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倭马亚时期的阿拉伯散文

作者:蔡伟良

阿拉伯世界 1998年04期

  倭马亚时期的阿拉伯散文以演说辞和宫廷书信为主,演说辞和宫廷书信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快发展。促成这一发展的主要有来自于政治、宗教方面的原因。与此同时,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他们中的文人思维能力的日趋成熟,也不失为一大原因。

  演说辞

  倭马亚时期的演说辞一般可分三类,即政治演说辞、拜谒演说辞和布道演说辞。

  倭马亚时期派别林立,各派在政治上各抒己见,为能使各自的观点被人了解、接受,达到扩大自己队伍的目的,均对舆论宣传倾注极大热情。各派别不仅有自己的诗人,更有自己的演说家,他们在各种场合或以诗歌,或以演说辞形式进行宣传和鼓动,与其他派别展开政治辩论。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政治派别主要有哈瓦利及派、什叶派、祖白里派和倭马亚派。根据各派别的政治观点,演说家的演说辞内容也各有侧重,如以卡塔利·本·福迦艾、艾布·哈姆宰·哈里为代表的哈瓦利及派演说家,他们的演说辞以抨击倭马亚人暴虐专横,描述哈瓦利及派人对真主如何虔敬、恪守宗教教义教规为主要内容,尤其是对他们虔敬的描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艾布·哈姆宰在麦加时所作的演说,其中一段就是专门描写哈瓦利及派青年的:

  “他们虽是青年却已成熟。他们紧闭双眼不视邪恶,他们,他们站稳脚跟不蹈虐妄。他们因叩拜而消瘦,他们整夜修炼,乃至深夜仍绻曲着身躯诵读《古兰经》。每当有人念到有关天堂的章节,他们便流泪哭泣,企盼着早日进入天堂;如念到有关地狱的章节,他们便气喘吁吁,像是地狱的喧嚣在他们耳边振荡。从白昼到黑夜,从黑夜到白昼,他们不知疲倦……箭已上弦,矛已高高举起,剑已出鞘,千军万马伴随着死亡的喧嚣已经逼近。因为有真主的承诺,面对敌人的恫吓他们无所畏惧……”

  哈瓦利及派无论在政治观点,还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激进,为维护宗教,他们视死如归。受此影响,演说辞的风格也趋向激烈、亢奋,是他们真实情感的写照。艾布·哈姆宰演说辞中对虔诚青年的描述,实际上是欲通过形象刻划,阐述其忠于信仰、恪守宗教,为真主而战,为真主献身的主张。

  倭马亚时期最著名的政治演说家是倭马亚派的齐亚德·本·艾比哈扎兹·本·优素福。

  齐亚德一篇称为“无头词”的演说辞是他的代表作。所谓“无头词”是指他一反当时演说辞必须以赞主颂圣开篇的常规,直接切入主题,因无赞主颂圣之词,故被称为“无头词”。“无头词”演说辞是在齐亚德被哈里发穆阿维叶委任巴士拉总督时,面对巴士拉人而作。该演说辞以数落巴士拉人的堕落和社会腐败现象开始,如“你们糊涂之极,你们已入迷途不可自拔……你们好像从未念诵过《古兰经》,从未听说真主已为敬畏者准备好了珍贵的回报,也为那些执意反对他的人准备了严厉的惩罚……你们难道正是那种只知享受红尘欢快、贪图淫乐的小人……”他进尔阐述了作为总督的施政纲领,表达了决心惩治“腐败”的坚定态度。全篇演说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主题鲜明,用词质扑,无晦涩矫揉之感,的确可称为那一时期不可多得的政治演说辞精品。

  倭马亚时期的政治演说辞与伊斯兰初期的演说辞相比,已完全摆脱了贾希利亚时期那种骈文色彩的演说辞影响,不再追求韵脚的华美,而更加注重语句形式的变化,如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起誓句的穿插运用,通过形象变化求“言外之意”,充分发挥政治演说辞的社会政治功能。

