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及启示

区域经济

5软科学62008年12月#第22卷#第12期(总第108期)

欧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

案例研究及启示

吴晓隽, 高汝熹

(1.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200051; 2.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200030)

摘要:通过选择欧洲几个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导致其成功或失败的因素, 总结经验教训。关键词:欧洲生物医药集群; 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08) 12-0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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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n the B i o -m edical C l usters i n Europe

W U X iao -jun 1, GAO Ru -x i 2

(1. Xuri Schoo l of M anage m ent , D onghua U ni ver sity, Shan ghai 200051;

2. A ntai Co llege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e m ent , Shangha i J iao tong Universit 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so m e ide ntical cases of bio-medical cl usters i n Europe and c onducts deep analys is

on the factors which leads t hose cl usters to success or failure . Based on t he anal ysis , it concludes that the e xper-i ences and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 ned by China . K ey wor ds :Eur opea n bi o-medical clusters ; case study 从世界生物医药产业的分布版图来看, 北美、欧洲、日本是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度发达的三大区域。2002年, 这三大区域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销售额占全球药品市场销售额的88%。目前, 全球正在开发的生物技术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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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63%集中在美国, 21%在欧洲, 日本占10%。

从整体上看, 与美国相比, 尽管在研究领域欧洲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在其生产过程、创办公司和维持发展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欧洲的生物技术公司数量和美国相当, 但生物技术公司平均规模小, 雇佣的人员数仅为美国的一半, 研发投资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可得贷款数额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 相应的欧洲生物技术公司所创造的国家收入也仅为美国的一半。尽管如此, 欧洲也出现了若干生物医药的明星集群, 如英国伦敦、德国的莱因河上游三角地带以及丹麦、瑞典的药谷, 对欧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研究, 我们将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来做分析, 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1 研发为核心的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

伦敦的生命科学产业部门包括大型制药公司、世界

级研究机构以及82家本地成长的包罗创业型初创到较

成熟生物技术领域的生命科学公司。此外, 合同研究机构和生物医学工程公司也是伦敦生命科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门。伦敦生命科学产业规模庞大, 制药产业的从业人员达6000多名, 另有1715万人在更大的保健产业工作。超过28所大学和公共机构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2001年评估表明:有1350名科研人员在伦敦顶级的生物科学和临床部门工作。此外, 伦敦还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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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和医学院校。

伦敦认定了82家核心生命科学公司, 它们均应用现代生物或生物制造技术。伦敦生命科学公司集群中, 既有创业型初创公司, 又有成熟的生物技术公司, 更有诸如葛兰素史克(G l axo S m it h K li ne) 等跨国制药公司。同时, 还有许多商业化运作的技术转让机构。这些单位中的绝大多数聚集在伦敦中西轴线上, 构成生命科学产业部门的供应链, 形成欧洲最重要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之一。其中, 50%以上生命科学公司从事针对人体保健应用的治疗或药品的研究和开发。而合同研究机构(尤

收稿日期:2008-07-22

作者简介:吴晓隽(1974-) , 女, 浙江杭州人,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高汝熹(1941-), 男, 上海人, 上海交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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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临床试验研究领域的合同研究机构) 和生物医学工程公司则是伦敦仅次于生命科学公司的优势产业部门。伦敦生命科学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大型制药公司和其他专业化生物技术公司, 它们一般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给客户进行商业化。另外, 伦敦庞大的医疗产业也是重要市场和吸引客户落户伦敦的主要动力。伦敦作为英国最大的医疗市场所在、临床试验基地, 四通八达的国际与国内交通; 紧靠国际金融与商务中心以及地方政府对生物医药集群的政策倾斜和扶持, 成为该地区生命科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

从集群的角度看, 伦敦形成生命科学产业集群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¹卓越的研究能力

伦敦的生物技术产业的科学基础是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比拟的。这里集中了剑桥、牛津两大世界著名高校以及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 包括:英国医疗研究委员会(MRC) 、巴布拉汉姆(Babr aha m I nst it ute) 、维康基金会(W ellco m e T rust)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EBI) 等, 并且在生命科学领域成果累累:已经获得了20多个诺贝尔奖, 发现DNA 结构及单克隆抗体构造, 发明DNA 指纹印, 以及取得抗体工程的重大进展。这些发明创造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剑桥的桑格中心还参与了人类基因测序(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测序工作), 另外在克隆技术以及基因治疗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全球领先的卓越的研究能力成为伦敦生命科学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和前提。

