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４）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３２５Ｘ（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７９－０６
服务研究
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于良芝 张 瑶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的研究成果，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异同。比较结果显示，世界不同地区有关农村信息需求的研究存在很多相似，这表明农村这一地域特性可能超越了文化因素，成为塑造农村信息需求的主要因素；它同时表明各国在设计农村信息服务时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研究还发现，截止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以决策支持研究和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为主，较少提出理论创新成果，我国在这一领域对世界的理论贡献与我们拥有的庞大农村人口很不相称。［关键词］ 信息服务 信息需求 文献综述［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Ｉｔ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ｂｅ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ｆａｉｒ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ｍａｙ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ｓ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 ａｂｏｕｔ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ａｇ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Ｗ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ｌａｍｅｎ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 引 言
在世界范围内，对农村信息服务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的农业专业化信息（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根据国外一些学者［１］的回顾， 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把科研机构的农业技术信息传递到农民手中；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２０世纪中叶，其他信息的提供，如农产品销售信息、农村经济信息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些显著变化。首先，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 ［４］。 这种变化可能得益于建构主义信息理论的兴起。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信息、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的主观性，认为每个信息利用者都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特定的需求， 并依据已有的经验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建构，
［３］
［２］
因而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用户的主观建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意义。为此，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有效的信息服务必须依赖于信息提供者对用户需求和行为习惯的理解；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用户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次，这个时期的不少研究还开始从信息公平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关注农村在信息版图上的位置及其政治和社会寓意。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的视野也开始扩大到更广泛的信息领域，如医疗卫生信息、法律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等领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是我国农村信息问题研究的转折点。８０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扩大了农民自主决策的范围，激发了农民的信息需求，也使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受到农业研究、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的共同关注。
＊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工业反哺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研究”（０５＆ＺＤ０３２）子课题“农村发展中的信息服务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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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方面，国内和国外分别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之间很少对话，主要表现为，国内相关研究很少引用国外发现，也很少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系统（本研究在几份大型外文数据库中进行的查询均未发现反映国内研究成果的英文文献）。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国内外研究社区的隔绝，总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差异，促进国内外研究社区的交流。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别，生活在农村的主要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因而农民大抵可以说是农村居民的主体；而在发达国家，农村居民的成分则要复杂得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别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的外延差别，为理解和比较相关文献带来了巨大困难。为此，我们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成３个专题加以比较。
２．１ 关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及媒介选择的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例如，在非洲，Ｍｃｈｏｍｂｕ［５］考察了马拉维农村发展中的信息需求，又针对这一课题对博茨瓦纳、马拉维和坦赞尼亚３个
２ 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研究
根据社会学的理解，“农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区域概念，指城市之外的区域；而“农民”则是一个阶层概念，指
表１ 农民信息需求的广泛性
研究者
Ｋａｎｉｋｉ［７］
国家
南非
最常见的农民信息需求
为寻求工作或增收而需要的信息、职业或技
能培训机会信息、有关助学金的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法律咨询服务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介
信息传播媒介包括：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的农业示范和田间试验、社区发展项目、（生产）合作组织、青年组织、集市妇女组织、传统长老会、成人教育活动、广播、电视和报纸
宗教信息、家谱信息、时事、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
Ｍｏｍｏｄｕ ［８］马来西亚农业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
Ａｎｗａｒ ＆ Ｓｕｐａａｔ［９］尼日利亚排名前５位的信息源是：电视／广播、朋友／邻居、印刷品、来自城市的亲属、学校
政府信息、就业信息、教育信息、医疗卫生信息、农业信息、工业信息、金融信息、市场信息、与法律及产权相关的信息、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信息、气象信息、自然灾害信息、娱乐信息、其他本埠信息
医疗卫生信息、有关供水、环卫等基础设施的信息、农作物改良及增产信息、产品销售和市场信息、有关政策和地方服务的信息、教科书及教学辅导资料、普通教育资料、有关体育设施和文化活动的信息
医疗卫生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增收信息
信息主要通过人际交流的方式传递；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利用率较低
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１８］
斯里兰卡
Ｒａｊｕ［１９］印度
Ｍｃｈｏｍｂｕ［５］Ｍｃｈｏｍｂｕ［６］
马拉维
博茨瓦纳医疗卫生信息、经济信息、社区管理信息、环马拉维和坦境信息、扫盲信息以及与当地生活相关的具体赞尼亚信息
美国
农村人口的日常信息需求包括：有关地方政府
决策和决定的信息、有关医疗卫生服务的信息、当地新闻
Ｖａｖｒｅｋ［１４］
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６］； Ｋａｎｉｋｉ ［７］ 通过访谈方法调研了南非两个农村社区的信息获取情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试图回答“农村居民在哪些情景下会产生信息获取要求”的问题；Ｍｏｍｏｄｕ ［８］对尼日利亚一农村社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研。在亚洲，Ａｎｗａｒ ＆ Ｓｕｐａａｔ ［９］通过对马来西亚１０８位村民的访谈，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通过对斯里兰卡中部省份的一个村庄及当地政府机构的调研，考察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信息需求及满足方法。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也先后出现了大量
专门针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１０－１５］。