  所谓拜谒演说辞,主要指演说家们在拜谒哈里发或地方长官、总督、军队将领和其他宫廷权贵时所作的演说辞。拜谒目的不同,演说辞内容也不同。如有为代表民众起奏当权者而作的申诉演说,为向当权者表示祝贺的恭贺演说,为对某一权贵身遭不测向当权者表示安慰的慰问演说等等。无论目的如何,这一类演说辞一般都少不了对当权者的美言和颂扬。拜谒演说辞的共同特点是篇幅较短小,追求词藻的华丽和句子之间的押韵,文字虽不像贾希利亚时期的骈文演说辞那般艰涩,却给人以雕琢过甚之感。

  拜谒演说辞的作者大多为御用文人,作品的御用色彩较浓,除了文字形式的浅表美以外,缺乏显明的个性,寓意不深,在艺术上也显得苍白无力。

  这一时期著名的拜谒演说辞作者主要有倭马亚派的艾哈奈夫·本·盖斯、苏哈伯努·瓦伊勒、拉奥哈·本·齐伯厄、沙哈尔·阿布迪等。

  布道演说辞在倭马亚时期非常流行,其原因是布道演说已经成为每周聚礼、宰牲节、开斋节等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些地区,平时礼拜也有布道演说。从布道演说辞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宗教味甚浓,总是围绕着教诲人们恪守宗教、鼓励他们为来世的幸福而行善积德这一主轴,其中不乏《古兰经》经文和《圣训》的引用,以及对复活、清算、天堂、火狱等伊斯兰教义的阐释。更重要的是,在演说辞中,还有许多讲述故事的成分。这些故事中有《古兰经》中的历史故事、先知故事,也有由演说家自行创作的有一定情节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的情节均是为阐述某一教义而刻意设计的,如描绘某人尽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依然笃信真主,以此告诫人们不要因为身处逆境而对宗教产生怀疑,如著名布道演说家哈桑·巴士利在他的一篇演说辞中说:

  “你要以你的现世去换取后世,这样你便赢得了两世,你绝不能只想到现世而失去了后世,这样你便失去了两世。你如看见有人在行善,你也要竞相为之。你如看见有人在作恶,你千万别去效仿。现世是短暂的,后世是长久的,你们要善于获取现世的善,你们要学会抛弃现世的恶。”

  与拜谒、政治演说辞不同,布道演说辞不是一种即兴演说,它比较讲究文字和修辞的华美,而且经常以骈文形式出现,刻意雕凿的痕迹比较明显,如同义词的反复出现等,使文章有繁冗堆砌的弊病。

  布道演说辞的作者除了宗教领袖如倭马亚朝第8 任哈里发欧默尔·本·阿卜杜·阿齐兹和宗教界人士以外,著名的还有萨利赫·本·穆萨利哈、艾斯瓦德·本·赛利阿、宰伊德·本·苏哈努、哈桑·巴士利等。

  宫廷书信

  倭马亚时期,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为对边远地区实施管理,以哈里发为代表的帝国最高权力机构与其派出机构之间的书信往来明显增加,为适应这一需要,在哈里发宫廷内专门设立了负责起草各类信件的机关。其首要任务就是为哈里发起草各类信件。宫廷的各种行政管理条例和其他书面文件,也由该机关负责起草。

  促使书信散文发展的原因,除了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外,是书信机关的设立。该机关的出现,意味着书信散文专业队伍的建立。随着哈里发宫廷在实施行政管理上的日益规模化,这支队伍不仅人员得到扩充,而且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在齐亚德·本·艾比哈扎兹·本·优素福、卡塔利·本·福迦艾、穆赫塔尔·赛葛菲等文人的倡导下,书信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得以强化,成为该时期继演说辞之后,又一广为流行的风格独特的散文体形式。

  书信散文与贾希利亚时期和伊斯兰初期的演说辞、遗嘱、训言等散文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特点就是简明,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更是如此,行文简捷,主题突出,除遣词造句力求刚劲外,绝不过分修饰,故篇幅大多短小。

