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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财经周刊
当前，G20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相比于其他的政策协调机制，G20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G20平台上既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又有许多备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这种包容性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各成员国可以在G20平台上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助于各国达成共识，推进政策协调。第二，G20的前身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有着良好的交流合作基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是各国最关键的宏观调控部门，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各国央行和财政部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网络。第三，G20独有的领导人峰会奠定了自身的权威性，可以最好地传递信心。在G20成立之前，从没有一个国际协商机制能够定期让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就现实议题发表联合声明。G20的领导人峰会能更好地反映出各国坚持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决心。
但是，随着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各国经济逐渐分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已经陷入困境：面对各种紧迫或长期的复杂问题，各国政府束手无策；各项已经确定的合作意向迟迟难以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
这首先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其《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人们的心态也会更加的平和，人们会更开放、更慷慨、更团结友爱，而当经济经历衰退时，人们就会变得更加保守和排外，合作也就更难达成。过去50年间，全球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均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政府和公众普遍支持全球化进程。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全球化红利开始减弱，各国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意愿减弱。
其次，这是因为宏观政策决策已进入未知水域，不确定性骤增。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大规模推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日本央行可能会实施“直升飞机撒钱”式的货币政策。各国债务负担急剧增加，从长远看很难持续。市场和企业从未经历过这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新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将如何应对，应对的结果如何，会不会有溢出效应，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各国政府都采取了“边走边试”的办法，往往更倾向于采用保守的政策加以应对，对更紧密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心存疑虑。
最后，各国依然奉行利己主义的传统观念。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指出，每个人都遵照自己的利益作出决定，然后依靠看不见的手就能达到整体最佳效果。各国决策者也认为，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对本国最优的政策选择，如果每个国家都达到了最优，那么最终的结果对全球经济也是最优。这种信念忽视了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忽视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溢入效应”。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8年，全球经济仍没有全面复苏，国际贸易规模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诸多深层次问题可能会恶化，如收入差距等。这些问题的恶化很容易激化现有的社会矛盾，并引发社会动荡。这将使得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受到更多的掣肘。一旦国内矛盾加剧导致社会出现动荡，部分政客为转移社会矛盾，就会把民众的视线聚焦到外部问题上。如此一来，部分国家民粹主义会进一步抬头。随着民粹主义不断加深，在经济领域就很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如果各国都奉行保护主义，并出台以邻为壑的宏观政策。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就可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各国放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就难以全面复苏，全球经济很有可能再次陷入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这一点。一战结束之后，各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保护本国利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一战结束后各国经济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因缺乏合作而变得更加恶化，最终导致大萧条一波三折、纳粹等反动政权上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世界各国亟需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各国在议定框架下加深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第一，各国应采用综合方案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在于改革。应对经济衰退，各国不能仅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更应结合本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切实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因此，各国的综合性方案中应该既包含稳增长的宏观稳定政策，同时还应出台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措施。通过货币政策、增长友好型财政政策和财政整顿计划和结构改革，标本兼治，提升各国增长潜力。
第二，各国应明确以推动国内改革解决问题的决心。在全球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自发展。各国应从本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坚持用推动方法和策略应对各类问题，避免借助货币战、贸易战等以邻为壑的政策转嫁危机。应给予各国更大的政策空间，用以缓冲对外经济开放可能对本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在全球经济中处于相对脆弱、被动的地位，更需要这样的缓冲政策。
第三，努力营造鼓励政策协调的国际氛围，寻求共识，共同行动。重要经济体之间更应该率先做出推进政策协调的努力，以实际行动倡导、鼓励、支持其他成员国参与宏观政策协调，推进宏观政策协调在各领域全面深化。各国在解决本国问题时，要充分考虑本国和外国政策的外溢性。各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当局在进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将其他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本国带来的外部性纳入考量因素，从而最大化本国的福利。 各国应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创新财政和货币等政策的合作机制。并在必要时对拒绝参与协调的成员国施加适当压力。