º著名大学成为集群的核心

伦敦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主要依托牛津、剑桥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而产生。他们不仅为生命科学集群提供了科学技术和人才并同时担当了孵化器的作用, 对技术的转让和产业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广泛的技术转让支持组织以及大量的交互活动从1980年代的牛津信托到1999年成立的牛津郡生命科学网络(Oxfor dshire Biosci ence N et w ork) , 在伦敦的生命科学集群中, 活动着一批致力于/鼓励研究和对研究成果的应用0的技术转让支持组织的商业组织和非商业组织, 这些中介机构通过组织会议、课程、开展高校与产业界的交流活动、资助新创企业和研究项目等多种途径和方式, 大大促进了生命科学集群中研究创新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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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新企业的孵化。另外, 一批法律、金融、咨询和很多其他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则丰富了生命科学创新集群的必要组成部分。

¼剑桥和牛津的创业精神及品牌力量

在剑桥郡和牛津郡的生命科学集群中, 大量的创业型中小企业成为主体, 图1显示了牛津郡生命科学集群中企业的规模分布, 很明显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很小, 100人以上的公司比例很低。剑桥郡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大量创业企业的集聚正是剑桥和牛津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创业精神的投射。剑桥和牛津作为高科技企业

区域经济

聚集地区的优势在于它有一种使创业精神转换成为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 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 并把它转换成企业和科技创新, 倡导特殊的创业精神和独特的人文氛围, 使得科技园区不断发展壮大, 这就是剑桥和牛津的创业精

神。

剑桥和牛津作为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 其学术传统和声誉在世界范围里有显著的品牌效应, 在吸引国内外的人才和投资等方面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2005年一项针对牛津郡生物医药企业的调查显示, 62%的集群内企业认为在促进生命科学企业的发展中, 牛津品牌的作用最显著。在牛津郡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生物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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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牛津命名。

2 丹麦-瑞典的生物谷

横跨丹麦和瑞典的生物谷是美国以外历史最久、最成熟的生物医药集群之一, 集中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60%的医药企业。生物谷位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区以及瑞典的南部一角, 该地区集中了300万人口(是瑞典和丹麦总人口的22%) 。在研发力量、产业力量和服务力量方面都十分强大, 是世界第四大生物医药集群所在。谷内集中了14所大学, 超过1万名生物医药和临床领域的专家在此进行世界级的研究工作。在谷内有14万名大学生, 其中15%~20%的学生专业为生物医药领域。另外, 生物谷还包括了26家研究型医院, 其中11家是大学附属医院, 6家科学园, 还有许多大型的制药企业, 比如N ovo N or disk , A stra Zeneca , Lundbeck 等。另外还有超过250家的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企业, 拥有41000名雇员。这个集群很有特点, 在一些项目的设计和集群特色的设计和把握上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¹大学、医院、企业三方资源集聚, 共享两个国家的优势资源

在丹麦-瑞典的生物谷里, 其发展生命科学的基础力量之强大、资源之丰富是世界罕见的。在车程仅为一小时的区域范围内, 既有世界著名的大型制药企业的集聚, 又有数量众多的研究型医院和高校的存在, 这为该区域生命科学产业集群的孕育和全方位的发展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丹麦-瑞典生物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生物医药产业链的研发、临床、制造各环节全面发展的生物医药集群, 在生物谷内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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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另一方面, 该药谷跨瑞典、丹麦两国, 共享两国政府的优惠政策、融资渠道和信息资源, 同时通过跨厄勒海峡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医院和大学之间的无间合作, 进一步促进了两个国家生命科学领域研发水平和产业水平的提高。

º雄厚的学术力量和产业力量共同推动了该生命科学集群的形成

该地区的大学在生物和医学领域有很强的研究力量和悠久的传统, 研究实力很强。2004年的一项比较研究显示了生物谷在基础的生物医药研究领域有很多论文发表, 表明该地区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见图2), 事实上丹麦生物谷在该领域已经产生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生物谷形成的知识源基础。

此外, 一批研究导向的大型制药企业比如诺和诺德(N ovo Nordi sk ) 、H 1Lundbeck , A stra Zeneca and LEO Phar ma , 在生物谷集群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大型药企都是本土企业, 存在于该地区几乎有百年历史, 具有很强的本地根植性, 同时区别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制药巨头, 这些大型药企非常重视研发工作和新技术的采用, 富于创新精神。在生物技术时代到来之时, 这些大型药企反应迅速, 借助于本地的基础研究力量, 积极投入到生物医药的领域中, 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加强应用研究能力, 吸引供应商、不断地衍生新企业, 直接促

