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 庸众 启蒙 日常生活 诗化叙事
摘要:《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文本,其人物设置模式、话语类型选择表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诗化的整体叙事风格又对其生命哲学的表达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融合。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是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著名小说,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文本形式的角度,重新解读《在酒楼上》的深层意蕴及其艺术风格。
一、“独异个人”与庸众
“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模式,是鲁迅小说经常采用的一种人物设置方式。这里的“独异个人”指思想见解超越一般人的清醒者,庸众则为社会的一般不觉悟民众。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开始运用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此后如《药》《头发的故事》《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都运用到这种模式。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
“独异个人”和“庸众”正是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从而寻找出鲁迅小说叙述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这样读出的作品意义虽然有异于人们常做的对鲁迅小说的肯定,它们却可能显示出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为创作性的作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某些侧面。{1}
本文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介入《在酒楼上》的解读。本文认为,《在酒楼上》关于吕纬甫的故事,其实暗含着一个关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故事。文中的吕纬甫以前很激进:“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现在则有点落后:“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当叙事者“我”对他的思想变化表示不可理解时,他竟然说:“他们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前是为了讨论中国改革的方法而打起来,现在则是随随便便。因此,比之以前的吕纬甫,现在的他不仅思想落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显然是生活所迫。文中屡次写到吕纬甫的物质困窘:“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够敷衍。”如果联系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清醒知识分子失败的“谱系”:在不被庸众所理解的中国,这些思想先进的“异类”,逐渐被逼入生活的困窘和失败。
然而,揭示《在酒楼上》暗含着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的故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指出它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失败的命运。本文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联系到《呐喊》中的篇章,《狂人
日记》中的“狂人”在陷入失败的困境时,依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药》中的夏瑜虽在狱中,还不忘对“红鼻子阿义”进行革命启蒙;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早没了“狂人”、“夏瑜”对理想的激情。诚如李欧梵所说:“这里已不再有‘狂人’的理想,不再有《故乡》中所表示的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对下一代人的希望,甚至不再有《头发的故事》里N先生那种借以肯定自己的冷嘲。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将在‘模模糊糊’的教学生涯中,走上厌世者的道路。”{2}是否走上厌世者的道路,暂且不论;这里描述的吕纬甫思想的消沉是相当准确的。因此,同是“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模式,《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是有差别的。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显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在《呐喊》时期,鲁迅为了“听将令”,往往在小说的末尾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此一时期的鲁迅依然对启蒙怀抱着些期望。然而,在“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人们还是会那样”{3}后,鲁迅表达了对启蒙深深的失望: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吕纬甫们,都在庸众的围困中走向了没落,启蒙哪里还有希望呢?“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失败和疏远。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4}因此,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故事的处理,《呐喊》和《彷徨》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清晰地展示了1924年间的鲁迅灰暗的心境。
二、启蒙与日常生活
在1997年前后,人们对《在酒楼上》的阐释开启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5}传统的评论认为,吕纬甫在“一石居”为我讲述的两个故事——为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显示了吕纬甫思想的消沉:由以前的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到现在的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传统评论不同,这种解读模式认为,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并非表达他思想的消沉,而是传达出了一种不同于“启蒙”的新的声音:对日常亲情的重视。评论家们经常引用吕纬甫描述他在弟弟坟上的这段叙述进行论证: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了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
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由“忽而很高兴”、“可怜的坟”、“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评论者认为吕纬甫在这里非常动情地表现了一种对亲情的重视。吴晓东说:“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废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6}
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模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挖掘并强调吕纬甫对亲情的重视,是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贡献。然而,当这批评论家们“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认为“‘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7},从而认为吕纬甫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叙事者“我”对启蒙的强调在文中是两种对等的声音时,本文认为是可以商榷的。
