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芙华 陈 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命题。后世对其解读往往集中在政教功能之上，认为其和魏晋时期产生的“诗缘情”有极大的冲突。一是以教化的角度来解读诗歌，一是以审美的角度来解读诗歌。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文学理论范畴，本文从“诗”起源及意义演变入手，认为先秦时的“诗言志”是文学理论纲领式的命题，而“诗缘情”只是这个命题下的一个分支。
[关键词] 诗；志；诗言志
中图分类号： 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12-0068-01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出现的重要的文学概念。它引起了后世文学理论家的广泛探讨，对它有多种不同解释。要弄清这个命题，需要先了解“诗言志”的“诗”是指什么，“志”是指什么，“诗”和“志”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若能澄清，“诗言志”这个命题便可迎刃而解。
一、“诗”的内涵的演变
“诗”的出现大约在西周时期，和“志”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多文学理论典籍中，二者并没有区别，闻一多先生便认为两者是同源。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说：“诗，志也。从言，寺声。”
最早阐述“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是记录中国上古时期事迹的著作。这里的“诗”并不指纯粹的语言，而是和乐、舞紧密结合，三位一体的东西。它是巫师祷告时的唱词，和今日被称为文艺作品的诗有着明显区别。正如李泽厚、刘纲纪所讲：历史地考察起来，我们认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称为文艺作品的“诗”。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
到春秋时期，人们论“诗”，多指《诗经》。《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上有郑伯宴请赵孟、子展等人，大家在宴会上赋诗言志的故事。他们所赋之诗，实际上指《诗经》。那时人们引诗赋诗并不注重诗歌文本意义，而是根据需要来引用，只要问答双方都能明白就可以了。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六位大臣给晋国韩起饯行，每人赋《诗》一首。这六首诗均出自《郑风》，有《野有蔓草》《羔裘》等，都是断章取义，韩起也明白对方的意思，一一作答，又答赋《我将》。
春秋期末，孔子提出了诗 “兴观群怨”说，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是指可以借诗歌抒发情志，“观”是指可以通过诗歌观察国家兴衰和人民疾苦，所谓“群”是指可以通过诗歌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沟通人民的感情，所谓“怨”是指可以借诗歌讽刺执政者的过失或抱怨苛政。孔子的“诗”虽然也是指《诗经》，可他对诗歌功能的强调，使“‘诗’的内涵从经典的、文献的《诗》渐渐地向着本体的、独立的文体诗演化”。孔子之后的孟子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认为，在解读《诗》的时候，要根据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去推测揣摩作者思想感情。这里的《诗》虽然依然指向诗经，但已有了“文”“辞”之辩，即语言和修辞手法的内涵，使“诗”之含义又向独立的文学体裁迈进了一步。
此时“诗”的范围依然很广，可以说包括一切能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诗言志”也就是文字记录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既有情，也有礼仪制度，还有奇闻轶事等。如《诗经》中
便有“风”“雅”“颂”三种体裁，表述的虽是不同的内容，但统称“诗”。
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萌芽，发源于汉，确立于魏晋。从作品来推论，在汉代，所谓的“文”和“文章”便是指赋，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诗文”没有明显的分界。魏晋之时的陆机在《文赋》中将文章分为十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特征，“诗”的特征是“缘情而绮靡”。魏晋时候的五言诗极为兴盛，阮籍便是以五言诗闻名后世，由此可推知，陆机《文赋》的“诗”指的便是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诗，也就是今日所言的古诗。
二、“志”内涵的演变
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他从考证“志”的字源意义出发，认为藏在心中东西便是“志”。文字的出现就是为了便于记忆，因此，在最初，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志”。并由此得出了“诗”记事和“歌”抒情两种不同文学形式的不同功能。
闻一多先生的说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回到上文《尚书》中关于“诗言志”之说中，便能发现问题所在。郭绍虞先生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将其解释为“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原始社会中，人们头脑中并没有严格的文学体裁观念，那时候的诗、歌、乐、舞是融合在一起的，在祭祀中用来向神灵祈祷，以求风调雨顺。《尚书》这里的“志”指在一片和谐融洽气氛中人的内心情感的咏发，不能是一种记载行为。
《后汉书·艺文志》也有一段关于“诗言志”的阐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这段话指出若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哀乐之心”便是“诗”。哀乐之心必然只能是情感。因此，“诗言志”的“志”能指内心情感。
