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南方周末》刊出一篇报道《民营书商的新财富游戏》，将备受争议的当红畅销书《中国不高兴》的策划人、新近成立的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张小波放在“诗人书商”的大背景下评述。张1980年～1984年求学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时，躬逢“第三代诗歌运动”，与人合出影响一时的诗集《城市诗人》；1991年后，张减少甚至放弃诗歌写作，通过出版香港武侠名家温瑞安的小说而掘得第一桶金，近年更是通过《求医不如求己》（“国医”系列）、《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赚得盆满钵满。 张小波的“诗人书商”同行还包括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以及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和苏非舒等。 《民营书商的新财富游戏》这篇报道略欠专业和纯熟，所以在看新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柏桦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的同时，我就拿出了束之书架久矣的《灿烂》（杨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对照着读，发现《灿烂》堪称以点带面地考察了当代中国诗人的分化，特别是后北岛时代的“第三代诗人”的商业化转向。主流文学史史家如洪子诚、程光炜，将“第三代”定位于“存在多种探索路向”的“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歌的整体”，其“标志性”作品在1983年和随后几年中陆续出现，其活动主要以组织社团、“非正式”出版诗刊（诗报）的方式进行，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韩东、于坚、李亚伟和海子等为代表的优秀诗人。 1985年年末，万夏和杨黎在成都合作开过“一家圈子味非常浓的书店”，这家生意马马虎虎的“Y咖啡”终因与另一位合作者骆耕野的利益纠葛而终止，“万夏走了，去和陈礼蓉另外开了一家咖啡店”。 1990年代初，万夏一夜之间攒出的《叶子媚叶玉卿大写真》狂赚十几万元，他拿出其中的12万元在1993年自费出版3000套豪华精装本《后朦胧诗全集》，当时还高调表示要出版《朦胧诗全集》和《前朦胧诗全集》。在后来的“黑镜头”和“红镜头”系列大卖特卖后，万夏利用雄厚的经济资本继续圆了很多诗歌梦，包括资助杨黎全国范围寻访“第三代诗人”（还有纪录片性质的拍摄），并出版《灿烂》一书。 杨黎为写《灿烂》去上海采访时，住的是张小波在浦东的豪华寓所，“我从北京出发时，张小波把钥匙给了我。他把钥匙给我时，还对我说，不要偷我的书哦。我说，那谁知道。”“不要偷我的书”，短短六个字就暴露了张小波作为诗人（读书人）的本性和嗜书如命的特质。 “我做生意真的比他们要强悍，李亚伟和万夏啊，我觉得李亚伟的心态很好，不疾不徐的那种，包括他对他的手下小张那种（态度）”，张小波在接受杨黎采访时很真诚地进行了自我反省，“我这个人对人要求高，性格比较急，那这个性格还是没有转变。有时候对人家是不近情理的要求，当然是自己感觉要不近情理了就想拉回来，应该对人好一点，就这种时候比较多，性格不断跳越。” 张小波在个人性情上的反省固然可贵，但他操作《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超级畅销书时更多地带有投机成分，在赚取巨额财富时，他对提升中国出版品质和净化本土商业伦理的实质性贡献其实并不大――尽管他像万夏一样会从经济上援助昔日诗友或新晋诗人。 《灿烂》全书洋溢着杨黎对物质享受无可厚非的强调和诉求，但那些对他坐出租车、被万夏在凯宾斯基请喝80元一杯（2001年的价格）的纯正德国啤酒等细节的过分强调，反而显现了诗人在经济上不独立，通过“苟富贵，毋相忘”的江湖侠义而过分依赖他人的一面。《灿烂》中不止一处出现了万夏、杨黎等14位同龄诗人2002年儿童节集体过40岁生日时的照片，我很担心这场小规模狂欢全由万夏一人埋单。即使是万夏心甘情愿，诗人本应比其他人更自尊更独立，更应知道“我们不能是寄生虫”（杨黎语）的承诺有多重！ 《灿烂》杨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58元。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评论部）