表１列举了部分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这些结果所反映的农村信息需求既具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最突出的共性表现在，首先，这些研究都显示，农村人口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大多数研究揭示的信息需求都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法律等众多领域；其次，绝大多数研究都突显了医疗卫生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和教育信息对农村人口的价值，其中医疗卫生信息几乎出现在所有研究中；再次，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农村信息传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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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是人际传播（包括亲友邻里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确认这种依赖究竟反映了什么——是农村居民内在的媒介选择倾向，还是有组织的农村信息服务的欠缺。
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农业信息虽然被大多数研究确认为农村居民的基本信息需求，但在数项研究中，它却意外“缺席”；其次，几乎每项研究都发现了比较独特的信息需求，例如在Ａｎｗａｒ的研究中出现了宗教信息，在Ｋａｎｉｋｉ的研究中出现了助学金信息，而在Ｍｏｍｏｄｕ的研究中出现了政治信息；再次，在试图对信息需求进行排序的研究中，最后得出的序列也不尽相同，例如，在Ｋａｎｉｋｉ的研究中，与就业或增收相关的信息排在首位，而在Ａｎｗａｒ的研究中，宗教信息排在首位。上述差别的出现可能与两个原因相关。其一是信息需求与生活情景（context）的关联性。根据Ｃｈａｔｍａｎ等人的信息交流理论［１６－
１７］
或亲属，其次是农村专家、村庄领导、医疗诊所和赤脚医生。相比之下，只有不到２％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印刷品，如图书或报纸。
在我国，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详见下节），对综合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很少；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一项对上海郊区农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当地农民对政策信息的需求最高（主要包括农业结构调整政策、非农就业政策、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征地农民安置政策等）；其次是对成人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再次是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需求；然后是对非农就业信息的需求。此外，沪郊农民还比较关注村务政务信息［２３］。向平等［２４］对我国５个省市农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急需农业科技信息，其次是农产品市场信息。方晓红［２５］对苏南农村用户的调研显示，除了“致富门路”、“科技种田”、“生产资料来源与销售渠道”等经济信息外，他们还关注农民减负及税收等政策信息。谭英等［２６］将农村居民划分为贫困型与富裕型，他们发现，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的信息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别： 绝对贫困型农户对科技信息关注较少，他们比较喜欢看电视剧等娱乐节目；低收入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新品种、农村政策、科学知识；中等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科学知识、新品种、农村政策；相对富裕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市场信息、新技术使用、农产品销路、科学知识和农村政策。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相关研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突显农村居民对生产经营相关信息（如技术信息、品种信息、市场信息等）的需求。事实上，除了少数研究提到政策信息需求外，几乎没有研究显示其他信息需求（如医疗卫生信息、教育或助学信息、社区生活信息、宗教信息）。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缺医少药及教育支付能力低弱的状况，这类信息需求在相关研究结果中的阙如是很难解释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研究者用自己对农村状况的理解限制了被调研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此外，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几乎不存在专门针对女性信息需求的研究，考虑到我国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一空白的存在也是很难理解的。
，社区成员的信息需求受社会规范所决定，不同族群的信
息需求常常带有族群文化特色。在上述研究中，马来西亚农民对宗教信息的需求便可能与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传统相关。 原因之二是研究设计的局限。相关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或访谈方法——或者请被调研者自己罗列其需求，或者让他们从结构化选项中做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研究设计局限值得注意。一是大多数研究的调研规模都比较小（例如Ｋａｎｉｋｉ考察了两个农村社区，Ａｎｗａｒ等考察了３个，而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仅考察了１个），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相对较低，即我们无法将它们所揭示的需求结构推论为农村居民的普遍需求结构；二是大多数研究设计都缺乏理论指导，其采用的访谈问题和问卷选项主要源于研究者对农村生活的直观理解甚至猜测，这些理解或猜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调研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较低，即我们无法肯定研究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调研者的真实需求结构。
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国外文献中，还存在不少有关农村妇女信息需求的专门研究。博茨瓦纳的一项调研显示［２０］，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受她们的家庭责任所驱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信息、农业信息、就业信息、家庭暴力救助信息、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信息，此外，她们还经常需要政府救助和福利信息、政策和培训信息等。Ｊｉｙａｎｅ［２１］的研究考察了南非Ｍｅｌｍｏｔｈ镇妇女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调研样本包括１０９名妇女和１８位社区领导。结果显示，被调研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商务、法律、就业以及创业等领域，她们选择的信息媒介主要以声频和视频媒介为主，信息源以亲友、邻里及社区领导为主。一项对坦桑尼亚农村妇女的研究［２２］显示了几乎相同的媒介和信息源选择倾向。它发现，被调研的妇女主要通过口头媒介获取信息，她们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朋友
２．２ 关于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的研究
所谓农业专业化信息，是指专门用来支持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信息。由于这类信息的目标用户主要是从事种植、养殖或特种经营的农民，因此，多数研究都选择其中一个或两个生产经营领域做抽样基础，深入考察该领域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
尼日利亚的Ａｄｏｍｉ［２７］、以色列的Ｂｌｕｍ ［２８］、美国的Ｆｏｒｄａｎｄ Ｂａｂｂ［２９］、Ｏｒｔ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３０］、Ｒｉｅｓｅｎｂｅｒｇ和Ｇｏｒ［３１］、 英国的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３２］等主要考察了种植业农民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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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媒介选择。Ａｄｏｍｉ ［２７］发现，尼日利亚种植业农民最需要的是关于“如何改进种植方法”及“如何获得贷款”的信息；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个人经验，其次是朋友或邻居。Ｂｌｕｍ ［３３］发现，以色列农民在了解最新技术及其应用的过程中， 主要依赖家庭成员和农业技术顾问提供的信息。在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ｂｂ ［２９］的研究中，美国农民确认的最主要信息源是家庭成员和朋友，其次是其他农民、私人公司和技术推广服务；而在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３２］的研究中，其他农民、农业技术顾问更重要。
Ｄｕｒａｍ［３４］的研究对象是从事可持续性农业（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和有机农业（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的美国农民。这项研究以邮寄问卷的形式考察了这两类农民对信息媒介的选择。结果表明，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最经常利用的３种信息源是：其他农民、书籍和行业集体活动；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行业集体活动、其他农民和杂志。Ｓｏｌａｎｏ ｅｔ ａｌ． ［３５］的研究对象是哥斯达黎加的养牛农民， 研究焦点是农户在不同决策环节——发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寻求新方法和新思路——对信息源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在被考察的信息源中，家庭成员与技术顾问是最主要的信息源，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会随决策阶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在通常情况下，其他农民和经纪人不是奶农的首选信息源，但在“寻求新方法”阶段，其重要性会大大提升。