由此可见，“志”最初可能是作为一个记录行为而出现的，但是当它和“诗”结合起来，便成了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总称，包括“知”“情”“意”。正如罗根泽先生对“志”内涵的解释：“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地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分。”
三、“诗言志”内涵分析
对“诗言志”的争论主要在“诗言志”是否只讲述了诗的政教功能，和“诗缘情”对立；还是也阐发了“诗”的审美功能，是教化和审美的统一。持前一种观念的人多从儒家文献入手，认为“诗言志”看重的是诗歌对人民道德教育以期达到国治民安的政治功用。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诗言志”的一种误读。
从上文中对“诗”和“志”的分析中，可得知，在先秦时期“诗言志”实际上是文学作品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总表述，并不能将其机械的理解为具体的“志向”或“情志”，并由此划分中国文学理论的两大范畴。儒家虽然看重文学作品的政教功能，但并未否认“诗”传情功能。如在孔子对《诗经》“兴观群怨”的功能的阐述中，将“兴”放在诗歌功能的首位，这是对后世学者对儒家的“诗言志”只注重其政教功能忽视审美的有力反驳。
到汉代之时，儒家经典《毛诗序》虽然非常重视诗与政教的关系，但也没有扼杀情。《毛诗序》有言：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它明确提到“诗”是在情感的驱使下产生的。这是对“志”并非道德劝诫的最有力说明。不过，需注意《毛诗序》指出诗歌情动而生的时候，强调了其要符合礼仪规范，不能任情感放任无拘，即“发乎情，止乎礼”。后人往往将解读点放在 “止乎礼”上，将《毛诗序》及“诗言志”理解为诗歌教育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相处，从而引申出诗歌的教化功能，而忽视了诗对情感的表达作用。这是对“诗言志”解读的误区。
由此可见，“诗言志”在“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之前，讲文学作品对人的情志的阐发作用，既有“情感”也有“教化”二者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学纲领。直到
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之后，情形才发生了变化，由此延伸出了“诗缘情”的命题。 综上所述，“诗言志”在先秦时期乃是一个概念非常宏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它不仅涉及了文学理论的教化作用，也涉及了文学理论对情感的抒发作用。魏晋之时出现的“诗缘情”是诗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之后产生的另一种命题，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分支，其论述范围、内涵相对于先秦之时的“诗言志”都小得多。
○李芙华 陈 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命题。后世对其解读往往集中在政教功能之上，认为其和魏晋时期产生的“诗缘情”有极大的冲突。一是以教化的角度来解读诗歌，一是以审美的角度来解读诗歌。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文学理论范畴，本文从“诗”起源及意义演变入手，认为先秦时的“诗言志”是文学理论纲领式的命题，而“诗缘情”只是这个命题下的一个分支。
[关键词] 诗；志；诗言志
中图分类号： 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12-0068-01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出现的重要的文学概念。它引起了后世文学理论家的广泛探讨，对它有多种不同解释。要弄清这个命题，需要先了解“诗言志”的“诗”是指什么，“志”是指什么，“诗”和“志”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若能澄清，“诗言志”这个命题便可迎刃而解。
一、“诗”的内涵的演变
“诗”的出现大约在西周时期，和“志”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多文学理论典籍中，二者并没有区别，闻一多先生便认为两者是同源。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说：“诗，志也。从言，寺声。”
最早阐述“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是记录中国上古时期事迹的著作。这里的“诗”并不指纯粹的语言，而是和乐、舞紧密结合，三位一体的东西。它是巫师祷告时的唱词，和今日被称为文艺作品的诗有着明显区别。正如李泽厚、刘纲纪所讲：历史地考察起来，我们认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称为文艺作品的“诗”。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
到春秋时期，人们论“诗”，多指《诗经》。《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上有郑伯宴请赵孟、子展等人，大家在宴会上赋诗言志的故事。他们所赋之诗，实际上指《诗经》。那时人们引诗赋诗并不注重诗歌文本意义，而是根据需要来引用，只要问答双方都能明白就可以了。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六位大臣给晋国韩起饯行，每人赋《诗》一首。这六首诗均出自《郑风》，有《野有蔓草》《羔裘》等，都是断章取义，韩起也明白对方的意思，一一作答，又答赋《我将》。
