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8 13:15:00今晚网-今晚报
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张志功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三十一、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先生是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的女婿，也是习书记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屈武去家里看望习书记，新上岗的警卫战士不认识，挡了他的驾。这位老朋友进家后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讥讽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清楚是警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礼道歉，反倒使屈武先生心生歉意，有点不好意思了。
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我们习惯尊称他为“余心老”），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将军是儿女亲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后来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习书记由余心老、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陪同，我也随同，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调研。对当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习书记和余心老都甚为担忧。在批评冒进蛮干的同时，他们一起对地方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初期，余心老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体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尽。多年后，习书记仍痛心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候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年至1981年，我跟随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朝鲜等国。每次在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都畅谈国内大好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重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祖国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逢“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习书记认为这是对国民党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口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
谋求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习书记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夙愿。习书记少年时代的同学、同乡陈建中（原名程建文），早年和习书记先后参加革命，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陈建中被捕后投靠国民党，随蒋介石逃到台湾，担任国民党评议委员。因为和陈建中是同学、同乡的关系，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还将此列为习书记的一条“通敌”罪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陈建中托人捎信给习书记，表示愿意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做点贡献。习书记即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邀请他回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陈建中。席间，两位老人回首往事，谈到祖国大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陈建中非常感慨，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和平统一祖国尽自己的努力。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接见了陈建中。临走前，习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陈建中设宴饯行，并送给他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画的一幅《双牛图》。因为习书记和陈建中两人都属牛，送此画寓意深长。陈建中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收藏。
习书记待友至诚还体现在一些小事上。黄正清有一块瑞士产的手表坏了，当时国内没有办法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请习书记帮忙找人修理，习书记让我把表交给时任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王大使把表拿到国外修好后交给我。我获得自由后，在北京新街口西安饭庄和黄正清一块吃羊肉泡馍时，把表还给了他。黄正清感慨地说：“习书记遭了这么大的难，你也受了委屈，我这点小事算什么，还值得你这么认真记挂在心？”几十年后，习书记在深圳休息期间还问我是否把表还给了黄正清。当得知我早已归还，习书记笑着说：“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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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8 13:15:00今晚网-今晚报
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张志功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三十一、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先生是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的女婿，也是习书记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屈武去家里看望习书记，新上岗的警卫战士不认识，挡了他的驾。这位老朋友进家后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讥讽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清楚是警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礼道歉，反倒使屈武先生心生歉意，有点不好意思了。
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我们习惯尊称他为“余心老”），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将军是儿女亲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后来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习书记由余心老、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陪同，我也随同，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调研。对当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习书记和余心老都甚为担忧。在批评冒进蛮干的同时，他们一起对地方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初期，余心老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体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尽。多年后，习书记仍痛心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候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年至1981年，我跟随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朝鲜等国。每次在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都畅谈国内大好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重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祖国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逢“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习书记认为这是对国民党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口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
谋求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习书记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夙愿。习书记少年时代的同学、同乡陈建中（原名程建文），早年和习书记先后参加革命，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陈建中被捕后投靠国民党，随蒋介石逃到台湾，担任国民党评议委员。因为和陈建中是同学、同乡的关系，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还将此列为习书记的一条“通敌”罪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陈建中托人捎信给习书记，表示愿意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做点贡献。习书记即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邀请他回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陈建中。席间，两位老人回首往事，谈到祖国大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陈建中非常感慨，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和平统一祖国尽自己的努力。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接见了陈建中。临走前，习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陈建中设宴饯行，并送给他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画的一幅《双牛图》。因为习书记和陈建中两人都属牛，送此画寓意深长。陈建中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收藏。
习书记待友至诚还体现在一些小事上。黄正清有一块瑞士产的手表坏了，当时国内没有办法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请习书记帮忙找人修理，习书记让我把表交给时任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王大使把表拿到国外修好后交给我。我获得自由后，在北京新街口西安饭庄和黄正清一块吃羊肉泡馍时，把表还给了他。黄正清感慨地说：“习书记遭了这么大的难，你也受了委屈，我这点小事算什么，还值得你这么认真记挂在心？”几十年后，习书记在深圳休息期间还问我是否把表还给了黄正清。当得知我早已归还，习书记笑着说：“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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