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辛亥先驱历史功勋 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导入:今年是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应贺书记的要求，我和大家共同重温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不对之处，请多批评指正。
辛亥革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之初，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前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的辛亥革命指从19世纪末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统治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出现的革命运动。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和酝酿
（一） 背景
辛亥革命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一场革命。
1.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加强了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大在华经济势力，大量在华投资设厂，大肆掠夺中国的路权、矿权。1904年日本和俄国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仗，我们的清政府宣布“严守中立”，最后俄国战败，决定将东北南部的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江孜战役失败后，英国强迫西藏签订了《拉萨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图中一个是熊，有横霸无忌的样子，占东三省地方，是譬喻沙皇俄国；一个是虎，有守住不放的样子，占长江一带地方，是譬喻英国；一个是肠，有贪得无厌的样子，占山东地方，是譬喻德国；一个是蛤蟆，有任意收揽的样子，占广东、广西、云南地方，是譬喻法国；一个是太阳，他的光线到福建地方，是譬喻日本；一个是鹰，飞来分食，是譬喻美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时局图》，除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外，还有揭露清政府腐败的内容：图上代表清政府的三个人物，一个手举铜钱，他是搜刮民财的贪官；一个不顾民族安危，正寻欢作乐；还有一个昏昏似睡者，手中拉着网绳，网中一人正念着“之乎者也”，另一人在马旁练武，揭示清政府用科举考试等升官之途愚弄人民。）
2. 清王朝日益腐朽，社会矛盾激化。
主要表现在：
（1）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紧控制清政府：政治上通过驻华使节直接控制清政府，把持很多重要的部门，甚至很多外国人进入地方衙门供职；经济上通过对华资本输出把持中国的铁路矿山和财政金融，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军事上通过使馆驻兵，和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的驻军，置清政府于军事监督之下，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2）晚清“新政”和预备立宪的骗局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持，安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派系并欺骗人民，在逃亡西安期间，就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谕旨，清末立宪活动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很多新政改革流于一纸空文。 1906年，为了抵制各地愈演愈烈的革命风暴，西太后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宣布在中央筹设咨政院，地方设立咨议局，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23条中共有14条是维护君上的权力的，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1911年5月组织了“责任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占7人， “皇
族内阁”遭到立宪派和一些汉族地主的不满和反对，所谓“立宪“骗局至此完全戳穿。
（3）社会矛盾激化
为了应付巨额赔款，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资激增4倍多，清政府对民众经济
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反洋教到抗捐、抗税、抗租，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到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以及回收权利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事实表明，随着晚清政局的变化，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清政府也无法
照旧统治下去。正如孙中山形容的：清政府“：“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发。1911年5月，在华的外国人，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到：“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3、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阶级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虽然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
重还非常小，但是近代工矿企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比以前有较大的进展，商办企业大量出现。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额超过1.6亿元。与此同时，随着商办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联系的社会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民族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为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必要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 辛亥革命的酝酿
1. 组织准备：
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之所以采取革命的方式是被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逼迫使
然。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至上而下的改革来推进中国的变革和进步，但是李鸿章并没有理会他，而且在北上京津途中的见闻使孙中山觉得政府比他想象的还要腐败。所以，它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894年11月，孙到了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
被公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革命团体的建立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而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２.思想准备
历史进入２０世纪，随着新学的开办，海外留学生的增多，新的知识分子队伍
迅速壮大，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和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具有代表性的有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并且进而论证了革命与立宪的难易问题，认为：二者相校，“革命犹易，立宪批准”。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上要有有才能的君主，下要有人民的拥护。现在人民普遍痛恨清政府，而光绪又是一个窝囊废，”天下信其最绌矣”。所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至于革命，人民是“合意”的，有才能的革命领袖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当华盛顿、拿破仑默默无闻的时候，天下有谁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两者比较，还是革命比立宪容易。邹容的《革命军》，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组织和壮大革命派的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用最为显著。《革命军》，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各地翻印达二十余版，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像一颗精神炸弹，其惊世骇俗，震聋启聩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中，最能扩大舆论阵地，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是
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保皇立宪派的论战。辩论的目的是扫清革命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揭露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真面目，这次大论战发生在1905—1907年，中心战场在日本，革命派的主要阵地是《民报》，改良派的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不要平均地权三个问题展开。
3.军事准备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
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惠州起义、 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
（一） 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保路运动
是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 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
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当时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守备空虚，武昌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二） 武昌首义
武昌城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式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点燃了革命的烈火，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三）中华民国成立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文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月2日，孙文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代表会为任参议员，推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1912年3月，临时参议员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法典。《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四）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流产
1、袁世凯出山
10月14日，经奕劻、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托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0月27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2、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1911年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并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竭力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
