从下手。
上苍是公平的，他赋予了我瘦弱的身体，同时也赋予了我丰盈的心灵。师范毕业的母亲由于身体不好，丢下了执教多年的教鞭，离开了她热爱的教师岗位，改行做了厂图书管理员。近水楼台，让我有机会潜入文学的海洋，如饥似渴的我无论是中外名著还是古今小说各种杂志来者不拒，很多在当时不公开的内部书籍我都有幸博览，至今还记得的书籍名称有《红楼梦》《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高尔基三部曲》《多雪的冬天》等等。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阅读的事也时有发生，通过那个时期的大量阅读，所汲取的文学养分一直惠及至今，那粒爱好文学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起播种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七、都匀二中
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非常重视我的教育，厂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当然无法和都匀市里的老牌中学相匹敌，他们舍近求远把刚上初二的我从厂子弟学校转到了都匀二中，小小年纪的我和厂里的几个小姐妹开始了寄读生涯，四毛钱的公交车票对于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不算小钱，每到周六下午我们就拎着换洗衣服和带菜的瓶瓶罐罐满大街找厂里的汽车，那些开大卡车的司机叔叔们也都非常善良，不管在哪只要看到我们都会主动停下车来招呼我们上车，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地从那高大的轮胎爬上去，叽叽喳喳小鸟般热热闹闹地回了家。如果有时运气不好找不到厂里的车，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跟我们宿舍的同学父亲的车到112，然后再步行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家。她有个开大卡车的父亲，每到周六就来学校接她回家，让我们很是羡慕和沾光。回到家中，父母会倾其所有为我做些好吃的，每月的四斤肉票对于一个四口之家只能是杯水车薪，父母会安排在每个周末各买一斤等我回家一起打牙祭。周日下午返校时家里再用玻璃瓶给我们带上些菜，尽管都是些素菜，也都是特地多放些油炒得有滋有味，用来补充学校食堂那清淡的伙食。
都匀二中是当时黔南州府仅有的两所中学之一，和它的名字一样，其教学质量和名气在整个黔南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是个五年六轨制的中学，虽然距离贵州电子基地指挥部083很近，校园里却少有各厂矿的子弟，一方面因为各厂矿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偏远，受交通条件所限往返不便，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中央直属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归属局限。二中的招生主要面对地方，由于宿舍少，每年只招收很少的住校生，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些厂矿子弟是很难进入的。然而这个难题却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迎刃而解：二中的校长和我们的厂长同是转业军人和山东老乡。
时光可以让人淡忘很多东西，可有些事情却历久弥新。提起校长，不由得想起校长家那三位貌美如花的女人，她们给我留下了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校长是位从海南转业到都匀的退伍军人，他那说着一口海南普通话的夫人在当时当地简直就是一朵奇葩，一朵散发着无穷无尽女性魅力的奇葩。在那个狠批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居然在青春横溢的校园里见到了这位烫着满头卷发的校长夫人，虽然皮肤黝黑，但五官俏丽，体态婀娜，时常着一袭非常少见的旗袍，一头乌黑的瀑布极有韵致地飘逸着，如此的穿着打扮，如此的靓丽妖娆，犹如天外来客般稀罕，至少对我来说是平生首见。别说是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西南小城，即使在沿海的发达大都市也都难得一见，让人惊羡女人原来是可以这样美丽动人的！也许是上帝过于眷顾这个美丽的女人，居然派了两位美丽的天使来照顾她，那两位成天在水池边忙碌着洗涮淘汰的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天生丽质和她们的母亲同样的美丽。这两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不仅占据了美丽的容貌，还占有了丽和娜这两个美丽的名字，他们一家在这豆蔻年华的校园里，就是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八、在504的最后时光
初中毕业后，原来的小伙伴们几乎全都下乡插队当了知青。和父辈们一样进厂当一个工人，是当时所有的孩子们的唯一梦想。然而进厂当工人是有条件的：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知青经历才有可能，除非你是独生子女，在那个年代里又有几家是独生子女？于是插队当知青便成为所有即将走向社会的学子们的独木桥。抱着早下乡早进厂的期盼，很多人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选择了插队当知青。
因为父母对知识的虔诚，坚持让我读高中。已经就读都匀二中高一的我正巧碰上厂子弟校和112子弟校在504合作办高中。为了方便起见决定打道回府转学回家。
新办的高一总共还不到十个学生，他们是112转过来的和刚搬迁来厂不久的几位新同学。高一很快就结束了，没想到此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高中的校门，和那张高中毕业文凭失之交臂。更没想到我那整整五年的504生涯已将走到尽头。生命的转折点再次降临，由于714厂接手另一家军工厂的包建任务，我的父亲被再次派遣，我们随之举家搬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的4202厂成为我三线生活的第二个站点。
别了，我的三线生涯的起点。别了，我的少女时代。那年，我刚满十七岁。
写于2013年6月28日，7月5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