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昆出生在一个银行高级职员家庭里。家庭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毫无拘束的气氛，特别是母亲的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少年时代成长影响很大。母亲经常告诫小黄昆，事无论巨细，须认真对待，力求完美。黄昆以后遵循母亲的教诲，无论做学问、搞研究，还是做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一般而言，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少年，甚至童年就显示其天赋。然而，黄昆却自认为他属于智力发育滞后的类型。在谈及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太重问题时，黄昆以切身经历为例，认为小学学习不必要求太高，但中学打的基础却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黄昆先后在北京蒙养园、北京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上学。他回忆自己小学阶段，除去很早就识字，在小学时期常读小说和学会加减乘除之外，似乎没有学更多的知识。他的英文挺棒，初中阶段便能阅读英文小说。“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可说。这可影响我一辈子啦！报考清华大学、北洋工学院，都明显是由于语文成绩太差而未录取。”也难怪黄昆在１９４４年参加留美留英两项考试时，留美考试中语文考试只得了２４分而最终落选，留英考试中作文只写了三行便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居然被录取曾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是考官眼界很高，打分又很讲究，分距拉得不开，让我捡了一个便宜。”黄昆和他的“洋夫人”小他７岁的威尔士人里斯，原是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大学毕业后与黄昆同时来到了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担任系主任弗洛里希的行政助理，并帮助黄昆进行理论计算。黄昆的聪敏与敬业深深地吸引了里斯小姐，而里斯小姐的学识、勤奋和温柔美丽也给黄昆留下深刻印象。共同的事业追求与爱好把两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此，在黄昆成功的背后，一直有一位来自异国的贤内助的默默奉献。１９５２年４月，里斯克服重重阻力，远涉重洋追随着他来到中国，先期回国的黄昆特地赶到天津去迎接她。黄昆的哥哥给里斯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爱扶”，既是谐音，又寓意“乐于助人”。不久，二人喜结伉俪，相敬如宾，抚养的孩子均学有成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一般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区别，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请人定做了一个钢丝床，因为当时北京无处可以买到。４年后，李爱扶被批准取得了中国国籍，１９５９年起，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工作，任电子学工程师。她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事，为北大物理系实验室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晃已经４０多年了，出于对她由衷的尊敬，黄老的学生们都尊称她为“李先生”。“夫人到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的一切，从语言到做饭，都要从头学起。”黄昆对夫人李爱扶打出了“９０”的高分，“她为了爱情，宁愿舍弃一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操持家务上十分俭朴。”难怪许多和她接触过的人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她比中国的贤妻良母还贤妻良母”。１９９９年黄昆患上了帕金森病，连扣扣子都有点困难，家里的事情至今几乎全靠夫人操持。这次颁奖大会与会前，７６岁的黄夫人竟然主动要求要陪黄老一起去一趟人民大会堂，要去感觉一下那里的温度，好为黄老准备参加颁奖大会的衣服。坐在汽车后座上，等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彩排的两位老人，像一对朴实、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穿着厚厚长长的羽绒服，帽子下露出几缕白发，但是他们不苟言笑的表情，紧抿着的嘴唇，言简意赅的话语，就连脸上的线条无不都显现出两位科学老人独特的性格：他们似乎刻意和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种距离，维护着自己科学研究和私人生活的空间。两位老人的气质很接近，如果不是黄夫人深陷的眼窝和眼睛的颜色，几乎让人忘记了她是一个英国人。俭是外衣富是雅兴黄老的家位于北大东门东侧的一个小区，一律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那种五六层的红砖房。小区尽处，是一栋青砖房，显得颇为陈旧古老。二楼东侧的那套小三室房子，便是黄老的家——是那么狭窄昏暗，堆满了书，显得非常拥挤，大门口放着一个古旧的木箱，木箱上面是中科院物理所赠送的一幅字：“壮志不已，耕耘不辍”。屋里的家具，可以看出都已伴随主人多年，略显陈旧。两张沙发、一台电视、一部收音机，这就是书房兼主卧的客厅。客厅门口的一张小几上，摆着几位年轻的外国男孩的照片，那是老太太远在英国的娘家人。一张全家福挂在门口左侧的墙上，紧凑的画面折射出和睦有余的温馨。带有“最高荣誉奖”和“终身成就奖”性质的５００万元巨奖，引
起巨大社会反响。但对于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来说，同其奉献的心血与创造的价值相比，５００万元真的不多。随后，记者将话题转到这次获最高科技奖后奖金怎么花，黄昆院士首先想到的却是：“司机希望能够解决汽车更新的问题，汽车最近老出毛病，据司机了解这钱可以这么用，是合法的。我曾经在几年前得过何梁何利奖，对我生活上有很大帮助。对个人来讲，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钱。”老人压根儿也没有想到用奖金中可以自由支配的５０万元改善一下自己的家庭生活，相反想到是改进交通工具以腾出更多的工作时间。“他对自己有点‘抠门儿’。五六十年代，虽然他已经是院士，但仍跟夫人一起，和我们一样劳动，装卸东西，什么事情都做。‘文革’时他是二级教授，每个月有２８５元，他把其中２００元交党费，两个儿子不满意。”黄昆５０年代的北大同事赵汝光教授回忆时说，“他在生活上要求很低，在学术上却有很多人怕他。一次，一位副教授评教授，大多数学术委员同意，他却说，给他个副教授就不寒碜了。”这就是黄老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人的表征。黄老的理论对信息产业（特别是光电子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比如手机的发展就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手机时，老人却都摇了摇头：“不会用。”黄昆正是以自己的创新精神与前瞻性的战略思想，及个人的勤奋与严谨，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竖起了一座座丰碑，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黄昆出生在一个银行高级职员家庭里。