成了生物谷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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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区域性会议, 影响力巨大, 2004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论坛就吸引了10000名来访者。

其中该学会主持的博士项目计划很有创意也颇有成效:每一个博士、博士后项目都在区域内一个大学、一个医院和一个企业之间的合作中进行。通过学生与导师以及其他项目团队成员的共同工作和开展研究, 事实上促进了集群中三方力量的交流和互动, 推动了知识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转移。

¼善于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以临床研究为集群特色丹麦-瑞典生物谷的一大特点是非常善于利用和发挥本区域的优势资源, 懂得如何在三种优势资源相结合的领域打造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临床研究成为其三方资源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最好交集, 事实上, 丹麦-瑞典生物谷最为突出的四个研究领域(糖尿病、炎症、神经病和癌症) 都与临床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在生物谷有26所大学和研究医院, 15000张病床, 医学门类齐全。拥有11000名医生, 2000名牙医和药剂师, 20000名护士, 为开展临床医学研究和建设药物的临床试验基地提供了资源保证。生物谷内高密度的研究医院使得该区域具有高水平的临床专家和执行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的能力。谷内大量集聚的生物医药企业为临床试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促进了生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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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试验领域能力的培养。

同时, 该区域的医疗机构在欧洲最早执行/良好临床标准0(GCP), 培养了一批高水准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甚至形成了一支专门的护士队伍专业从事这项工作。逐渐具备了从试验设计到过程管理的专业力量, 形成了临床试验和预试验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大量的临床试验外包组织(CRO ) 集聚, 推动了临床试验基地的形成。

½有效的资金运作模式。

生物谷提供了一系列的资金融通渠道, 包括大型的风险基金, 股票市场的资金融通和吸引一些对生物谷、生物技术有特殊兴趣的基金, 以及具有专业评估能力的银行投资等, 生物谷筹划机构本身也提供一定的种子基金, 并给各创业者提供商业策划和咨询。3 失败案例:意大利伦巴迪(Lo mba dy) 地区的生物医药集群

意大利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迪地区是该国生命科学研发最为集中的地区, 在1979~1996年期间, 该地区获得的欧洲专利办公室的专利授权达到整个意大利的4319%。其中心城市米兰则是整个意大利研究机构、实验室最为集中的地区, 同时还是意大利主要的金融中心, 米兰在药物和生物学的学术研究方面素有传统, 具有良好的积淀。另外, 伦巴迪地区还是意大利化学和制药工业的主体所在, 特别是这些化学和制药企业的总部和研究实验室都集中在该地区, 为该地区构建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领域的研发传统。

可以说, 从表面上看, 伦巴迪地区几乎集中了孕育

»高效务实的中介组织推动集群三类主角的互动和交流

丹麦-瑞典生物谷学会(Medican V all ey A cade my) 是生物谷内, 致力于增强集群内大学、医院和各类企业之间的凝聚力的网络性组织。这个学会组织了大量的聚焦于结成网络的活动、论坛、会议以及各种聚会来促成区域内三类主体的交流。比如组织一年一度的斯堪的纳维亚生物技术论坛科技会议, 这是整个北欧地区发

发展生物医药集群所需的所有要素:产业基础、研究力量、融资渠道。事实上,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该地区集聚了意大利从事生物技术产业49%的企业、36%的研究机构和42%的实验室, 并且还吸引到国家对生物技术产业支持的29%的资金。另外该地区还建立了若干科学园区来促进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但最终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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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业集群却没能在该地真正形成。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¹生物医药技术链不完整, 整体研发水平和技术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尽管意大利在免疫学、基因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特别是在基因研究方面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建立了若干全球知名的研究中心, 但是从整个生命科学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来看, 意大利总体实力不强, 落后于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不同研发机构之间的研究活动缺乏有组织的交流和合作, 不能把领先学科的优势真正确立起来。尽管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学成归来的年轻一代的研究群体大大提高了基础研究领域的实力, 但在研究能力整体上仍然相对落后, 这成为该地区发展生物医药集群的最大软肋。

