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夫妻的爱情故事、恩爱合影(组图)
鲁迅与许广平
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锺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
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援,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
与许广平的相爱后,鲁迅既不愿因为离婚而让母亲伤心,又不想委屈许广平,只得对外宣称许是他的助手。即使在二人的关系公开后,许广平也坚持二人是同居关系,仍把周夫人的名号留给朱安。
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
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新凤霞与吴祖光
周恩来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邓颖超去世的时候,她的玻璃板下还压着新凤霞的剧照。周总理喜欢听新凤霞的戏,在总理的眼中,新凤霞是个值得尊敬的漂亮女人。总理与新凤霞的爱人吴祖光也有着极深的友谊。
除此之外,一代画师齐白石也赞赏新凤霞,就因为她戏唱得好,长得好。为此,还收她为干女儿,教她绘画。
这个漂亮的女人究竟有多美?时光倒流六十年,看看她和吴祖光的爱情故事,便会知道她的美不仅来自于外表。
那年,吴祖光从香港回来。老舍介绍他和唱评剧的新凤霞认识。表面上看,两个人十分不般配,吴祖光出身于诗书世家,而新凤霞出身贫民,她的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不识字,她要靠唱戏养活一大家人。
然而,喜欢听戏的吴祖光第一次见到新凤霞就对她有好感,后来,还专程给她做过一次采访。他欣赏她甜脆的嗓音,在舞台上表演时的脱俗扮相。那时,吴祖光并不知道,在他们见面前,新凤霞已久闻他的大名了。
她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新凤霞心里想嫁的男人,就是吴祖光这样的。面对外界的压力,她说: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不能两全,我宁要祖光。
他是知道她的。于是在新婚,他送给她的礼物是个大书房。他们先结婚后恋爱,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连早晨的牙膏都为他挤好。
恩爱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够,动荡的局势便将他们卷入波澜。吴祖光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去了北大荒之后,她就搬进了集体宿舍。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把她招去时,说只要她同丈夫离婚,就可继续她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她却说: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载,那么我可以等祖光二十八载。祖光是好人,我等他。
就是这样一句话,新凤霞成了评剧院内定的右派。她白天挨批斗,晚上唱戏,从舞台上下来,就要去刷马桶。她心里委屈,对吴祖光无比思念。老舍就劝她多给祖光写信。她给祖光寄东西,写了很多的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告诉他,他也写厚厚的信给她,书信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老舍先生问我:“你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得不踏实,再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也风言风语听说了,连有些领导都说我不应该,也不当面跟我说。小广播吹风:老舍是美国回来的,吴祖光是香港回来的,新凤霞可是贫民窟出来的人,连字也不认识,老舍怎么给介绍吴祖光这样的人?”不过,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坚持。我认定了的事谁也破坏不了。
好容易等了三年,把吴祖光从北大荒等回来,还没有喘息的机会,接着的“文革”,又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吴祖光再次被揪了出来,新凤霞也一起受到牵连。在被痛打批斗中,她半身瘫痪,再也不能登台唱戏了。
当所有风云散尽,迎接他们的是已衰老的容颜,和她残疾的身体。在他眼中,她依然是最美丽的女人,他更加倍心疼她。
面对不能再上舞台的事实,她很长时间不适应,也暗自哭泣。他却说:不许哭!他知道哭泣解决不了问题,他要为她重新设计人生。
他鼓励她绘画,并在他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上题字。她在他的帮助下,终于重拾生活的乐趣。每回看到他提的字,她都像孩子似的高兴。在丈夫给她的书房里,二十多年,她完成了几千幅花鸟画和十几本回忆录。这对原本大字不识的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提升啊。
他习惯了与她相伴的日子,习惯了他们在各自的书房里快乐地忙碌。可有一天,她突然病故。她的离去,让他无法相信,此后,他一直住在她的书房里,到死也没有离开。他总觉得她只是离开他一小会,有一天还会回来。
他等她,等得意识都消失了。而原本他井然有序的书房全然荒芜,他甚至失去所有灵感,写不出任何东西。
直到五年后的同一月,他追随她而去,他们终于永远也不会分开了。
他们用一生的忠诚,忠于彼此,不离不弃。他们用不求回报的付出,成全了一场绝世的爱恋。
傅雷与朱梅馥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因不堪凌辱自杀,与他一同安详赴死的,是其包办婚姻的配偶朱梅馥。
她原是他家表亲,亲上加亲,早早订下婚事。傅雷留学法国,他是热烈和浪漫的人,自然少不了热烈浪漫的异国情缘,一度想退亲,却因失恋,只好作罢。这女 子,原该是最迫不得已的“旧时代的物”,却从此成了他的恩爱妻子,最好的朋友和伴侣。据说他那菩萨一般的心肠和脾气,最大限度的弥补了才子的暴烈不羁,夫 唱妇随,同生,而且,共死。
不过,用“旧式妇女”来形容朱梅馥,其实也不确切,朱梅馥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他有个法文名字叫玛格丽特——既歌德《浮士德》女主角,这是傅雷给他起 的,杨绛先生在《忆傅雷》中写道 :梅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非常能干的主妇,一生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 心工作,他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著名的《傅雷家书》便是由她誊抄和留底的……
傅雷与朱梅馥
朱梅馥理解他的丈夫,所以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傅雷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非同凡响,有时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曾经为了教训儿子傅聪,抓起瓷盘就仍, 以至于给孩子留下了疤痕。和这样的丈夫生活,该有多少的委曲求全,多少的逆来顺受?然而他说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童年不堪回首,到了 成年,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就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她愿意谅解他。
美满的婚姻并非去无波澜,朋友知道他们之间也曾出现过“第三者”:一个姓王的女子。朱却把王当客人,当朋友对待,傅雷工作不下去时,她还打电话把王叫 来。后来,王离开了上海。若干年以后,她说,她是被朱的善良,宽容所打动,无法面对,主动退场。她知道傅雷当时是很喜欢自己的。
傅雷和表妹朱梅馥订婚之后,曾去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和一位法国女郎产生过恋情。由于彼此的差异太大,这段恋情很快就结束了。此后,他一生没有再负过朱。1966年9月2日深夜,因不堪凌辱,傅和朱自杀身亡。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