从文本的叙述看来,吕纬甫在文中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固然来自叙事者的审视,然而更来自他的自责。他们见面刚一开始,吕纬甫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解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在这个自我解嘲中,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行为。等到叙述完“为小兄弟迁葬”后,他更是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不会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这样。”一股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后来,在叙述完“为阿顺送花”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责备:“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可见,尽管吕纬甫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躬行着日常生活的温情(比如,他这次回来“给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的缘故),却并没有从这种温情中感受到幸福,反而是一种自责、一种痛苦。如果联系到《野草·过客》中老翁对过客的劝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以及同一时期,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鲁迅的眼中,吕纬甫正是一个为温情所困的“过客”。日常生活的温情常常会销蚀勇士进取的勇气,使他不得不有所牵挂——也许吕纬甫的转变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所以在文末,“我”
最终与吕纬甫分道扬镳,并且“觉得很爽快”。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酒楼上》确实体现了日常生活和启蒙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并非对等,而是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因此,如果纯粹从吕纬甫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它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深深的怀疑和失望;而如果从启蒙的声音对日常生活声音的压制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启蒙。这表明,正如人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他对绝望的反抗一样,《在酒楼上》他对启蒙的选择也体现了他这一生命哲学。
三、诗化叙事
诗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中国诗化叙事的代表。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社戏》《故乡》,也被称为是诗化小说。而之所以将上述作家的小说称作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大致根据这样一些标准:“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本文认为,《在酒楼上》也是一部诗化小说,根据在于这部小说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象征性意境”。为阐明这一观点,这里引进中国古典诗话中的“神韵”概念。
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认为,神韵说到清代的王士祯手里有了重要发展。但是,王士祯并没有对神韵的内涵做过明确的界定,而只是在他的各种具体诗论中通过引用司空图和严羽等的诗话对神韵的特征做了一些说明。同时,神韵作为一个概念,早在王士祯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仅是神韵的一种。所以,本文不想通过对王“神韵”说做具体的界定来确定神韵的内涵,而是从“神韵”概念的发展来确定神韵的大致内涵。根据钱钟书的考证,最早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应该是南齐的谢赫:“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10}可见,神韵最早是作为一个品画的术语出现的。而在谢赫那里,“‘神韵’与‘气韵’同指”,“‘气韵’非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11}因此,按钱钟书的解释,在谢赫那里,神韵指的是人物画中人的精气神。在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中,向来有“形似”与“神似”之分,这里的“神韵”指的是“神似”。之后,神韵开始由品人物画,扩及品山水画,再而扩及品诗。“诗文评所谓‘神韵’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的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12},在这里,钱钟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诗歌神韵的见解,即之所以用神韵来品读诗歌是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一个“人”,换句话说,诗歌神韵其实指的就是诗歌的“精气神”。用
我们的话说,诗歌神韵指的就是诗歌通过情景所渲染和流露的那股情感气氛。而这样一种情感气氛的营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境营造。从这个角度看,《在酒楼上》显然是一部具有神韵(意境)的佳构。
小说一开始写“我”的无聊:
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
“我”本是来访友的,可是朋友没有访到;在这种失意的情况下,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不好,天气又相当差;于是只好去买醉。短短一段话,将不如意的事情聚集起来,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股浓浓的愁绪瞬间弥漫。接下来,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作为一个寻不到出路的漂泊者,“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而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在S城不仅没有遇到给自己以精神动力的朋友,反而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如意的吕纬甫,并且讲了两个伤感的故事。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个伤感的故事与“我”的遭遇又构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在说明往事不可追:“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因为这两件事里包含有他过去的太多美好的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因此吕纬甫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但本是很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糊收场。”{13}当年激情的战友寻不着,却碰到了一个颓唐的吕纬甫;吕纬甫本身的变化已经很让人伤感,他的两个故事所暗示的“往事不可追”更是让人绝望。所以,整部小说其实一直笼罩着一股无形的伤感和苦闷,正如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在线条、色彩的组构中凝聚着一种无形的韵味。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意境营造特点的诗化小说。而伤感与苦闷的情感气氛,一方面烘托了吕纬甫和“我”的无奈,另一方面又衬托了鲁迅在绝望中坚守启蒙的坚强,使小说的情感意绪和主题意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关键词:鲁迅 庸众 启蒙 日常生活 诗化叙事