º落后的校企关系, 高校没有建立起面向产业化的机构和制度

相对美国大学宽松的管理环境和鼓励生物医药研究面向产业的各种制度和措施, 在意大利管理学术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是十分不利于高校研究成果的产业化的。产业和高校之间的相互联系传统上很弱, 并且基本上是个人之间的联系, 而不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1999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只有很少几个高校开始建立专门的系统来处理科学研究的商业化问题以及学校与产业的联系问题。60%以上的高校甚至根本没有标准的成果转化合同, 更不要说专门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因此, 在学术机构和产业之间的分割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制度上的缺陷, 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无法产业化。当然, 整体上意大利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上实力较弱, 也使得/成果转化0方面的弱点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政府支持不够, 资金短缺, 丧失了曾有的研究优势基因研究曾经是意大利在世界上领先的领域, 意大利科学家们不但发现了多种遗传病基因, 还首次确定了人体基因结构与外观的关系等。但是由于政府对此项研发不重视, 支持不足, 造成资金短缺, 1995年意大利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削减科技投入3%, 此后几年, 意政府依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对科研的投入连年下降。欧洲议会不久前通过一项决议, 规定欧盟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应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 而意大利目前还不到1%。资金不足使意大利基因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 意大利落在了别人的后面。

¼缺乏新创企业

伦巴迪地区大约只有不超过24家的新创企业。并且意大利的新兴企业与美国的同类者有很多的不同。

最基本的, 他们大都不涉及药物的研发, 而是主要从事中间产物的生产或是试剂的供应。最后, 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公司, 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公司经过兼并收购成为大的制药公司的分支机构, 对当地集群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有限。

4 欧洲生物医药集群案例研究的启迪

¹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创新源泉, 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形成的最基本力量

无论是剑桥、牛津还是丹麦-瑞典的生物谷, 都是以高水平研发机构的集聚为其集群基础。除了扮演知识源的角色, 这些地区的高校直接衍生出一批创业企业, 比如牛津郡、剑桥郡生物医药集群中的新创企业中大约一半脱胎于高校, 目前欧洲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Q iagen 也是源自杜赛尔多夫大学, 可以说事实上高校成为了欧洲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坚力量。可见, 相较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生物技术企业大都从基础科学机构中衍生而来。因此, 集群内的企业在垂直维度上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远远大于在水平维度上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即生物医药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互动联系相对较少, 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主要是因为与高水平的研发机构的联系所致。从而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表现出一种少有的以高校、科研机构等知识源为集群核心的创新集群架构。因而, 重视知识源, 发挥知识源的作用, 是构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

º位于大都市的生命科学集群, 充分利用其在医疗资源方面的优势, 将临床研究作为集群的重要特色

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地区的两个生命科学集群都体现了以医疗临床研究为重点发展领域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在这两个首都, 都集中了区域内独一无二的优势医疗资源和临床研究资源, 都是世界级的医疗研究领域的中心。然后, 大都市的特点, 使这两个城市除了在医学研究和人才培训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之外, 还拥有大量集聚的人口、大规模的医疗市场和临床基地、便捷的交通, 这使医疗服务和临床研究成为其发展生命科学当仁不让的优势领域。基于这样的资源基础, 无论是伦敦还是哥本哈根, 都有意识地强化医疗服务和研究方面的优势力量, 将临床研究作为集群的主要特色和重点领域。丹麦生物谷的四大强项均属于直接面向临床医学的领域, 伦敦50%以上的生物技术公司从事针对人体保健应用的治疗或药品的研究和开发。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与医院之间的联系成为两个生命科学集群发展的重要一环。可以说, 伦敦和哥本哈根的生命科学集群是将城市特点、优势资源很好结合的典范。

»跨国大型制药企业的存在, 并不一定引致本地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

欧洲是现代制药业的摇篮,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分布有世界著名的制药企业。但是, 除了北欧的大型药企在面对新的生物技术具有较快的反应(下转第127页)

其是在资金有限的客观条件下, 应加大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贡献较大的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市场需求的投入。同时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差异的扩大将严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所以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 若要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是关键, 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更应有所区别, 将用于投入提升创新环境的有限资金较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市场需求的建设, 进而较大效率地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 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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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杰)

(上接第113页) 能力之外, 在欧洲大陆上, 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 跨国药企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都反应迟缓。比如德国是许多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的所在, 比如拜尔、默克, 但这些大型药企在生物技术产业萌芽和发展的最初阶段表现保守, 反应迟缓, 并不是直接引致当地生物医药集群产生的力量。而且, 即便当这些跨国药企决定进入生物科技领域的时候, 其研发投资的视野也是全球性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 欧洲的大型跨国药企为了弥补其在采用生物技术方面反应迟缓造成的落后差距, 直接以收购具有先发优势的美国的大批生物技术新创公司为主要手段, 对于本地生物技术企业的发育和产生贡献不多。当然, 大型制药企业对其所在地, 在生物医药集群的品牌建设、投资吸引、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方面是有贡献的。

