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

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邓建华

(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

[摘 要]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的重要发源地,而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透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程,我们能够领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理论和动力逻辑理路,对当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井冈山道路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逻辑理路 借鉴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探索的历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党自成立那天起,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我党要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但“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井冈山道路是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先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理路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毛泽东是我们党历史上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第一人。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熟知中国的具体国情,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引兵井冈,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广大农村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影

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4]“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5]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经过1928年4月至7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基本完成。土地革命的不断深人,特别是《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后,拥有边界土地总数60%以上的地主阶级被消灭,而过去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的贫农占有了土地总数的28.26%,中农、贫农所占有的土地总数达到85.34%。

[6]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

毛泽东通对井冈山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政治等方面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论证,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经验总结,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详细分析了中国当时实际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极不平衡,这是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一次大革命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7]在论证的基础上,毛泽东大胆预见:“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8]这就是我党在井冈山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割据所具备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毛泽东通过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而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毛泽东的这条革命理论之路,好比大海航行中茫茫黑夜的一盏指路明灯,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起点。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这条井冈山道路,从井冈山到瑞金和遵义再到延安,走向全中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理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革命处于异常困难的低潮。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没有现成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革命实践中摸索,独创性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斐然。

1.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理论

在攸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简而言之,这条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这三者是密切相联,缺一不可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既无议会可以利用,又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国革命的敌人拥有极其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到牙齿,对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其实,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在中国农民占人口80%以上, 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当然就是革命的基本内容。而革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是革命根据地。为此,“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藉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藉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9]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理论即井冈山道路。这条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创举,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历史新起点。

2.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和实行游击战争“十六字原则”的战略战术理论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有关我党的建军思想,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发展乃至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起义后的部队达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部队连以上创造性地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军官,有权参加军队管理,维护部队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开支,做士兵教育与群众工作,真正实行了军队内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方面,井冈山根据地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毛泽东、朱德等人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游击战争规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原则,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和重要理论成果。至此,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初步形成。

3.提出了农村落后环境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社会现实,即在一个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为指导。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重视军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著名的三湾改编是第一次从组织上和体制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制原则。针对当时井冈山革命队伍成员成份复杂、政治思想混乱的状况,我党提出要成立党的支部,大力整顿党团组织,积极发展合格的新党员,并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中去,这样就达到了农村环境下把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工农革命军建设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2月,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文献集中论述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注重加强团结党的作风建设,强调克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思想,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建党道路。[10]从此,红军真正开始成为一支理想信念坚定、组织纪律严明、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理论框架应运而生。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11]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逻辑理路 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独创开拓的精神,走自己的路,引兵井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具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井冈山斗争孕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本质的特征和精髓是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创新气概,即开拓创新的精神。”[12]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培育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就像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播撒了火种,孕育了后来革命年代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鲁迅精神、上甘岭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孔繁森精神等,是当代中国最具有原创意义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传统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无数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一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13]

四、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启示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给后人开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和教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初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倾向或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偏向,教条主义者历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把俄国的革命经验变成可以到处搬用的、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会把革命引入绝境甚至有可能葬送革命。另一种态度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态度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学习和借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们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成功解决革命新问题的过程中,得出了新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4]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突破了苏联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我党思想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我党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种新的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使毛泽东深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

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5]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点相结合。如果离开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那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于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6]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的中国具体国情就大胆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农村。尤其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革命力量较有基础的广大农村地区,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小块红色政权,藉以积蓄革命力量,依托强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包围和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坚持一切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艰难地探索革命道路并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井冈山道路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它的最佳契合性和结合点。

当前,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起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得出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新结论,从而产生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3.坚持社会调查研究,不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指导人民群众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毛泽东的革命创新思想集中体现在革命的理论若不与群众相结合,就不会形成革命的运动,更谈不上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为了成就党的事业,党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必须使之群众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全党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行动指南,化为群体意识。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一切为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动员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明确宣称:“红军宗旨,民权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毛泽东在论述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把“有很好的群众”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在论证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武装割据时,把

“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作为首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红军指战员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小米加步枪的悬殊力量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根本原因。正是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的这种荣辱与共、鱼水相依的血肉关系,才得到了广大千百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人民群众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认识主体,又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科学理论,就增强了从事实践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和科学性;一旦拥有革命理论的科学指导,就会减少前进道路上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从而就能保证党的事业稳步推进。无论中国的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都离不开千千万万群众,他们由认识上的个体、局部意识到群体、整体意识的转化是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群众化的重要路径。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宣传普及和教育,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认知、接受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坚定对马思主义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更加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关键就在于“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17]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及时不断地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培育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推进和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