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3、清朝灭亡
1912年1月22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 隆裕太后和末代皇帝溥仪
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4、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但是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迫使革命党人让步。革命党人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
5、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3年10月，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他停止了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4月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代替内阁制，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 ，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大权，还可以传位子孙。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1915年 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民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极大殿。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以云南的蔡锷为先导，
护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1916年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不久忧惧而死。
为了反对段祺瑞，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发动了护法运动，最后以失败收场。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新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他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反动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面对中华民族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使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响亮提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这一点，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祖涵(即林伯渠)曾深有体会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如孙中山所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以后谁要是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做皇帝，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总头。砍掉了这个头，就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稳定的秩序来。这就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继续开展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第二、辛亥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三、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这次革命也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有关资料统计，1912—1916年间公布的发展实业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86项之多，内容包括矿业、农林、工商、渔业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除了原来清政府的若干束缚，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4年---1918年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革命政府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管理见上级管理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
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是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紫禁城里的皇帝倒下了，大小军阀依然争战不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辫子”犹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难掩巴黎和会的黑幕„„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
1.辛亥革命没有分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辛亥革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是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意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地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当人甚至最后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当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辛亥革命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是在清政府被推翻以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断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动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军的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革。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2、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这个占世界人口1／４的剥削、奴役对象。因而，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毛泽东说过，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同盟会内部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自己都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四、辛亥革命给我们的启示
从１９１１到２０１１，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刚刚走过的这１００年，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写下了光荣与梦想。无论是以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为参照，还是以人类现代化历程为背景，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无不诠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老到现代、从危亡到复兴的壮阔进程，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刻的启示。
1．民族复兴必须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
由百年前武昌城楚望台上震惊世界的枪响往前溯，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听到鸦片战争英国舰队轰击中国海岸线的隆隆炮声。
中国往何处去？太平天国的悲歌，洋务运动的夭折，戊戌变法的幻灭，清末新政的破产，在辛亥革命前近１００年的历史演进中，一个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逐渐显现出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顺应现代化这一文明趋势和时代潮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但是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紫禁城里的皇帝倒下了，大小军阀依然争战不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辫子”犹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难掩巴黎和会的黑幕„„
辛亥革命带来了震撼，也留下了思索。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唤起民众、激发人民这一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下，如何把握两大历史任务与现代化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怎样寻求承载历史使命与现代化理想的现实途径？９０年来，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
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从岁月深处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只有坚定这样的选择，我们才能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民族复兴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
辛亥革命以其伟大的成功与沉痛的失败昭示世人，如果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最大程度地团结各阶层全民族的力量，不能建立起支撑现代化国家理想的制度框架，便无法救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实现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承续孙中山先生等辛亥一代开创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这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组织纪律严整、思想高度统一、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以民族复兴的使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穿越９０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从“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辟了新纪元。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示震动世界，
辛亥革命先驱的“建国梦”已成为现实；当奥运会、世博会接踵而来，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也正日渐清晰。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人类发展史的壮丽史诗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有力的推动者、最可靠的组织者、最坚强的领导者。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当代中国发展壮大、全面进步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中华民族告别屈辱、走向振兴的沧桑巨变，我们将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迎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3、民族复兴必须探索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
当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自大迷梦，推动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便成为