杨季康(绛)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文研究生。东吴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可以很好地学英语,但学费比较高,只有“公子哥儿”和“小姐”们才上得起。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而她当初所以没能在清华读本科,则因为她考大学时,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于是,她只好就近考入东吴大学,而且与《围城》中的唐晓芙一样,读的是极平常的政治系。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们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男同学呢,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当时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吴晗夫人)同屋,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给袁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正要与吴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她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袁的男朋友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维说,她要让吴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与袁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那时,钱钟书在校园内名气很大,杨绛初次见到他,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而且第二年便订了婚。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议论钱钟书。现在所知道的是,当时杨绛选修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程,于1934年秋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同时期,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富有李义山风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的一首七言律体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并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爱情,常为人们誉为珠联壁合,举世无
梁思成和林徽音
西元一九○四年、清光绪末年,林徽音生于福建,长于北京与上海。由于她曾就读于上海与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因而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梁从诫的心中,林徽音很少表现出传统女子三从四德的温顺,反而不断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主。年少时的她,成熟早慧、聪敏伶俐。十六岁时,随着父亲林长民一道远行欧洲,并考入伦敦一所女子学校就读。在伦敦时,她看见了一位同学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于是着迷并追问着,便从同学口中获知“建筑”这个行业。这个把艺术创造和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工作,从此深深地吸引着她,也因此引导了她的生活及事业伴侣--梁思成一同朝着建筑的理想迈进。
一对开展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伴侣
在追求建筑艺术的过程里,梁思成与林徽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好伴侣。在梁思成父亲梁启超的敦促下,他们两人于一九二四年一同前往美国宾州大学就读。梁思成入了建筑系,林徽音却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她凭藉着一股热情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所做的设计总是得到很高的赞赏,后来她不仅当上建筑系教授助理,也被聘为建筑系的“辅导员”。一九二七年,梁思成与林徽音分别获得建筑系硕士与美术系学士的学位,并一起在建筑师事务所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尔后,梁思成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于此同时,林徽音则依循着她的戏剧爱好,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着贝克教授修习舞台美术,朝向多方面兴趣发展。一九二八年,两人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新婚的欧洲蜜月之旅,可以说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在往后一生追求建筑理想的道路上,林徽音与梁思成总是形影不离。
冰心和吴文藻
1923年8月,23岁的冰心乘杰克逊号邮船赴美留 学,在船上碰见以前并不认识的吴文藻。他与她聊起几本英美评论家关于拜伦与雪莱的书,她说没看过,他当即劝她要多看书,否则“这次到美国就算白来了。”冰 心出国前在国内已有一定名气,船上许多人一见她都说“久仰”之类的客套话,唯独吴文藻的话刺痛了她,她便把他作为第一个诤友。
1925年夏,冰心与吴文藻同在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 相处之中,他表示愿与她终身相处,她答应了。1926年夏,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吴文藻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燕大、 清华。1929年6月15日,二人于北大临湖轩举行了婚礼,来宾只有两校同事、同学,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新婚之夜,俩人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后 居于燕南园的一座小楼里。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她的照片,她问他每天是否真的看,他说当然。有一天,冰心从镜框里取出自己的相片换上影星阮玲玉的,吴文藻好 几天也没发现。她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的?”他这才笑着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吴教授专心于学术研究及安排学生出国深造,冰心肩负着教学写 作、养育子女的责任。
抗战爆发前,冰心写过一首宝塔诗:“马/香丁/羽毛纱 /样样都差/傻姑爷进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其中有几个小“典故”。吴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萨其马”叫成“马”,进了点心店就向售货 员买“马”。有一次,冰心与婆婆等人在院子里赏花,被从书房里叫出来的吴先生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看着丁香说:“这是香丁。”他竟点点头说: “啊,香丁。”周围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为送父亲一件双丝葛夹袍,吴文藻受命去“东升祥”,居然要买一丈“羽毛纱”。幸亏售货员与冰心熟悉,打电话问过才算 弄明白。冰心父亲说:“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视而笑。抗战爆发后,冰心随吴文藻到了昆明,冰心向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示了该诗,想把怨气泼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看罢加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玩笑一开,在场的清华同学都乐了,冰心才觉出“作法自毙”的味道。
1942年,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病,当脉博只有一分钟36下时,冰心两腿发软。出去找人,一个小山坡也走不过去,只觉着丈夫要“完”。然而,吴文藻在重庆“中央医院”奇迹般地缓了过来。出院后的补品只有亲戚送来的一只鸡、两个广柑。