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邓建华

(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

[摘 要]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的重要发源地,而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透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程,我们能够领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理论和动力逻辑理路,对当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井冈山道路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逻辑理路 借鉴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探索的历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党自成立那天起,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我党要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但“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井冈山道路是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先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理路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毛泽东是我们党历史上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第一人。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熟知中国的具体国情,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引兵井冈,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广大农村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影

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4]“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5]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经过1928年4月至7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基本完成。土地革命的不断深人,特别是《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后,拥有边界土地总数60%以上的地主阶级被消灭,而过去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的贫农占有了土地总数的28.26%,中农、贫农所占有的土地总数达到85.34%。

[6]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

毛泽东通对井冈山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政治等方面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论证,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经验总结,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详细分析了中国当时实际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极不平衡,这是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一次大革命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7]在论证的基础上,毛泽东大胆预见:“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8]这就是我党在井冈山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割据所具备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毛泽东通过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而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毛泽东的这条革命理论之路,好比大海航行中茫茫黑夜的一盏指路明灯,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起点。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这条井冈山道路,从井冈山到瑞金和遵义再到延安,走向全中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理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革命处于异常困难的低潮。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没有现成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革命实践中摸索,独创性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斐然。

1.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理论

在攸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简而言之,这条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这三者是密切相联,缺一不可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既无议会可以利用,又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国革命的敌人拥有极其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到牙齿,对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其实,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在中国农民占人口80%以上, 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当然就是革命的基本内容。而革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是革命根据地。为此,“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藉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藉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9]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理论即井冈山道路。这条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创举,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历史新起点。

2.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和实行游击战争“十六字原则”的战略战术理论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有关我党的建军思想,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发展乃至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起义后的部队达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部队连以上创造性地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军官,有权参加军队管理,维护部队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开支,做士兵教育与群众工作,真正实行了军队内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方面,井冈山根据地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毛泽东、朱德等人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游击战争规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原则,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和重要理论成果。至此,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初步形成。

3.提出了农村落后环境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社会现实,即在一个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为指导。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重视军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著名的三湾改编是第一次从组织上和体制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制原则。针对当时井冈山革命队伍成员成份复杂、政治思想混乱的状况,我党提出要成立党的支部,大力整顿党团组织,积极发展合格的新党员,并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中去,这样就达到了农村环境下把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工农革命军建设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2月,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文献集中论述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注重加强团结党的作风建设,强调克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思想,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建党道路。[10]从此,红军真正开始成为一支理想信念坚定、组织纪律严明、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理论框架应运而生。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11]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逻辑理路 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独创开拓的精神,走自己的路,引兵井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具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井冈山斗争孕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本质的特征和精髓是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创新气概,即开拓创新的精神。”[12]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培育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就像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播撒了火种,孕育了后来革命年代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鲁迅精神、上甘岭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孔繁森精神等,是当代中国最具有原创意义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传统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无数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一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13]

四、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启示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给后人开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和教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初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倾向或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偏向,教条主义者历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把俄国的革命经验变成可以到处搬用的、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会把革命引入绝境甚至有可能葬送革命。另一种态度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态度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学习和借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们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成功解决革命新问题的过程中,得出了新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4]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突破了苏联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我党思想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我党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种新的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使毛泽东深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

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5]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点相结合。如果离开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那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于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6]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的中国具体国情就大胆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农村。尤其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革命力量较有基础的广大农村地区,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小块红色政权,藉以积蓄革命力量,依托强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包围和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坚持一切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艰难地探索革命道路并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井冈山道路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它的最佳契合性和结合点。

当前,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起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得出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新结论,从而产生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3.坚持社会调查研究,不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指导人民群众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毛泽东的革命创新思想集中体现在革命的理论若不与群众相结合,就不会形成革命的运动,更谈不上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为了成就党的事业,党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必须使之群众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全党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行动指南,化为群体意识。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一切为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动员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明确宣称:“红军宗旨,民权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毛泽东在论述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把“有很好的群众”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在论证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武装割据时,把

“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作为首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红军指战员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小米加步枪的悬殊力量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根本原因。正是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的这种荣辱与共、鱼水相依的血肉关系,才得到了广大千百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人民群众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认识主体,又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科学理论,就增强了从事实践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和科学性;一旦拥有革命理论的科学指导,就会减少前进道路上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从而就能保证党的事业稳步推进。无论中国的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都离不开千千万万群众,他们由认识上的个体、局部意识到群体、整体意识的转化是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群众化的重要路径。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宣传普及和教育,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认知、接受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坚定对马思主义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更加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关键就在于“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17]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及时不断地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培育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推进和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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