  倭马亚王朝第10任哈里发希沙木执政时期(724~743年),在大量被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文献的影响下,书信散文得到长足发展。此时的书信散文已不仅仅是为实施行政管理而写,而开始涉足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撰写历史,或就某一社会问题阐述观点等。毫无疑问,这类作品远不同于真正意义的书信,已发展成论述文性质的研究文章。

  在书信散文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论述性散文,亦可看成是阿拉伯穆斯林著书立说的起点。论述性散文与书信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篇幅冗长,有的多达百页,且注重修饰,对照、对偶、排比、双关等雕琢之痕比比皆是,书信散文原有的那种笔力刚劲的风格荡然无存。

  这种以华丽著称的写作流派的代表作家是倭马亚朝麦尔旺二世的御前书记官阿卜杜·哈密德。他被誉为是倭马亚宫廷书信官中的泰斗,是阿拉伯写作的鼻祖。据史料记载,他一生写有主题各异的各类书信文章多达1000多篇,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有政治、宗教,也有论述伦理道德的教诲文章和充满细腻情感的家信。阿卜杜·哈密德擅长描绘,对诸如借喻、对偶、对照等修辞手法运用自如。除此以外,阿卜杜·哈密德还比较注重词、句、段之间的乐感和谐,使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散文的深邃美,而且还具有演说辞的乐感美,比如他在身处困境时给亲人一封家信中写道:

  “启者,真主使尘世充满不幸与欢乐,又把人分成形形色色,承沐生活之甘美,鸿运高照者,他们安居乐业,心满意足;蒙受生活之煎熬、重负于身者,他们忿郁填胸,怨怒不绝。苍天曾使我们富贵荣华,享尽欢快喜悦。它也曾使我们遭受劫难,美好的一切随之不再复返,美满温馨的生活顿时变得苦涩艰难。它使我们背井离乡,亲朋分散,家虽近而不能归,厄运渐至……”

  “写作始于阿卜杜·哈密德”,这是文史学家一致公认的,阿卜杜·哈密德在阿拉伯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他重描绘,喜好修辞,行文讲究韵律的写作风格,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倭马亚时期阿拉伯散文文学的发展较之以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阿拉伯散文在阿拔斯时期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蔡伟良

阿拉伯世界 1998年04期

  倭马亚时期的阿拉伯散文以演说辞和宫廷书信为主,演说辞和宫廷书信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快发展。促成这一发展的主要有来自于政治、宗教方面的原因。与此同时,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他们中的文人思维能力的日趋成熟,也不失为一大原因。

  演说辞

  倭马亚时期的演说辞一般可分三类,即政治演说辞、拜谒演说辞和布道演说辞。

  倭马亚时期派别林立,各派在政治上各抒己见,为能使各自的观点被人了解、接受,达到扩大自己队伍的目的,均对舆论宣传倾注极大热情。各派别不仅有自己的诗人,更有自己的演说家,他们在各种场合或以诗歌,或以演说辞形式进行宣传和鼓动,与其他派别展开政治辩论。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政治派别主要有哈瓦利及派、什叶派、祖白里派和倭马亚派。根据各派别的政治观点,演说家的演说辞内容也各有侧重,如以卡塔利·本·福迦艾、艾布·哈姆宰·哈里为代表的哈瓦利及派演说家,他们的演说辞以抨击倭马亚人暴虐专横,描述哈瓦利及派人对真主如何虔敬、恪守宗教教义教规为主要内容,尤其是对他们虔敬的描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艾布·哈姆宰在麦加时所作的演说,其中一段就是专门描写哈瓦利及派青年的:

  “他们虽是青年却已成熟。他们紧闭双眼不视邪恶,他们,他们站稳脚跟不蹈虐妄。他们因叩拜而消瘦,他们整夜修炼,乃至深夜仍绻曲着身躯诵读《古兰经》。每当有人念到有关天堂的章节,他们便流泪哭泣,企盼着早日进入天堂;如念到有关地狱的章节,他们便气喘吁吁,像是地狱的喧嚣在他们耳边振荡。从白昼到黑夜,从黑夜到白昼,他们不知疲倦……箭已上弦,矛已高高举起,剑已出鞘,千军万马伴随着死亡的喧嚣已经逼近。因为有真主的承诺,面对敌人的恫吓他们无所畏惧……”

