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对比理想城市模型看中国向雾霾宣战

第155期2014年3月6日星期四

重点分析........................................................................................................................2

【对比理想城市模型看中国向雾霾宣战】.........................................................2城市研究........................................................................................................................5

【地方政府将获得更多城镇化政策空间】.........................................................5

【城市间差别化落户将推动户籍改革】.............................................................5

【“三个1亿”以人的城镇化激发内需】..........................................................6

【打破“一亩三分地”首要是让渡资源】.........................................................6

【房地产产品供给将日趋多元化】.....................................................................7

【房地产双向调控更符合地方实际】.................................................................7

【美国智慧城市的“电子巡更”技术】.............................................................8

重点分析

【对比理想城市模型看中国向雾霾宣战】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他指出,要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这些政治性表述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展到今题,雾霾已经不是简单的环保问题了,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政治层面,成为一个与产业转型、能源结构调整、城市功能疏解等要素息息相关的大系统问题。

因为雾霾已经逼近人们生活的极限,现在不少中国城市的主管领导以各种形式立下了军令状,但如何治理雾霾,从政府到民间,却连解决的路径都还没有触摸到。原因很简单,一是由于利益的牵扯,有些话不好讲,有些事情不好做,再加上明白过来的时间实在太晚。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再就是对雾霾的研究完全不够,权力体制下的专家、学者,推动城市化刺激经济增长还来不及呢,现在忽然要认真对付雾霾,即便反应很快,转弯迅速,一时半会也是难以应付,怎么会认真对待雾霾?不过,话随如此来说,但中国也并非对雾霾污染以及预警丝毫无干。在很多年以前,中国北京有一群充满理想色彩的学者,就曾专门聚会研究、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讲来十分有趣,居然全与房地产业的大佬级人物潘石屹有关。会议的主办者苏鑫,也是机构出资人,本来就是一位开发商,出自潘石屹的门下,但现在早已在自己打理一个房地产基金,做的很成功。还有一位是组织者,也是潘石屹门下丁丁大名的经理人,后来专门搞文化方面的事业,他是许洋。而参与者会议的学者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如王小鲁、查建英和陈功。在这个会议中,学者方面的主角儿是王小鲁和陈功。王小鲁用定量化研究来证明城市的膨胀是有边界的,陈功则提出了立场鲜明而且在当时看来极为逆天的理想城市模型。这个会议的规模不大,想来却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王小鲁和陈功的观点,互为补充,均支持城市发展在不同时期,要确保城市环境的品质,就需要用各种形式建立边界,尤其是作为著名智库学者的陈功,他提出的理想城

市模型,更为具有系统性,更在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记忆出现了模糊,但大致回忆,陈功先生构建的理想城市模型,主要着重点还是在于城市环境的品质以及城市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城市运营和管理问题。对于雾霾污染,陈功先生一向认为,雾霾的形成,抛却气候及气象环境的因素,大致会涉及四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城市建成区;第二个因素是人口规模;第三个因素是地理条件,第四个因素是环境保护。这四个因素存在交互式的影响,层层递进。

首先,是我们的城市建成规模越来越大,对自然条件的改变也越来越大。城市建成区是人工化的空间,比如硬化水泥地的路面,通常树木和植被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治理的成本随着建成区的扩大而迅速提高,甚至根本是无法复原和改变的。像北京这样的华北平原的地区,城市边界没有高山河流的阻挡,不断的向外蔓延,从1999年到2008年,北京市的城市建成面积,从488.28平方公里扩张到了1310.94平方公里。这样迅猛的城市建设规模扩张,必然带来人口规模和产业强度的大规模高强度聚集,恶化了城市环境。

其次,人口规模如果很大,它所需要的城市空间就大,对自然环境的需求跟随变大。所以前两个因素实际是密切相关的,但又有独立性。北京每一次城市总体规划都在预设未来北京可以承载多少人口,但是每一次都是提前许多年就大大突破了人口总量。陈功的理想城市模型,指出300万的城市人口规模,是最适宜的。从城市系统论来看,人口规模超过300万,城市就进入到一个破坏性的建设循环当中。

