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相对于8世纪的商业是一种衰落
2007-05-02 21:26阅读：130
读完《中世纪城市》，其中第二章中有一部分是论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相对于8世纪的商业是一种衰落的。之前读《查理大帝传》时，所查的资料都明白无误的对查理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却从未涉及经济领域的评述。恰此章节有相关论述，且论点颇为大胆和有说服力。摘抄如下：
摘自《中世纪的城市》第二章 9世纪的商业衰落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
只要指出墨洛温时代与加洛林时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确证上述论断。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同样的差别比比皆是，表现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学、制度、语言直到文字等各个方面。无论从何种观点进行研究，9世纪的文明都表现出与以前文明的彻底决裂。矮子丕平的政变绝不是朝代的更迭，这标志着历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进程改朝一个新的方向。的确，查理大帝以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炫耀自己，以为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实际上，他打断了古代的传统。收缩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皇帝的领地的古代帝国成为与西部新帝国并存而又无关的东部帝国。西部新帝国尽管徒有其名，实际上仅就天主教教会是罗马的这一点而言，它才可以说是罗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北部地区。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意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圣博尼法斯或阿尔琴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像爱因哈德那样的斯瓦本人。在这个从此以后切断了与地中海的联系的国家里，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于南面被封锁，帝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北部，帝国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山脉，就在这个时候，日尔曼人的影响开始在帝国占据主要地位。
加洛林时代与墨洛温时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特别明显。在墨洛温时代高卢还是一个航海的国家，由于海，高卢的贸易和交通得以维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
或许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度并不是突然实现和截然分开的。我们看到，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进，马赛的商业逐渐衰落。叙利亚于634至636年间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马赛派船舶和运商品。不久以后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纸草不再被运到高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677年以后王国中书省停止使用纸草。香料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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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认为最后一次要求批准他们免缴福斯商品通行税的特权是有益的。半个世纪以后马赛港一片孤寂。养育它的海对它关上了大门，海通过它所哺育的内地的经济活力最终消失了。到9世纪，以前是高卢最富庶的地区的普罗旺斯变成最贫困的地方。
而且穆斯林越来越加强了他们对海的控制。在9世纪时，他们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们建造了新的港口：凯鲁万（670年）、突尼斯（698—703年），稍后在埃尔梅迪亚（突尼斯南面），再后来在开罗（969年）。巴勒莫成为他们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该地有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他们的船队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着制海权：商船队把西部的产品运往开罗，从那里再运往巴格达；海盗船队蹂躏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他们抢劫城市，将居民掠走卖为努力，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帮匪徒甚至战局了佛拉克西纳顿（现瓦尔省的卡尔德—佛雷内特，距尼斯不远），驻扎在该地的匪徒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不断劫掠附近居民，威胁着从法国经阿尔卑斯山个山口去意大利的道路。
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保卫帝国抵御萨拉森人侵略的努力，与他们力图抗击诺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样地无力。我们知道，在整个9实际丹麦人和挪威人以怎样的胆略，不仅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加斯科涅湾，而且有时甚至从地中海来抢劫佛兰西亚。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制作精巧的船只溯流而上。最近发掘出来这类船只的极好标本，现保存于奥斯陆（克里斯蒂亚尼亚）。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计划抢劫的对象。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致在许多地方连居民也消失了。法兰克王国无力组织它的海岸防御抵抗萨拉森人和诺曼人，这一点最能说明法兰克王国基本是内陆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防御要想有效的话，则应该是海上的防御，而帝国并没没有舰队，或者只有临时组成的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业。确实，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几处提到商人（mercatores,negociatores），但是不要对这些商人的意义产生错觉。与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数量相比较，这些有关商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汇编（它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之少的。据此应该得出结论，商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仅仅在高卢北部，在9世纪的前半期，商业还表现出几分活力。康托维克港（位于加来海峡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现已消失）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莱茵河畔、乌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英格兰以及丹麦通商，在遭到诺曼人摧毁（834—844年）以前一直是活动范围相当大的航运中心。我们可以猜想，由于这两个港口，弗里斯兰人沿莱茵河、埃斯科河和默兹河的内河航运，在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重要性。佛兰德尔农民织的呢绒（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之为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以及莱茵河德意志的酒为上述内河航运提供了似乎相当经常出口的商品。此外，我们知道在杜尔斯泰德铸造的硬币德尼埃流传很广。这种货币成为瑞典和波兰最古老的硬币的原型，这一点清楚的证明，德尼埃或许经过诺曼人的手从很早起就一直流传到波罗的海。我们还可以指出努瓦尔穆蒂埃的食盐是行销较广的商品，爱尔兰的船只到过努瓦尔穆蒂埃。另一方面萨尔茨堡的盐沿着多瑙河及其支流运往帝国的内地。尽管君主们明令禁止，努力买卖仍在东部边境进行，从对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中虏获的战俘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买主，买主们把奴隶运到拜占廷或比利牛斯山那边。