1944年,吴文藻赴美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 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处理。1946年,他与冰心去了日本。1951年,吴文藻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聘请,与冰心一同回到新中国。1958年4月到1959年 12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二人都靠边站,住牛棚。1979年,吴文藻重新工作,带民族学院的研究生,为民族学的中国化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与自己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遗嘱把三万元存款捐给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 奖学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与世长辞。他早就说过:“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萧军和萧红
1932年7月,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里,一位叫张乃莹的怀孕女子正赤着脚无力地在房间里来回挪动。
3年后她因一篇名为《生死场》的长篇小说一举成名,但那时人们记住的是她的另一个名字——萧红。此时,她正在等待外出筹钱的未婚夫汪某归来,他们已经拖欠了旅馆4个月的房租。然而,汪某迟迟未归,旅馆的人就把萧红作为人质扣下来,如果真的拿不回来钱,就把萧红卖到妓院。这一年萧红21岁,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怀孕7个月的她面容憔悴。
无助的萧红只有求救,她想到了曾经投过稿的哈尔滨《国际协报》。信发出去了,然而等到的仍是失望,抱着再试一次的态度,萧红第二次给《国际协报》寄去了求救信,这一次她的信写得很直白: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不能不救啊!
收到信的是该报副刊部的主编裴馨园。出于同情,他立即派人去看望萧红。
为才华所动
旅馆老板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还钱,立刻放人。派去看望萧红的人只好返回。第二天,裴馨园召集了一些同事商议营救萧红的办法。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刘鸿霖的小伙子,后来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萧军。萧军对营救萧红一事,显现出了一种漠然的态度。当时萧军非常穷困,自然也就无能为力,他不愿意做无用的慷慨激昂的宣言。
报纸的介入,使旅馆老板暂时不敢把萧红卖到妓院,但却限制了萧红的食物供给。7月12日中午,萧红接连给裴馨园打去几个求救电话,接电话的却是萧军。后来萧军在《烛心》中写道:那天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却一次也没答应过你。
一时没有什么办法解救萧红,裴馨园只好写了一封安慰信,找出几本小说让萧军给萧红送去。就在萧红看信的时候,萧军仔细观察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子。
萧红是带着身孕嫁给萧军的
萧军曾这样描写:她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看见白发在闪。萧红当时穿着一件褪得几乎认不出颜色的蓝色大褂。萧军把书交给萧红的时候,他真的想转身离去。但是萧红的一句话留住了他: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萧军坐下后,萧红很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
在谈话中,萧军无意中发现了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军的女儿萧耘后来说:“看到这首诗,我父亲马上心动了。他觉得很有诗意,把萧红当时的处境完全写出来了,让人不能不心疼,不能不痛惜她。任何一个有血气的男人,看了她这首诗都会很感动的。他马上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自己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天生我才天助我
8月8日夜间,已经下了27天的大雨使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涌入市区,东兴顺旅馆一层已被淹没……萧军主动提出,自己会凫水,能把萧红救出来。
但当萧军游到旅馆的时候,却发现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因为实在等不及了,萧红就搭了一条正好从她的窗口过的柴船,按照萧军给她留的裴馨园的地址,先于萧军到了裴家。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某的孩子,但因无力抚养,送给他人,从此再无音讯。1938年3月,萧红、萧军在经历了6年的情感跋涉后最终分手。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1988年6月22日,萧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巴金和萧珊
巴金的一生没传过一次绯闻,他与夫人萧珊恋爱八年,相守一生,成为文坛的楷模。萧乾曾经说:“巴金写恋爱,然而不谈恋爱。”是啊,巴金热衷于写作,根本顾不得谈恋爱。年轻的女学生萧珊是他的崇拜者,是她主动给巴金写信,约他跟自己见面的。她一辈子称巴金为“巴先生”。“文革”期间,萧珊处处保护丈夫,受尽皮肉之苦,过早地离开人世。萧珊没能看到巴金今天的辉煌,然而她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因为伟大的巴金自始至终只爱她一个人。她去世时,巴金不过68岁,三十多年来,他对妻子坚贞不渝,他笔下的《怀念萧珊》一文,使这位善良的东方女子的形象永远铭刻在千千万万读者心里。
相识笔墨传情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芾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1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1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陈蕴珍的笔名)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相知忘年之恋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账。”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相守风雨30载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
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这样,他的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近30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1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沈从文与张兆和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
在一九二九年,沈从文二十七岁左右,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及其他因素,他离开了北京,南下赴胡适之邀,到当时的吴淞中国公学教书,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然有些许名气,所以一开始很受当时的学生期待,整个课堂里水泄不通,大家都想看看那个出身行伍、又能写的一手好白话小说的沈从文长什么样子。
不过,这是沈从文第一次执教,所以当他一进教室,面对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怕生的沈从文一下傻了,整整在台上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出了很大的洋相。
这就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张兆和那年十八岁,是中国公学校有名的“校花”,面目姣好,家世显赫(据说算李鸿章外孙女),能写一手好文章,不仅如此,个子娇小的她在体育也不逊色,曾经拿下该校女子全能的第一名。
这样的风云人物,当然吸引了许多男性的目光,包括沈从文。
我们不知道木讷的沈从文是如何被张兆和所吸引的,但他身为教师,却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却是事实,他的表现方式也很有趣,沈从文并没有公开示爱,而是不断的写情书给张兆和,一段时间就写一封,持续的写,不停的写……
不过张兆和虽然收到了,却一封也没看。
这也没办法,年轻的张兆和觉得很为难,对她来说,老师这样的追求让她很不知所措,既不好意思丢,也不想接受这样的情意,索性一封也不拆,更别提回信,作为一种消极的拒绝。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沈从文写情书的事,还是在学校传开了。
张兆和又窘又气,于是在一天下午,她将沈从文这不到一年来写的一百三十多封信包好,
亲自去找校长胡适理论,希望胡适看完信后能介入整件事情,张兆和生气的向胡适抗议:“不是辞掉沈老师,就是我转校!”