Ｐａｔｒｉｃｋ和Ｕｌｌｅｒｉｃｈ ［３６］、Ｓｃｈｎｉｔｋｅｙ等［３７］以及Ｇｌｏｙ等［３８］考察的是美国较大型农场对信息源的选择。其中Ｇｌｏｙ等的研究对象是年销售额超过１００ ０００美元的美国农场。 该研究用邮寄问卷的方法，对１０ ５００家符合标准的农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农场确认的最有用的信息源是种植和养殖方面的专业杂志以及一般的农业杂志。他们对信息源的选择与其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是否使用互联网相关，产品多元化的农场比产品单一的农场更认可不同信息源的互补作用，使用互联网的农场比其他农场更认可传统信息源的作用。作者认为，这说明互联网的作用是补充传统信息源而不是替代它们。
Ｏｔｓｙ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３９］和Ｔ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ｐｉｅｒ ［１］分别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了水土保持这一专题信息的传播渠道。Ｏｔｓｙ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在坦桑尼亚进行的考察显示，在传播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信息时，村级会议是最受欢迎的传播渠道，显著超过了电影放映、广播、座谈会、短期学习旅行和农业技术示范等渠道。Ｔ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ｐｉｅｒ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的考察显示， 美国水土保持信息源分为六大类：商务信息源、代理信息源、个人交流信息源、水土保持组织信息源、环境事务处信息源及推广服务信息源（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农民在获取水土保持信息时经常使用多种信息源。 Ｌｅｃｋｉｅ［４０］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案例，考察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如何影响她们对农业专业化信息的获取和利用。研
究发现，女性农民在生产中存在强烈的信息需求，但她们却经常被常规信息传播渠道（那些对男性来说习以为常的渠道）所排斥。作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社会分工的潜规则决定，女性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均不属于农业生产领域。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状况表明，信息获取和利用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在我国，有关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和获取渠道的研究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由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利用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进行的调研， 科研机构通过科研立项进行的调研，地方政府围绕政策研究而开展的调研。２０００年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农研中心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开展的调研显示，农民最关心的信息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实用型信息［２６］。２００４年６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分布在国内３０个省（区、市）的１ ６００个样本农户，再次进行了“农户市场、技术信息状况”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 主要靠经验和农技人员介绍； 采用新技术时主要靠邻里示范、 县乡农业技术人员传授和读书看报； 出售农副产品时主要靠集市和邻里渠道 ［４１］。
与上述发现相互补充的是一批从科研课题中产生的成果。其中，陈水阶 ［４２］、向平等［２４］的研究表明，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刊杂志，然后才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乡村农技员或其他途径。李南田和同事［４３－４４］的研究显示，从事杂交水稻种植的农民在几乎所有的决策环节都比较信任农技员和村干部。 他们的另一项调研显示， 农户在获取农业技术信息时，最依赖农技员，其次是亲友邻居，然后是示范农户［４５］。彭光芒［４６］和谭英等［４７］的研究显示，村能人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最主要的渠道。在彭光芒的研究中，超过９成的农民在遇到技术问题时，会就近在本村、本乡镇范围内向他认为“懂行”的亲戚、朋友、专家讨教。在谭英等的研究中，村能人是农民最满意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彭光芒［４８］、王秦［４９］、赵继海等［５０］、赵树凯［５１］的研究则显示，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农业技术员，其次是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彭光芒［５２］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从传播媒介来看，以口语媒介为主，文字媒介和电子媒介作用较小；从传播类型来看，以人际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较弱。
由于研究对象和地区各不相同，要进行国内外研究结果的比较并解释结论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相关结果的对比看，国内外研究得出的最显著的共同发现就是认定口语媒介比文字媒介重要、 人际传播比组织传播重要。至于不同类别的人际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却不尽相同。 结论之间的差别可能意味着， 农民对人际关系的利用倾向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农民会选择不同的人际关系来传递农业信息；但它们也可能说明，农民在其生产过程中并不存在内在的人际关系选择倾向，而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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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方便性和可用性进行选择。对于农村信息服务组织来说，这些发现的意义不在于表明信息服务组织对传播专业化信息没有意义（由于相关研究并没有同时考虑所有因素， 因而即使在农户弃绝信息服务组织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判定组织传播是否确实无用），而是在于它显示了农民选择信息渠道的价值取向：方便快捷、易于使用、可以信赖。信息服务组织在设计服务的时候必须考虑这种取向。 在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在研究问题、调研对象、调研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接近，然而，在研究设计的规范性方面，国内研究与发达国家的研究还存在较显著的差距。 这首先表现在样本选择上。 我国除通过农村固定观察点进行的研究外，其他研究大都采用方便性抽样，导致样本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无法保证结论的外部效度。必须承认，由于我国农民的组织性（特别是协会组织）较弱，研究者经常无法获得可以作为随机抽样基础的总体清单，有些时候，方便性抽样可能是研究者唯一的选择。其次，我国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对现象进行描述或解释，很少有研究通过推论性统计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因此，我国研究对理论的验证、修正和发展似乎比较滞后。
英国也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进行了强化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的实验。近年来，加拿大政府也已尝试利用公共图书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的传播［５８］。
上述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受关注［６０－６５］。Ａｄｉｍｏｒａｈ［６０］提出了通过图书馆提供一体化农村信息服务的非洲模式，Ｉｓｌａｍ和Ｕｄｄｉｎ［６１］考察了孟加拉模式，Ｏｎｗｕｂｉｋｏ［６４］和Ｓａｄａｓｉｖａ［６５］分别讨论了在尼日利亚和印度建设以图书馆为核心的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的设想。
相关研究提出的第二种模式是综合性农村信息中心模式。 Ｋａｎｉｋｉ［７］在考察南非农村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提出， 最佳的服务模式是建立一个信息资源中心，这样的中心应具备足够的符合居民需要的信息，应坐落于社区中最便于访问的位置。２０００年，印度国家农村发展研究所（ＮＩＲＤ）开展了旨在建立农村公共信息中心（ＰＩＣｓ）的系列研究项目。 建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提供农村发展项目信息、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社区设施信息和社会发展信息以及医疗卫生、教育、金融法律等方面信息。公共信息中心的具体目标：（１）为指定社区设立简介和资源目录，包括：人口、文盲率、土地、水文、灌溉系统、种植模式、居民从事的职业与行业、民俗艺术等，收集与农业技术、农作物种植系统相关的技术信息、本地产品的市场营销信息 ；（２）收集与医疗卫生、教育、就业、财政、法律等相关的实用信息；（３）为指定社区正在实施的发展项目建立目录［１９］。
相关研究提出的第三种服务模式是以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农村信息中心模式。澳大利亚政府自１９９２年开始农村通信中心（Ｔｅｌｅｃｅｎｔｒｅｓ）建设，目标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手段以辅助农场和企业的管理，促进农村居民的就业和终身学习［６６］。１９９６年，南非提出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以ＩＣＴ为核心手段的信息中心，为农村地区提供ＩＣＴ技术和相关信息服务［６７］。近年来，印度政府也开展了通过公共信息亭（ＰＩＫｓ）提供农村信息服务的实验［６８］。