弗里斯兰人的商业被挪满人的入侵所毁灭，除了弗里斯兰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犹太商人。他们仍然为数众多，遍及佛兰西亚各地。在高卢南部的犹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联系，他们被谴责向西班牙人贩卖基督教儿童。这些犹太人可能从西班牙或许也从威尼斯得到他们所经营的香料和贵重的织品。然而，他们被迫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这种义务一定使得大量的犹太人很早就迁移到了比利牛斯山那边，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在9世纪时不断减小。至于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样的巨大，可是在这个时期已不再值得一提了。
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商业缩减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消失以后，商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外籍犹太人手中，只不过是运几桶酒或盐、进行犯禁的奴隶买卖以及贩卖来自东部地区的奢侈品而已。
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纪时还有大量的市场（mercata,mercatus）,这与上述论断丝毫没有矛盾。实际上这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应乡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宫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人街），以此作为加洛林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明，那样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里所说的商人实际上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负责供应宫廷或修士们，可以说是领主的供应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商人。
此外，关于西部欧洲不再属于地中海共同体以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还有一项物证。这就是由矮子丕平开始并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货币制度改革。我们知道，那次改革废弃金硬币代之以银硬币。根据罗马的传统，以前苏是基本的货币单位，而现在它仅仅是记帐货币。从此以后唯一真正的硬币是重约2克的银德尼埃，银德尼埃的金属值与法郎相比大约为45分。而墨洛温时代金苏的金属值约为15法郎，这就可以估价那次改革的全部意义了。毋庸置疑，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贸易和财富的大幅度减少的缘故。
如果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由于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和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的发行，在13世纪重新出现了金硬币，这标志着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不容否认：在9世纪废弃金硬币则相反地证明了经济的极度衰落。如果说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纠正墨洛温时代后期货币的紊乱状态，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而无需放弃铸造金币。毋庸置疑，他们放弃铸造金币仅仅是由于迫不得已，换句话说，是由于高卢的黄色金属告罄。这种状况是地中海商业中断所造成的，除此别无其他原因。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与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联系的南意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保留着金硬币，而加洛林的君主们却不得不代之以银硬币。此外，他们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轻，也证明他们的帝国在经济上的孤立。如果他们的国家与金苏继续流通的地中海地区之间保持着最细微的联系，无法想象他们会将货币单位值减少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不仅如此，9实际的货币改革非但符合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而且也符合货币的流通状况，当时货币流通之缓慢和数量之不足同样是惊人的。由于没有一些具有足够的力量吸引远处货币的中心，可以说货币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徒劳地下令只许在王国铸币厂铸造德尼埃。从虔诚的路易统治时期起，鉴于教堂无法弄到硬币，因此必须批准建立一个市场，几乎总是随之即批准在当地建立一个铸币厂。因此，国家不能保持铸币垄断权。铸币权越来越分散。这又清楚地表明经济的衰退。因为历史证明，商品的流通率越高，货币制度越是集中和简化。在9世纪，时间越是往后，货币制度越是呈现出分散性、多样性，总而言之，呈现出混乱状态，因而这最能说明问题地完全正式了我们在这里力图得出的总的印象。
然而，有人企图赋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这是强加于他的，无论我们认为他的天才是多么的伟大，他也不可能具有这些思想。没有人能够拿出一点真实性的根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开始连接雷德尼茨河和阿尔特米河，从而沟通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些工程不是为了运送部队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发动对阿瓦人的战争，在于希望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关于铸币、度量衡、商品通行税卡和市场的敕令的条款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条款与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征的管理和监督的总制度密切相连。为反对高利贷和禁止教士经商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如此。这些措施旨在与诈骗、无秩序和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并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民。只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才会认为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以致我们无意识的认为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同样进步的。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宗教状况、风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业方面则并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项伟大事业都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与教会的联盟。然而，教会和军队都不能左右法兰克王国因之而丧失对外出口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必须适应不可抗拒的强加给它的形势。历史不得不承认，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时代。
