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招商引资
不久前，在杭州开幕的第四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发布的中国《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在国内引发很多讨论。世界银行的信息是经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联手向中国120个城市共1.24万家企业进行调查后做出的。主要是了解各城市对外资和内资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当中8%是国企、64%为非国企、28%是外企。 有一些瞠目结舌的结论。以单项调查来算，投资环境最好的前12个城市，企业与主要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间平均为36天/年，排名最后的12个城市却高达87天/年。排名前12名的城市进出口通关时间合计平均为5.4天，排名最后12名的城市却是20.4天。从这一数据来看，就够让国外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世界银行以金牌城市来命名投资吸引力最好的城市，分别是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而非常滑稽的是北京、上海没有进入前六，而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却是举足轻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认为，西方对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标准与中国不一致，国内许多城市的媒体开始反思所在城市投资环境的得失。
一、地缘文化不再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曾做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论证，说：客观上，在中国北方存在有一个政府的、政治的、官僚主义的文化，与南方的商业的文化多有不和。这种划分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拒绝，他们认为：弗里德曼（Friedman）夸大了南北之间的差异，而且会给部分势力授以权柄。
但如果仅仅就事论事，这种论断还是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落脚点。从生活中来看，北方人比较喜好议论政治和政府，而南方人更倾向于谈论如何创业，如何赚钱。因此，北方人常调侃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上海人过于勤奋、精明，而南方人则说北方人特别是北京人过于在乎官帽的变迁。上述报告中也印证了商业环境还是南方比较好。表现优秀第一序列的省份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 但是也有很多反例。环渤海地区，包括山东、北京、天津和河北，在上述报告中仍然是外资投向第二选择。在报告中，南方的海口市表现也很一般。内资企业对政府效率的评价，海口市排名120个城市的倒数第二位。海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就认为，娱乐和旅行支出高这个问题与海口已经形成的风气有关，海南企业办事形成了娱乐和办事相结合的风气，商业行为不规范。
因此，文化的概念也多有变迁和发展。而现在许多地方官员还在硬生生地套用原来的地缘文化作为招商引资的王牌，显得有些陈旧。
现在到上海、江苏，在各种酒吧、餐厅经常会遇到台湾人。而十年前，这个情景在福建比较常见。在福建的地方官员一直把吸引台资作为重点工作的前提下，台湾人与福建人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生活习惯也比较相近，地理上仅一水之隔，因此台商转向还是有些突兀。但如果认真思索一下，现在能够决定投资方向的台湾企业家已经与第一代来大陆经商的企业家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欧美一流的学校，大多更加熟悉商业管理的理论，关注实际的商业利益而淡化地缘特别是生活习惯方面的考量。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福建吸引台资的能力走软，这两年才开始有所回升。
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江苏昆山，这个地方已成为大陆最能吸引台资的地区。除了与上海邻近的便利条件外，昆山给台商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昆山现在的制度供给是客户导向型，而不是政府主导型。因此，当地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也是以昆剧为
主导的健康、勤勉的商业文化。不仅是台商，还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商人也来此投资。东莞的情况与此类似。
福建社科院一位专家曾于2001年考察昆山之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昆山“亲商”的一些细节。当地政府提出：“投资者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我们要积极办理，投资者没有提出要求则不轻易进入企业。一般的参观学习者一律只由管委会接待，在办公楼里听介绍、看录像，乘车绕企业围墙外参观。” 笔者的观点是，地缘文化已经不是一个明显的制约变量，而制度供给下形成的文化对投资影响加重。
二、产业的集群将成为引领未来的思路
美国迈克·波特(Michael E.Poter)在产业界名气很大。他曾经提出企业的竞争力受到四项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情况；需求情况；企业的策略、结构与竞争；相关的支援性产业。
从外商（按中国现行的外资企业法，台资也参照外资执行）来说，需求情况是全球化概念。在中国生产，可能销往欧美、东南亚等地。而企业的策略和结构往往是由母公司来安排的，资金也不是从当地获得。因此，对于拟投资地的考察往往注重以下几个因素：土地、劳工素质、相关的支援性产业，特别是上下游配套企业和物流等企业。这些指标，除了土地外，大多会导向产业集群。以往的一个概念是，在一个地域只有一家企业利润最好，但是当代流通的发达已经改变了这个概念。同质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域生产，受益良多，利润也不见得更低。
以东莞为例，中国人莫不知此地为电子集群地。全世界排名500强企业中有43家在东莞落户，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有17家，如美国的通用电器、施乐、杜邦、日本的日立、富士通等。电脑整机的零部件配套率可以达到95%，扫描仪、电脑磁头、扫描仪、录像磁头等10多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均超过20%。笔者曾访问过的一个工业区，也是以台湾一家大型电子企业作为模范，引来了日本、韩国、欧盟等地顶尖企业。在这种区域内，行业内的信息可以共享，最领先的思想可以传播，可以试验。上下游产业集中一地，又可以实现零库存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辅以融资的便利渠道、通关的迅速、政府的清廉，产业集群地往往是越做越大。
中国有句古话叫“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但据笔者的观察，许多地方官员光是羡慕，思想和行动却还停留在迂腐和偷懒的状态中。比如，许多地方还在盲目地打亲情牌、地缘牌；有些地方不检讨制度的缺失，还希望通过重建一些古迹、景观恢复当年的吸引力；有的地方甚至招了新商就开始驱逐旧商。