第三是地理条件的影响。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在的污染指数屡屡爆表,与其地形地貌有很大的关系。石家庄市域跨越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三面环山,西部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部为滹沱河冲积平原。辖区内大地构造,属山西台地和渤海凹陷之间的接壤地带,地势东低西高差距大。地处凹地的石家庄非常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上风口正好被太行山脉阻挡,所以一年四季中,石家庄几乎处于静风状态,这也是石家庄雾霾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是环境保护的原因。某种程度而言,过去三十年重经济轻环保的粗放发展模式,是雾霾天气深层次根源。这需要自上而下的变革,包括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依赖,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政绩考核这个指挥

棒,如果政绩考核围着GDP总量打转,地方政府当然会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方式,如果考核目标转变为以环境保护为导向,才能真正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和美丽中国。道理很简单,考核目标决定了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决定了环境的优劣,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天空。

陈功先生有关理想城市模型的论述重点,也就是城市的规模边界与城市管理运营的关系是不是存在?如果用实际案例来比较分析,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产业成就非常明显,制造业发达,但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都远远好于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理因素和环境保护做得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城市建成区和人口规模的控制。而这两个重要因素,往往因为学者的计算以及官方统计的方式不同而被掩盖了。

表面看,日本东京的城市建成区比北京要大,但实际上,东京的官方数据往往都是源自于都市区,也就是以一个城市作为核心,然后将周围城市群落作为一体来计算的。如果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则北京、河北、天津及其周边城市,其实也要算为一体,这样看来,北京的城市建成区绝不比日本东京的为小,与此同时,北京与东京相比,地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又相对不佳,雾霾污染所造成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再来看看人口规模,统计数据的分析对比同样存在上面的问题。实际上,日本官方在2007年对人口统计进行了改变,以前也是以都市区为单位统计,但日本官方后来发现这样的统计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都市区根本不能代表城市,无法反映城市的人口集中程度。于是日本用“人口集中区”这个概念代替了都市区,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东京的人口规模只有850万人,对比一下北京2000多万只多不少的人口规模,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因此,从理想城市模型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中值得人们反思的地方非常多。城市化并非是数量规模的扩张,重点应该在于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视城市质量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来自中国高层的观点,事实上却并未得到中国理论界的普遍支持。像理想城市模型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出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无论是从规划部门还是在学术界,普遍了解的人并不多,大家埋头做事,根本不看路。关心的只是现在,对未来的表现非常冷漠,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无疑也是令人可悲的现状。(TLM)(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

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一一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地方政府将获得更多城镇化政策空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近来热议的话题。安邦研究人员认为,从城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次李克强总理的报告释放出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信号。报告中对东西部地区提出差异化的促进政策,一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提高产业发展和集聚人口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加快推进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镇发展后劲。另一方面,针对东部地区,提出优化通过城镇结构,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再有,报告中提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这也意味着各地在户籍策略上将有更大的决策空间。此外,就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报告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这延续了此前调控区域差异化的策略,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实施针对性的政策,这也将进一步加快各类行政权限下放的步伐,使得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政策空间和决策权。(SHY)

【城市间差别化落户将推动户籍改革】

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过去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形成了身份障碍,妨碍了城镇化的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有利于已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让农民工在城市中享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不仅可以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而且可以有效提高这批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促进消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居住证制度,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可能促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构建一个统一制度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个进程在不同的地方是有差异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是属于严格控制户籍的范围,这些地方可通过其他政策举措来适度地控制,同时可以通过建立一些产业门槛,来疏散

大城市的人口。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会加快步伐,但是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相应的政策应该具有差异性,并且这些政策要与户籍的整体调控政策相一致。(SHY)