法兰克王国的财政组织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种组织确实也是极不完备的。墨洛温王朝模仿罗马帝国而保留下来的人头税不复存在。君主的经济来源仅仅在于他的领地的收入、被政府民族交纳的贡物以及战争的缴获。商品通行税不再能够对维持国库的收入做出贡献，这就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衰退。商品通行税成为只是对经河流和公路运输的少数商品以征收实物的办法进行的敲诈勒索和横征暴敛。这点很少的收入本应用来维修桥梁、码头和道路，却被收税的官吏所侵吞。为了监督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巡按使对于消除证明属实的流弊无能为力，因为国家不能给官吏发薪，也就不能对他们加以管束。国家不得不从贵族中聘请官吏，只有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能够给国家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这样一来，国家由于缺钱，被迫只在一个集团的人们中选择权力的工具，而这些人最明显的兴趣就是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贵族中聘用官吏是法兰克王国的基本缺点和查理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无所不能的，而实际上是依赖不受他约束的官吏的忠心，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这种矛盾的局势中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廷帝国或哈里发帝国一样，有征税的制度、财政的监督、税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资金和陆海军给养的国库，加洛林帝国才可能存在下去。导致帝国衰落的财政上的软弱无力，清楚的表明帝国不可能在一种不胜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持帝国的行政结构。
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如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从这时起是地产。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内陆国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的商业痕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国家除了知道有地产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财产；除了知道有农村劳动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劳动。或许这种农业的优势并不是一件新的东西，在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墨洛温时代继续保持并且不断加强。自从古典时代末期，整个西部欧洲到处都是属于享有元老称号的贵族的大片领地。小地产逐渐地消失，变成世袭租地，从前的自由农民本身也变成依附于封建领地的隶农。日尔曼人的入侵并未很明显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地放弃认为日尔曼人中存在农民平均注意民主政治的看法。当他们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之中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奴隶和半自由民的数目很大。
入侵者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省，并未因此引起混乱。新来者保持了原来的状况，并且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许多入侵者从国王那里领受，或者通过暴力、婚姻或其他办法取得大片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与元老们分庭抗礼。土地贵族远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快地继续消失。从加洛林时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为数极少的自由的秒度土地所有者尚存在于高卢。查理大帝徒劳的采取一些措施保护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由于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必然大批的去投靠有权势的人，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委诸于这些人的庇护。
在入侵时期以后，大领地因而越来越大。国王们对于教会的恩宠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贵族的宗教热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7世纪起修道院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们竞相得到大量捐赠的土地。各地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彼此混杂在一起，不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欧石楠丛生地和荒地并入领地之中。
这些领地的组织在法兰克高卢和在罗马高卢的情况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象它们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日尔曼人无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将全部土地分为两类，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经营；其二、作为租地分给农民。因此构成一个领地的每一个庄园均由领主土地和租地所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单位（份地mansus）,由马南（manentes）或维（villani）所持有，有世袭权，缴纳贡赋（现金或实物）和承担劳役。
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大领地就有出售它们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毋庸置疑，在整个墨洛温时代，正是由于这些领地，城市居民得到供应，商人得到货源。但是，当伊斯兰控制了地中海，诺曼人控制了北方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阶级和城市人口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情况就不能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大领地遭受到与法兰克国家同样的命运。它们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于没有买主，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除了生产生活在领地中的人们—领主和佃户—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继续生产更多的东西就成为无益的了。
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从此以后每个领地自成为一个小天地，而不是继续与外界往来。每个领地自给自足，家长制度因袭不变。9世纪是我们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家庭经济、也可更准确的称之为无销路的经济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只是为了领地内人口的消费，因此与营利思想绝对无关。这种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现象。大领主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出售他们土地的产品的念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别无他法。肯定地说，如果商业继续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对外出售产品的方便，他们不会不借此谋利。他们不卖，是因为他们不能卖；他们不能卖，是因为他们没有销路。因而自9世纪起出现的那种领地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么内在的转变因素。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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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中世纪城市》，其中第二章中有一部分是论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相对于8世纪的商业是一种衰落的。之前读《查理大帝传》时，所查的资料都明白无误的对查理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却从未涉及经济领域的评述。恰此章节有相关论述，且论点颇为大胆和有说服力。摘抄如下：
