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例（2005年）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时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和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
这一比例经《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后，举国皆惊。据统计，目前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收支。
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官员的比例占得越是高。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官员。
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称，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又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两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多人。
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又无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现象屡有发生，带来了腐败。
随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许多县级财政已经破产。一方面是财政要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是原来的许多收入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失。。
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杂志透露，目前财政部认可的数额是4000多亿元。
时下浒这样一副对联。上联说：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说：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这副对联可谓揭露注水的惊人一幕。
媒体报道，人口数字竟然也有多个版本，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有一个数字；上级来检查计划生育有另一个数字；搞救济扶贫时候有一套数据……上级号召搞农业结构调整，有一个粮食种植面积的数据；强调粮食出产时，种植面积又是另一套数据；禽粮食直补的时候，又能造出一套数字来。
有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表示，如今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差，统计数字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报上级，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也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而统计数字又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关系，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成为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单”。这张“政绩单”又由领导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可想而知了。
美国与中国的“官民比例”
中国的机构改革历经这样两个恶性循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有人曾经横向上作出比较，1999年中国的官员与普通民众的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
但是，美国2000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之技艺》一书发现，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1996年的统计，美国共有政府雇员1823.6万人，其中联邦雇员289。5万人，州雇员471。9万人，地方雇员1190。6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8亿人，按照这组数字，美国的官民比例则创纪录地达到了1：15左右，事实上，2001年“9*11”事件后，这个比例应该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1：26的官民比例并不嫌多。
然而1：26与1：15却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之比为1：0。84，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1：1。17，日本是1：3。6。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比重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不仅有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有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
这些人员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基层，起到一个公共服务的目的，而中国的官员则大多以会办公室为主。在美国，公共消防人员在“9*11”事件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中国在抗洪抢险灾中则是出动军队、武警和消防人员，更多的是官员则是站在一旁发号施令。
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的管理费用占到了相当的比例，许多乡镇、县级部门甚至在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
十分特别的警示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在《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我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只由少数官员承担。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管理的，在当时或许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两个县衙，十个衙役两个官，在很长两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员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越过6500人。如果再从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域来看，那么平均每个郡（国）只有六十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都，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为1：900。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少者认为不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受的数字1。5亿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总体上来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统计数字与信息资料是公开的都可以在公开渠道查找）以上所说不包含国有企业行政、事业、机关单位，如果包括的话比例会更高，不过看到过网贴有人算过会是1：18左右，不管准确与否大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例（2005年）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时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和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
这一比例经《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后，举国皆惊。据统计，目前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收支。
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官员的比例占得越是高。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官员。
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称，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又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两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多人。
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又无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现象屡有发生，带来了腐败。
随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许多县级财政已经破产。一方面是财政要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是原来的许多收入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失。。
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杂志透露，目前财政部认可的数额是4000多亿元。
时下浒这样一副对联。上联说：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说：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这副对联可谓揭露注水的惊人一幕。
媒体报道，人口数字竟然也有多个版本，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有一个数字；上级来检查计划生育有另一个数字；搞救济扶贫时候有一套数据……上级号召搞农业结构调整，有一个粮食种植面积的数据；强调粮食出产时，种植面积又是另一套数据；禽粮食直补的时候，又能造出一套数字来。
有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表示，如今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差，统计数字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报上级，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也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而统计数字又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关系，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成为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单”。这张“政绩单”又由领导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可想而知了。
美国与中国的“官民比例”
中国的机构改革历经这样两个恶性循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有人曾经横向上作出比较，1999年中国的官员与普通民众的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
但是，美国2000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之技艺》一书发现，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1996年的统计，美国共有政府雇员1823.6万人，其中联邦雇员289。5万人，州雇员471。9万人，地方雇员1190。6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8亿人，按照这组数字，美国的官民比例则创纪录地达到了1：15左右，事实上，2001年“9*11”事件后，这个比例应该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1：26的官民比例并不嫌多。
然而1：26与1：15却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之比为1：0。84，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1：1。17，日本是1：3。6。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比重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不仅有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有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
这些人员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基层，起到一个公共服务的目的，而中国的官员则大多以会办公室为主。在美国，公共消防人员在“9*11”事件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中国在抗洪抢险灾中则是出动军队、武警和消防人员，更多的是官员则是站在一旁发号施令。
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的管理费用占到了相当的比例，许多乡镇、县级部门甚至在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
十分特别的警示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在《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我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只由少数官员承担。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管理的，在当时或许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两个县衙，十个衙役两个官，在很长两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员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越过6500人。如果再从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域来看，那么平均每个郡（国）只有六十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都，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为1：900。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少者认为不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受的数字1。5亿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总体上来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统计数字与信息资料是公开的都可以在公开渠道查找）以上所说不包含国有企业行政、事业、机关单位，如果包括的话比例会更高，不过看到过网贴有人算过会是1：18左右，不管准确与否大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