【“三个1亿”以人的城镇化激发内需】

近日,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个1亿”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次着重强调反映了三中全会、城镇化、农村会议的精神一脉相传。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对城镇化的思考和布局中可以看出,城镇化战略是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除了提打造经济升级版、释放改革活力之外,首要的就是强调城镇化。“三个1亿人”是站在统筹城镇化的高度上提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造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城中村将改善城镇化以后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城镇化的生活质量。提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则是鼓励流动人口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和生活。此外,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将是民生的重大改善,同时也包含着拉动内需的巨大潜力。而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和1亿人的就近城镇化,会在消费市场增长方面提供巨大

1亿人棚户区的改造则是在房地产投资和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潜力。

巨大潜力。这些对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将形成可持续的支撑作用。(SHY)

【打破“一亩三分地”首要是让渡资源】

今年两会上,“首都经济圈”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北京调研时强调,京津冀发展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重点工作目标时指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事实上,京津冀三地对协同发展都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河北虽有地理上环京津的独特优势,却陷入“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实劣势。在数十年的京津城际竞争中,天津萎靡式微。北京被“摊成了大饼”,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不可承受之重,比如交通、环境压

力,以及城市承载力等,都需通过转移到周边来缓解。因此,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已经成了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更进一步讲,京津冀区域协作重在优化,其核心是北京放利。北京享有的资源过度集中,但是北京的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北京向周边地区让渡资源,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带动京津冀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SHY)

【房地产产品供给将日趋多元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保障房机制提到,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负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有助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由于保障房定位不清造成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而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为保障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报告中提到,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这表明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已成为历史,区域调控政策差异化的策略将成为常态,这更符合当前不同城市严重分化的现实。此外,除了强调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供应外,还强调增加共有产权住房供应,层次更为丰富完善。共有产权制度事实上差别化降低了中等收入居民的购房门槛,有助于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需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分类”、“分步”、“分级”将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的可操作性,促进房地产供给市场产品多元化格局的形成。(SHY)

【房地产双向调控更符合地方实际】

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住建部副部长今天进一步解释,称今年的房产调控将实行双向调控。一些城市将继续执行商品房限购政策,而对于商品房存量比较大的城市,要控制住宅用地规模,调整新建商品住房上市的结构,通过必要经济手段来支持当地居民合理住房需求,消化库存。双向调控政策更符合地方实际,据安邦(ANBOUND)研究员在各地的调研观察,房地产的发展情况,有无泡沫,与当地的城市化情况密切相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以及千万级人口以上的

省会城市,人口规模、产业规模和城市功能过于集中,需要限购。而一些三四线城市,住宅用地和房地产的供给量远远大于当地的城市化速度,空城鬼城现象严重。需要抑制住宅用地的供给,加大对产业用地、商业用地的供给,以工业化来带动城市化和人口聚集,进而消化供大于求的存量房。(TLM)

【美国智慧城市的“电子巡更”技术】

近日,云南昆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震动全国,这让城市安全问题成为人们生活的首要关注。就在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平安中国”的建设理念,这一系列事件也将推动国内各地强化城市平安大环境。当前各地都有相应的智慧城市建设计划,而平安生活应该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功能。在美国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中,“电子巡更”技术被广泛应用。“电子巡更”是一种对巡逻人员的巡更工作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全新技术,是治安管理中人防与技防的一种有效整合。“电子巡更”管理系统由“巡更棒”和“电子巡更触点”两部分组成,通过在辖区重要部位和地段安装“电子巡更触点”,巡逻人员到具体地点后用“巡更棒”触控“电子巡更触点”,就可以准确地将该巡查点的时间、地理位置等数据自动记录下来。之后将“巡更棒”中的信息定期输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巡逻人员的巡逻情况在计算机上就得到准确细致地体现。“电子巡更”管理系统的投入应用可以有效地杜绝巡逻漫无目的、顾此失彼的现象,增强了巡逻人员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增加辖区主要治安热点地段的巡视率,从而降低不安全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随着物联网、云技术的兴起,电子巡更等技术的成本大幅度下降,逐渐由工厂、写字楼走进了生活区。电子巡更技术不受地域限制,巡更管理者可手机查询巡更信息,掌控保安巡更人员工作情况,即使相隔万里,监控安全工作触手可及。可以预见,安全城市的概念会慢慢融入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电子巡更等先进技术也会被广泛应用,从而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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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双向调控更符合地方实际】.................................................................7