摘自《中世纪的城市》第二章 9世纪的商业衰落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
只要指出墨洛温时代与加洛林时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确证上述论断。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同样的差别比比皆是，表现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学、制度、语言直到文字等各个方面。无论从何种观点进行研究，9世纪的文明都表现出与以前文明的彻底决裂。矮子丕平的政变绝不是朝代的更迭，这标志着历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进程改朝一个新的方向。的确，查理大帝以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炫耀自己，以为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实际上，他打断了古代的传统。收缩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皇帝的领地的古代帝国成为与西部新帝国并存而又无关的东部帝国。西部新帝国尽管徒有其名，实际上仅就天主教教会是罗马的这一点而言，它才可以说是罗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北部地区。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意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圣博尼法斯或阿尔琴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像爱因哈德那样的斯瓦本人。在这个从此以后切断了与地中海的联系的国家里，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于南面被封锁，帝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北部，帝国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山脉，就在这个时候，日尔曼人的影响开始在帝国占据主要地位。
加洛林时代与墨洛温时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特别明显。在墨洛温时代高卢还是一个航海的国家，由于海，高卢的贸易和交通得以维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
或许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度并不是突然实现和截然分开的。我们看到，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进，马赛的商业逐渐衰落。叙利亚于634至636年间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马赛派船舶和运商品。不久以后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纸草不再被运到高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677年以后王国中书省停止使用纸草。香料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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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认为最后一次要求批准他们免缴福斯商品通行税的特权是有益的。半个世纪以后马赛港一片孤寂。养育它的海对它关上了大门，海通过它所哺育的内地的经济活力最终消失了。到9世纪，以前是高卢最富庶的地区的普罗旺斯变成最贫困的地方。
而且穆斯林越来越加强了他们对海的控制。在9世纪时，他们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们建造了新的港口：凯鲁万（670年）、突尼斯（698—703年），稍后在埃尔梅迪亚（突尼斯南面），再后来在开罗（969年）。巴勒莫成为他们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该地有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他们的船队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着制海权：商船队把西部的产品运往开罗，从那里再运往巴格达；海盗船队蹂躏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他们抢劫城市，将居民掠走卖为努力，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帮匪徒甚至战局了佛拉克西纳顿（现瓦尔省的卡尔德—佛雷内特，距尼斯不远），驻扎在该地的匪徒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不断劫掠附近居民，威胁着从法国经阿尔卑斯山个山口去意大利的道路。
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保卫帝国抵御萨拉森人侵略的努力，与他们力图抗击诺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样地无力。我们知道，在整个9实际丹麦人和挪威人以怎样的胆略，不仅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加斯科涅湾，而且有时甚至从地中海来抢劫佛兰西亚。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制作精巧的船只溯流而上。最近发掘出来这类船只的极好标本，现保存于奥斯陆（克里斯蒂亚尼亚）。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计划抢劫的对象。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致在许多地方连居民也消失了。法兰克王国无力组织它的海岸防御抵抗萨拉森人和诺曼人，这一点最能说明法兰克王国基本是内陆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防御要想有效的话，则应该是海上的防御，而帝国并没没有舰队，或者只有临时组成的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业。确实，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几处提到商人（mercatores,negociatores），但是不要对这些商人的意义产生错觉。与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数量相比较，这些有关商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汇编（它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之少的。据此应该得出结论，商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仅仅在高卢北部，在9世纪的前半期，商业还表现出几分活力。康托维克港（位于加来海峡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现已消失）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莱茵河畔、乌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英格兰以及丹麦通商，在遭到诺曼人摧毁（834—844年）以前一直是活动范围相当大的航运中心。我们可以猜想，由于这两个港口，弗里斯兰人沿莱茵河、埃斯科河和默兹河的内河航运，在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重要性。佛兰德尔农民织的呢绒（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之为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以及莱茵河德意志的酒为上述内河航运提供了似乎相当经常出口的商品。此外，我们知道在杜尔斯泰德铸造的硬币德尼埃流传很广。这种货币成为瑞典和波兰最古老的硬币的原型，这一点清楚的证明，德尼埃或许经过诺曼人的手从很早起就一直流传到波罗的海。我们还可以指出努瓦尔穆蒂埃的食盐是行销较广的商品，爱尔兰的船只到过努瓦尔穆蒂埃。另一方面萨尔茨堡的盐沿着多瑙河及其支流运往帝国的内地。尽管君主们明令禁止，努力买卖仍在东部边境进行，从对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中虏获的战俘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买主，买主们把奴隶运到拜占廷或比利牛斯山那边。