  哈瓦利及派无论在政治观点,还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激进,为维护宗教,他们视死如归。受此影响,演说辞的风格也趋向激烈、亢奋,是他们真实情感的写照。艾布·哈姆宰演说辞中对虔诚青年的描述,实际上是欲通过形象刻划,阐述其忠于信仰、恪守宗教,为真主而战,为真主献身的主张。

  倭马亚时期最著名的政治演说家是倭马亚派的齐亚德·本·艾比哈扎兹·本·优素福。

  齐亚德一篇称为“无头词”的演说辞是他的代表作。所谓“无头词”是指他一反当时演说辞必须以赞主颂圣开篇的常规,直接切入主题,因无赞主颂圣之词,故被称为“无头词”。“无头词”演说辞是在齐亚德被哈里发穆阿维叶委任巴士拉总督时,面对巴士拉人而作。该演说辞以数落巴士拉人的堕落和社会腐败现象开始,如“你们糊涂之极,你们已入迷途不可自拔……你们好像从未念诵过《古兰经》,从未听说真主已为敬畏者准备好了珍贵的回报,也为那些执意反对他的人准备了严厉的惩罚……你们难道正是那种只知享受红尘欢快、贪图淫乐的小人……”他进尔阐述了作为总督的施政纲领,表达了决心惩治“腐败”的坚定态度。全篇演说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主题鲜明,用词质扑,无晦涩矫揉之感,的确可称为那一时期不可多得的政治演说辞精品。

  倭马亚时期的政治演说辞与伊斯兰初期的演说辞相比,已完全摆脱了贾希利亚时期那种骈文色彩的演说辞影响,不再追求韵脚的华美,而更加注重语句形式的变化,如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起誓句的穿插运用,通过形象变化求“言外之意”,充分发挥政治演说辞的社会政治功能。

  所谓拜谒演说辞,主要指演说家们在拜谒哈里发或地方长官、总督、军队将领和其他宫廷权贵时所作的演说辞。拜谒目的不同,演说辞内容也不同。如有为代表民众起奏当权者而作的申诉演说,为向当权者表示祝贺的恭贺演说,为对某一权贵身遭不测向当权者表示安慰的慰问演说等等。无论目的如何,这一类演说辞一般都少不了对当权者的美言和颂扬。拜谒演说辞的共同特点是篇幅较短小,追求词藻的华丽和句子之间的押韵,文字虽不像贾希利亚时期的骈文演说辞那般艰涩,却给人以雕琢过甚之感。

  拜谒演说辞的作者大多为御用文人,作品的御用色彩较浓,除了文字形式的浅表美以外,缺乏显明的个性,寓意不深,在艺术上也显得苍白无力。

  这一时期著名的拜谒演说辞作者主要有倭马亚派的艾哈奈夫·本·盖斯、苏哈伯努·瓦伊勒、拉奥哈·本·齐伯厄、沙哈尔·阿布迪等。

  布道演说辞在倭马亚时期非常流行,其原因是布道演说已经成为每周聚礼、宰牲节、开斋节等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些地区,平时礼拜也有布道演说。从布道演说辞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宗教味甚浓,总是围绕着教诲人们恪守宗教、鼓励他们为来世的幸福而行善积德这一主轴,其中不乏《古兰经》经文和《圣训》的引用,以及对复活、清算、天堂、火狱等伊斯兰教义的阐释。更重要的是,在演说辞中,还有许多讲述故事的成分。这些故事中有《古兰经》中的历史故事、先知故事,也有由演说家自行创作的有一定情节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的情节均是为阐述某一教义而刻意设计的,如描绘某人尽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依然笃信真主,以此告诫人们不要因为身处逆境而对宗教产生怀疑,如著名布道演说家哈桑·巴士利在他的一篇演说辞中说:

  “你要以你的现世去换取后世,这样你便赢得了两世,你绝不能只想到现世而失去了后世,这样你便失去了两世。你如看见有人在行善,你也要竞相为之。你如看见有人在作恶,你千万别去效仿。现世是短暂的,后世是长久的,你们要善于获取现世的善,你们要学会抛弃现世的恶。”

