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上期本报刊登《重庆警界低调纠偏：告别黑打》一文所用配图。图中低头“忏悔”的民警看到报道后找到南方周末，讲述自己为时一年的“警示报告”经历。在2010年他以犯罪嫌疑人身份，连续54场向总计3万多人公开检讨自己的“罪行”，在所有“忏悔”人员中，他的报告是最长最固定的环节。
“警示教育”曾是王立军式治警的重要宣传措施。报告团走遍重庆警队，甚至四川、湖北、贵州、陕西四省十一地公安机关曾组织到现场观看。通过这位“失足”民警的亲身经历，“警示教育”在人员挑选、节目编排和策划思路上的实质都可一窥究竟。
资料图片：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2版。 （南方周末资料图）
第一次登台，我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像是一个被展览的人。我小时候在大田湾体育场上看过批斗会，那些老干部被押上去，就是一片呼喊声，我当时的处境跟那时很像，只是没有挂牌子。
前奏：“还想不想干警察”？
“我找的就是你们，为了我女儿我也要找你们。”2012年12月14日，在一位同样被“黑打”的前警察家里，见到南方周末记者，五十岁的老警察郑宏华（化名）泣不成声。
一天前，他的许多同事看到《南方周末》刊登的照片，纷纷致电：“你是不是平反了？”
从2009年11月开始到2010年10月，郑宏华是重庆市公安局“公正廉洁执法警示教育报告团”的一员，频频以“失足警察”形象出现，四处做报告、当众忏悔、流泪、剖析自己，请求组织原谅……上述情景上演了54遍之后，他说，自己已无法辨别，流下的眼泪是真还是假。
郑宏华说，快要上大学的女儿隐隐地觉得“爸爸是个坏人”，他有口难言，只是感叹当时“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2009年8月4日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被市公安局纪委的人带走，说是“按照市局指示对你采取措施”。
我是1961年的人，1982年入警，之后一直是搞刑侦。2009年6月22日，市局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04个涉黑团伙。那时气氛还没那么紧张，我们彼此常开玩笑说：“哟，好像有你哦”。月底的一天，有人打电话问我涉黑分子中是否有岳村，我也随口回答“可能是哦”。其实我与岳村无任何联系，也根本不知道岳村是不是涉黑成员，但此后，我就被认定给黑社会通风报信。
我被带往打黑基地——大安收费站，专案组觉得我态度不好，让我长时间蹲在地上，不能睡觉，不能放风。第一次，连续关押连续讯问我4天3夜，中间没有眨一下眼睛，一直坐在铁椅子上。之后，将我送到永川看守所，中间又送往专门的外讯基地。外讯有四五次以上，经常是武警持枪押着半夜送审，出看守所就戴黑头套，打我的时候不多，主要是反铐着，轮流讯问，长时间不让休息。
他们要的口供和笔录做成了。9月5日我从看守所取保候审回家。关押了一个月，我瘦了15斤。当时我女儿正面临考大学，她一直在问我去哪儿了，而且隐约地听到了风声。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之后我们就一直不讲这件事儿。
在家闲着两个月，只拿工资的72%，相当于退休工资，一千多一点，很迷茫。11月中旬，市局纪委打电话让我去谈话，两个工作人员问我，还想不想干警察。这话说到我心里了，我肯定想干啊，我骨子里面就是一个警察，说什么我都还是愿意。
他们告诉我，按照市局主要领导的意思，要给市局党委做检查，这是给你的机会。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培训：这根稻草必须抓住
2009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其初衷是要采取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让民警们“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我们警队带来的危害”。市局专门从政治部和纪委抽出十多个人，负责报告团的工作。