摘要:《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文本,其人物设置模式、话语类型选择表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诗化的整体叙事风格又对其生命哲学的表达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融合。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是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著名小说,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文本形式的角度,重新解读《在酒楼上》的深层意蕴及其艺术风格。
一、“独异个人”与庸众
“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模式,是鲁迅小说经常采用的一种人物设置方式。这里的“独异个人”指思想见解超越一般人的清醒者,庸众则为社会的一般不觉悟民众。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开始运用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此后如《药》《头发的故事》《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都运用到这种模式。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
“独异个人”和“庸众”正是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从而寻找出鲁迅小说叙述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这样读出的作品意义虽然有异于人们常做的对鲁迅小说的肯定,它们却可能显示出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为创作性的作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某些侧面。{1}
本文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介入《在酒楼上》的解读。本文认为,《在酒楼上》关于吕纬甫的故事,其实暗含着一个关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故事。文中的吕纬甫以前很激进:“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现在则有点落后:“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当叙事者“我”对他的思想变化表示不可理解时,他竟然说:“他们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前是为了讨论中国改革的方法而打起来,现在则是随随便便。因此,比之以前的吕纬甫,现在的他不仅思想落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显然是生活所迫。文中屡次写到吕纬甫的物质困窘:“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够敷衍。”如果联系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清醒知识分子失败的“谱系”:在不被庸众所理解的中国,这些思想先进的“异类”,逐渐被逼入生活的困窘和失败。
然而,揭示《在酒楼上》暗含着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的故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指出它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失败的命运。本文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联系到《呐喊》中的篇章,《狂人
日记》中的“狂人”在陷入失败的困境时,依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药》中的夏瑜虽在狱中,还不忘对“红鼻子阿义”进行革命启蒙;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早没了“狂人”、“夏瑜”对理想的激情。诚如李欧梵所说:“这里已不再有‘狂人’的理想,不再有《故乡》中所表示的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对下一代人的希望,甚至不再有《头发的故事》里N先生那种借以肯定自己的冷嘲。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将在‘模模糊糊’的教学生涯中,走上厌世者的道路。”{2}是否走上厌世者的道路,暂且不论;这里描述的吕纬甫思想的消沉是相当准确的。因此,同是“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模式,《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是有差别的。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显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在《呐喊》时期,鲁迅为了“听将令”,往往在小说的末尾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此一时期的鲁迅依然对启蒙怀抱着些期望。然而,在“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人们还是会那样”{3}后,鲁迅表达了对启蒙深深的失望: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吕纬甫们,都在庸众的围困中走向了没落,启蒙哪里还有希望呢?“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失败和疏远。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4}因此,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故事的处理,《呐喊》和《彷徨》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清晰地展示了1924年间的鲁迅灰暗的心境。
二、启蒙与日常生活
在1997年前后,人们对《在酒楼上》的阐释开启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5}传统的评论认为,吕纬甫在“一石居”为我讲述的两个故事——为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显示了吕纬甫思想的消沉:由以前的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到现在的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传统评论不同,这种解读模式认为,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并非表达他思想的消沉,而是传达出了一种不同于“启蒙”的新的声音:对日常亲情的重视。评论家们经常引用吕纬甫描述他在弟弟坟上的这段叙述进行论证: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了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
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由“忽而很高兴”、“可怜的坟”、“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评论者认为吕纬甫在这里非常动情地表现了一种对亲情的重视。吴晓东说:“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废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6}
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模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挖掘并强调吕纬甫对亲情的重视,是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贡献。然而,当这批评论家们“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认为“‘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7},从而认为吕纬甫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叙事者“我”对启蒙的强调在文中是两种对等的声音时,本文认为是可以商榷的。