【美国智慧城市的“电子巡更”技术】.............................................................8

重点分析

【对比理想城市模型看中国向雾霾宣战】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他指出,要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这些政治性表述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展到今题,雾霾已经不是简单的环保问题了,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政治层面,成为一个与产业转型、能源结构调整、城市功能疏解等要素息息相关的大系统问题。

因为雾霾已经逼近人们生活的极限,现在不少中国城市的主管领导以各种形式立下了军令状,但如何治理雾霾,从政府到民间,却连解决的路径都还没有触摸到。原因很简单,一是由于利益的牵扯,有些话不好讲,有些事情不好做,再加上明白过来的时间实在太晚。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再就是对雾霾的研究完全不够,权力体制下的专家、学者,推动城市化刺激经济增长还来不及呢,现在忽然要认真对付雾霾,即便反应很快,转弯迅速,一时半会也是难以应付,怎么会认真对待雾霾?不过,话随如此来说,但中国也并非对雾霾污染以及预警丝毫无干。在很多年以前,中国北京有一群充满理想色彩的学者,就曾专门聚会研究、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讲来十分有趣,居然全与房地产业的大佬级人物潘石屹有关。会议的主办者苏鑫,也是机构出资人,本来就是一位开发商,出自潘石屹的门下,但现在早已在自己打理一个房地产基金,做的很成功。还有一位是组织者,也是潘石屹门下丁丁大名的经理人,后来专门搞文化方面的事业,他是许洋。而参与者会议的学者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如王小鲁、查建英和陈功。在这个会议中,学者方面的主角儿是王小鲁和陈功。王小鲁用定量化研究来证明城市的膨胀是有边界的,陈功则提出了立场鲜明而且在当时看来极为逆天的理想城市模型。这个会议的规模不大,想来却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王小鲁和陈功的观点,互为补充,均支持城市发展在不同时期,要确保城市环境的品质,就需要用各种形式建立边界,尤其是作为著名智库学者的陈功,他提出的理想城

市模型,更为具有系统性,更在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记忆出现了模糊,但大致回忆,陈功先生构建的理想城市模型,主要着重点还是在于城市环境的品质以及城市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城市运营和管理问题。对于雾霾污染,陈功先生一向认为,雾霾的形成,抛却气候及气象环境的因素,大致会涉及四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城市建成区;第二个因素是人口规模;第三个因素是地理条件,第四个因素是环境保护。这四个因素存在交互式的影响,层层递进。

首先,是我们的城市建成规模越来越大,对自然条件的改变也越来越大。城市建成区是人工化的空间,比如硬化水泥地的路面,通常树木和植被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治理的成本随着建成区的扩大而迅速提高,甚至根本是无法复原和改变的。像北京这样的华北平原的地区,城市边界没有高山河流的阻挡,不断的向外蔓延,从1999年到2008年,北京市的城市建成面积,从488.28平方公里扩张到了1310.94平方公里。这样迅猛的城市建设规模扩张,必然带来人口规模和产业强度的大规模高强度聚集,恶化了城市环境。

其次,人口规模如果很大,它所需要的城市空间就大,对自然环境的需求跟随变大。所以前两个因素实际是密切相关的,但又有独立性。北京每一次城市总体规划都在预设未来北京可以承载多少人口,但是每一次都是提前许多年就大大突破了人口总量。陈功的理想城市模型,指出300万的城市人口规模,是最适宜的。从城市系统论来看,人口规模超过300万,城市就进入到一个破坏性的建设循环当中。