胡适熟知好友沈从文的个性,人也算是开明的人,更何况两个人也都成年未婚,所以他没有看的那样严重,他笑着说:
“我想我不必看,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想必这些信也不差。”
“我一封也没有看,不知道是好是坏。”
“何不拆开看看 ”
“不必看,我想也不会超出情书大全之类的吧!”
“你不看,怎么知道他向你求爱呢 ”
“不必看就知道了。”
“在欧美,恋爱是自由的,这件事我问不着,师生恋爱也不是没有例子……”
“那我怎么办 ”
“先看看他的信,你觉得他还有些可取之处,就和他做做朋友,
如果认为无法交往下去,不理他就是了。”
于是胡适没准张兆和转学,也没跟沈从文提到件事。
只是人言可畏,张兆和告状这事传开了之后,仍然不断写信的沈从文开始受了极大的压力,学生不选他的课了,于是他想了想,跟胡适递出辞呈,想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于是沈从文在胡适的推荐下到了武汉大学教书,和张兆和离的更远,但是沈从文信写的更勤了,几乎是一天一封的写,而张兆和仍然一封也不看,也不想让沈从文影响她的生活。
有一天,她的好朋友江莹来找她,谈到这件事,说:
“兆和,你都没打开啊 ”
“有什么好打开的 说来说去,还不是我爱你的那些老掉牙的词儿。”
江莹起了哄认为信里内容不见的是这样,张兆和拗不过她,就气着说:“你想看你就拆吧!”
于是江莹拆了,并且刻意在张兆和前面朗诵起来……听完之后,张兆和沈默了,没说什么,在送走江莹之后,
她终于将所有沈从文稍来的信一封一封的拆开来看,然后,回了两年多来的第一封信给沈从文,虽然有点迟,信也回的不那样勤,但终究是回了,对沈从文来说并不晚。
这封信,沈从文始终揣在怀里,那怕后来历经文革、劳改,始终如一。
又过了两年,一九三二年,张兆和毕业回家,沈从文在青岛教书,为了见张兆和,沈从文卖了自己一本书的版税,准备要去张家拜访,他的朋友巴金建议他带些礼物去,为了不落于俗,巴金建议他送书,还亲自帮沈从文挑了几本难得的精装版俄国小说,这很有效,因为后来张兆和将沈从文的礼物大都退还,独独留了这几本小说下来,所以对沈从文来说,巴金给的建议实在太受用了。
沈从文到张家的时候,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于是沈又急又窘,面对全部不熟的张家人,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礼物放了就急急忙忙告退离开回旅馆,等到晚上,四年不见的张兆和怯生生的过来旅馆找他,将自己二姐允和吩咐的话照本宣科的请沈从文过来张家一聚,不然,这么多年不见,她也不知道该对沈说什么好。
无论如何,沈从文终于正式进了张家,并和张的家人打好了关系。
除了张兆和住在上海的父亲张武龄之外。
最后沈从文和张兆和两人到了上海和张武龄,会面的效果很好,不过沈从文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因为张家名门大户,自己是湘西一个小贫家出身,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他不但写信给张的二姐允和探口风,还对张兆和说:
“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甜酒,是结婚时喝的酒,意思当然很明显,几天之后,沈从文接到两封电报,第一封是张允和稍来的,里面简洁有力——
“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允成了署名,也成了双关,她回家跟张兆和说自己的巧思,但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于是偷偷出门又打了封电报,内容是:
“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邮局的人弄糊涂了,不愿意发,回问张兆和里面的含意,半晌,才说:
“这没什么,您就帮忙发了吧!”