第四种服务模式是公民信息救助组织（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ｄｖｉｃｅＢｕｒｅａｕ）。 这类服务模式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和美国率先出现的，主要向居民提供有关法律、税收、社会福利政策、移民等问题的免费信息帮助。Ｂｅｅｒ等［６９］考察了英国Ｓｈｅｔ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地区农村居民利用这项服务的情况，研究发现，公民信息救助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
第五种服务模式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向农村居民提供特定领域的信息。Ｂａｒｋｅｒ 和Ｐｏｌｓｏｎ［７０］考察了苏格兰地方政府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状况。苏格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由苏格兰高地卫生局资助，总部设在Ｉｎｖｅｒｎｅｓｓ，面向所有苏格兰农村居民提供服务。该研究发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被不同的用户群所利用，用户满意度也很高。 此外，相关文献还提出了另外一种信息服务模式，即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泰国在联合国教
２．３ 关于“非农型”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研究
“非农型”农村居民是指在农村居住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中，有不少研究是针对这一人群的。 Ｍａｒｃｅｌｌａ［５３］考察了英国苏格兰农村中小企业的信息需求；Ｍａｔｓｕｄａ等［５４］、Ｓｉｄｗｅｌｌ［５５］专门考察了美国农村卫生保健人员的信息需求；Ｏｏｓｔｈｕｉｚｅｎ［５６］考察了南非农村教师的信息需求。此外，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等［１５］还考察了美国农村的拉丁美洲移民的信息获取习惯，Ｍａｚｉｅ和Ｂｌｕｅｓｔｏｎｅ［１２］讨论了转移就业农民的信息需求。
３ 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研究３．１ 综合性信息服务
关于如何有效满足农村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如对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的需求），相关研究讨论了若干模式。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农村图书馆为基础的综合性信息服务机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其实已经具有悠久传统，它的特点是通过提供参考资料（即纸本或电子文献）、参考咨询服务（即直接的问题解答）、导引服务（即把农民引导到能更好地回答其问题的其他机构）等，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一站式”服务。在本文所综述的相关文献中，Ｂａｒｒｏｎ 和Ｃｕｒｒａｎ
［５７］
、Ｈａｒｒｉｓ等
［５８］
、Ｖａｖｒｅｋ
［５９］
、
Ｖａｖｒｅｋ ［１３－１４］分别考察了这一模式在不同发达国家的实施状况及改进措施。这些文献显示，美国政府为了强化图书馆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的作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资助了“为发展图书馆项目而进行的农村信息需求评估”等课题［５９］，
・83・
科文组织资助项目的基础上发展了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Ｂｏｏｎｙａｋａｎｃｈａｎａ［７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泰国农村的信息服务形式。
４ 结 论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比较一致的结果有：（１）农村人口具有非常广泛的信息需求，其中最普遍的信息需求包括农业科技和相关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信息（有关社区设施、服务和大事的信息）等；（２）无论是获取农业专业化信息还是其他各类信息，农村人口都比较依赖人际传播渠道。至于这样的媒介选择反映了什么——是农村人口内在的信息获取习惯还是有组织的信息服务的欠缺——现有研究很少提供确切的解释；（３）农村需要建立综合性和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应该以多功能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为主体；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应该以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有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综合性信息需求研究（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我国学者可以贡献给世界研究社区的，主要是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及媒介选择方面的研究发现，例如彭光芒及谭英等有关农村意见领袖作用的结论，彭光芒等有关口语媒介和人际交流媒介优先地位的结论。其次，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以描述性统计和定性数据为依据，运用数理统计验证假设的研究很少。这意味着，截止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以支持决策为主，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的研究较少。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然而，在世界有关信息需求和服务的相关文献中，这个庞大的用户群几乎是沉默的。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比较显示，这种沉默不仅仅是由于语言障碍，也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视野还比较片面，理论创新比较薄弱。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更加突显，满足这些需求的公共信息服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必要抓住新的机遇，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是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以更好地支持政府决策。二是提升研究设计的规范性和复杂性，使我国丰厚的理论创新土壤结出令世界瞩目的果实。
注：本文参考文献共７８篇，因篇幅所限从略。有需要者，请与本刊联系，或通过本刊与作者联系。［作者简介］
于良芝 女，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张 瑶 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２９］
３．２ 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
从本研究所调研的相关文献来看，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１９８８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简称 ＲＩＣ）， 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７２－７４］。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尽管Ｓｔｕｒｇｅｓ ＆ Ｃｈｉｍｓｅｕ［７５］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在我国，学者们对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探索主要沿循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在考察特定地区、特定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对这种模式的改进或推广意见。 钟永玲等 ［７６］在考察安徽等地的服务站模式、农民之家模式、协会模式的基础上，提议进一步整合资源（例如将协会的办公地点设在服务站），以加强它们的服务能力。谭英等 ［７７］在考察陕西宝鸡“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的基础上，陈水阶等
［４２］
在考察河北廊坊“大厂模式”的基础上，分别建议推广
这两种模式。前者是一种由３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政府、专家、企业／协会）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后者是一种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的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
探索未来信息服务模式的第二种思路是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例如彭光芒 ［４６］根据农村意见领袖在科技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赵继海等 ［５０］根据浙江等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谭英等 ［２６，４７］在区分４类用户（绝对贫困型、低收入型、中等型、相对富裕型）及其信息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要针对不同农户特征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邵芳 ［２３］在考察沪郊农民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该特别注重三大版块的建设：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与培训基地、以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为依托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此外，李建军和倪莉［７８］还提出，我国目前的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应该从两个方面同时加强：一方面要搭建以互联网为主体、连接农业科研院所、大学与农民的互动式信息交流平台，向农民传播科技信息、通报市场需求、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素质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要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沟通、示范、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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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４）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３２５Ｘ（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７９－０６