据当时的重庆媒体报道，事情的起因是：2009年10月2日，重庆市梁平县民警袁青渝（化名）醉酒后殴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刑拘。袁的妻子骆红（化名）救夫心切，给时任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写了一封长信”。
骆红在信中“并没有说一句为丈夫找借口求情的话”，通篇表达的是由于丈夫对自己要求不严犯下错误，自己作为家属感到内疚和自责，“感到对不起党和组织”。
2009年11月13日，王立军看了这封信后，“非常震动”，批示称：民警从事高危职业，他们在工作中滑落，组织应采取措施，对党和人民负责。可以用这个事例，进行队伍教育。
2010年2月5日，我接到通知，到市局附近的松龙宾馆报到。当时我就认为是去跟领导忏悔，排练也是因为向主要领导做检查，要效果，几句话肯定不行，准备一下也是应该的。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袁青渝夫妇已经在了，还有其他几个家属。搞了一段时间，说人还不够，就把巫山县公安局的政委龚文斌（化名）选中了，他职级高，是政委。实际上，龚是自己主动向检察院说清楚一个事情，结果被人抛给王立军了。
我才知道这是要搞一个报告团。别人问，我为啥子要答应。他们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跟你同样情况的，都被判刑了，劳教了，你是看到的，你得好好表现，争取求得主要领导的宽恕。”我不想回到看守所受那个罪了。这是回到警队的一根稻草，我必须抓住。
市局纪委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来负责我们的训练，除了星期天我们不准休息。培训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语言要求普通话，一个是内心里面强迫自己适应和折服。
那真是魔鬼训练，开始我们就需要把稿子背下来，那时候我们晚上都在背诵，到现在我都还背得下来检讨的全文。我们每天训练一次，有时两次三次。训练地点就在房间里，把麻将桌当成是讲桌，用报纸盖上麻将，朝桌子前一站就开始讲。
培训的人还会教我们如何哭，说：“想你心里面最难受的事儿，你才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这招有用，我最难受的就是被关押，想到这个，就会流泪。这也有真实的一面。你每一次站上去的时候，都要调整你的状态，要进入你最难过的那种情绪。
当时，负责人就说，训练就要按照大会的模式来，不能出错，而且必须流泪。我开始表现不太好，他们就呵斥我说，这个不是我们求你，想来做检查的人多了，你自己看着办，不好好干，我们就踢掉你。
他们说，要开全国之先河，要做一个创举——52场。在松龙宾馆，他们大概十天会搞一次比较大的彩排，就在宾馆会议室。这个是全视频监控的，要送到上面检查进度。
检讨内容一直在修改。第一稿是在11月下旬，至少改了20稿以上。讲之前，拿给他们看。我已经将我所犯的纪律错误都上纲上线地写出来了，都通过了，后来王立军亲笔加上了和涉黑分子吃吃喝喝的内容，这是以前没有的——“给几个小钱，喝一点小酒，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这个是很核心的。最后定稿是2530字。
为了增加表演的效果，他们还专门请来电视台的编导，给我们拍外景“大片”，配合表演。我在高新区一个派出所内取景，和一帮“犯罪分子”吃喝，我大笑着跟他们喝酒。另外三个场景是——在家中教育女儿，那是在我家中沙发上拍的；他们还拍了我年迈的父母；最后一张是我被抓了、坐在铁椅子上，度日如年的样子。
后来这组片子只是在5月8日那天试讲中用了一下，有人觉得这个照片会影响听众听讲，就不再用了。
演出：三个“泪点”
报告团演出模式相对固定，全部演完约1小时40分钟。活动开始前，先播放一则5分钟的警示教育短片，作为暖场。
郑宏华总是第一个上场，题目是《我的失足历程，我的深深忏悔》，时长约20分钟。第二个上场的一般是原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政委龚文斌，讲述《优秀到堕落的蜕变，只在一念之间》。