第三是地理条件的影响。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在的污染指数屡屡爆表,与其地形地貌有很大的关系。石家庄市域跨越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三面环山,西部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部为滹沱河冲积平原。辖区内大地构造,属山西台地和渤海凹陷之间的接壤地带,地势东低西高差距大。地处凹地的石家庄非常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上风口正好被太行山脉阻挡,所以一年四季中,石家庄几乎处于静风状态,这也是石家庄雾霾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是环境保护的原因。某种程度而言,过去三十年重经济轻环保的粗放发展模式,是雾霾天气深层次根源。这需要自上而下的变革,包括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依赖,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政绩考核这个指挥

棒,如果政绩考核围着GDP总量打转,地方政府当然会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方式,如果考核目标转变为以环境保护为导向,才能真正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和美丽中国。道理很简单,考核目标决定了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决定了环境的优劣,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天空。

陈功先生有关理想城市模型的论述重点,也就是城市的规模边界与城市管理运营的关系是不是存在?如果用实际案例来比较分析,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产业成就非常明显,制造业发达,但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都远远好于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理因素和环境保护做得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城市建成区和人口规模的控制。而这两个重要因素,往往因为学者的计算以及官方统计的方式不同而被掩盖了。

表面看,日本东京的城市建成区比北京要大,但实际上,东京的官方数据往往都是源自于都市区,也就是以一个城市作为核心,然后将周围城市群落作为一体来计算的。如果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则北京、河北、天津及其周边城市,其实也要算为一体,这样看来,北京的城市建成区绝不比日本东京的为小,与此同时,北京与东京相比,地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又相对不佳,雾霾污染所造成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再来看看人口规模,统计数据的分析对比同样存在上面的问题。实际上,日本官方在2007年对人口统计进行了改变,以前也是以都市区为单位统计,但日本官方后来发现这样的统计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都市区根本不能代表城市,无法反映城市的人口集中程度。于是日本用“人口集中区”这个概念代替了都市区,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东京的人口规模只有850万人,对比一下北京2000多万只多不少的人口规模,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因此,从理想城市模型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中值得人们反思的地方非常多。城市化并非是数量规模的扩张,重点应该在于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视城市质量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来自中国高层的观点,事实上却并未得到中国理论界的普遍支持。像理想城市模型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出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无论是从规划部门还是在学术界,普遍了解的人并不多,大家埋头做事,根本不看路。关心的只是现在,对未来的表现非常冷漠,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无疑也是令人可悲的现状。(TLM)(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

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一一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地方政府将获得更多城镇化政策空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近来热议的话题。安邦研究人员认为,从城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次李克强总理的报告释放出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信号。报告中对东西部地区提出差异化的促进政策,一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提高产业发展和集聚人口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加快推进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镇发展后劲。另一方面,针对东部地区,提出优化通过城镇结构,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再有,报告中提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这也意味着各地在户籍策略上将有更大的决策空间。此外,就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报告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这延续了此前调控区域差异化的策略,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实施针对性的政策,这也将进一步加快各类行政权限下放的步伐,使得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政策空间和决策权。(SHY)

【城市间差别化落户将推动户籍改革】

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过去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形成了身份障碍,妨碍了城镇化的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有利于已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让农民工在城市中享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不仅可以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而且可以有效提高这批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促进消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居住证制度,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可能促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构建一个统一制度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个进程在不同的地方是有差异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是属于严格控制户籍的范围,这些地方可通过其他政策举措来适度地控制,同时可以通过建立一些产业门槛,来疏散

大城市的人口。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会加快步伐,但是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相应的政策应该具有差异性,并且这些政策要与户籍的整体调控政策相一致。(SHY)

【“三个1亿”以人的城镇化激发内需】

近日,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个1亿”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次着重强调反映了三中全会、城镇化、农村会议的精神一脉相传。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对城镇化的思考和布局中可以看出,城镇化战略是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除了提打造经济升级版、释放改革活力之外,首要的就是强调城镇化。“三个1亿人”是站在统筹城镇化的高度上提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造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城中村将改善城镇化以后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城镇化的生活质量。提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则是鼓励流动人口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和生活。此外,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将是民生的重大改善,同时也包含着拉动内需的巨大潜力。而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和1亿人的就近城镇化,会在消费市场增长方面提供巨大