只见张兆和双颊飞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名人夫妻的爱情故事、恩爱合影(组图)
鲁迅与许广平
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锺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
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援,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
与许广平的相爱后,鲁迅既不愿因为离婚而让母亲伤心,又不想委屈许广平,只得对外宣称许是他的助手。即使在二人的关系公开后,许广平也坚持二人是同居关系,仍把周夫人的名号留给朱安。
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
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新凤霞与吴祖光
周恩来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邓颖超去世的时候,她的玻璃板下还压着新凤霞的剧照。周总理喜欢听新凤霞的戏,在总理的眼中,新凤霞是个值得尊敬的漂亮女人。总理与新凤霞的爱人吴祖光也有着极深的友谊。
除此之外,一代画师齐白石也赞赏新凤霞,就因为她戏唱得好,长得好。为此,还收她为干女儿,教她绘画。
这个漂亮的女人究竟有多美?时光倒流六十年,看看她和吴祖光的爱情故事,便会知道她的美不仅来自于外表。
那年,吴祖光从香港回来。老舍介绍他和唱评剧的新凤霞认识。表面上看,两个人十分不般配,吴祖光出身于诗书世家,而新凤霞出身贫民,她的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不识字,她要靠唱戏养活一大家人。
然而,喜欢听戏的吴祖光第一次见到新凤霞就对她有好感,后来,还专程给她做过一次采访。他欣赏她甜脆的嗓音,在舞台上表演时的脱俗扮相。那时,吴祖光并不知道,在他们见面前,新凤霞已久闻他的大名了。
她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新凤霞心里想嫁的男人,就是吴祖光这样的。面对外界的压力,她说: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不能两全,我宁要祖光。
他是知道她的。于是在新婚,他送给她的礼物是个大书房。他们先结婚后恋爱,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连早晨的牙膏都为他挤好。
恩爱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够,动荡的局势便将他们卷入波澜。吴祖光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去了北大荒之后,她就搬进了集体宿舍。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把她招去时,说只要她同丈夫离婚,就可继续她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她却说: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载,那么我可以等祖光二十八载。祖光是好人,我等他。
就是这样一句话,新凤霞成了评剧院内定的右派。她白天挨批斗,晚上唱戏,从舞台上下来,就要去刷马桶。她心里委屈,对吴祖光无比思念。老舍就劝她多给祖光写信。她给祖光寄东西,写了很多的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告诉他,他也写厚厚的信给她,书信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老舍先生问我:“你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得不踏实,再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也风言风语听说了,连有些领导都说我不应该,也不当面跟我说。小广播吹风:老舍是美国回来的,吴祖光是香港回来的,新凤霞可是贫民窟出来的人,连字也不认识,老舍怎么给介绍吴祖光这样的人?”不过,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坚持。我认定了的事谁也破坏不了。
好容易等了三年,把吴祖光从北大荒等回来,还没有喘息的机会,接着的“文革”,又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吴祖光再次被揪了出来,新凤霞也一起受到牵连。在被痛打批斗中,她半身瘫痪,再也不能登台唱戏了。
当所有风云散尽,迎接他们的是已衰老的容颜,和她残疾的身体。在他眼中,她依然是最美丽的女人,他更加倍心疼她。
面对不能再上舞台的事实,她很长时间不适应,也暗自哭泣。他却说:不许哭!他知道哭泣解决不了问题,他要为她重新设计人生。
他鼓励她绘画,并在他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上题字。她在他的帮助下,终于重拾生活的乐趣。每回看到他提的字,她都像孩子似的高兴。在丈夫给她的书房里,二十多年,她完成了几千幅花鸟画和十几本回忆录。这对原本大字不识的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提升啊。
他习惯了与她相伴的日子,习惯了他们在各自的书房里快乐地忙碌。可有一天,她突然病故。她的离去,让他无法相信,此后,他一直住在她的书房里,到死也没有离开。他总觉得她只是离开他一小会,有一天还会回来。
他等她,等得意识都消失了。而原本他井然有序的书房全然荒芜,他甚至失去所有灵感,写不出任何东西。
直到五年后的同一月,他追随她而去,他们终于永远也不会分开了。
他们用一生的忠诚,忠于彼此,不离不弃。他们用不求回报的付出,成全了一场绝世的爱恋。
傅雷与朱梅馥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因不堪凌辱自杀,与他一同安详赴死的,是其包办婚姻的配偶朱梅馥。
她原是他家表亲,亲上加亲,早早订下婚事。傅雷留学法国,他是热烈和浪漫的人,自然少不了热烈浪漫的异国情缘,一度想退亲,却因失恋,只好作罢。这女 子,原该是最迫不得已的“旧时代的物”,却从此成了他的恩爱妻子,最好的朋友和伴侣。据说他那菩萨一般的心肠和脾气,最大限度的弥补了才子的暴烈不羁,夫 唱妇随,同生,而且,共死。
不过,用“旧式妇女”来形容朱梅馥,其实也不确切,朱梅馥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他有个法文名字叫玛格丽特——既歌德《浮士德》女主角,这是傅雷给他起 的,杨绛先生在《忆傅雷》中写道 :梅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非常能干的主妇,一生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 心工作,他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著名的《傅雷家书》便是由她誊抄和留底的……
傅雷与朱梅馥
朱梅馥理解他的丈夫,所以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傅雷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非同凡响,有时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曾经为了教训儿子傅聪,抓起瓷盘就仍, 以至于给孩子留下了疤痕。和这样的丈夫生活,该有多少的委曲求全,多少的逆来顺受?然而他说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童年不堪回首,到了 成年,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就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她愿意谅解他。
美满的婚姻并非去无波澜,朋友知道他们之间也曾出现过“第三者”:一个姓王的女子。朱却把王当客人,当朋友对待,傅雷工作不下去时,她还打电话把王叫 来。后来,王离开了上海。若干年以后,她说,她是被朱的善良,宽容所打动,无法面对,主动退场。她知道傅雷当时是很喜欢自己的。
傅雷和表妹朱梅馥订婚之后,曾去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和一位法国女郎产生过恋情。由于彼此的差异太大,这段恋情很快就结束了。此后,他一生没有再负过朱。1966年9月2日深夜,因不堪凌辱,傅和朱自杀身亡。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