酒后打人的原梁平县交警袁青渝第三个出场，悔过主题是《我的36年、5分钟和48天》。袁的妻子骆红紧随袁之后出场，以一个妻子的口吻，劝台下的警察“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
此后，一位“警察母亲”出场，这个角色由两个人轮流扮演，一位是重庆第40中的退休教师，另一位是江北区教委的退休干部。
最后总结陈词的是重庆老百姓的代表，表达普通市民对于重庆警察队伍的期待。角色的扮演者是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授。
极个别重要的场合，还有个压轴的角色，即优秀民警的家属。重庆市渝中区一位民警的女儿出场。小女孩尚在读小学，着粉色外衣，用甜美的声音朗诵《爸爸，儿童节快乐》，赞颂自己心中的警察父亲。
5月8日，我们正式在市局大礼堂试讲，一千多人听讲。王立军和公安局领导都在，他很满意，验收通过。第二天就去渝中分局表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听众是全区民警，下午又拉去了沙坪坝。
第一次登台，我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像是一个被展览的人。我小时候在大田湾体育场上看过批斗会，那些老干部被押上去，就是一片呼喊声，我当时的处境跟那时很像，只是没有挂牌子。
每场开始时，会场外面都会摆满了王立军的警句展板，如“懂规矩，听招呼”、“宁愿现在听哭声，不要将来听骂声”、“对民警负责就是对他三代人负责”等等。
开场是五分钟的警示教育短片，这个过程中会配合有沉重悲伤的背景音乐。然后请失足民警某某，直接报名字，介绍失足经历。
我是最长的一个报告，时间比较固定。全文有3个地方必须流泪，稿子中都会标记出来。我的三个“泪点”：一处是“我真的不敢想象”，第二处是“刻骨铭心”，第三处是“女儿，爸爸很光荣”。他们认为，在这三个地方，必须要有情感表达，要流泪。
每一场我们都必须流泪，为此准备了两套纸巾，一套放在讲台上，一套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防万一。如果不流泪，这一场的任务也就没有完成。我讲得口很干就有个习惯，爱抿嘴舔嘴唇，他们觉得这影响观瞻，多次提出让我改正。
对骆红的要求更高，她每场都必须泣不成声。到后面为了制造新的轰动，那个小女孩开始参演，她来的场合一般都非常重要。曾经，公安部的某领导来，市局安排进行一场宣讲。上面说这非常重要，我们精心做了准备，结果那位领导说“算了”，就没讲成。对此，宣讲团的领导很失望。
他们还组织了30个人来带领鼓掌，都是新来的民警，他们也有彩排，在要求鼓掌的地方，每次鼓掌八下，不过只是在重要的场合才有。
整个表演做了很多预案，比如我深深鞠躬托着警服的照片，这个开始时就已安排的，6月7日之后就不再有这个设置了。
我们的服装都是专门购买的，长短袖的衬衣还有西服，女家属也有，还有统一的棕色旅行包。我们有两台车，一台考斯特是专门接送我们这些报告团成员的，另一台货车是拉展板等道具的。到偏远的郊区还会有一台前导车，负责同当地接洽做准备。
2010年6月7日，在市公安局礼堂讲的那场，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媒体，领导们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当天中午，王立军在公安局请我们吃饭，他很开心，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王。桌上我端起酒杯不敢饮下，我们说公务人员中午是不能饮酒的。王告诉我，那也得看是谁让你喝酒。我就喝了，并向他表达了感谢。
郑宏华说，手托警服警帽向全场鞠躬的动作，也是早安排好的。现场不少听众泪流满面，但可能没人知道他抬不起头的痛楚。 （东方IC/图）
落幕：“愿君知我心”
报告团带着“警示教育全覆盖、人人受益无盲区”指示，走遍了全重庆所有郊区县的警队。资料显示，2010年7月底，报告团已走遍了全重庆警队，行程1.3万公里，宣讲51场，听众达3万余人。
他们的足迹甚至跨出重庆，于6月28日到了四川泸州。报告团前往重庆远郊的秀山、巫山、巫溪等地巡讲过程中，毗邻的湖北、贵州、陕西、湖北等4省11地公安机关，也曾组织大批公安民警，专程前来聆听。
2010年10月27日，报告团在重庆武警总队七支队礼堂给当年第二批新招录的民警做警示教育报告。这是报告团的谢幕演出，会后，报告团结束了使命。