1亿人棚户区的改造则是在房地产投资和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潜力。

巨大潜力。这些对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将形成可持续的支撑作用。(SHY)

【打破“一亩三分地”首要是让渡资源】

今年两会上,“首都经济圈”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北京调研时强调,京津冀发展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重点工作目标时指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事实上,京津冀三地对协同发展都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河北虽有地理上环京津的独特优势,却陷入“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实劣势。在数十年的京津城际竞争中,天津萎靡式微。北京被“摊成了大饼”,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不可承受之重,比如交通、环境压

力,以及城市承载力等,都需通过转移到周边来缓解。因此,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已经成了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更进一步讲,京津冀区域协作重在优化,其核心是北京放利。北京享有的资源过度集中,但是北京的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北京向周边地区让渡资源,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带动京津冀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SHY)

【房地产产品供给将日趋多元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保障房机制提到,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负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有助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由于保障房定位不清造成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而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为保障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报告中提到,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这表明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已成为历史,区域调控政策差异化的策略将成为常态,这更符合当前不同城市严重分化的现实。此外,除了强调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供应外,还强调增加共有产权住房供应,层次更为丰富完善。共有产权制度事实上差别化降低了中等收入居民的购房门槛,有助于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需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分类”、“分步”、“分级”将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的可操作性,促进房地产供给市场产品多元化格局的形成。(SHY)

【房地产双向调控更符合地方实际】

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住建部副部长今天进一步解释,称今年的房产调控将实行双向调控。一些城市将继续执行商品房限购政策,而对于商品房存量比较大的城市,要控制住宅用地规模,调整新建商品住房上市的结构,通过必要经济手段来支持当地居民合理住房需求,消化库存。双向调控政策更符合地方实际,据安邦(ANBOUND)研究员在各地的调研观察,房地产的发展情况,有无泡沫,与当地的城市化情况密切相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以及千万级人口以上的

省会城市,人口规模、产业规模和城市功能过于集中,需要限购。而一些三四线城市,住宅用地和房地产的供给量远远大于当地的城市化速度,空城鬼城现象严重。需要抑制住宅用地的供给,加大对产业用地、商业用地的供给,以工业化来带动城市化和人口聚集,进而消化供大于求的存量房。(TLM)

【美国智慧城市的“电子巡更”技术】

近日,云南昆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震动全国,这让城市安全问题成为人们生活的首要关注。就在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平安中国”的建设理念,这一系列事件也将推动国内各地强化城市平安大环境。当前各地都有相应的智慧城市建设计划,而平安生活应该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功能。在美国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中,“电子巡更”技术被广泛应用。“电子巡更”是一种对巡逻人员的巡更工作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全新技术,是治安管理中人防与技防的一种有效整合。“电子巡更”管理系统由“巡更棒”和“电子巡更触点”两部分组成,通过在辖区重要部位和地段安装“电子巡更触点”,巡逻人员到具体地点后用“巡更棒”触控“电子巡更触点”,就可以准确地将该巡查点的时间、地理位置等数据自动记录下来。之后将“巡更棒”中的信息定期输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巡逻人员的巡逻情况在计算机上就得到准确细致地体现。“电子巡更”管理系统的投入应用可以有效地杜绝巡逻漫无目的、顾此失彼的现象,增强了巡逻人员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增加辖区主要治安热点地段的巡视率,从而降低不安全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随着物联网、云技术的兴起,电子巡更等技术的成本大幅度下降,逐渐由工厂、写字楼走进了生活区。电子巡更技术不受地域限制,巡更管理者可手机查询巡更信息,掌控保安巡更人员工作情况,即使相隔万里,监控安全工作触手可及。可以预见,安全城市的概念会慢慢融入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电子巡更等先进技术也会被广泛应用,从而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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