无数仁人志士的执着梦想。历经一代代人矢志不移的求索，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们为这条道路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宝贵探索，为民族复兴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积累了经验教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御侮强国之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师法俄
日”的戊戌变法，在辛亥革命前数十年间，各种希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均告失败。率先发出“振兴中华”呐喊的辛亥革命先驱，以英勇的奋斗与壮烈的牺牲，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民主共和的理念，但却并未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侵略，并未能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
世界上不存在可以完全复制而无视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一切现代化之路，必须以符合国情为基本前提。怎样走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困境，结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真正迎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怎样唤起工农千百万，深入发动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推动中国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共产党接过辛亥先驱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理想与推进现代化事业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引领中国这艘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９０年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在先进理论指导下首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带领人民用２８年时间彻底改变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彻底扫清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忧外患，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当代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取得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实现经济从贫困落后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成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任务的必然选择，是创造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路径。
4.必须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
回首近代中国的奋斗历程，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彻底摧毁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专制，探索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改变旧中国任人宰割的衰败命运，改变中国人民备受压迫奴役的悲惨境遇，完成民主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闸门。然而，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问号：为何划时代的革命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为何国家统一的局面旋即被军阀混战所代替？为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追求依然遥不可及？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与广大的中下层社会阶层几无关联，无法形成雄厚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民意基础，这是辛亥革命“上层革命”的历史局限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继承辛亥革命志业的起点所在：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民众力量彻底释放，让社会个体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活力的因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使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凝聚成一个整体，催生了万众一心、同风共雨的强大合力。这才有了亿万中国人民危难艰险之中救国的奉献和牺牲，一穷二白之上建国的探索和激情，民族复兴征程之上强国的光荣与梦想，使得社会主义中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现代化的历程。
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社会现代化的统摄性力量，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赶超发展的关键性因素。100年里，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再到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三次革命合力谱写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壮丽史诗，最终确立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瞻望下一个百年，继续坚守共和国的人民属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
将获得丰厚的人民土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11
缅怀辛亥先驱历史功勋 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导入:今年是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应贺书记的要求，我和大家共同重温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不对之处，请多批评指正。
辛亥革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之初，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前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的辛亥革命指从19世纪末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统治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出现的革命运动。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和酝酿
（一） 背景
辛亥革命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一场革命。
1.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加强了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大在华经济势力，大量在华投资设厂，大肆掠夺中国的路权、矿权。1904年日本和俄国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仗，我们的清政府宣布“严守中立”，最后俄国战败，决定将东北南部的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江孜战役失败后，英国强迫西藏签订了《拉萨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图中一个是熊，有横霸无忌的样子，占东三省地方，是譬喻沙皇俄国；一个是虎，有守住不放的样子，占长江一带地方，是譬喻英国；一个是肠，有贪得无厌的样子，占山东地方，是譬喻德国；一个是蛤蟆，有任意收揽的样子，占广东、广西、云南地方，是譬喻法国；一个是太阳，他的光线到福建地方，是譬喻日本；一个是鹰，飞来分食，是譬喻美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时局图》，除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外，还有揭露清政府腐败的内容：图上代表清政府的三个人物，一个手举铜钱，他是搜刮民财的贪官；一个不顾民族安危，正寻欢作乐；还有一个昏昏似睡者，手中拉着网绳，网中一人正念着“之乎者也”，另一人在马旁练武，揭示清政府用科举考试等升官之途愚弄人民。）
2. 清王朝日益腐朽，社会矛盾激化。
主要表现在：
（1）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紧控制清政府：政治上通过驻华使节直接控制清政府，把持很多重要的部门，甚至很多外国人进入地方衙门供职；经济上通过对华资本输出把持中国的铁路矿山和财政金融，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军事上通过使馆驻兵，和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的驻军，置清政府于军事监督之下，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2）晚清“新政”和预备立宪的骗局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持，安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派系并欺骗人民，在逃亡西安期间，就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谕旨，清末立宪活动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很多新政改革流于一纸空文。 1906年，为了抵制各地愈演愈烈的革命风暴，西太后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宣布在中央筹设咨政院，地方设立咨议局，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23条中共有14条是维护君上的权力的，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1911年5月组织了“责任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占7人， “皇
族内阁”遭到立宪派和一些汉族地主的不满和反对，所谓“立宪“骗局至此完全戳穿。
（3）社会矛盾激化
为了应付巨额赔款，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资激增4倍多，清政府对民众经济
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反洋教到抗捐、抗税、抗租，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到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以及回收权利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事实表明，随着晚清政局的变化，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清政府也无法
照旧统治下去。正如孙中山形容的：清政府“：“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发。1911年5月，在华的外国人，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到：“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3、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阶级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虽然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
重还非常小，但是近代工矿企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比以前有较大的进展，商办企业大量出现。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额超过1.6亿元。与此同时，随着商办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联系的社会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民族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为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必要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 辛亥革命的酝酿