重庆基本讲完了之后，他们一直希望把我们推出去，一是推向公安部，向全国民警讲；二是推向社会，向社会公众讲。
公安部这边，好像是没有推得动。推向社会方面，也有很大阻力，当时是要我们去重庆的人民大礼堂讲，但政法委的领导不太同意，说这个毕竟是公安内部的事情，人民大礼堂具有很大的象征性，就变成“文革式”的批斗会了。
推向社会不成功，就把重庆任职的公检法干部，一起搞了一场，在市委小礼堂，这是2010年的8月20号。这是第52场了。
后来，我们又追加了两场，一次是在巴蜀鲁能中学的礼堂，另一次是在武警七支队的礼堂，都是新民警的入警仪式。那时我们很恐惧，很害怕新民警一来，我们就要被拉出来讲一次。还好，这两次之后，就没有了，一共54场，所有区县都讲完了，3万多人。
整个过程中我内心一直很挣扎。我那时心里一直默念罗瑞卿的诗歌：“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这是他受迫害时候写的诗歌，我也相信这个不会长久，法治的曙光终究会到来。
8月份，我们报告团在巴渝寒舍吃了顿饭，又到市局开了一个茶话会，会议打了横幅，是报告团阶段性成果的总结会。会上纪委的领导出席了，王兴亚等人发表了讲话，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之后我们就没什么任务了，听说市局一直等着公安部那边的消息，希望推向全国，可能没推动。
我们团后来集体给王立军写了一封信，我本人写了一封感谢的信，就想提醒上面结束这个使命。信里，我狠狠地表扬和感激了主要领导，谢谢他们关心、爱护和挽救。后来王对我的信也批示了：××同志的忏悔是深刻的，希望刑警总队要全员讨论。
到了2011年的3月，通知我上班，然后给了我的处分决定，跟王立军之前承诺的并不一样：撤职，连降两级，几乎变为“新民警”。这是《人民警察条例》里面，除了开除之外最重的处罚。
我现在仍然在申诉，对我的处分决定是不恰当的，我没有给黑社会分子通风报信。实际上，我的事情如果按照相关规定处罚就好，能否定罪，都按照证据程序来。这个报告团就是当时主要领导随心所欲的一个结果，不按程序办事，让我们在处罚恐吓和羞辱人格之间选择，制造了一个陷阱，表面上是说拯救我们，内心深处都是伤害啊。
编者按：这是上期本报刊登《重庆警界低调纠偏：告别黑打》一文所用配图。图中低头“忏悔”的民警看到报道后找到南方周末，讲述自己为时一年的“警示报告”经历。在2010年他以犯罪嫌疑人身份，连续54场向总计3万多人公开检讨自己的“罪行”，在所有“忏悔”人员中，他的报告是最长最固定的环节。
“警示教育”曾是王立军式治警的重要宣传措施。报告团走遍重庆警队，甚至四川、湖北、贵州、陕西四省十一地公安机关曾组织到现场观看。通过这位“失足”民警的亲身经历，“警示教育”在人员挑选、节目编排和策划思路上的实质都可一窥究竟。
资料图片：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2版。 （南方周末资料图）
第一次登台，我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像是一个被展览的人。我小时候在大田湾体育场上看过批斗会，那些老干部被押上去，就是一片呼喊声，我当时的处境跟那时很像，只是没有挂牌子。
前奏：“还想不想干警察”？
“我找的就是你们，为了我女儿我也要找你们。”2012年12月14日，在一位同样被“黑打”的前警察家里，见到南方周末记者，五十岁的老警察郑宏华（化名）泣不成声。
一天前，他的许多同事看到《南方周末》刊登的照片，纷纷致电：“你是不是平反了？”
从2009年11月开始到2010年10月，郑宏华是重庆市公安局“公正廉洁执法警示教育报告团”的一员，频频以“失足警察”形象出现，四处做报告、当众忏悔、流泪、剖析自己，请求组织原谅……上述情景上演了54遍之后，他说，自己已无法辨别，流下的眼泪是真还是假。
郑宏华说，快要上大学的女儿隐隐地觉得“爸爸是个坏人”，他有口难言，只是感叹当时“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2009年8月4日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被市公安局纪委的人带走，说是“按照市局指示对你采取措施”。
