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妇孺皆知的小人物，他自命清高又迂腐可笑，心地不坏却无人待见，孑然一身而自顾不暇，凄惨离世但不知所终。他活着的时候，身边包围着那么多的笑声――嘲笑、讥笑、嗤笑、哄笑、玩笑、耻笑，只是没有一声传递正能量的笑；他死后，像空气一样弥散消逝，没有眼泪，甚至没有评判，也没有叹息。他的离去只是让身边的人少接触那些“之乎者也”的酸腐书生腔调，也许算不上什么损失；对孔乙己本人而言呢？满腹牢骚，一腔遗恨，求取无得，梦断之憾，都随着一缕幽魂而勾销。 旧社会那么多的孔乙己，都不曾捞上半个秀才的功名，都籍籍无名地生生死死，孔乙己作为这类人的代言者，借鲁迅先生的笔触进入读者的头脑，且能留下深深的印象，也算是幸运的。然而与孔乙己同世的人不能接纳他，理解他，因为他们身边不乏其人，也许产生了不胜其烦的“审苦疲劳”，可是今天的读者再把这个典型形象当做哈哈镜，不明就里地一笑而过，就太枉费了鲁迅先生的心机而又太浪费孔乙己的形象意蕴了。 其实，孔乙己是一个真正的求索者，他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书香世界里。“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这句话既是对孔乙己身世的描述，也是对孔乙己读书过程的评叹。“终于”一词是断送多少读书人希望的谶语啊！读书终结在逼仄甚至没有出路的科举选拔道路上，算不上是读书人的错，严苛地淘汰机制让读书人吃尽那么多辛酸，受到那么多考验，挫败者又要体尝恶语的嘲讽，不尽的奚落。所以，社会形态决定，读书从一开始就是充满风险的事，读书有了“赌书”的变味，武有“一将成名万骨朽”的说法，其实文也应该有“一人登科千眼羡”的现实。孔乙己这帮穷书生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不知何时才能熬出头，尽管那时有穷文富武的说法，但是如果穷到支撑不下去，就意味着“终于”这个词让孔乙己的读书生活走到尽头，他需要自己面对生计，解决基本的温饱。所以孔乙己不再继续读下去，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好喝懒做是作者对孔乙己怒其不争的评语，而非最显眼的标签，这儿是本文作者与读者出现最为明显的褒贬歧蹊。孔乙己能干点什么呢？虽然身材兀自高大，但是没有力气，也没有技能，只能围绕着“书”打点主意，“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这是他通过读书带给自己的营生。然而“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这是性格决定命运吗？是，也不全是。抄书这种活，是比较廉价的一种劳动，而且结算也是完工后以质定价，属于典型卖方市场的行情，如果收入丰厚，孔乙己是不会冒险自绝后路的。可以说，孔乙己从读书开始就一直是清汤寡水的生活，现在靠自己的文化挣钱了，收入又没有托底的保障，索性豁出去吃喝一通，可惜这样一来，好喝懒做的名声就扣到头上。穿长衫的每每跑到酒店去，要酒要菜，他们不是好喝懒做吗？在当时社会价值观念里，“配不配”决定“该不该好（hào）”，孔乙己穷命人，连饭都吃不上，哪还能吃香喝辣呢？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孔乙己不顾个人实际情况，即使偶尔去吃酒沾荤，也会被人指责嬉笑。全文的情节是在酒店里展开的，这里有作者艺术表现的需要，场景的铺设需要孔乙己一现身，就来一句“温一（或两）碗酒”的开场白，否则他就没有理由出场了，以此作为孔乙己好喝及贪图享受的证据，有失妥当。 除了抄书，孔乙己也可以尝试着做个教书先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惜他也不合适。