家庭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毫无拘束的气氛，特别是母亲的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少年时代成长影响很大。母亲经常告诫小黄昆，事无论巨细，须认真对待，力求完美。黄昆以后遵循母亲的教诲，无论做学问、搞研究，还是做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一般而言，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少年，甚至童年就显示其天赋。然而，黄昆却自认为他属于智力发育滞后的类型。在谈及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太重问题时，黄昆以切身经历为例，认为小学学习不必要求太高，但中学打的基础却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黄昆先后在北京蒙养园、北京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上学。他回忆自己小学阶段，除去很早就识字，在小学时期常读小说和学会加减乘除之外，似乎没有学更多的知识。他的英文挺棒，初中阶段便能阅读英文小说。“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可说。这可影响我一辈子啦！报考清华大学、北洋工学院，都明显是由于语文成绩太差而未录取。”也难怪黄昆在１９４４年参加留美留英两项考试时，留美考试中语文考试只得了２４分而最终落选，留英考试中作文只写了三行便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居然被录取曾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是考官眼界很高，打分又很讲究，分距拉得不开，让我捡了一个便宜。”黄昆和他的“洋夫人”小他７岁的威尔士人里斯，原是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大学毕业后与黄昆同时来到了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担任系主任弗洛里希的行政助理，并帮助黄昆进行理论计算。黄昆的聪敏与敬业深深地吸引了里斯小姐，而里斯小姐的学识、勤奋和温柔美丽也给黄昆留下深刻印象。共同的事业追求与爱好把两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此，在黄昆成功的背后，一直有一位来自异国的贤内助的默默奉献。１９５２年４月，里斯克服重重阻力，远涉重洋追随着他来到中国，先期回国的黄昆特地赶到天津去迎接她。黄昆的哥哥给里斯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爱扶”，既是谐音，又寓意“乐于助人”。不久，二人喜结伉俪，相敬如宾，抚养的孩子均学有成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一般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区别，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请人定做了一个钢丝床，因为当时北京无处可以买到。４年后，李爱扶被批准取得了中国国籍，１９５９年起，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工作，任电子学工程师。她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事，为北大物理系实验室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晃已经４０多年了，出于对她由衷的尊敬，黄老的学生们都尊称她为“李先生”。“夫人到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的一切，从语言到做饭，都要从头学起。”黄昆对夫人李爱扶打出了“９０”的高分，“她为了爱情，宁愿舍弃一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操持家务上十分俭朴。”难怪许多和她接触过的人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她比中国的贤妻良母还贤妻良母”。１９９９年黄昆患上了帕金森病，连扣扣子都有点困难，家里的事情至今几乎全靠夫人操持。这次颁奖大会与会前，７６岁的黄夫人竟然主动要求要陪黄老一起去一趟人民大会堂，要去感觉一下那里的温度，好为黄老准备参加颁奖大会的衣服。坐在汽车后座上，等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彩排的两位老人，像一对朴实、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穿着厚厚长长的羽绒服，帽子下露出几缕白发，但是他们不苟言笑的表情，紧抿着的嘴唇，言简意赅的话语，就连脸上的线条无不都显现出两位科学老人独特的性格：他们似乎刻意和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种距离，维护着自己科学研究和私人生活的空间。两位老人的气质很接近，如果不是黄夫人深陷的眼窝和眼睛的颜色，几乎让人忘记了她是一个英国人。俭是外衣富是雅兴黄老的家位于北大东门东侧的一个小区，一律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那种五六层的红砖房。小区尽处，是一栋青砖房，显得颇为陈旧古老。二楼东侧的那套小三室房子，便是黄老的家——是那么狭窄昏暗，堆满了书，显得非常拥挤，大门口放着一个古旧的木箱，木箱上面是中科院物理所赠送的一幅字：“壮志不已，耕耘不辍”。屋里的家具，可以看出都已伴随主人多年，略显陈旧。两张沙发、一台电视、一部收音机，这就是书房兼主卧的客厅。客厅门口的一张小几上，摆着几位年轻的外国男孩的照片，那是老太太远在英国的娘家人。一张全家福挂在门口左侧的墙上，紧凑的画面折射出和睦有余的温馨。带有“最高荣誉奖”和“终身成就奖”性质的５００万元巨奖，引
起巨大社会反响。但对于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来说，同其奉献的心血与创造的价值相比，５００万元真的不多。随后，记者将话题转到这次获最高科技奖后奖金怎么花，黄昆院士首先想到的却是：“司机希望能够解决汽车更新的问题，汽车最近老出毛病，据司机了解这钱可以这么用，是合法的。我曾经在几年前得过何梁何利奖，对我生活上有很大帮助。对个人来讲，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钱。”老人压根儿也没有想到用奖金中可以自由支配的５０万元改善一下自己的家庭生活，相反想到是改进交通工具以腾出更多的工作时间。“他对自己有点‘抠门儿’。五六十年代，虽然他已经是院士，但仍跟夫人一起，和我们一样劳动，装卸东西，什么事情都做。‘文革’时他是二级教授，每个月有２８５元，他把其中２００元交党费，两个儿子不满意。”黄昆５０年代的北大同事赵汝光教授回忆时说，“他在生活上要求很低，在学术上却有很多人怕他。一次，一位副教授评教授，大多数学术委员同意，他却说，给他个副教授就不寒碜了。”这就是黄老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人的表征。黄老的理论对信息产业（特别是光电子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比如手机的发展就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手机时，老人却都摇了摇头：“不会用。”黄昆正是以自己的创新精神与前瞻性的战略思想，及个人的勤奋与严谨，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竖起了一座座丰碑，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