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大名叫舒亶（dan）。在宋代词坛上，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就是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他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了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出现的。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苏东坡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跃居“宋朝小人排行榜”的榜首。 正好苏东坡的诗文刚出版，他便昼夜不息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穿凿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帽子扣过去：结交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这些罪名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与其说他是为维护皇帝的尊严，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扫除障碍，清除所有挡在道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东坡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东坡这个人是大嘴巴。他当时远离中央，在地方上做知州。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虽不敢明说，背地里却和亲朋好友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就一首一首的，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特别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说话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东坡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是，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很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很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东坡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是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他们大多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奏表和信件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表示不屑与之同朝。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东坡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东坡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颇为关键的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居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吕惠卿的行事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众人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然而但凡被严禁的事，往往正是永远禁不住的事。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东坡，要不是宋朝不杀士大夫，苏东坡几乎被处斩。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上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无非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枝奇葩，其诱人之深，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东坡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句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幸好，皇帝不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神宗到底是聪明人，本来苏东坡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又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他的智商，他当然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却一直作岿然无视状。不料，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宰相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能让这等老奸巨猾之辈出手，由此也可见，“乌台诗案”于苏东坡和旧党人士来说，形势曾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东坡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被免官，或发配，或降职外调，或重金罚款，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东坡等人处死。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 和同时代的在纸页里光芒四射的名臣大儒相比，越发显得他这一抹暗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状元，年仅24岁。在北宋英才辈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他博闻强识，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舒亶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婶婶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舒亶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这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便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去了。不料，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大概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他来京城。不久他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这家伙单枪匹马就去了，被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仍面不改色，慷慨陈词，把西夏君臣弄得没办法，竟然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是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也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简直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外，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新党领袖人物、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请其指点一二。舒亶倒好，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儿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的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还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信件交往，至于惹得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是铁杆旧党，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还有隐情。 同时代另一本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张才暗示要舒亶帮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张活活地倒了个大霉。 很让人无语的事情。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啊！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 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蔚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活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儿，哪儿就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会想去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个红包！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被发扬光大，明明是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倒霉。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宁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稍有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先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臊，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众所周知，讨足皇帝欢心自会大有前程，于是御史们都憋着劲儿，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赫政要、皇亲国戚，以当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说不定他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多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耐得住寂寞，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自己身为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看似气焰熏天，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便是皇帝的信任。成功与失败，都只能依赖于此。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御史是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来的，因为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平民出身，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往往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最重要的还是人品：要求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为人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毛病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个差使的人，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所区别。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至于舒亶，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吗？ 他的数据又详实，皇帝再爱苏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因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但是，真的完全是陷害吗？苏东坡自己也供认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舒亶并不算无中生有，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历来政治斗争的传统手段吗？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道德上给对方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啥？是触犯三纲五常，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辩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苏东坡及其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到一边。这不算正人君子的做法。但是，再回过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东坡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分子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是片面偏执的。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旧党分子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虽九死而不悔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分子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怪谁？古人历来讲究中庸之道，可政治斗争模式，却永远是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英豪，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互相打击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不断上演…… 这并不是替舒亶翻案，以此人的个性，估计他也不会在乎头上恶人的帽子。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简单的黑与白；人性，也不是简单的善与恶。对于历史人物，如果仅止步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或许还会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肯定：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他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难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他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舒亶以用了几根官家的蜡烛的罪名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11年后，哲宗即位，他才重新回到官场，之后数次带兵平叛，于62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42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可他的《虞美人》一词，却有这样的字句：“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但这样美好的词境，这样清澈的句子，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意境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到了两宋后，几乎没多少人注意他了。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倒发现，他是个颇为洒脱，能够自我宽解的人。但他的洒脱，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来自于对人生无常、人情无奈的坦然接受。 小人常戚戚，就算是小人吧，这位还是自觉坦荡的。还能看出的一点是，他是个对离别很敏感的人，词集中许多寄友人的篇章，活脱脱显出他人前逞强的好笑模样来：人前强自镇定，洒脱；等人家走后，酒醒之后，又爬起来再写一篇自劝自慰。斯人已经远去，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优美、顽强地在历史的尘埃中绽放。 编 辑/汪微微