杨季康(绛)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文研究生。东吴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可以很好地学英语,但学费比较高,只有“公子哥儿”和“小姐”们才上得起。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而她当初所以没能在清华读本科,则因为她考大学时,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于是,她只好就近考入东吴大学,而且与《围城》中的唐晓芙一样,读的是极平常的政治系。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们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男同学呢,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当时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吴晗夫人)同屋,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给袁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正要与吴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她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袁的男朋友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维说,她要让吴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与袁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那时,钱钟书在校园内名气很大,杨绛初次见到他,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而且第二年便订了婚。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议论钱钟书。现在所知道的是,当时杨绛选修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程,于1934年秋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同时期,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富有李义山风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的一首七言律体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并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爱情,常为人们誉为珠联壁合,举世无
梁思成和林徽音
西元一九○四年、清光绪末年,林徽音生于福建,长于北京与上海。由于她曾就读于上海与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因而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梁从诫的心中,林徽音很少表现出传统女子三从四德的温顺,反而不断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主。年少时的她,成熟早慧、聪敏伶俐。十六岁时,随着父亲林长民一道远行欧洲,并考入伦敦一所女子学校就读。在伦敦时,她看见了一位同学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于是着迷并追问着,便从同学口中获知“建筑”这个行业。这个把艺术创造和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工作,从此深深地吸引着她,也因此引导了她的生活及事业伴侣--梁思成一同朝着建筑的理想迈进。
一对开展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伴侣
在追求建筑艺术的过程里,梁思成与林徽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好伴侣。在梁思成父亲梁启超的敦促下,他们两人于一九二四年一同前往美国宾州大学就读。梁思成入了建筑系,林徽音却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她凭藉着一股热情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所做的设计总是得到很高的赞赏,后来她不仅当上建筑系教授助理,也被聘为建筑系的“辅导员”。一九二七年,梁思成与林徽音分别获得建筑系硕士与美术系学士的学位,并一起在建筑师事务所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尔后,梁思成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于此同时,林徽音则依循着她的戏剧爱好,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着贝克教授修习舞台美术,朝向多方面兴趣发展。一九二八年,两人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新婚的欧洲蜜月之旅,可以说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在往后一生追求建筑理想的道路上,林徽音与梁思成总是形影不离。
冰心和吴文藻
1923年8月,23岁的冰心乘杰克逊号邮船赴美留 学,在船上碰见以前并不认识的吴文藻。他与她聊起几本英美评论家关于拜伦与雪莱的书,她说没看过,他当即劝她要多看书,否则“这次到美国就算白来了。”冰 心出国前在国内已有一定名气,船上许多人一见她都说“久仰”之类的客套话,唯独吴文藻的话刺痛了她,她便把他作为第一个诤友。
1925年夏,冰心与吴文藻同在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 相处之中,他表示愿与她终身相处,她答应了。1926年夏,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吴文藻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燕大、 清华。1929年6月15日,二人于北大临湖轩举行了婚礼,来宾只有两校同事、同学,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新婚之夜,俩人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后 居于燕南园的一座小楼里。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她的照片,她问他每天是否真的看,他说当然。有一天,冰心从镜框里取出自己的相片换上影星阮玲玉的,吴文藻好 几天也没发现。她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的?”他这才笑着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吴教授专心于学术研究及安排学生出国深造,冰心肩负着教学写 作、养育子女的责任。
抗战爆发前,冰心写过一首宝塔诗:“马/香丁/羽毛纱 /样样都差/傻姑爷进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其中有几个小“典故”。吴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萨其马”叫成“马”,进了点心店就向售货 员买“马”。有一次,冰心与婆婆等人在院子里赏花,被从书房里叫出来的吴先生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看着丁香说:“这是香丁。”他竟点点头说: “啊,香丁。”周围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为送父亲一件双丝葛夹袍,吴文藻受命去“东升祥”,居然要买一丈“羽毛纱”。幸亏售货员与冰心熟悉,打电话问过才算 弄明白。冰心父亲说:“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视而笑。抗战爆发后,冰心随吴文藻到了昆明,冰心向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示了该诗,想把怨气泼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看罢加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玩笑一开,在场的清华同学都乐了,冰心才觉出“作法自毙”的味道。
1942年,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病,当脉博只有一分钟36下时,冰心两腿发软。出去找人,一个小山坡也走不过去,只觉着丈夫要“完”。然而,吴文藻在重庆“中央医院”奇迹般地缓了过来。出院后的补品只有亲戚送来的一只鸡、两个广柑。