服务研究
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于良芝 张 瑶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的研究成果，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异同。比较结果显示，世界不同地区有关农村信息需求的研究存在很多相似，这表明农村这一地域特性可能超越了文化因素，成为塑造农村信息需求的主要因素；它同时表明各国在设计农村信息服务时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研究还发现，截止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以决策支持研究和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为主，较少提出理论创新成果，我国在这一领域对世界的理论贡献与我们拥有的庞大农村人口很不相称。［关键词］ 信息服务 信息需求 文献综述［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Ｉｔ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ｂｅ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ｆａｉｒ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ｍａｙ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ｓ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 ａｂｏｕｔ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ａｇ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Ｗ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ｌａｍｅｎ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 引 言
在世界范围内，对农村信息服务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的农业专业化信息（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根据国外一些学者［１］的回顾， 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把科研机构的农业技术信息传递到农民手中；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２０世纪中叶，其他信息的提供，如农产品销售信息、农村经济信息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些显著变化。首先，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 ［４］。 这种变化可能得益于建构主义信息理论的兴起。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信息、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的主观性，认为每个信息利用者都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特定的需求， 并依据已有的经验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建构，
［３］
［２］
因而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用户的主观建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意义。为此，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有效的信息服务必须依赖于信息提供者对用户需求和行为习惯的理解；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用户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次，这个时期的不少研究还开始从信息公平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关注农村在信息版图上的位置及其政治和社会寓意。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的视野也开始扩大到更广泛的信息领域，如医疗卫生信息、法律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等领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是我国农村信息问题研究的转折点。８０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扩大了农民自主决策的范围，激发了农民的信息需求，也使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受到农业研究、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的共同关注。
＊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工业反哺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研究”（０５＆ＺＤ０３２）子课题“农村发展中的信息服务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79・
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方面，国内和国外分别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之间很少对话，主要表现为，国内相关研究很少引用国外发现，也很少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系统（本研究在几份大型外文数据库中进行的查询均未发现反映国内研究成果的英文文献）。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国内外研究社区的隔绝，总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差异，促进国内外研究社区的交流。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别，生活在农村的主要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因而农民大抵可以说是农村居民的主体；而在发达国家，农村居民的成分则要复杂得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别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的外延差别，为理解和比较相关文献带来了巨大困难。为此，我们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成３个专题加以比较。
２．１ 关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及媒介选择的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例如，在非洲，Ｍｃｈｏｍｂｕ［５］考察了马拉维农村发展中的信息需求，又针对这一课题对博茨瓦纳、马拉维和坦赞尼亚３个
２ 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研究
根据社会学的理解，“农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区域概念，指城市之外的区域；而“农民”则是一个阶层概念，指
表１ 农民信息需求的广泛性
研究者
Ｋａｎｉｋｉ［７］
国家
南非
最常见的农民信息需求
为寻求工作或增收而需要的信息、职业或技
能培训机会信息、有关助学金的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法律咨询服务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介
信息传播媒介包括：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的农业示范和田间试验、社区发展项目、（生产）合作组织、青年组织、集市妇女组织、传统长老会、成人教育活动、广播、电视和报纸
宗教信息、家谱信息、时事、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
Ｍｏｍｏｄｕ ［８］马来西亚农业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
Ａｎｗａｒ ＆ Ｓｕｐａａｔ［９］尼日利亚排名前５位的信息源是：电视／广播、朋友／邻居、印刷品、来自城市的亲属、学校
政府信息、就业信息、教育信息、医疗卫生信息、农业信息、工业信息、金融信息、市场信息、与法律及产权相关的信息、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信息、气象信息、自然灾害信息、娱乐信息、其他本埠信息
医疗卫生信息、有关供水、环卫等基础设施的信息、农作物改良及增产信息、产品销售和市场信息、有关政策和地方服务的信息、教科书及教学辅导资料、普通教育资料、有关体育设施和文化活动的信息
医疗卫生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增收信息
信息主要通过人际交流的方式传递；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利用率较低
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１８］
斯里兰卡
Ｒａｊｕ［１９］印度
Ｍｃｈｏｍｂｕ［５］Ｍｃｈｏｍｂｕ［６］
马拉维
博茨瓦纳医疗卫生信息、经济信息、社区管理信息、环马拉维和坦境信息、扫盲信息以及与当地生活相关的具体赞尼亚信息
美国
农村人口的日常信息需求包括：有关地方政府
决策和决定的信息、有关医疗卫生服务的信息、当地新闻
Ｖａｖｒｅｋ［１４］
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６］； Ｋａｎｉｋｉ ［７］ 通过访谈方法调研了南非两个农村社区的信息获取情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试图回答“农村居民在哪些情景下会产生信息获取要求”的问题；Ｍｏｍｏｄｕ ［８］对尼日利亚一农村社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研。在亚洲，Ａｎｗａｒ ＆ Ｓｕｐａａｔ ［９］通过对马来西亚１０８位村民的访谈，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通过对斯里兰卡中部省份的一个村庄及当地政府机构的调研，考察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信息需求及满足方法。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也先后出现了大量
专门针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１０－１５］。