他的大名叫舒亶（dan）。在宋代词坛上，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就是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他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了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出现的。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苏东坡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跃居“宋朝小人排行榜”的榜首。 正好苏东坡的诗文刚出版，他便昼夜不息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穿凿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帽子扣过去：结交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这些罪名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与其说他是为维护皇帝的尊严，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扫除障碍，清除所有挡在道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东坡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东坡这个人是大嘴巴。他当时远离中央，在地方上做知州。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虽不敢明说，背地里却和亲朋好友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就一首一首的，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特别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说话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东坡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是，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很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很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东坡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是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他们大多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奏表和信件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表示不屑与之同朝。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东坡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东坡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颇为关键的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居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吕惠卿的行事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众人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然而但凡被严禁的事，往往正是永远禁不住的事。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东坡，要不是宋朝不杀士大夫，苏东坡几乎被处斩。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上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无非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枝奇葩，其诱人之深，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东坡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句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幸好，皇帝不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神宗到底是聪明人，本来苏东坡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又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他的智商，他当然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却一直作岿然无视状。不料，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宰相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能让这等老奸巨猾之辈出手，由此也可见，“乌台诗案”于苏东坡和旧党人士来说，形势曾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东坡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被免官，或发配，或降职外调，或重金罚款，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东坡等人处死。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 和同时代的在纸页里光芒四射的名臣大儒相比，越发显得他这一抹暗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状元，年仅24岁。在北宋英才辈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他博闻强识，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舒亶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婶婶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舒亶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这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便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去了。不料，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大概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他来京城。不久他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这家伙单枪匹马就去了，被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仍面不改色，慷慨陈词，把西夏君臣弄得没办法，竟然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是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也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简直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外，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新党领袖人物、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请其指点一二。舒亶倒好，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儿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的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还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信件交往，至于惹得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是铁杆旧党，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还有隐情。 同时代另一本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张才暗示要舒亶帮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张活活地倒了个大霉。 很让人无语的事情。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啊！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 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蔚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活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儿，哪儿就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会想去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个红包！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被发扬光大，明明是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倒霉。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宁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稍有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先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臊，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众所周知，讨足皇帝欢心自会大有前程，于是御史们都憋着劲儿，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赫政要、皇亲国戚，以当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说不定他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多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耐得住寂寞，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自己身为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看似气焰熏天，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便是皇帝的信任。成功与失败，都只能依赖于此。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御史是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来的，因为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平民出身，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往往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最重要的还是人品：要求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为人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毛病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个差使的人，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所区别。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至于舒亶，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吗？ 他的数据又详实，皇帝再爱苏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因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但是，真的完全是陷害吗？苏东坡自己也供认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舒亶并不算无中生有，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历来政治斗争的传统手段吗？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道德上给对方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啥？是触犯三纲五常，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辩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苏东坡及其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到一边。这不算正人君子的做法。但是，再回过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东坡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分子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是片面偏执的。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旧党分子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虽九死而不悔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分子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怪谁？古人历来讲究中庸之道，可政治斗争模式，却永远是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英豪，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互相打击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不断上演…… 这并不是替舒亶翻案，以此人的个性，估计他也不会在乎头上恶人的帽子。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简单的黑与白；人性，也不是简单的善与恶。对于历史人物，如果仅止步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或许还会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肯定：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他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难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他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舒亶以用了几根官家的蜡烛的罪名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11年后，哲宗即位，他才重新回到官场，之后数次带兵平叛，于62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42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可他的《虞美人》一词，却有这样的字句：“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但这样美好的词境，这样清澈的句子，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意境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到了两宋后，几乎没多少人注意他了。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倒发现，他是个颇为洒脱，能够自我宽解的人。但他的洒脱，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来自于对人生无常、人情无奈的坦然接受。 小人常戚戚，就算是小人吧，这位还是自觉坦荡的。还能看出的一点是，他是个对离别很敏感的人，词集中许多寄友人的篇章，活脱脱显出他人前逞强的好笑模样来：人前强自镇定，洒脱；等人家走后，酒醒之后，又爬起来再写一篇自劝自慰。斯人已经远去，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优美、顽强地在历史的尘埃中绽放。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