1. 组织准备：
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之所以采取革命的方式是被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逼迫使
然。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至上而下的改革来推进中国的变革和进步，但是李鸿章并没有理会他，而且在北上京津途中的见闻使孙中山觉得政府比他想象的还要腐败。所以，它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894年11月，孙到了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
被公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革命团体的建立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而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２.思想准备
历史进入２０世纪，随着新学的开办，海外留学生的增多，新的知识分子队伍
迅速壮大，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和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具有代表性的有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并且进而论证了革命与立宪的难易问题，认为：二者相校，“革命犹易，立宪批准”。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上要有有才能的君主，下要有人民的拥护。现在人民普遍痛恨清政府，而光绪又是一个窝囊废，”天下信其最绌矣”。所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至于革命，人民是“合意”的，有才能的革命领袖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当华盛顿、拿破仑默默无闻的时候，天下有谁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两者比较，还是革命比立宪容易。邹容的《革命军》，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组织和壮大革命派的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用最为显著。《革命军》，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各地翻印达二十余版，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像一颗精神炸弹，其惊世骇俗，震聋启聩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中，最能扩大舆论阵地，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是
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保皇立宪派的论战。辩论的目的是扫清革命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揭露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真面目，这次大论战发生在1905—1907年，中心战场在日本，革命派的主要阵地是《民报》，改良派的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不要平均地权三个问题展开。
3.军事准备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
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惠州起义、 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
（一） 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保路运动
是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 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
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当时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守备空虚，武昌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二） 武昌首义
武昌城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式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点燃了革命的烈火，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三）中华民国成立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文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月2日，孙文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代表会为任参议员，推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1912年3月，临时参议员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法典。《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四）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流产
1、袁世凯出山
10月14日，经奕劻、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托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0月27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2、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1911年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并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竭力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
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3、清朝灭亡
1912年1月22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 隆裕太后和末代皇帝溥仪
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4、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但是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迫使革命党人让步。革命党人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
5、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3年10月，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他停止了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4月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代替内阁制，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 ，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大权，还可以传位子孙。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1915年 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民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极大殿。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以云南的蔡锷为先导，
护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1916年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不久忧惧而死。
为了反对段祺瑞，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发动了护法运动，最后以失败收场。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新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他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反动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面对中华民族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使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响亮提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这一点，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祖涵(即林伯渠)曾深有体会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如孙中山所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以后谁要是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做皇帝，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总头。砍掉了这个头，就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稳定的秩序来。这就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继续开展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第二、辛亥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三、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这次革命也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有关资料统计，1912—1916年间公布的发展实业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86项之多，内容包括矿业、农林、工商、渔业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除了原来清政府的若干束缚，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4年---1918年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革命政府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管理见上级管理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
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是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紫禁城里的皇帝倒下了，大小军阀依然争战不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辫子”犹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难掩巴黎和会的黑幕„„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