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在古时候，教书先生往往由秀才充当。“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老师”就是指此而言，大致意思是秀才是低级知识分子，做不成大事，挣不来大钱，做教书匠蛮合适，虽清贫毕竟可混碗饭吃，久而久之，秀才的功名渐渐演变成教书职业的资格证了，而孔乙己没有资格证，注定不能成为社会认可的教书先生，这是客观原因；从孔乙己本人条件上来说，他能不能做个“民办老师”呢？也不能实现，试看课文中有一个孔乙己教书的短镜头，他教店里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这是最基本的知识传授，如果方法得当，也许会引起小伙计的兴趣，可惜孔乙己这次教书实验很不成功，一是他不能把握“学情”――小伙计已经会了，不需要教，二是方式僵硬，不能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考查法引起“学生”的反感，内容不实用让“学生”抵触，加上个人名头不正，“教学实验”挫败实在读者意料之中。但在这个情节中，孔乙己抱着满满的热诚，准确地选取教育对象，从最基本的知识点入手，教材尚且紧密联系生活，可见他也是有所用心的，他的这次尝试失败，社会观念还是最难于逾越的因素。 孔乙己从未辱没斯文。别人嘲笑孔乙己，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语言太书面化――满口之乎者也，二是他时常受到欺凌，脸上伤疤为证。分析起来，前者是其迂腐性格使然，无伤大雅；后者是社会恶人的原罪，不能怪他。好事的人哪管什么是非，只要有好笑的噱头，尽管渲染放大，惹人开心就达到了目的。他们引孔乙己说话，逗孔乙己出丑，逼孔乙己争辩，然后笑孔乙己迂腐，孔乙己本身不是笑料，是他们强行把孔乙己发掘成了笑料，其实，这正是鲁迅先生的良苦用意，当粗俗成为主流，那么他可以以示众的姿态嘲弄文明，当病态成为常情，那么疯狂魔舞者反倒会立为标榜。孔乙己明明是品行尚好，即使自己很穷，也绝少拖欠，更不会赖账，但是这个优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连直接受益者掌柜都毫不领情。粉板上长久写着的人名掌柜未必敢惹，他们甚至都不必示众现眼。孔乙己也确实曾因偷窃而损害了自己名声，但是我们看他偷的是什么，值得被痛打，应该受口诛吗？孔乙己不偷别的东西，他专偷书，包括他抄书时拐卖出去的，书不是很值钱，行迹容易暴露，而且不易出手，换碗酒喝都费劲，为什么偏偏要偷书呢？原来，古谚“偷书不为贼”。（大家如有兴趣可翻王树山主编《中国古代谚语》查查。）古谚语用“不情之情”，极力强调读书是好事，即使偷书来读，也不能作为贼来治罪。所以在孔乙己看来，偷书既不伤读书人之尊严，而且所犯的罪过也轻，可见他“用心良苦”。当然，偷书来读与偷书拿去卖不同，可毕竟让孔乙己内心感到安慰：我是按照古理做事的，即使行为不端也算不得辱没斯文。拿这个理糊弄自己勉强可以，当假聪明遇到真凶残，孔乙己只有自触霉头。丁举人那样的文痞恶霸，又哪会容他耍迂腐读书人的小聪明呢？到头来，孔乙己再怎么强辩“窃书不能算偷”也无济于事了，只打得他筋断骨折，斯文扫地。 从读书渴望功名，到抄书勉强糊口，至教书无果而终，最终窃书赔上性命，孔乙己一步一步沦落，一点一点失守，他也曾有过温馨的书香梦，也希望出人头地耍风光，也愿意妻儿堂前笑语欢，也盼着佳酿美馔任享用，可惜，精英教育制度了舍弃他，无益教育内容戕害了他，阶层门阀观念摒弃了他，冷漠无情社会淘汰了他。他悄悄地来到世间，又了无痕迹地离开世界，幸亏有鲁迅先生，用笔挽留了他没有了体温的灵魄，让他在书本中做一个梦，也藉此张扬自己不曾意想的苦难。 孔乙己不能用书修身，无缘以书求仕，只晓得拿书长脸，难省书山迷途，到头来身败名裂，可惜可叹。