弗里斯兰人的商业被挪满人的入侵所毁灭，除了弗里斯兰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犹太商人。他们仍然为数众多，遍及佛兰西亚各地。在高卢南部的犹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联系，他们被谴责向西班牙人贩卖基督教儿童。这些犹太人可能从西班牙或许也从威尼斯得到他们所经营的香料和贵重的织品。然而，他们被迫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这种义务一定使得大量的犹太人很早就迁移到了比利牛斯山那边，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在9世纪时不断减小。至于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样的巨大，可是在这个时期已不再值得一提了。
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商业缩减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消失以后，商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外籍犹太人手中，只不过是运几桶酒或盐、进行犯禁的奴隶买卖以及贩卖来自东部地区的奢侈品而已。
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纪时还有大量的市场（mercata,mercatus）,这与上述论断丝毫没有矛盾。实际上这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应乡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宫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人街），以此作为加洛林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明，那样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里所说的商人实际上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负责供应宫廷或修士们，可以说是领主的供应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商人。
此外，关于西部欧洲不再属于地中海共同体以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还有一项物证。这就是由矮子丕平开始并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货币制度改革。我们知道，那次改革废弃金硬币代之以银硬币。根据罗马的传统，以前苏是基本的货币单位，而现在它仅仅是记帐货币。从此以后唯一真正的硬币是重约2克的银德尼埃，银德尼埃的金属值与法郎相比大约为45分。而墨洛温时代金苏的金属值约为15法郎，这就可以估价那次改革的全部意义了。毋庸置疑，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贸易和财富的大幅度减少的缘故。
如果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由于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和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的发行，在13世纪重新出现了金硬币，这标志着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不容否认：在9世纪废弃金硬币则相反地证明了经济的极度衰落。如果说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纠正墨洛温时代后期货币的紊乱状态，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而无需放弃铸造金币。毋庸置疑，他们放弃铸造金币仅仅是由于迫不得已，换句话说，是由于高卢的黄色金属告罄。这种状况是地中海商业中断所造成的，除此别无其他原因。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与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联系的南意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保留着金硬币，而加洛林的君主们却不得不代之以银硬币。此外，他们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轻，也证明他们的帝国在经济上的孤立。如果他们的国家与金苏继续流通的地中海地区之间保持着最细微的联系，无法想象他们会将货币单位值减少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不仅如此，9实际的货币改革非但符合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而且也符合货币的流通状况，当时货币流通之缓慢和数量之不足同样是惊人的。由于没有一些具有足够的力量吸引远处货币的中心，可以说货币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徒劳地下令只许在王国铸币厂铸造德尼埃。从虔诚的路易统治时期起，鉴于教堂无法弄到硬币，因此必须批准建立一个市场，几乎总是随之即批准在当地建立一个铸币厂。因此，国家不能保持铸币垄断权。铸币权越来越分散。这又清楚地表明经济的衰退。因为历史证明，商品的流通率越高，货币制度越是集中和简化。在9世纪，时间越是往后，货币制度越是呈现出分散性、多样性，总而言之，呈现出混乱状态，因而这最能说明问题地完全正式了我们在这里力图得出的总的印象。
然而，有人企图赋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这是强加于他的，无论我们认为他的天才是多么的伟大，他也不可能具有这些思想。没有人能够拿出一点真实性的根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开始连接雷德尼茨河和阿尔特米河，从而沟通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些工程不是为了运送部队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发动对阿瓦人的战争，在于希望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关于铸币、度量衡、商品通行税卡和市场的敕令的条款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条款与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征的管理和监督的总制度密切相连。为反对高利贷和禁止教士经商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如此。这些措施旨在与诈骗、无秩序和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并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民。只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才会认为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以致我们无意识的认为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同样进步的。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宗教状况、风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业方面则并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项伟大事业都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与教会的联盟。然而，教会和军队都不能左右法兰克王国因之而丧失对外出口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必须适应不可抗拒的强加给它的形势。历史不得不承认，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时代。