我是1961年的人，1982年入警，之后一直是搞刑侦。2009年6月22日，市局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04个涉黑团伙。那时气氛还没那么紧张，我们彼此常开玩笑说：“哟，好像有你哦”。月底的一天，有人打电话问我涉黑分子中是否有岳村，我也随口回答“可能是哦”。其实我与岳村无任何联系，也根本不知道岳村是不是涉黑成员，但此后，我就被认定给黑社会通风报信。
我被带往打黑基地——大安收费站，专案组觉得我态度不好，让我长时间蹲在地上，不能睡觉，不能放风。第一次，连续关押连续讯问我4天3夜，中间没有眨一下眼睛，一直坐在铁椅子上。之后，将我送到永川看守所，中间又送往专门的外讯基地。外讯有四五次以上，经常是武警持枪押着半夜送审，出看守所就戴黑头套，打我的时候不多，主要是反铐着，轮流讯问，长时间不让休息。
他们要的口供和笔录做成了。9月5日我从看守所取保候审回家。关押了一个月，我瘦了15斤。当时我女儿正面临考大学，她一直在问我去哪儿了，而且隐约地听到了风声。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之后我们就一直不讲这件事儿。
在家闲着两个月，只拿工资的72%，相当于退休工资，一千多一点，很迷茫。11月中旬，市局纪委打电话让我去谈话，两个工作人员问我，还想不想干警察。这话说到我心里了，我肯定想干啊，我骨子里面就是一个警察，说什么我都还是愿意。
他们告诉我，按照市局主要领导的意思，要给市局党委做检查，这是给你的机会。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培训：这根稻草必须抓住
2009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其初衷是要采取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让民警们“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我们警队带来的危害”。市局专门从政治部和纪委抽出十多个人，负责报告团的工作。
据当时的重庆媒体报道，事情的起因是：2009年10月2日，重庆市梁平县民警袁青渝（化名）醉酒后殴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刑拘。袁的妻子骆红（化名）救夫心切，给时任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写了一封长信”。
骆红在信中“并没有说一句为丈夫找借口求情的话”，通篇表达的是由于丈夫对自己要求不严犯下错误，自己作为家属感到内疚和自责，“感到对不起党和组织”。
2009年11月13日，王立军看了这封信后，“非常震动”，批示称：民警从事高危职业，他们在工作中滑落，组织应采取措施，对党和人民负责。可以用这个事例，进行队伍教育。
2010年2月5日，我接到通知，到市局附近的松龙宾馆报到。当时我就认为是去跟领导忏悔，排练也是因为向主要领导做检查，要效果，几句话肯定不行，准备一下也是应该的。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袁青渝夫妇已经在了，还有其他几个家属。搞了一段时间，说人还不够，就把巫山县公安局的政委龚文斌（化名）选中了，他职级高，是政委。实际上，龚是自己主动向检察院说清楚一个事情，结果被人抛给王立军了。
我才知道这是要搞一个报告团。别人问，我为啥子要答应。他们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跟你同样情况的，都被判刑了，劳教了，你是看到的，你得好好表现，争取求得主要领导的宽恕。”我不想回到看守所受那个罪了。这是回到警队的一根稻草，我必须抓住。
市局纪委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来负责我们的训练，除了星期天我们不准休息。培训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语言要求普通话，一个是内心里面强迫自己适应和折服。
那真是魔鬼训练，开始我们就需要把稿子背下来，那时候我们晚上都在背诵，到现在我都还背得下来检讨的全文。我们每天训练一次，有时两次三次。训练地点就在房间里，把麻将桌当成是讲桌，用报纸盖上麻将，朝桌子前一站就开始讲。