1944年,吴文藻赴美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 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处理。1946年,他与冰心去了日本。1951年,吴文藻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聘请,与冰心一同回到新中国。1958年4月到1959年 12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二人都靠边站,住牛棚。1979年,吴文藻重新工作,带民族学院的研究生,为民族学的中国化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与自己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遗嘱把三万元存款捐给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 奖学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与世长辞。他早就说过:“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萧军和萧红
1932年7月,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里,一位叫张乃莹的怀孕女子正赤着脚无力地在房间里来回挪动。
3年后她因一篇名为《生死场》的长篇小说一举成名,但那时人们记住的是她的另一个名字——萧红。此时,她正在等待外出筹钱的未婚夫汪某归来,他们已经拖欠了旅馆4个月的房租。然而,汪某迟迟未归,旅馆的人就把萧红作为人质扣下来,如果真的拿不回来钱,就把萧红卖到妓院。这一年萧红21岁,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怀孕7个月的她面容憔悴。
无助的萧红只有求救,她想到了曾经投过稿的哈尔滨《国际协报》。信发出去了,然而等到的仍是失望,抱着再试一次的态度,萧红第二次给《国际协报》寄去了求救信,这一次她的信写得很直白: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不能不救啊!
收到信的是该报副刊部的主编裴馨园。出于同情,他立即派人去看望萧红。
为才华所动
旅馆老板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还钱,立刻放人。派去看望萧红的人只好返回。第二天,裴馨园召集了一些同事商议营救萧红的办法。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刘鸿霖的小伙子,后来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萧军。萧军对营救萧红一事,显现出了一种漠然的态度。当时萧军非常穷困,自然也就无能为力,他不愿意做无用的慷慨激昂的宣言。
报纸的介入,使旅馆老板暂时不敢把萧红卖到妓院,但却限制了萧红的食物供给。7月12日中午,萧红接连给裴馨园打去几个求救电话,接电话的却是萧军。后来萧军在《烛心》中写道:那天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却一次也没答应过你。
一时没有什么办法解救萧红,裴馨园只好写了一封安慰信,找出几本小说让萧军给萧红送去。就在萧红看信的时候,萧军仔细观察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子。
萧红是带着身孕嫁给萧军的
萧军曾这样描写:她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看见白发在闪。萧红当时穿着一件褪得几乎认不出颜色的蓝色大褂。萧军把书交给萧红的时候,他真的想转身离去。但是萧红的一句话留住了他: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萧军坐下后,萧红很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
在谈话中,萧军无意中发现了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军的女儿萧耘后来说:“看到这首诗,我父亲马上心动了。他觉得很有诗意,把萧红当时的处境完全写出来了,让人不能不心疼,不能不痛惜她。任何一个有血气的男人,看了她这首诗都会很感动的。他马上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自己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天生我才天助我
8月8日夜间,已经下了27天的大雨使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涌入市区,东兴顺旅馆一层已被淹没……萧军主动提出,自己会凫水,能把萧红救出来。
但当萧军游到旅馆的时候,却发现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因为实在等不及了,萧红就搭了一条正好从她的窗口过的柴船,按照萧军给她留的裴馨园的地址,先于萧军到了裴家。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某的孩子,但因无力抚养,送给他人,从此再无音讯。1938年3月,萧红、萧军在经历了6年的情感跋涉后最终分手。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1988年6月22日,萧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巴金和萧珊
巴金的一生没传过一次绯闻,他与夫人萧珊恋爱八年,相守一生,成为文坛的楷模。萧乾曾经说:“巴金写恋爱,然而不谈恋爱。”是啊,巴金热衷于写作,根本顾不得谈恋爱。年轻的女学生萧珊是他的崇拜者,是她主动给巴金写信,约他跟自己见面的。她一辈子称巴金为“巴先生”。“文革”期间,萧珊处处保护丈夫,受尽皮肉之苦,过早地离开人世。萧珊没能看到巴金今天的辉煌,然而她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因为伟大的巴金自始至终只爱她一个人。她去世时,巴金不过68岁,三十多年来,他对妻子坚贞不渝,他笔下的《怀念萧珊》一文,使这位善良的东方女子的形象永远铭刻在千千万万读者心里。
相识笔墨传情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芾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1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1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陈蕴珍的笔名)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相知忘年之恋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账。”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相守风雨30载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
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这样,他的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近30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1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沈从文与张兆和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
在一九二九年,沈从文二十七岁左右,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及其他因素,他离开了北京,南下赴胡适之邀,到当时的吴淞中国公学教书,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然有些许名气,所以一开始很受当时的学生期待,整个课堂里水泄不通,大家都想看看那个出身行伍、又能写的一手好白话小说的沈从文长什么样子。
不过,这是沈从文第一次执教,所以当他一进教室,面对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怕生的沈从文一下傻了,整整在台上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出了很大的洋相。
这就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张兆和那年十八岁,是中国公学校有名的“校花”,面目姣好,家世显赫(据说算李鸿章外孙女),能写一手好文章,不仅如此,个子娇小的她在体育也不逊色,曾经拿下该校女子全能的第一名。
这样的风云人物,当然吸引了许多男性的目光,包括沈从文。
我们不知道木讷的沈从文是如何被张兆和所吸引的,但他身为教师,却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却是事实,他的表现方式也很有趣,沈从文并没有公开示爱,而是不断的写情书给张兆和,一段时间就写一封,持续的写,不停的写……
不过张兆和虽然收到了,却一封也没看。
这也没办法,年轻的张兆和觉得很为难,对她来说,老师这样的追求让她很不知所措,既不好意思丢,也不想接受这样的情意,索性一封也不拆,更别提回信,作为一种消极的拒绝。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沈从文写情书的事,还是在学校传开了。
张兆和又窘又气,于是在一天下午,她将沈从文这不到一年来写的一百三十多封信包好,
亲自去找校长胡适理论,希望胡适看完信后能介入整件事情,张兆和生气的向胡适抗议:“不是辞掉沈老师,就是我转校!”