  与拜谒、政治演说辞不同,布道演说辞不是一种即兴演说,它比较讲究文字和修辞的华美,而且经常以骈文形式出现,刻意雕凿的痕迹比较明显,如同义词的反复出现等,使文章有繁冗堆砌的弊病。

  布道演说辞的作者除了宗教领袖如倭马亚朝第8 任哈里发欧默尔·本·阿卜杜·阿齐兹和宗教界人士以外,著名的还有萨利赫·本·穆萨利哈、艾斯瓦德·本·赛利阿、宰伊德·本·苏哈努、哈桑·巴士利等。

  宫廷书信

  倭马亚时期,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为对边远地区实施管理,以哈里发为代表的帝国最高权力机构与其派出机构之间的书信往来明显增加,为适应这一需要,在哈里发宫廷内专门设立了负责起草各类信件的机关。其首要任务就是为哈里发起草各类信件。宫廷的各种行政管理条例和其他书面文件,也由该机关负责起草。

  促使书信散文发展的原因,除了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外,是书信机关的设立。该机关的出现,意味着书信散文专业队伍的建立。随着哈里发宫廷在实施行政管理上的日益规模化,这支队伍不仅人员得到扩充,而且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在齐亚德·本·艾比哈扎兹·本·优素福、卡塔利·本·福迦艾、穆赫塔尔·赛葛菲等文人的倡导下,书信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得以强化,成为该时期继演说辞之后,又一广为流行的风格独特的散文体形式。

  书信散文与贾希利亚时期和伊斯兰初期的演说辞、遗嘱、训言等散文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特点就是简明,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更是如此,行文简捷,主题突出,除遣词造句力求刚劲外,绝不过分修饰,故篇幅大多短小。

  倭马亚王朝第10任哈里发希沙木执政时期(724~743年),在大量被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文献的影响下,书信散文得到长足发展。此时的书信散文已不仅仅是为实施行政管理而写,而开始涉足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撰写历史,或就某一社会问题阐述观点等。毫无疑问,这类作品远不同于真正意义的书信,已发展成论述文性质的研究文章。

  在书信散文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论述性散文,亦可看成是阿拉伯穆斯林著书立说的起点。论述性散文与书信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篇幅冗长,有的多达百页,且注重修饰,对照、对偶、排比、双关等雕琢之痕比比皆是,书信散文原有的那种笔力刚劲的风格荡然无存。

  这种以华丽著称的写作流派的代表作家是倭马亚朝麦尔旺二世的御前书记官阿卜杜·哈密德。他被誉为是倭马亚宫廷书信官中的泰斗,是阿拉伯写作的鼻祖。据史料记载,他一生写有主题各异的各类书信文章多达1000多篇,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有政治、宗教,也有论述伦理道德的教诲文章和充满细腻情感的家信。阿卜杜·哈密德擅长描绘,对诸如借喻、对偶、对照等修辞手法运用自如。除此以外,阿卜杜·哈密德还比较注重词、句、段之间的乐感和谐,使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散文的深邃美,而且还具有演说辞的乐感美,比如他在身处困境时给亲人一封家信中写道:

  “启者,真主使尘世充满不幸与欢乐,又把人分成形形色色,承沐生活之甘美,鸿运高照者,他们安居乐业,心满意足;蒙受生活之煎熬、重负于身者,他们忿郁填胸,怨怒不绝。苍天曾使我们富贵荣华,享尽欢快喜悦。它也曾使我们遭受劫难,美好的一切随之不再复返,美满温馨的生活顿时变得苦涩艰难。它使我们背井离乡,亲朋分散,家虽近而不能归,厄运渐至……”

  “写作始于阿卜杜·哈密德”,这是文史学家一致公认的,阿卜杜·哈密德在阿拉伯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他重描绘,喜好修辞,行文讲究韵律的写作风格,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倭马亚时期阿拉伯散文文学的发展较之以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阿拉伯散文在阿拔斯时期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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