¼多种资源的高度汇聚和相互支持是生物医药集群形成的基础

首先, 意大利伦巴迪生物医药集群的失败经验表明, 生物医药集群对相关技术的完整性要求很高。生物医药集群形成所要求的创新能力是基于生命科学领域技术群落的整体水平, 要求在技术链上有完整、综合的研究能力, 要求在该领域研究力量的互相合作和互相支持, 单一环节的突破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产业。实际上,

生物医药集群的发展是以技术集群的形成为基础和前提的。另外, 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除了有其核心产业之外, 相关辅助产业及专业化服务机构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 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咨询机构, 是生物医药集群中企业必需的重要资源, 是将集群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元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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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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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63%集中在美国, 21%在欧洲, 日本占10%。

从整体上看, 与美国相比, 尽管在研究领域欧洲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在其生产过程、创办公司和维持发展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欧洲的生物技术公司数量和美国相当, 但生物技术公司平均规模小, 雇佣的人员数仅为美国的一半, 研发投资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可得贷款数额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 相应的欧洲生物技术公司所创造的国家收入也仅为美国的一半。尽管如此, 欧洲也出现了若干生物医药的明星集群, 如英国伦敦、德国的莱因河上游三角地带以及丹麦、瑞典的药谷, 对欧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研究, 我们将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来做分析, 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1 研发为核心的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

伦敦的生命科学产业部门包括大型制药公司、世界

级研究机构以及82家本地成长的包罗创业型初创到较

成熟生物技术领域的生命科学公司。此外, 合同研究机构和生物医学工程公司也是伦敦生命科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门。伦敦生命科学产业规模庞大, 制药产业的从业人员达6000多名, 另有1715万人在更大的保健产业工作。超过28所大学和公共机构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2001年评估表明:有1350名科研人员在伦敦顶级的生物科学和临床部门工作。此外, 伦敦还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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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和医学院校。

伦敦认定了82家核心生命科学公司, 它们均应用现代生物或生物制造技术。伦敦生命科学公司集群中, 既有创业型初创公司, 又有成熟的生物技术公司, 更有诸如葛兰素史克(G l axo S m it h K li ne) 等跨国制药公司。同时, 还有许多商业化运作的技术转让机构。这些单位中的绝大多数聚集在伦敦中西轴线上, 构成生命科学产业部门的供应链, 形成欧洲最重要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之一。其中, 50%以上生命科学公司从事针对人体保健应用的治疗或药品的研究和开发。而合同研究机构(尤

收稿日期:2008-07-22

作者简介:吴晓隽(1974-) , 女, 浙江杭州人,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高汝熹(1941-), 男, 上海人, 上海交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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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临床试验研究领域的合同研究机构) 和生物医学工程公司则是伦敦仅次于生命科学公司的优势产业部门。伦敦生命科学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大型制药公司和其他专业化生物技术公司, 它们一般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给客户进行商业化。另外, 伦敦庞大的医疗产业也是重要市场和吸引客户落户伦敦的主要动力。伦敦作为英国最大的医疗市场所在、临床试验基地, 四通八达的国际与国内交通; 紧靠国际金融与商务中心以及地方政府对生物医药集群的政策倾斜和扶持, 成为该地区生命科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

从集群的角度看, 伦敦形成生命科学产业集群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¹卓越的研究能力

伦敦的生物技术产业的科学基础是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比拟的。这里集中了剑桥、牛津两大世界著名高校以及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 包括:英国医疗研究委员会(MRC) 、巴布拉汉姆(Babr aha m I nst it ute) 、维康基金会(W ellco m e T rust)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EBI) 等, 并且在生命科学领域成果累累:已经获得了20多个诺贝尔奖, 发现DNA 结构及单克隆抗体构造, 发明DNA 指纹印, 以及取得抗体工程的重大进展。这些发明创造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剑桥的桑格中心还参与了人类基因测序(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测序工作), 另外在克隆技术以及基因治疗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全球领先的卓越的研究能力成为伦敦生命科学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和前提。

º著名大学成为集群的核心

伦敦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主要依托牛津、剑桥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而产生。他们不仅为生命科学集群提供了科学技术和人才并同时担当了孵化器的作用, 对技术的转让和产业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广泛的技术转让支持组织以及大量的交互活动从1980年代的牛津信托到1999年成立的牛津郡生命科学网络(Oxfor dshire Biosci ence N et w ork) , 在伦敦的生命科学集群中, 活动着一批致力于/鼓励研究和对研究成果的应用0的技术转让支持组织的商业组织和非商业组织, 这些中介机构通过组织会议、课程、开展高校与产业界的交流活动、资助新创企业和研究项目等多种途径和方式, 大大促进了生命科学集群中研究创新的开