胡适熟知好友沈从文的个性,人也算是开明的人,更何况两个人也都成年未婚,所以他没有看的那样严重,他笑着说:
“我想我不必看,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想必这些信也不差。”
“我一封也没有看,不知道是好是坏。”
“何不拆开看看 ”
“不必看,我想也不会超出情书大全之类的吧!”
“你不看,怎么知道他向你求爱呢 ”
“不必看就知道了。”
“在欧美,恋爱是自由的,这件事我问不着,师生恋爱也不是没有例子……”
“那我怎么办 ”
“先看看他的信,你觉得他还有些可取之处,就和他做做朋友,
如果认为无法交往下去,不理他就是了。”
于是胡适没准张兆和转学,也没跟沈从文提到件事。
只是人言可畏,张兆和告状这事传开了之后,仍然不断写信的沈从文开始受了极大的压力,学生不选他的课了,于是他想了想,跟胡适递出辞呈,想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于是沈从文在胡适的推荐下到了武汉大学教书,和张兆和离的更远,但是沈从文信写的更勤了,几乎是一天一封的写,而张兆和仍然一封也不看,也不想让沈从文影响她的生活。
有一天,她的好朋友江莹来找她,谈到这件事,说:
“兆和,你都没打开啊 ”
“有什么好打开的 说来说去,还不是我爱你的那些老掉牙的词儿。”
江莹起了哄认为信里内容不见的是这样,张兆和拗不过她,就气着说:“你想看你就拆吧!”
于是江莹拆了,并且刻意在张兆和前面朗诵起来……听完之后,张兆和沈默了,没说什么,在送走江莹之后,
她终于将所有沈从文稍来的信一封一封的拆开来看,然后,回了两年多来的第一封信给沈从文,虽然有点迟,信也回的不那样勤,但终究是回了,对沈从文来说并不晚。
这封信,沈从文始终揣在怀里,那怕后来历经文革、劳改,始终如一。
又过了两年,一九三二年,张兆和毕业回家,沈从文在青岛教书,为了见张兆和,沈从文卖了自己一本书的版税,准备要去张家拜访,他的朋友巴金建议他带些礼物去,为了不落于俗,巴金建议他送书,还亲自帮沈从文挑了几本难得的精装版俄国小说,这很有效,因为后来张兆和将沈从文的礼物大都退还,独独留了这几本小说下来,所以对沈从文来说,巴金给的建议实在太受用了。
沈从文到张家的时候,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于是沈又急又窘,面对全部不熟的张家人,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礼物放了就急急忙忙告退离开回旅馆,等到晚上,四年不见的张兆和怯生生的过来旅馆找他,将自己二姐允和吩咐的话照本宣科的请沈从文过来张家一聚,不然,这么多年不见,她也不知道该对沈说什么好。
无论如何,沈从文终于正式进了张家,并和张的家人打好了关系。
除了张兆和住在上海的父亲张武龄之外。
最后沈从文和张兆和两人到了上海和张武龄,会面的效果很好,不过沈从文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因为张家名门大户,自己是湘西一个小贫家出身,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他不但写信给张的二姐允和探口风,还对张兆和说:
“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甜酒,是结婚时喝的酒,意思当然很明显,几天之后,沈从文接到两封电报,第一封是张允和稍来的,里面简洁有力——
“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允成了署名,也成了双关,她回家跟张兆和说自己的巧思,但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于是偷偷出门又打了封电报,内容是:
“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邮局的人弄糊涂了,不愿意发,回问张兆和里面的含意,半晌,才说:
“这没什么,您就帮忙发了吧!”
只见张兆和双颊飞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