1.辛亥革命没有分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辛亥革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是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意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地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当人甚至最后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当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辛亥革命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是在清政府被推翻以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断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动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军的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革。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2、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这个占世界人口1／４的剥削、奴役对象。因而，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毛泽东说过，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同盟会内部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自己都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四、辛亥革命给我们的启示
从１９１１到２０１１，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刚刚走过的这１００年，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写下了光荣与梦想。无论是以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为参照，还是以人类现代化历程为背景，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无不诠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老到现代、从危亡到复兴的壮阔进程，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刻的启示。
1．民族复兴必须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
由百年前武昌城楚望台上震惊世界的枪响往前溯，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听到鸦片战争英国舰队轰击中国海岸线的隆隆炮声。
中国往何处去？太平天国的悲歌，洋务运动的夭折，戊戌变法的幻灭，清末新政的破产，在辛亥革命前近１００年的历史演进中，一个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逐渐显现出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顺应现代化这一文明趋势和时代潮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但是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紫禁城里的皇帝倒下了，大小军阀依然争战不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辫子”犹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难掩巴黎和会的黑幕„„
辛亥革命带来了震撼，也留下了思索。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唤起民众、激发人民这一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下，如何把握两大历史任务与现代化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怎样寻求承载历史使命与现代化理想的现实途径？９０年来，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
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从岁月深处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只有坚定这样的选择，我们才能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民族复兴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
辛亥革命以其伟大的成功与沉痛的失败昭示世人，如果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最大程度地团结各阶层全民族的力量，不能建立起支撑现代化国家理想的制度框架，便无法救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实现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承续孙中山先生等辛亥一代开创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这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组织纪律严整、思想高度统一、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以民族复兴的使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穿越９０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从“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辟了新纪元。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示震动世界，
辛亥革命先驱的“建国梦”已成为现实；当奥运会、世博会接踵而来，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也正日渐清晰。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人类发展史的壮丽史诗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有力的推动者、最可靠的组织者、最坚强的领导者。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当代中国发展壮大、全面进步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中华民族告别屈辱、走向振兴的沧桑巨变，我们将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迎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3、民族复兴必须探索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
当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自大迷梦，推动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便成为
无数仁人志士的执着梦想。历经一代代人矢志不移的求索，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们为这条道路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宝贵探索，为民族复兴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积累了经验教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御侮强国之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师法俄
日”的戊戌变法，在辛亥革命前数十年间，各种希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均告失败。率先发出“振兴中华”呐喊的辛亥革命先驱，以英勇的奋斗与壮烈的牺牲，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民主共和的理念，但却并未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侵略，并未能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
世界上不存在可以完全复制而无视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一切现代化之路，必须以符合国情为基本前提。怎样走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困境，结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真正迎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怎样唤起工农千百万，深入发动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推动中国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共产党接过辛亥先驱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理想与推进现代化事业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引领中国这艘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９０年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在先进理论指导下首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带领人民用２８年时间彻底改变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彻底扫清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忧外患，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当代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取得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实现经济从贫困落后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成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任务的必然选择，是创造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路径。
4.必须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
回首近代中国的奋斗历程，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彻底摧毁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专制，探索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改变旧中国任人宰割的衰败命运，改变中国人民备受压迫奴役的悲惨境遇，完成民主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闸门。然而，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问号：为何划时代的革命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为何国家统一的局面旋即被军阀混战所代替？为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追求依然遥不可及？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与广大的中下层社会阶层几无关联，无法形成雄厚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民意基础，这是辛亥革命“上层革命”的历史局限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继承辛亥革命志业的起点所在：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民众力量彻底释放，让社会个体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活力的因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使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凝聚成一个整体，催生了万众一心、同风共雨的强大合力。这才有了亿万中国人民危难艰险之中救国的奉献和牺牲，一穷二白之上建国的探索和激情，民族复兴征程之上强国的光荣与梦想，使得社会主义中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现代化的历程。
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社会现代化的统摄性力量，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赶超发展的关键性因素。100年里，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再到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三次革命合力谱写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壮丽史诗，最终确立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瞻望下一个百年，继续坚守共和国的人民属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
将获得丰厚的人民土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