[3]

展和新企业的孵化。另外, 一批法律、金融、咨询和很多其他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则丰富了生命科学创新集群的必要组成部分。

¼剑桥和牛津的创业精神及品牌力量

在剑桥郡和牛津郡的生命科学集群中, 大量的创业型中小企业成为主体, 图1显示了牛津郡生命科学集群中企业的规模分布, 很明显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很小, 100人以上的公司比例很低。剑桥郡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大量创业企业的集聚正是剑桥和牛津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创业精神的投射。剑桥和牛津作为高科技企业

区域经济

聚集地区的优势在于它有一种使创业精神转换成为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 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 并把它转换成企业和科技创新, 倡导特殊的创业精神和独特的人文氛围, 使得科技园区不断发展壮大, 这就是剑桥和牛津的创业精

神。

剑桥和牛津作为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 其学术传统和声誉在世界范围里有显著的品牌效应, 在吸引国内外的人才和投资等方面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2005年一项针对牛津郡生物医药企业的调查显示, 62%的集群内企业认为在促进生命科学企业的发展中, 牛津品牌的作用最显著。在牛津郡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生物技术企业

[3]

以牛津命名。

2 丹麦-瑞典的生物谷

横跨丹麦和瑞典的生物谷是美国以外历史最久、最成熟的生物医药集群之一, 集中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60%的医药企业。生物谷位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区以及瑞典的南部一角, 该地区集中了300万人口(是瑞典和丹麦总人口的22%) 。在研发力量、产业力量和服务力量方面都十分强大, 是世界第四大生物医药集群所在。谷内集中了14所大学, 超过1万名生物医药和临床领域的专家在此进行世界级的研究工作。在谷内有14万名大学生, 其中15%~20%的学生专业为生物医药领域。另外, 生物谷还包括了26家研究型医院, 其中11家是大学附属医院, 6家科学园, 还有许多大型的制药企业, 比如N ovo N or disk , A stra Zeneca , Lundbeck 等。另外还有超过250家的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企业, 拥有41000名雇员。这个集群很有特点, 在一些项目的设计和集群特色的设计和把握上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¹大学、医院、企业三方资源集聚, 共享两个国家的优势资源

在丹麦-瑞典的生物谷里, 其发展生命科学的基础力量之强大、资源之丰富是世界罕见的。在车程仅为一小时的区域范围内, 既有世界著名的大型制药企业的集聚, 又有数量众多的研究型医院和高校的存在, 这为该区域生命科学产业集群的孕育和全方位的发展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丹麦-瑞典生物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生物医药产业链的研发、临床、制造各环节全面发展的生物医药集群, 在生物谷内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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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另一方面, 该药谷跨瑞典、丹麦两国, 共享两国政府的优惠政策、融资渠道和信息资源, 同时通过跨厄勒海峡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医院和大学之间的无间合作, 进一步促进了两个国家生命科学领域研发水平和产业水平的提高。

º雄厚的学术力量和产业力量共同推动了该生命科学集群的形成

该地区的大学在生物和医学领域有很强的研究力量和悠久的传统, 研究实力很强。2004年的一项比较研究显示了生物谷在基础的生物医药研究领域有很多论文发表, 表明该地区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见图2), 事实上丹麦生物谷在该领域已经产生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生物谷形成的知识源基础。

此外, 一批研究导向的大型制药企业比如诺和诺德(N ovo Nordi sk ) 、H 1Lundbeck , A stra Zeneca and LEO Phar ma , 在生物谷集群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大型药企都是本土企业, 存在于该地区几乎有百年历史, 具有很强的本地根植性, 同时区别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制药巨头, 这些大型药企非常重视研发工作和新技术的采用, 富于创新精神。在生物技术时代到来之时, 这些大型药企反应迅速, 借助于本地的基础研究力量, 积极投入到生物医药的领域中, 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加强应用研究能力, 吸引供应商、不断地衍生新企业, 直接促

成了生物谷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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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区域性会议, 影响力巨大, 2004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论坛就吸引了10000名来访者。

其中该学会主持的博士项目计划很有创意也颇有成效:每一个博士、博士后项目都在区域内一个大学、一个医院和一个企业之间的合作中进行。通过学生与导师以及其他项目团队成员的共同工作和开展研究, 事实上促进了集群中三方力量的交流和互动, 推动了知识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转移。