法兰克王国的财政组织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种组织确实也是极不完备的。墨洛温王朝模仿罗马帝国而保留下来的人头税不复存在。君主的经济来源仅仅在于他的领地的收入、被政府民族交纳的贡物以及战争的缴获。商品通行税不再能够对维持国库的收入做出贡献，这就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衰退。商品通行税成为只是对经河流和公路运输的少数商品以征收实物的办法进行的敲诈勒索和横征暴敛。这点很少的收入本应用来维修桥梁、码头和道路，却被收税的官吏所侵吞。为了监督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巡按使对于消除证明属实的流弊无能为力，因为国家不能给官吏发薪，也就不能对他们加以管束。国家不得不从贵族中聘请官吏，只有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能够给国家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这样一来，国家由于缺钱，被迫只在一个集团的人们中选择权力的工具，而这些人最明显的兴趣就是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贵族中聘用官吏是法兰克王国的基本缺点和查理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无所不能的，而实际上是依赖不受他约束的官吏的忠心，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这种矛盾的局势中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廷帝国或哈里发帝国一样，有征税的制度、财政的监督、税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资金和陆海军给养的国库，加洛林帝国才可能存在下去。导致帝国衰落的财政上的软弱无力，清楚的表明帝国不可能在一种不胜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持帝国的行政结构。
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如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从这时起是地产。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内陆国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的商业痕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国家除了知道有地产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财产；除了知道有农村劳动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劳动。或许这种农业的优势并不是一件新的东西，在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墨洛温时代继续保持并且不断加强。自从古典时代末期，整个西部欧洲到处都是属于享有元老称号的贵族的大片领地。小地产逐渐地消失，变成世袭租地，从前的自由农民本身也变成依附于封建领地的隶农。日尔曼人的入侵并未很明显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地放弃认为日尔曼人中存在农民平均注意民主政治的看法。当他们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之中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奴隶和半自由民的数目很大。
入侵者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省，并未因此引起混乱。新来者保持了原来的状况，并且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许多入侵者从国王那里领受，或者通过暴力、婚姻或其他办法取得大片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与元老们分庭抗礼。土地贵族远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快地继续消失。从加洛林时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为数极少的自由的秒度土地所有者尚存在于高卢。查理大帝徒劳的采取一些措施保护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由于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必然大批的去投靠有权势的人，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委诸于这些人的庇护。
在入侵时期以后，大领地因而越来越大。国王们对于教会的恩宠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贵族的宗教热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7世纪起修道院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们竞相得到大量捐赠的土地。各地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彼此混杂在一起，不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欧石楠丛生地和荒地并入领地之中。
这些领地的组织在法兰克高卢和在罗马高卢的情况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象它们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日尔曼人无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将全部土地分为两类，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经营；其二、作为租地分给农民。因此构成一个领地的每一个庄园均由领主土地和租地所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单位（份地mansus）,由马南（manentes）或维（villani）所持有，有世袭权，缴纳贡赋（现金或实物）和承担劳役。
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大领地就有出售它们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毋庸置疑，在整个墨洛温时代，正是由于这些领地，城市居民得到供应，商人得到货源。但是，当伊斯兰控制了地中海，诺曼人控制了北方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阶级和城市人口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情况就不能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大领地遭受到与法兰克国家同样的命运。它们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于没有买主，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除了生产生活在领地中的人们—领主和佃户—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继续生产更多的东西就成为无益的了。
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从此以后每个领地自成为一个小天地，而不是继续与外界往来。每个领地自给自足，家长制度因袭不变。9世纪是我们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家庭经济、也可更准确的称之为无销路的经济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只是为了领地内人口的消费，因此与营利思想绝对无关。这种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现象。大领主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出售他们土地的产品的念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别无他法。肯定地说，如果商业继续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对外出售产品的方便，他们不会不借此谋利。他们不卖，是因为他们不能卖；他们不能卖，是因为他们没有销路。因而自9世纪起出现的那种领地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么内在的转变因素。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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