春秋期末，孔子提出了诗 “兴观群怨”说，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是指可以借诗歌抒发情志，“观”是指可以通过诗歌观察国家兴衰和人民疾苦，所谓“群”是指可以通过诗歌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沟通人民的感情，所谓“怨”是指可以借诗歌讽刺执政者的过失或抱怨苛政。孔子的“诗”虽然也是指《诗经》，可他对诗歌功能的强调，使“‘诗’的内涵从经典的、文献的《诗》渐渐地向着本体的、独立的文体诗演化”。孔子之后的孟子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认为，在解读《诗》的时候，要根据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去推测揣摩作者思想感情。这里的《诗》虽然依然指向诗经，但已有了“文”“辞”之辩，即语言和修辞手法的内涵，使“诗”之含义又向独立的文学体裁迈进了一步。
此时“诗”的范围依然很广，可以说包括一切能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诗言志”也就是文字记录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既有情，也有礼仪制度，还有奇闻轶事等。如《诗经》中
便有“风”“雅”“颂”三种体裁，表述的虽是不同的内容，但统称“诗”。
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萌芽，发源于汉，确立于魏晋。从作品来推论，在汉代，所谓的“文”和“文章”便是指赋，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诗文”没有明显的分界。魏晋之时的陆机在《文赋》中将文章分为十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特征，“诗”的特征是“缘情而绮靡”。魏晋时候的五言诗极为兴盛，阮籍便是以五言诗闻名后世，由此可推知，陆机《文赋》的“诗”指的便是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诗，也就是今日所言的古诗。
二、“志”内涵的演变
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他从考证“志”的字源意义出发，认为藏在心中东西便是“志”。文字的出现就是为了便于记忆，因此，在最初，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志”。并由此得出了“诗”记事和“歌”抒情两种不同文学形式的不同功能。
闻一多先生的说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回到上文《尚书》中关于“诗言志”之说中，便能发现问题所在。郭绍虞先生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将其解释为“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原始社会中，人们头脑中并没有严格的文学体裁观念，那时候的诗、歌、乐、舞是融合在一起的，在祭祀中用来向神灵祈祷，以求风调雨顺。《尚书》这里的“志”指在一片和谐融洽气氛中人的内心情感的咏发，不能是一种记载行为。
《后汉书·艺文志》也有一段关于“诗言志”的阐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这段话指出若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哀乐之心”便是“诗”。哀乐之心必然只能是情感。因此，“诗言志”的“志”能指内心情感。
由此可见，“志”最初可能是作为一个记录行为而出现的，但是当它和“诗”结合起来，便成了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总称，包括“知”“情”“意”。正如罗根泽先生对“志”内涵的解释：“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地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分。”
三、“诗言志”内涵分析
对“诗言志”的争论主要在“诗言志”是否只讲述了诗的政教功能，和“诗缘情”对立；还是也阐发了“诗”的审美功能，是教化和审美的统一。持前一种观念的人多从儒家文献入手，认为“诗言志”看重的是诗歌对人民道德教育以期达到国治民安的政治功用。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诗言志”的一种误读。
从上文中对“诗”和“志”的分析中，可得知，在先秦时期“诗言志”实际上是文学作品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总表述，并不能将其机械的理解为具体的“志向”或“情志”，并由此划分中国文学理论的两大范畴。儒家虽然看重文学作品的政教功能，但并未否认“诗”传情功能。如在孔子对《诗经》“兴观群怨”的功能的阐述中，将“兴”放在诗歌功能的首位，这是对后世学者对儒家的“诗言志”只注重其政教功能忽视审美的有力反驳。
到汉代之时，儒家经典《毛诗序》虽然非常重视诗与政教的关系，但也没有扼杀情。《毛诗序》有言：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它明确提到“诗”是在情感的驱使下产生的。这是对“志”并非道德劝诫的最有力说明。不过，需注意《毛诗序》指出诗歌情动而生的时候，强调了其要符合礼仪规范，不能任情感放任无拘，即“发乎情，止乎礼”。后人往往将解读点放在 “止乎礼”上，将《毛诗序》及“诗言志”理解为诗歌教育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相处，从而引申出诗歌的教化功能，而忽视了诗对情感的表达作用。这是对“诗言志”解读的误区。
由此可见，“诗言志”在“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之前，讲文学作品对人的情志的阐发作用，既有“情感”也有“教化”二者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学纲领。直到
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之后，情形才发生了变化，由此延伸出了“诗缘情”的命题。 综上所述，“诗言志”在先秦时期乃是一个概念非常宏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它不仅涉及了文学理论的教化作用，也涉及了文学理论对情感的抒发作用。魏晋之时出现的“诗缘情”是诗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之后产生的另一种命题，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分支，其论述范围、内涵相对于先秦之时的“诗言志”都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