表１列举了部分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这些结果所反映的农村信息需求既具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最突出的共性表现在，首先，这些研究都显示，农村人口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大多数研究揭示的信息需求都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法律等众多领域；其次，绝大多数研究都突显了医疗卫生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和教育信息对农村人口的价值，其中医疗卫生信息几乎出现在所有研究中；再次，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农村信息传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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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是人际传播（包括亲友邻里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确认这种依赖究竟反映了什么——是农村居民内在的媒介选择倾向，还是有组织的农村信息服务的欠缺。
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农业信息虽然被大多数研究确认为农村居民的基本信息需求，但在数项研究中，它却意外“缺席”；其次，几乎每项研究都发现了比较独特的信息需求，例如在Ａｎｗａｒ的研究中出现了宗教信息，在Ｋａｎｉｋｉ的研究中出现了助学金信息，而在Ｍｏｍｏｄｕ的研究中出现了政治信息；再次，在试图对信息需求进行排序的研究中，最后得出的序列也不尽相同，例如，在Ｋａｎｉｋｉ的研究中，与就业或增收相关的信息排在首位，而在Ａｎｗａｒ的研究中，宗教信息排在首位。上述差别的出现可能与两个原因相关。其一是信息需求与生活情景（context）的关联性。根据Ｃｈａｔｍａｎ等人的信息交流理论［１６－
１７］
或亲属，其次是农村专家、村庄领导、医疗诊所和赤脚医生。相比之下，只有不到２％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印刷品，如图书或报纸。
在我国，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详见下节），对综合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很少；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一项对上海郊区农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当地农民对政策信息的需求最高（主要包括农业结构调整政策、非农就业政策、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征地农民安置政策等）；其次是对成人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再次是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需求；然后是对非农就业信息的需求。此外，沪郊农民还比较关注村务政务信息［２３］。向平等［２４］对我国５个省市农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急需农业科技信息，其次是农产品市场信息。方晓红［２５］对苏南农村用户的调研显示，除了“致富门路”、“科技种田”、“生产资料来源与销售渠道”等经济信息外，他们还关注农民减负及税收等政策信息。谭英等［２６］将农村居民划分为贫困型与富裕型，他们发现，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的信息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别： 绝对贫困型农户对科技信息关注较少，他们比较喜欢看电视剧等娱乐节目；低收入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新品种、农村政策、科学知识；中等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科学知识、新品种、农村政策；相对富裕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市场信息、新技术使用、农产品销路、科学知识和农村政策。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相关研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突显农村居民对生产经营相关信息（如技术信息、品种信息、市场信息等）的需求。事实上，除了少数研究提到政策信息需求外，几乎没有研究显示其他信息需求（如医疗卫生信息、教育或助学信息、社区生活信息、宗教信息）。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缺医少药及教育支付能力低弱的状况，这类信息需求在相关研究结果中的阙如是很难解释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研究者用自己对农村状况的理解限制了被调研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此外，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几乎不存在专门针对女性信息需求的研究，考虑到我国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一空白的存在也是很难理解的。
，社区成员的信息需求受社会规范所决定，不同族群的信
息需求常常带有族群文化特色。在上述研究中，马来西亚农民对宗教信息的需求便可能与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传统相关。 原因之二是研究设计的局限。相关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或访谈方法——或者请被调研者自己罗列其需求，或者让他们从结构化选项中做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研究设计局限值得注意。一是大多数研究的调研规模都比较小（例如Ｋａｎｉｋｉ考察了两个农村社区，Ａｎｗａｒ等考察了３个，而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仅考察了１个），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相对较低，即我们无法将它们所揭示的需求结构推论为农村居民的普遍需求结构；二是大多数研究设计都缺乏理论指导，其采用的访谈问题和问卷选项主要源于研究者对农村生活的直观理解甚至猜测，这些理解或猜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调研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较低，即我们无法肯定研究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调研者的真实需求结构。
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国外文献中，还存在不少有关农村妇女信息需求的专门研究。博茨瓦纳的一项调研显示［２０］，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受她们的家庭责任所驱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信息、农业信息、就业信息、家庭暴力救助信息、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信息，此外，她们还经常需要政府救助和福利信息、政策和培训信息等。Ｊｉｙａｎｅ［２１］的研究考察了南非Ｍｅｌｍｏｔｈ镇妇女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调研样本包括１０９名妇女和１８位社区领导。结果显示，被调研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商务、法律、就业以及创业等领域，她们选择的信息媒介主要以声频和视频媒介为主，信息源以亲友、邻里及社区领导为主。一项对坦桑尼亚农村妇女的研究［２２］显示了几乎相同的媒介和信息源选择倾向。它发现，被调研的妇女主要通过口头媒介获取信息，她们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朋友
２．２ 关于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的研究
所谓农业专业化信息，是指专门用来支持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信息。由于这类信息的目标用户主要是从事种植、养殖或特种经营的农民，因此，多数研究都选择其中一个或两个生产经营领域做抽样基础，深入考察该领域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
尼日利亚的Ａｄｏｍｉ［２７］、以色列的Ｂｌｕｍ ［２８］、美国的Ｆｏｒｄａｎｄ Ｂａｂｂ［２９］、Ｏｒｔ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３０］、Ｒｉｅｓｅｎｂｅｒｇ和Ｇｏｒ［３１］、 英国的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３２］等主要考察了种植业农民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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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媒介选择。Ａｄｏｍｉ ［２７］发现，尼日利亚种植业农民最需要的是关于“如何改进种植方法”及“如何获得贷款”的信息；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个人经验，其次是朋友或邻居。Ｂｌｕｍ ［３３］发现，以色列农民在了解最新技术及其应用的过程中， 主要依赖家庭成员和农业技术顾问提供的信息。在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ｂｂ ［２９］的研究中，美国农民确认的最主要信息源是家庭成员和朋友，其次是其他农民、私人公司和技术推广服务；而在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３２］的研究中，其他农民、农业技术顾问更重要。
Ｄｕｒａｍ［３４］的研究对象是从事可持续性农业（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和有机农业（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的美国农民。这项研究以邮寄问卷的形式考察了这两类农民对信息媒介的选择。结果表明，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最经常利用的３种信息源是：其他农民、书籍和行业集体活动；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行业集体活动、其他农民和杂志。Ｓｏｌａｎｏ ｅｔ ａｌ． ［３５］的研究对象是哥斯达黎加的养牛农民， 研究焦点是农户在不同决策环节——发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寻求新方法和新思路——对信息源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在被考察的信息源中，家庭成员与技术顾问是最主要的信息源，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会随决策阶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在通常情况下，其他农民和经纪人不是奶农的首选信息源，但在“寻求新方法”阶段，其重要性会大大提升。