培训的人还会教我们如何哭，说：“想你心里面最难受的事儿，你才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这招有用，我最难受的就是被关押，想到这个，就会流泪。这也有真实的一面。你每一次站上去的时候，都要调整你的状态，要进入你最难过的那种情绪。
当时，负责人就说，训练就要按照大会的模式来，不能出错，而且必须流泪。我开始表现不太好，他们就呵斥我说，这个不是我们求你，想来做检查的人多了，你自己看着办，不好好干，我们就踢掉你。
他们说，要开全国之先河，要做一个创举——52场。在松龙宾馆，他们大概十天会搞一次比较大的彩排，就在宾馆会议室。这个是全视频监控的，要送到上面检查进度。
检讨内容一直在修改。第一稿是在11月下旬，至少改了20稿以上。讲之前，拿给他们看。我已经将我所犯的纪律错误都上纲上线地写出来了，都通过了，后来王立军亲笔加上了和涉黑分子吃吃喝喝的内容，这是以前没有的——“给几个小钱，喝一点小酒，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这个是很核心的。最后定稿是2530字。
为了增加表演的效果，他们还专门请来电视台的编导，给我们拍外景“大片”，配合表演。我在高新区一个派出所内取景，和一帮“犯罪分子”吃喝，我大笑着跟他们喝酒。另外三个场景是——在家中教育女儿，那是在我家中沙发上拍的；他们还拍了我年迈的父母；最后一张是我被抓了、坐在铁椅子上，度日如年的样子。
后来这组片子只是在5月8日那天试讲中用了一下，有人觉得这个照片会影响听众听讲，就不再用了。
演出：三个“泪点”
报告团演出模式相对固定，全部演完约1小时40分钟。活动开始前，先播放一则5分钟的警示教育短片，作为暖场。
郑宏华总是第一个上场，题目是《我的失足历程，我的深深忏悔》，时长约20分钟。第二个上场的一般是原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政委龚文斌，讲述《优秀到堕落的蜕变，只在一念之间》。
酒后打人的原梁平县交警袁青渝第三个出场，悔过主题是《我的36年、5分钟和48天》。袁的妻子骆红紧随袁之后出场，以一个妻子的口吻，劝台下的警察“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
此后，一位“警察母亲”出场，这个角色由两个人轮流扮演，一位是重庆第40中的退休教师，另一位是江北区教委的退休干部。
最后总结陈词的是重庆老百姓的代表，表达普通市民对于重庆警察队伍的期待。角色的扮演者是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授。
极个别重要的场合，还有个压轴的角色，即优秀民警的家属。重庆市渝中区一位民警的女儿出场。小女孩尚在读小学，着粉色外衣，用甜美的声音朗诵《爸爸，儿童节快乐》，赞颂自己心中的警察父亲。
5月8日，我们正式在市局大礼堂试讲，一千多人听讲。王立军和公安局领导都在，他很满意，验收通过。第二天就去渝中分局表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听众是全区民警，下午又拉去了沙坪坝。
第一次登台，我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像是一个被展览的人。我小时候在大田湾体育场上看过批斗会，那些老干部被押上去，就是一片呼喊声，我当时的处境跟那时很像，只是没有挂牌子。
每场开始时，会场外面都会摆满了王立军的警句展板，如“懂规矩，听招呼”、“宁愿现在听哭声，不要将来听骂声”、“对民警负责就是对他三代人负责”等等。
开场是五分钟的警示教育短片，这个过程中会配合有沉重悲伤的背景音乐。然后请失足民警某某，直接报名字，介绍失足经历。
我是最长的一个报告，时间比较固定。全文有3个地方必须流泪，稿子中都会标记出来。我的三个“泪点”：一处是“我真的不敢想象”，第二处是“刻骨铭心”，第三处是“女儿，爸爸很光荣”。他们认为，在这三个地方，必须要有情感表达，要流泪。
每一场我们都必须流泪，为此准备了两套纸巾，一套放在讲台上，一套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防万一。如果不流泪，这一场的任务也就没有完成。我讲得口很干就有个习惯，爱抿嘴舔嘴唇，他们觉得这影响观瞻，多次提出让我改正。