从文本的叙述看来,吕纬甫在文中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固然来自叙事者的审视,然而更来自他的自责。他们见面刚一开始,吕纬甫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解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在这个自我解嘲中,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行为。等到叙述完“为小兄弟迁葬”后,他更是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不会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这样。”一股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后来,在叙述完“为阿顺送花”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责备:“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可见,尽管吕纬甫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躬行着日常生活的温情(比如,他这次回来“给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的缘故),却并没有从这种温情中感受到幸福,反而是一种自责、一种痛苦。如果联系到《野草·过客》中老翁对过客的劝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以及同一时期,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鲁迅的眼中,吕纬甫正是一个为温情所困的“过客”。日常生活的温情常常会销蚀勇士进取的勇气,使他不得不有所牵挂——也许吕纬甫的转变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所以在文末,“我”
最终与吕纬甫分道扬镳,并且“觉得很爽快”。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酒楼上》确实体现了日常生活和启蒙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并非对等,而是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因此,如果纯粹从吕纬甫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它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深深的怀疑和失望;而如果从启蒙的声音对日常生活声音的压制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启蒙。这表明,正如人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他对绝望的反抗一样,《在酒楼上》他对启蒙的选择也体现了他这一生命哲学。
三、诗化叙事
诗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中国诗化叙事的代表。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社戏》《故乡》,也被称为是诗化小说。而之所以将上述作家的小说称作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大致根据这样一些标准:“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本文认为,《在酒楼上》也是一部诗化小说,根据在于这部小说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象征性意境”。为阐明这一观点,这里引进中国古典诗话中的“神韵”概念。
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认为,神韵说到清代的王士祯手里有了重要发展。但是,王士祯并没有对神韵的内涵做过明确的界定,而只是在他的各种具体诗论中通过引用司空图和严羽等的诗话对神韵的特征做了一些说明。同时,神韵作为一个概念,早在王士祯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仅是神韵的一种。所以,本文不想通过对王“神韵”说做具体的界定来确定神韵的内涵,而是从“神韵”概念的发展来确定神韵的大致内涵。根据钱钟书的考证,最早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应该是南齐的谢赫:“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10}可见,神韵最早是作为一个品画的术语出现的。而在谢赫那里,“‘神韵’与‘气韵’同指”,“‘气韵’非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11}因此,按钱钟书的解释,在谢赫那里,神韵指的是人物画中人的精气神。在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中,向来有“形似”与“神似”之分,这里的“神韵”指的是“神似”。之后,神韵开始由品人物画,扩及品山水画,再而扩及品诗。“诗文评所谓‘神韵’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的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12},在这里,钱钟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诗歌神韵的见解,即之所以用神韵来品读诗歌是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一个“人”,换句话说,诗歌神韵其实指的就是诗歌的“精气神”。用
我们的话说,诗歌神韵指的就是诗歌通过情景所渲染和流露的那股情感气氛。而这样一种情感气氛的营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境营造。从这个角度看,《在酒楼上》显然是一部具有神韵(意境)的佳构。
小说一开始写“我”的无聊:
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
“我”本是来访友的,可是朋友没有访到;在这种失意的情况下,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不好,天气又相当差;于是只好去买醉。短短一段话,将不如意的事情聚集起来,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股浓浓的愁绪瞬间弥漫。接下来,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作为一个寻不到出路的漂泊者,“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而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在S城不仅没有遇到给自己以精神动力的朋友,反而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如意的吕纬甫,并且讲了两个伤感的故事。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个伤感的故事与“我”的遭遇又构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在说明往事不可追:“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因为这两件事里包含有他过去的太多美好的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因此吕纬甫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但本是很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糊收场。”{13}当年激情的战友寻不着,却碰到了一个颓唐的吕纬甫;吕纬甫本身的变化已经很让人伤感,他的两个故事所暗示的“往事不可追”更是让人绝望。所以,整部小说其实一直笼罩着一股无形的伤感和苦闷,正如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在线条、色彩的组构中凝聚着一种无形的韵味。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意境营造特点的诗化小说。而伤感与苦闷的情感气氛,一方面烘托了吕纬甫和“我”的无奈,另一方面又衬托了鲁迅在绝望中坚守启蒙的坚强,使小说的情感意绪和主题意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