如何进行招商引资
不久前，在杭州开幕的第四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发布的中国《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在国内引发很多讨论。世界银行的信息是经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联手向中国120个城市共1.24万家企业进行调查后做出的。主要是了解各城市对外资和内资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当中8%是国企、64%为非国企、28%是外企。 有一些瞠目结舌的结论。以单项调查来算，投资环境最好的前12个城市，企业与主要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间平均为36天/年，排名最后的12个城市却高达87天/年。排名前12名的城市进出口通关时间合计平均为5.4天，排名最后12名的城市却是20.4天。从这一数据来看，就够让国外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世界银行以金牌城市来命名投资吸引力最好的城市，分别是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而非常滑稽的是北京、上海没有进入前六，而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却是举足轻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认为，西方对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标准与中国不一致，国内许多城市的媒体开始反思所在城市投资环境的得失。
一、地缘文化不再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曾做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论证，说：客观上，在中国北方存在有一个政府的、政治的、官僚主义的文化，与南方的商业的文化多有不和。这种划分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拒绝，他们认为：弗里德曼（Friedman）夸大了南北之间的差异，而且会给部分势力授以权柄。
但如果仅仅就事论事，这种论断还是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落脚点。从生活中来看，北方人比较喜好议论政治和政府，而南方人更倾向于谈论如何创业，如何赚钱。因此，北方人常调侃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上海人过于勤奋、精明，而南方人则说北方人特别是北京人过于在乎官帽的变迁。上述报告中也印证了商业环境还是南方比较好。表现优秀第一序列的省份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 但是也有很多反例。环渤海地区，包括山东、北京、天津和河北，在上述报告中仍然是外资投向第二选择。在报告中，南方的海口市表现也很一般。内资企业对政府效率的评价，海口市排名120个城市的倒数第二位。海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就认为，娱乐和旅行支出高这个问题与海口已经形成的风气有关，海南企业办事形成了娱乐和办事相结合的风气，商业行为不规范。
因此，文化的概念也多有变迁和发展。而现在许多地方官员还在硬生生地套用原来的地缘文化作为招商引资的王牌，显得有些陈旧。
现在到上海、江苏，在各种酒吧、餐厅经常会遇到台湾人。而十年前，这个情景在福建比较常见。在福建的地方官员一直把吸引台资作为重点工作的前提下，台湾人与福建人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生活习惯也比较相近，地理上仅一水之隔，因此台商转向还是有些突兀。但如果认真思索一下，现在能够决定投资方向的台湾企业家已经与第一代来大陆经商的企业家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欧美一流的学校，大多更加熟悉商业管理的理论，关注实际的商业利益而淡化地缘特别是生活习惯方面的考量。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福建吸引台资的能力走软，这两年才开始有所回升。
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江苏昆山，这个地方已成为大陆最能吸引台资的地区。除了与上海邻近的便利条件外，昆山给台商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昆山现在的制度供给是客户导向型，而不是政府主导型。因此，当地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也是以昆剧为
主导的健康、勤勉的商业文化。不仅是台商，还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商人也来此投资。东莞的情况与此类似。
福建社科院一位专家曾于2001年考察昆山之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昆山“亲商”的一些细节。当地政府提出：“投资者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我们要积极办理，投资者没有提出要求则不轻易进入企业。一般的参观学习者一律只由管委会接待，在办公楼里听介绍、看录像，乘车绕企业围墙外参观。” 笔者的观点是，地缘文化已经不是一个明显的制约变量，而制度供给下形成的文化对投资影响加重。
二、产业的集群将成为引领未来的思路
美国迈克·波特(Michael E.Poter)在产业界名气很大。他曾经提出企业的竞争力受到四项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情况；需求情况；企业的策略、结构与竞争；相关的支援性产业。
从外商（按中国现行的外资企业法，台资也参照外资执行）来说，需求情况是全球化概念。在中国生产，可能销往欧美、东南亚等地。而企业的策略和结构往往是由母公司来安排的，资金也不是从当地获得。因此，对于拟投资地的考察往往注重以下几个因素：土地、劳工素质、相关的支援性产业，特别是上下游配套企业和物流等企业。这些指标，除了土地外，大多会导向产业集群。以往的一个概念是，在一个地域只有一家企业利润最好，但是当代流通的发达已经改变了这个概念。同质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域生产，受益良多，利润也不见得更低。
以东莞为例，中国人莫不知此地为电子集群地。全世界排名500强企业中有43家在东莞落户，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有17家，如美国的通用电器、施乐、杜邦、日本的日立、富士通等。电脑整机的零部件配套率可以达到95%，扫描仪、电脑磁头、扫描仪、录像磁头等10多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均超过20%。笔者曾访问过的一个工业区，也是以台湾一家大型电子企业作为模范，引来了日本、韩国、欧盟等地顶尖企业。在这种区域内，行业内的信息可以共享，最领先的思想可以传播，可以试验。上下游产业集中一地，又可以实现零库存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辅以融资的便利渠道、通关的迅速、政府的清廉，产业集群地往往是越做越大。
中国有句古话叫“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但据笔者的观察，许多地方官员光是羡慕，思想和行动却还停留在迂腐和偷懒的状态中。比如，许多地方还在盲目地打亲情牌、地缘牌；有些地方不检讨制度的缺失，还希望通过重建一些古迹、景观恢复当年的吸引力；有的地方甚至招了新商就开始驱逐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