Ｐａｔｒｉｃｋ和Ｕｌｌｅｒｉｃｈ ［３６］、Ｓｃｈｎｉｔｋｅｙ等［３７］以及Ｇｌｏｙ等［３８］考察的是美国较大型农场对信息源的选择。其中Ｇｌｏｙ等的研究对象是年销售额超过１００ ０００美元的美国农场。 该研究用邮寄问卷的方法，对１０ ５００家符合标准的农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农场确认的最有用的信息源是种植和养殖方面的专业杂志以及一般的农业杂志。他们对信息源的选择与其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是否使用互联网相关，产品多元化的农场比产品单一的农场更认可不同信息源的互补作用，使用互联网的农场比其他农场更认可传统信息源的作用。作者认为，这说明互联网的作用是补充传统信息源而不是替代它们。
Ｏｔｓｙ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３９］和Ｔ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ｐｉｅｒ ［１］分别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了水土保持这一专题信息的传播渠道。Ｏｔｓｙ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在坦桑尼亚进行的考察显示，在传播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信息时，村级会议是最受欢迎的传播渠道，显著超过了电影放映、广播、座谈会、短期学习旅行和农业技术示范等渠道。Ｔ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ｐｉｅｒ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的考察显示， 美国水土保持信息源分为六大类：商务信息源、代理信息源、个人交流信息源、水土保持组织信息源、环境事务处信息源及推广服务信息源（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农民在获取水土保持信息时经常使用多种信息源。 Ｌｅｃｋｉｅ［４０］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案例，考察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如何影响她们对农业专业化信息的获取和利用。研
究发现，女性农民在生产中存在强烈的信息需求，但她们却经常被常规信息传播渠道（那些对男性来说习以为常的渠道）所排斥。作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社会分工的潜规则决定，女性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均不属于农业生产领域。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状况表明，信息获取和利用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在我国，有关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和获取渠道的研究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由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利用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进行的调研， 科研机构通过科研立项进行的调研，地方政府围绕政策研究而开展的调研。２０００年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农研中心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开展的调研显示，农民最关心的信息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实用型信息［２６］。２００４年６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分布在国内３０个省（区、市）的１ ６００个样本农户，再次进行了“农户市场、技术信息状况”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 主要靠经验和农技人员介绍； 采用新技术时主要靠邻里示范、 县乡农业技术人员传授和读书看报； 出售农副产品时主要靠集市和邻里渠道 ［４１］。
与上述发现相互补充的是一批从科研课题中产生的成果。其中，陈水阶 ［４２］、向平等［２４］的研究表明，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刊杂志，然后才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乡村农技员或其他途径。李南田和同事［４３－４４］的研究显示，从事杂交水稻种植的农民在几乎所有的决策环节都比较信任农技员和村干部。 他们的另一项调研显示， 农户在获取农业技术信息时，最依赖农技员，其次是亲友邻居，然后是示范农户［４５］。彭光芒［４６］和谭英等［４７］的研究显示，村能人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最主要的渠道。在彭光芒的研究中，超过９成的农民在遇到技术问题时，会就近在本村、本乡镇范围内向他认为“懂行”的亲戚、朋友、专家讨教。在谭英等的研究中，村能人是农民最满意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彭光芒［４８］、王秦［４９］、赵继海等［５０］、赵树凯［５１］的研究则显示，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农业技术员，其次是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彭光芒［５２］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从传播媒介来看，以口语媒介为主，文字媒介和电子媒介作用较小；从传播类型来看，以人际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较弱。
由于研究对象和地区各不相同，要进行国内外研究结果的比较并解释结论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相关结果的对比看，国内外研究得出的最显著的共同发现就是认定口语媒介比文字媒介重要、 人际传播比组织传播重要。至于不同类别的人际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却不尽相同。 结论之间的差别可能意味着， 农民对人际关系的利用倾向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农民会选择不同的人际关系来传递农业信息；但它们也可能说明，农民在其生产过程中并不存在内在的人际关系选择倾向，而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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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方便性和可用性进行选择。对于农村信息服务组织来说，这些发现的意义不在于表明信息服务组织对传播专业化信息没有意义（由于相关研究并没有同时考虑所有因素， 因而即使在农户弃绝信息服务组织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判定组织传播是否确实无用），而是在于它显示了农民选择信息渠道的价值取向：方便快捷、易于使用、可以信赖。信息服务组织在设计服务的时候必须考虑这种取向。 在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在研究问题、调研对象、调研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接近，然而，在研究设计的规范性方面，国内研究与发达国家的研究还存在较显著的差距。 这首先表现在样本选择上。 我国除通过农村固定观察点进行的研究外，其他研究大都采用方便性抽样，导致样本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无法保证结论的外部效度。必须承认，由于我国农民的组织性（特别是协会组织）较弱，研究者经常无法获得可以作为随机抽样基础的总体清单，有些时候，方便性抽样可能是研究者唯一的选择。其次，我国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对现象进行描述或解释，很少有研究通过推论性统计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因此，我国研究对理论的验证、修正和发展似乎比较滞后。
英国也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进行了强化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的实验。近年来，加拿大政府也已尝试利用公共图书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的传播［５８］。
上述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受关注［６０－６５］。Ａｄｉｍｏｒａｈ［６０］提出了通过图书馆提供一体化农村信息服务的非洲模式，Ｉｓｌａｍ和Ｕｄｄｉｎ［６１］考察了孟加拉模式，Ｏｎｗｕｂｉｋｏ［６４］和Ｓａｄａｓｉｖａ［６５］分别讨论了在尼日利亚和印度建设以图书馆为核心的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的设想。
相关研究提出的第二种模式是综合性农村信息中心模式。 Ｋａｎｉｋｉ［７］在考察南非农村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提出， 最佳的服务模式是建立一个信息资源中心，这样的中心应具备足够的符合居民需要的信息，应坐落于社区中最便于访问的位置。２０００年，印度国家农村发展研究所（ＮＩＲＤ）开展了旨在建立农村公共信息中心（ＰＩＣｓ）的系列研究项目。 建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提供农村发展项目信息、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社区设施信息和社会发展信息以及医疗卫生、教育、金融法律等方面信息。公共信息中心的具体目标：（１）为指定社区设立简介和资源目录，包括：人口、文盲率、土地、水文、灌溉系统、种植模式、居民从事的职业与行业、民俗艺术等，收集与农业技术、农作物种植系统相关的技术信息、本地产品的市场营销信息 ；（２）收集与医疗卫生、教育、就业、财政、法律等相关的实用信息；（３）为指定社区正在实施的发展项目建立目录［１９］。
相关研究提出的第三种服务模式是以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农村信息中心模式。澳大利亚政府自１９９２年开始农村通信中心（Ｔｅｌｅｃｅｎｔｒｅｓ）建设，目标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手段以辅助农场和企业的管理，促进农村居民的就业和终身学习［６６］。１９９６年，南非提出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以ＩＣＴ为核心手段的信息中心，为农村地区提供ＩＣＴ技术和相关信息服务［６７］。近年来，印度政府也开展了通过公共信息亭（ＰＩＫｓ）提供农村信息服务的实验［６８］。
第四种服务模式是公民信息救助组织（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ｄｖｉｃｅＢｕｒｅａｕ）。 这类服务模式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和美国率先出现的，主要向居民提供有关法律、税收、社会福利政策、移民等问题的免费信息帮助。Ｂｅｅｒ等［６９］考察了英国Ｓｈｅｔ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地区农村居民利用这项服务的情况，研究发现，公民信息救助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