¼善于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以临床研究为集群特色丹麦-瑞典生物谷的一大特点是非常善于利用和发挥本区域的优势资源, 懂得如何在三种优势资源相结合的领域打造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临床研究成为其三方资源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最好交集, 事实上, 丹麦-瑞典生物谷最为突出的四个研究领域(糖尿病、炎症、神经病和癌症) 都与临床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在生物谷有26所大学和研究医院, 15000张病床, 医学门类齐全。拥有11000名医生, 2000名牙医和药剂师, 20000名护士, 为开展临床医学研究和建设药物的临床试验基地提供了资源保证。生物谷内高密度的研究医院使得该区域具有高水平的临床专家和执行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的能力。谷内大量集聚的生物医药企业为临床试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促进了生物谷

[5]

在临床试验领域能力的培养。

同时, 该区域的医疗机构在欧洲最早执行/良好临床标准0(GCP), 培养了一批高水准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甚至形成了一支专门的护士队伍专业从事这项工作。逐渐具备了从试验设计到过程管理的专业力量, 形成了临床试验和预试验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大量的临床试验外包组织(CRO ) 集聚, 推动了临床试验基地的形成。

½有效的资金运作模式。

生物谷提供了一系列的资金融通渠道, 包括大型的风险基金, 股票市场的资金融通和吸引一些对生物谷、生物技术有特殊兴趣的基金, 以及具有专业评估能力的银行投资等, 生物谷筹划机构本身也提供一定的种子基金, 并给各创业者提供商业策划和咨询。3 失败案例:意大利伦巴迪(Lo mba dy) 地区的生物医药集群

意大利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迪地区是该国生命科学研发最为集中的地区, 在1979~1996年期间, 该地区获得的欧洲专利办公室的专利授权达到整个意大利的4319%。其中心城市米兰则是整个意大利研究机构、实验室最为集中的地区, 同时还是意大利主要的金融中心, 米兰在药物和生物学的学术研究方面素有传统, 具有良好的积淀。另外, 伦巴迪地区还是意大利化学和制药工业的主体所在, 特别是这些化学和制药企业的总部和研究实验室都集中在该地区, 为该地区构建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领域的研发传统。

可以说, 从表面上看, 伦巴迪地区几乎集中了孕育

»高效务实的中介组织推动集群三类主角的互动和交流

丹麦-瑞典生物谷学会(Medican V all ey A cade my) 是生物谷内, 致力于增强集群内大学、医院和各类企业之间的凝聚力的网络性组织。这个学会组织了大量的聚焦于结成网络的活动、论坛、会议以及各种聚会来促成区域内三类主体的交流。比如组织一年一度的斯堪的纳维亚生物技术论坛科技会议, 这是整个北欧地区发

发展生物医药集群所需的所有要素:产业基础、研究力量、融资渠道。事实上,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该地区集聚了意大利从事生物技术产业49%的企业、36%的研究机构和42%的实验室, 并且还吸引到国家对生物技术产业支持的29%的资金。另外该地区还建立了若干科学园区来促进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但最终生物

[6]

医药产业集群却没能在该地真正形成。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¹生物医药技术链不完整, 整体研发水平和技术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尽管意大利在免疫学、基因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特别是在基因研究方面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建立了若干全球知名的研究中心, 但是从整个生命科学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来看, 意大利总体实力不强, 落后于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不同研发机构之间的研究活动缺乏有组织的交流和合作, 不能把领先学科的优势真正确立起来。尽管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学成归来的年轻一代的研究群体大大提高了基础研究领域的实力, 但在研究能力整体上仍然相对落后, 这成为该地区发展生物医药集群的最大软肋。

º落后的校企关系, 高校没有建立起面向产业化的机构和制度

相对美国大学宽松的管理环境和鼓励生物医药研究面向产业的各种制度和措施, 在意大利管理学术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是十分不利于高校研究成果的产业化的。产业和高校之间的相互联系传统上很弱, 并且基本上是个人之间的联系, 而不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1999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只有很少几个高校开始建立专门的系统来处理科学研究的商业化问题以及学校与产业的联系问题。60%以上的高校甚至根本没有标准的成果转化合同, 更不要说专门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因此, 在学术机构和产业之间的分割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制度上的缺陷, 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无法产业化。当然, 整体上意大利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上实力较弱, 也使得/成果转化0方面的弱点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政府支持不够, 资金短缺, 丧失了曾有的研究优势基因研究曾经是意大利在世界上领先的领域, 意大利科学家们不但发现了多种遗传病基因, 还首次确定了人体基因结构与外观的关系等。但是由于政府对此项研发不重视, 支持不足, 造成资金短缺, 1995年意大利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削减科技投入3%, 此后几年, 意政府依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对科研的投入连年下降。欧洲议会不久前通过一项决议, 规定欧盟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应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 而意大利目前还不到1%。资金不足使意大利基因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 意大利落在了别人的后面。