第四，构建可用于测度政策的指标体系。为促进各国持续推进改革，加强政策协调，应考虑构建一套成员国基本认同、可以用于测度政策的指标体系。应充分利用T20（Think tank 20，即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在各国智库的共同努力下完成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构建，确保指标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包容性。理想的指标体系应至少包含三个模块，分别用于测度政策的全面性、政策的实际推行程度以及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五，加强联合研究，加强信息沟通。加强各国政府与智库之间的沟通、各国智库之间的沟通，充分发挥智库的“第二轨道”作用。与G20同时运行的还有政策讨论平台T20。T20是G20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之一，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想的重要平台，并以其对历年G20峰会政策决定和实施的重要影响力而备受瞩目。各国政府和各国智库应借助T20平台和其他合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联合研究，为协调政策提供及时的政策信息和重要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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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G20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相比于其他的政策协调机制，G20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G20平台上既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又有许多备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这种包容性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各成员国可以在G20平台上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助于各国达成共识，推进政策协调。第二，G20的前身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有着良好的交流合作基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是各国最关键的宏观调控部门，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各国央行和财政部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网络。第三，G20独有的领导人峰会奠定了自身的权威性，可以最好地传递信心。在G20成立之前，从没有一个国际协商机制能够定期让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就现实议题发表联合声明。G20的领导人峰会能更好地反映出各国坚持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决心。
但是，随着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各国经济逐渐分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已经陷入困境：面对各种紧迫或长期的复杂问题，各国政府束手无策；各项已经确定的合作意向迟迟难以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
这首先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其《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人们的心态也会更加的平和，人们会更开放、更慷慨、更团结友爱，而当经济经历衰退时，人们就会变得更加保守和排外，合作也就更难达成。过去50年间，全球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均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政府和公众普遍支持全球化进程。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全球化红利开始减弱，各国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意愿减弱。
其次，这是因为宏观政策决策已进入未知水域，不确定性骤增。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大规模推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日本央行可能会实施“直升飞机撒钱”式的货币政策。各国债务负担急剧增加，从长远看很难持续。市场和企业从未经历过这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新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将如何应对，应对的结果如何，会不会有溢出效应，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各国政府都采取了“边走边试”的办法，往往更倾向于采用保守的政策加以应对，对更紧密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心存疑虑。
最后，各国依然奉行利己主义的传统观念。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指出，每个人都遵照自己的利益作出决定，然后依靠看不见的手就能达到整体最佳效果。各国决策者也认为，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对本国最优的政策选择，如果每个国家都达到了最优，那么最终的结果对全球经济也是最优。这种信念忽视了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忽视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溢入效应”。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8年，全球经济仍没有全面复苏，国际贸易规模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诸多深层次问题可能会恶化，如收入差距等。这些问题的恶化很容易激化现有的社会矛盾，并引发社会动荡。这将使得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受到更多的掣肘。一旦国内矛盾加剧导致社会出现动荡，部分政客为转移社会矛盾，就会把民众的视线聚焦到外部问题上。如此一来，部分国家民粹主义会进一步抬头。随着民粹主义不断加深，在经济领域就很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如果各国都奉行保护主义，并出台以邻为壑的宏观政策。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就可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各国放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就难以全面复苏，全球经济很有可能再次陷入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这一点。一战结束之后，各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保护本国利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一战结束后各国经济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因缺乏合作而变得更加恶化，最终导致大萧条一波三折、纳粹等反动政权上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世界各国亟需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各国在议定框架下加深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第一，各国应采用综合方案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在于改革。应对经济衰退，各国不能仅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更应结合本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切实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因此，各国的综合性方案中应该既包含稳增长的宏观稳定政策，同时还应出台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措施。通过货币政策、增长友好型财政政策和财政整顿计划和结构改革，标本兼治，提升各国增长潜力。
第二，各国应明确以推动国内改革解决问题的决心。在全球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自发展。各国应从本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坚持用推动方法和策略应对各类问题，避免借助货币战、贸易战等以邻为壑的政策转嫁危机。应给予各国更大的政策空间，用以缓冲对外经济开放可能对本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在全球经济中处于相对脆弱、被动的地位，更需要这样的缓冲政策。
第三，努力营造鼓励政策协调的国际氛围，寻求共识，共同行动。重要经济体之间更应该率先做出推进政策协调的努力，以实际行动倡导、鼓励、支持其他成员国参与宏观政策协调，推进宏观政策协调在各领域全面深化。各国在解决本国问题时，要充分考虑本国和外国政策的外溢性。各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当局在进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将其他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本国带来的外部性纳入考量因素，从而最大化本国的福利。 各国应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创新财政和货币等政策的合作机制。并在必要时对拒绝参与协调的成员国施加适当压力。
第四，构建可用于测度政策的指标体系。为促进各国持续推进改革，加强政策协调，应考虑构建一套成员国基本认同、可以用于测度政策的指标体系。应充分利用T20（Think tank 20，即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在各国智库的共同努力下完成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构建，确保指标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包容性。理想的指标体系应至少包含三个模块，分别用于测度政策的全面性、政策的实际推行程度以及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五，加强联合研究，加强信息沟通。加强各国政府与智库之间的沟通、各国智库之间的沟通，充分发挥智库的“第二轨道”作用。与G20同时运行的还有政策讨论平台T20。T20是G20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之一，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想的重要平台，并以其对历年G20峰会政策决定和实施的重要影响力而备受瞩目。各国政府和各国智库应借助T20平台和其他合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联合研究，为协调政策提供及时的政策信息和重要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