第五种服务模式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向农村居民提供特定领域的信息。Ｂａｒｋｅｒ 和Ｐｏｌｓｏｎ［７０］考察了苏格兰地方政府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状况。苏格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由苏格兰高地卫生局资助，总部设在Ｉｎｖｅｒｎｅｓｓ，面向所有苏格兰农村居民提供服务。该研究发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被不同的用户群所利用，用户满意度也很高。 此外，相关文献还提出了另外一种信息服务模式，即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泰国在联合国教
２．３ 关于“非农型”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研究
“非农型”农村居民是指在农村居住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中，有不少研究是针对这一人群的。 Ｍａｒｃｅｌｌａ［５３］考察了英国苏格兰农村中小企业的信息需求；Ｍａｔｓｕｄａ等［５４］、Ｓｉｄｗｅｌｌ［５５］专门考察了美国农村卫生保健人员的信息需求；Ｏｏｓｔｈｕｉｚｅｎ［５６］考察了南非农村教师的信息需求。此外，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等［１５］还考察了美国农村的拉丁美洲移民的信息获取习惯，Ｍａｚｉｅ和Ｂｌｕｅｓｔｏｎｅ［１２］讨论了转移就业农民的信息需求。
３ 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研究３．１ 综合性信息服务
关于如何有效满足农村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如对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的需求），相关研究讨论了若干模式。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农村图书馆为基础的综合性信息服务机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其实已经具有悠久传统，它的特点是通过提供参考资料（即纸本或电子文献）、参考咨询服务（即直接的问题解答）、导引服务（即把农民引导到能更好地回答其问题的其他机构）等，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一站式”服务。在本文所综述的相关文献中，Ｂａｒｒｏｎ 和Ｃｕｒｒａｎ
［５７］
、Ｈａｒｒｉｓ等
［５８］
、Ｖａｖｒｅｋ
［５９］
、
Ｖａｖｒｅｋ ［１３－１４］分别考察了这一模式在不同发达国家的实施状况及改进措施。这些文献显示，美国政府为了强化图书馆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的作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资助了“为发展图书馆项目而进行的农村信息需求评估”等课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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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资助项目的基础上发展了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Ｂｏｏｎｙａｋａｎｃｈａｎａ［７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泰国农村的信息服务形式。
４ 结 论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比较一致的结果有：（１）农村人口具有非常广泛的信息需求，其中最普遍的信息需求包括农业科技和相关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信息（有关社区设施、服务和大事的信息）等；（２）无论是获取农业专业化信息还是其他各类信息，农村人口都比较依赖人际传播渠道。至于这样的媒介选择反映了什么——是农村人口内在的信息获取习惯还是有组织的信息服务的欠缺——现有研究很少提供确切的解释；（３）农村需要建立综合性和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应该以多功能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为主体；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应该以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有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综合性信息需求研究（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我国学者可以贡献给世界研究社区的，主要是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及媒介选择方面的研究发现，例如彭光芒及谭英等有关农村意见领袖作用的结论，彭光芒等有关口语媒介和人际交流媒介优先地位的结论。其次，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以描述性统计和定性数据为依据，运用数理统计验证假设的研究很少。这意味着，截止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以支持决策为主，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的研究较少。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然而，在世界有关信息需求和服务的相关文献中，这个庞大的用户群几乎是沉默的。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比较显示，这种沉默不仅仅是由于语言障碍，也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视野还比较片面，理论创新比较薄弱。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更加突显，满足这些需求的公共信息服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必要抓住新的机遇，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是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以更好地支持政府决策。二是提升研究设计的规范性和复杂性，使我国丰厚的理论创新土壤结出令世界瞩目的果实。
注：本文参考文献共７８篇，因篇幅所限从略。有需要者，请与本刊联系，或通过本刊与作者联系。［作者简介］
于良芝 女，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张 瑶 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２９］
３．２ 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
从本研究所调研的相关文献来看，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１９８８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简称 ＲＩＣ）， 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７２－７４］。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尽管Ｓｔｕｒｇｅｓ ＆ Ｃｈｉｍｓｅｕ［７５］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在我国，学者们对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探索主要沿循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在考察特定地区、特定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对这种模式的改进或推广意见。 钟永玲等 ［７６］在考察安徽等地的服务站模式、农民之家模式、协会模式的基础上，提议进一步整合资源（例如将协会的办公地点设在服务站），以加强它们的服务能力。谭英等 ［７７］在考察陕西宝鸡“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的基础上，陈水阶等
［４２］
在考察河北廊坊“大厂模式”的基础上，分别建议推广
这两种模式。前者是一种由３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政府、专家、企业／协会）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后者是一种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的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
探索未来信息服务模式的第二种思路是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例如彭光芒 ［４６］根据农村意见领袖在科技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赵继海等 ［５０］根据浙江等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谭英等 ［２６，４７］在区分４类用户（绝对贫困型、低收入型、中等型、相对富裕型）及其信息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要针对不同农户特征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邵芳 ［２３］在考察沪郊农民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该特别注重三大版块的建设：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与培训基地、以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为依托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此外，李建军和倪莉［７８］还提出，我国目前的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应该从两个方面同时加强：一方面要搭建以互联网为主体、连接农业科研院所、大学与农民的互动式信息交流平台，向农民传播科技信息、通报市场需求、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素质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要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沟通、示范、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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