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妇孺皆知的小人物，他自命清高又迂腐可笑，心地不坏却无人待见，孑然一身而自顾不暇，凄惨离世但不知所终。他活着的时候，身边包围着那么多的笑声――嘲笑、讥笑、嗤笑、哄笑、玩笑、耻笑，只是没有一声传递正能量的笑；他死后，像空气一样弥散消逝，没有眼泪，甚至没有评判，也没有叹息。他的离去只是让身边的人少接触那些“之乎者也”的酸腐书生腔调，也许算不上什么损失；对孔乙己本人而言呢？满腹牢骚，一腔遗恨，求取无得，梦断之憾，都随着一缕幽魂而勾销。 旧社会那么多的孔乙己，都不曾捞上半个秀才的功名，都籍籍无名地生生死死，孔乙己作为这类人的代言者，借鲁迅先生的笔触进入读者的头脑，且能留下深深的印象，也算是幸运的。然而与孔乙己同世的人不能接纳他，理解他，因为他们身边不乏其人，也许产生了不胜其烦的“审苦疲劳”，可是今天的读者再把这个典型形象当做哈哈镜，不明就里地一笑而过，就太枉费了鲁迅先生的心机而又太浪费孔乙己的形象意蕴了。 其实，孔乙己是一个真正的求索者，他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书香世界里。“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这句话既是对孔乙己身世的描述，也是对孔乙己读书过程的评叹。“终于”一词是断送多少读书人希望的谶语啊！读书终结在逼仄甚至没有出路的科举选拔道路上，算不上是读书人的错，严苛地淘汰机制让读书人吃尽那么多辛酸，受到那么多考验，挫败者又要体尝恶语的嘲讽，不尽的奚落。所以，社会形态决定，读书从一开始就是充满风险的事，读书有了“赌书”的变味，武有“一将成名万骨朽”的说法，其实文也应该有“一人登科千眼羡”的现实。孔乙己这帮穷书生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不知何时才能熬出头，尽管那时有穷文富武的说法，但是如果穷到支撑不下去，就意味着“终于”这个词让孔乙己的读书生活走到尽头，他需要自己面对生计，解决基本的温饱。所以孔乙己不再继续读下去，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好喝懒做是作者对孔乙己怒其不争的评语，而非最显眼的标签，这儿是本文作者与读者出现最为明显的褒贬歧蹊。孔乙己能干点什么呢？虽然身材兀自高大，但是没有力气，也没有技能，只能围绕着“书”打点主意，“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这是他通过读书带给自己的营生。然而“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这是性格决定命运吗？是，也不全是。抄书这种活，是比较廉价的一种劳动，而且结算也是完工后以质定价，属于典型卖方市场的行情，如果收入丰厚，孔乙己是不会冒险自绝后路的。可以说，孔乙己从读书开始就一直是清汤寡水的生活，现在靠自己的文化挣钱了，收入又没有托底的保障，索性豁出去吃喝一通，可惜这样一来，好喝懒做的名声就扣到头上。穿长衫的每每跑到酒店去，要酒要菜，他们不是好喝懒做吗？在当时社会价值观念里，“配不配”决定“该不该好（hào）”，孔乙己穷命人，连饭都吃不上，哪还能吃香喝辣呢？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孔乙己不顾个人实际情况，即使偶尔去吃酒沾荤，也会被人指责嬉笑。全文的情节是在酒店里展开的，这里有作者艺术表现的需要，场景的铺设需要孔乙己一现身，就来一句“温一（或两）碗酒”的开场白，否则他就没有理由出场了，以此作为孔乙己好喝及贪图享受的证据，有失妥当。 除了抄书，孔乙己也可以尝试着做个教书先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惜他也不合适。