¼缺乏新创企业

伦巴迪地区大约只有不超过24家的新创企业。并且意大利的新兴企业与美国的同类者有很多的不同。

最基本的, 他们大都不涉及药物的研发, 而是主要从事中间产物的生产或是试剂的供应。最后, 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公司, 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公司经过兼并收购成为大的制药公司的分支机构, 对当地集群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有限。

4 欧洲生物医药集群案例研究的启迪

¹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创新源泉, 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形成的最基本力量

无论是剑桥、牛津还是丹麦-瑞典的生物谷, 都是以高水平研发机构的集聚为其集群基础。除了扮演知识源的角色, 这些地区的高校直接衍生出一批创业企业, 比如牛津郡、剑桥郡生物医药集群中的新创企业中大约一半脱胎于高校, 目前欧洲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Q iagen 也是源自杜赛尔多夫大学, 可以说事实上高校成为了欧洲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坚力量。可见, 相较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生物技术企业大都从基础科学机构中衍生而来。因此, 集群内的企业在垂直维度上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远远大于在水平维度上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即生物医药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互动联系相对较少, 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主要是因为与高水平的研发机构的联系所致。从而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表现出一种少有的以高校、科研机构等知识源为集群核心的创新集群架构。因而, 重视知识源, 发挥知识源的作用, 是构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

º位于大都市的生命科学集群, 充分利用其在医疗资源方面的优势, 将临床研究作为集群的重要特色

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地区的两个生命科学集群都体现了以医疗临床研究为重点发展领域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在这两个首都, 都集中了区域内独一无二的优势医疗资源和临床研究资源, 都是世界级的医疗研究领域的中心。然后, 大都市的特点, 使这两个城市除了在医学研究和人才培训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之外, 还拥有大量集聚的人口、大规模的医疗市场和临床基地、便捷的交通, 这使医疗服务和临床研究成为其发展生命科学当仁不让的优势领域。基于这样的资源基础, 无论是伦敦还是哥本哈根, 都有意识地强化医疗服务和研究方面的优势力量, 将临床研究作为集群的主要特色和重点领域。丹麦生物谷的四大强项均属于直接面向临床医学的领域, 伦敦50%以上的生物技术公司从事针对人体保健应用的治疗或药品的研究和开发。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与医院之间的联系成为两个生命科学集群发展的重要一环。可以说, 伦敦和哥本哈根的生命科学集群是将城市特点、优势资源很好结合的典范。

»跨国大型制药企业的存在, 并不一定引致本地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

欧洲是现代制药业的摇篮,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分布有世界著名的制药企业。但是, 除了北欧的大型药企在面对新的生物技术具有较快的反应(下转第127页)

其是在资金有限的客观条件下, 应加大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贡献较大的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市场需求的投入。同时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差异的扩大将严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所以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 若要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是关键, 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更应有所区别, 将用于投入提升创新环境的有限资金较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市场需求的建设, 进而较大效率地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 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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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杰)

(上接第113页) 能力之外, 在欧洲大陆上, 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 跨国药企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都反应迟缓。比如德国是许多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的所在, 比如拜尔、默克, 但这些大型药企在生物技术产业萌芽和发展的最初阶段表现保守, 反应迟缓, 并不是直接引致当地生物医药集群产生的力量。而且, 即便当这些跨国药企决定进入生物科技领域的时候, 其研发投资的视野也是全球性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 欧洲的大型跨国药企为了弥补其在采用生物技术方面反应迟缓造成的落后差距, 直接以收购具有先发优势的美国的大批生物技术新创公司为主要手段, 对于本地生物技术企业的发育和产生贡献不多。当然, 大型制药企业对其所在地, 在生物医药集群的品牌建设、投资吸引、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方面是有贡献的。

¼多种资源的高度汇聚和相互支持是生物医药集群形成的基础

首先, 意大利伦巴迪生物医药集群的失败经验表明, 生物医药集群对相关技术的完整性要求很高。生物医药集群形成所要求的创新能力是基于生命科学领域技术群落的整体水平, 要求在技术链上有完整、综合的研究能力, 要求在该领域研究力量的互相合作和互相支持, 单一环节的突破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产业。实际上,

生物医药集群的发展是以技术集群的形成为基础和前提的。另外, 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除了有其核心产业之外, 相关辅助产业及专业化服务机构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 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咨询机构, 是生物医药集群中企业必需的重要资源, 是将集群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元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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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