对骆红的要求更高，她每场都必须泣不成声。到后面为了制造新的轰动，那个小女孩开始参演，她来的场合一般都非常重要。曾经，公安部的某领导来，市局安排进行一场宣讲。上面说这非常重要，我们精心做了准备，结果那位领导说“算了”，就没讲成。对此，宣讲团的领导很失望。
他们还组织了30个人来带领鼓掌，都是新来的民警，他们也有彩排，在要求鼓掌的地方，每次鼓掌八下，不过只是在重要的场合才有。
整个表演做了很多预案，比如我深深鞠躬托着警服的照片，这个开始时就已安排的，6月7日之后就不再有这个设置了。
我们的服装都是专门购买的，长短袖的衬衣还有西服，女家属也有，还有统一的棕色旅行包。我们有两台车，一台考斯特是专门接送我们这些报告团成员的，另一台货车是拉展板等道具的。到偏远的郊区还会有一台前导车，负责同当地接洽做准备。
2010年6月7日，在市公安局礼堂讲的那场，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媒体，领导们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当天中午，王立军在公安局请我们吃饭，他很开心，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王。桌上我端起酒杯不敢饮下，我们说公务人员中午是不能饮酒的。王告诉我，那也得看是谁让你喝酒。我就喝了，并向他表达了感谢。
郑宏华说，手托警服警帽向全场鞠躬的动作，也是早安排好的。现场不少听众泪流满面，但可能没人知道他抬不起头的痛楚。 （东方IC/图）
落幕：“愿君知我心”
报告团带着“警示教育全覆盖、人人受益无盲区”指示，走遍了全重庆所有郊区县的警队。资料显示，2010年7月底，报告团已走遍了全重庆警队，行程1.3万公里，宣讲51场，听众达3万余人。
他们的足迹甚至跨出重庆，于6月28日到了四川泸州。报告团前往重庆远郊的秀山、巫山、巫溪等地巡讲过程中，毗邻的湖北、贵州、陕西、湖北等4省11地公安机关，也曾组织大批公安民警，专程前来聆听。
2010年10月27日，报告团在重庆武警总队七支队礼堂给当年第二批新招录的民警做警示教育报告。这是报告团的谢幕演出，会后，报告团结束了使命。
重庆基本讲完了之后，他们一直希望把我们推出去，一是推向公安部，向全国民警讲；二是推向社会，向社会公众讲。
公安部这边，好像是没有推得动。推向社会方面，也有很大阻力，当时是要我们去重庆的人民大礼堂讲，但政法委的领导不太同意，说这个毕竟是公安内部的事情，人民大礼堂具有很大的象征性，就变成“文革式”的批斗会了。
推向社会不成功，就把重庆任职的公检法干部，一起搞了一场，在市委小礼堂，这是2010年的8月20号。这是第52场了。
后来，我们又追加了两场，一次是在巴蜀鲁能中学的礼堂，另一次是在武警七支队的礼堂，都是新民警的入警仪式。那时我们很恐惧，很害怕新民警一来，我们就要被拉出来讲一次。还好，这两次之后，就没有了，一共54场，所有区县都讲完了，3万多人。
整个过程中我内心一直很挣扎。我那时心里一直默念罗瑞卿的诗歌：“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这是他受迫害时候写的诗歌，我也相信这个不会长久，法治的曙光终究会到来。
8月份，我们报告团在巴渝寒舍吃了顿饭，又到市局开了一个茶话会，会议打了横幅，是报告团阶段性成果的总结会。会上纪委的领导出席了，王兴亚等人发表了讲话，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之后我们就没什么任务了，听说市局一直等着公安部那边的消息，希望推向全国，可能没推动。
我们团后来集体给王立军写了一封信，我本人写了一封感谢的信，就想提醒上面结束这个使命。信里，我狠狠地表扬和感激了主要领导，谢谢他们关心、爱护和挽救。后来王对我的信也批示了：××同志的忏悔是深刻的，希望刑警总队要全员讨论。
到了2011年的3月，通知我上班，然后给了我的处分决定，跟王立军之前承诺的并不一样：撤职，连降两级，几乎变为“新民警”。这是《人民警察条例》里面，除了开除之外最重的处罚。
我现在仍然在申诉，对我的处分决定是不恰当的，我没有给黑社会分子通风报信。实际上，我的事情如果按照相关规定处罚就好，能否定罪，都按照证据程序来。这个报告团就是当时主要领导随心所欲的一个结果，不按程序办事，让我们在处罚恐吓和羞辱人格之间选择，制造了一个陷阱，表面上是说拯救我们，内心深处都是伤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