5月中旬，《南方周末》刊出一篇报道《民营书商的新财富游戏》，将备受争议的当红畅销书《中国不高兴》的策划人、新近成立的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张小波放在“诗人书商”的大背景下评述。张1980年～1984年求学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时，躬逢“第三代诗歌运动”，与人合出影响一时的诗集《城市诗人》；1991年后，张减少甚至放弃诗歌写作，通过出版香港武侠名家温瑞安的小说而掘得第一桶金，近年更是通过《求医不如求己》（“国医”系列）、《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赚得盆满钵满。 张小波的“诗人书商”同行还包括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以及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和苏非舒等。 《民营书商的新财富游戏》这篇报道略欠专业和纯熟，所以在看新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柏桦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的同时，我就拿出了束之书架久矣的《灿烂》（杨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对照着读，发现《灿烂》堪称以点带面地考察了当代中国诗人的分化，特别是后北岛时代的“第三代诗人”的商业化转向。主流文学史史家如洪子诚、程光炜，将“第三代”定位于“存在多种探索路向”的“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歌的整体”，其“标志性”作品在1983年和随后几年中陆续出现，其活动主要以组织社团、“非正式”出版诗刊（诗报）的方式进行，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韩东、于坚、李亚伟和海子等为代表的优秀诗人。 1985年年末，万夏和杨黎在成都合作开过“一家圈子味非常浓的书店”，这家生意马马虎虎的“Y咖啡”终因与另一位合作者骆耕野的利益纠葛而终止，“万夏走了，去和陈礼蓉另外开了一家咖啡店”。 1990年代初，万夏一夜之间攒出的《叶子媚叶玉卿大写真》狂赚十几万元，他拿出其中的12万元在1993年自费出版3000套豪华精装本《后朦胧诗全集》，当时还高调表示要出版《朦胧诗全集》和《前朦胧诗全集》。在后来的“黑镜头”和“红镜头”系列大卖特卖后，万夏利用雄厚的经济资本继续圆了很多诗歌梦，包括资助杨黎全国范围寻访“第三代诗人”（还有纪录片性质的拍摄），并出版《灿烂》一书。 杨黎为写《灿烂》去上海采访时，住的是张小波在浦东的豪华寓所，“我从北京出发时，张小波把钥匙给了我。他把钥匙给我时，还对我说，不要偷我的书哦。我说，那谁知道。”“不要偷我的书”，短短六个字就暴露了张小波作为诗人（读书人）的本性和嗜书如命的特质。 “我做生意真的比他们要强悍，李亚伟和万夏啊，我觉得李亚伟的心态很好，不疾不徐的那种，包括他对他的手下小张那种（态度）”，张小波在接受杨黎采访时很真诚地进行了自我反省，“我这个人对人要求高，性格比较急，那这个性格还是没有转变。有时候对人家是不近情理的要求，当然是自己感觉要不近情理了就想拉回来，应该对人好一点，就这种时候比较多，性格不断跳越。” 张小波在个人性情上的反省固然可贵，但他操作《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超级畅销书时更多地带有投机成分，在赚取巨额财富时，他对提升中国出版品质和净化本土商业伦理的实质性贡献其实并不大――尽管他像万夏一样会从经济上援助昔日诗友或新晋诗人。 《灿烂》全书洋溢着杨黎对物质享受无可厚非的强调和诉求，但那些对他坐出租车、被万夏在凯宾斯基请喝80元一杯（2001年的价格）的纯正德国啤酒等细节的过分强调，反而显现了诗人在经济上不独立，通过“苟富贵，毋相忘”的江湖侠义而过分依赖他人的一面。《灿烂》中不止一处出现了万夏、杨黎等14位同龄诗人2002年儿童节集体过40岁生日时的照片，我很担心这场小规模狂欢全由万夏一人埋单。即使是万夏心甘情愿，诗人本应比其他人更自尊更独立，更应知道“我们不能是寄生虫”（杨黎语）的承诺有多重！ 《灿烂》杨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58元。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