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在古时候，教书先生往往由秀才充当。“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老师”就是指此而言，大致意思是秀才是低级知识分子，做不成大事，挣不来大钱，做教书匠蛮合适，虽清贫毕竟可混碗饭吃，久而久之，秀才的功名渐渐演变成教书职业的资格证了，而孔乙己没有资格证，注定不能成为社会认可的教书先生，这是客观原因；从孔乙己本人条件上来说，他能不能做个“民办老师”呢？也不能实现，试看课文中有一个孔乙己教书的短镜头，他教店里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这是最基本的知识传授，如果方法得当，也许会引起小伙计的兴趣，可惜孔乙己这次教书实验很不成功，一是他不能把握“学情”――小伙计已经会了，不需要教，二是方式僵硬，不能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考查法引起“学生”的反感，内容不实用让“学生”抵触，加上个人名头不正，“教学实验”挫败实在读者意料之中。但在这个情节中，孔乙己抱着满满的热诚，准确地选取教育对象，从最基本的知识点入手，教材尚且紧密联系生活，可见他也是有所用心的，他的这次尝试失败，社会观念还是最难于逾越的因素。 孔乙己从未辱没斯文。别人嘲笑孔乙己，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语言太书面化――满口之乎者也，二是他时常受到欺凌，脸上伤疤为证。分析起来，前者是其迂腐性格使然，无伤大雅；后者是社会恶人的原罪，不能怪他。好事的人哪管什么是非，只要有好笑的噱头，尽管渲染放大，惹人开心就达到了目的。他们引孔乙己说话，逗孔乙己出丑，逼孔乙己争辩，然后笑孔乙己迂腐，孔乙己本身不是笑料，是他们强行把孔乙己发掘成了笑料，其实，这正是鲁迅先生的良苦用意，当粗俗成为主流，那么他可以以示众的姿态嘲弄文明，当病态成为常情，那么疯狂魔舞者反倒会立为标榜。孔乙己明明是品行尚好，即使自己很穷，也绝少拖欠，更不会赖账，但是这个优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连直接受益者掌柜都毫不领情。粉板上长久写着的人名掌柜未必敢惹，他们甚至都不必示众现眼。孔乙己也确实曾因偷窃而损害了自己名声，但是我们看他偷的是什么，值得被痛打，应该受口诛吗？孔乙己不偷别的东西，他专偷书，包括他抄书时拐卖出去的，书不是很值钱，行迹容易暴露，而且不易出手，换碗酒喝都费劲，为什么偏偏要偷书呢？原来，古谚“偷书不为贼”。（大家如有兴趣可翻王树山主编《中国古代谚语》查查。）古谚语用“不情之情”，极力强调读书是好事，即使偷书来读，也不能作为贼来治罪。所以在孔乙己看来，偷书既不伤读书人之尊严，而且所犯的罪过也轻，可见他“用心良苦”。当然，偷书来读与偷书拿去卖不同，可毕竟让孔乙己内心感到安慰：我是按照古理做事的，即使行为不端也算不得辱没斯文。拿这个理糊弄自己勉强可以，当假聪明遇到真凶残，孔乙己只有自触霉头。丁举人那样的文痞恶霸，又哪会容他耍迂腐读书人的小聪明呢？到头来，孔乙己再怎么强辩“窃书不能算偷”也无济于事了，只打得他筋断骨折，斯文扫地。 从读书渴望功名，到抄书勉强糊口，至教书无果而终，最终窃书赔上性命，孔乙己一步一步沦落，一点一点失守，他也曾有过温馨的书香梦，也希望出人头地耍风光，也愿意妻儿堂前笑语欢，也盼着佳酿美馔任享用，可惜，精英教育制度了舍弃他，无益教育内容戕害了他，阶层门阀观念摒弃了他，冷漠无情社会淘汰了他。他悄悄地来到世间，又了无痕迹地离开世界，幸亏有鲁迅先生，用笔挽留了他没有了体温的灵魄，让他在书本中做一个梦，也藉此张扬自己不曾意想的苦难。 孔乙己不能用书修身，无缘以书求仕，只晓得拿书长脸，难省书山迷途，到头来身败名裂，可惜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