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架空历史题材剧作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二次创作，不同于历史正剧。在市场化导向、观众口味要求和编导个人艺术风格表现之间，诸多历史剧往往一味迎合观众口味或以商业价值为目标，在作品中天马行空、胡乱拼凑，以至于“雷人”的剧情数见不鲜。《琅琊榜》将编导的艺术创作风格融入其中，对于历史的展现更是有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从时代设定、剧情创作、服装道具、大背景到对时代精神的体现均表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琅琊榜》 历史元素 皇权 一、时代设定 剧中国号为“梁”，国都为“金陵”，国姓为“萧”，很容易使我们把剧中的时代等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帝萧衍建立的“梁”，将梁帝等同于梁武帝萧衍，这也符合本剧的时间设定。“赤焰惨案”发生在故事开始十三年前，剧中再经三年，以此可正确推断“梁帝”在位时间至少十六年。纵观南朝历史符合此条件的帝王仅两位：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424―453年）；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年）。 据史载：“萧衍猜疑心重，忌惮开国元勋。首功之臣范云、沈约皆遭打压，不得志而终。”{1}相反于对功臣吝啬，梁武帝对自己的亲属却是另外照顾、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并没有改变皇室内斗的状况，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萧衍与剧中“梁帝”的性格和经历十分相合，但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混同。如第53集所出现的“景运”“开文”“五王之乱”“先帝”等台词，不仅与帝王年号等表面字样不符，而且也不符合武帝开国帝王的身份。这就可以解释，剧中时代其实融合了上承秦汉两晋、下承隋唐的许多因素。“梁帝”不过是作者塑造的具有猜疑心重、残忍嗜杀、“外忌内亲”等特点的典型封建帝王形象。这也为剧中的其他设定做一合理的铺垫：如本剧开头出现的“大渝”“大楚”等国名在这一时期内不曾出现，而熟悉的历史的观众如果细想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名的出处。“渝”今虽指重庆，但川渝等地在当时属南朝。第一集中出现的“大渝使节”服装接近北地胡风，如此，“大渝”应指统治区域在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南楚、北燕等国（暗合东魏、西魏政权和当时南方控制力弱的岭南地区）的出现也使整个时代背景符合乱世诸国林立的特点。 二、剧情创作 “赤焰惨案”作为本剧的主线贯穿始终，而其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外戚结党与皇储之争。外戚问题由来已久，汉高祖皇后吕氏，封“诸吕”为王，公然违背高祖所立“白马之盟”。汉元帝皇后王氏，其侄王莽，持“辅汉”之权，行代汉之实。东汉外戚问题更加严重，从明帝始，马氏、窦氏、邓氏、梁氏等外戚相继当政。如此可知，外戚既与皇帝息息相关，为天子亲戚，可为帝王助力，但往往权大难制成为皇权的主要威胁，魏武、隋文皆以外戚之身立国。林氏一门在剧中虽以极其正面的形象出现，但客观而论，也极其显贵。林殊之父为从龙之臣，一军统帅，本身已经功高震主。皇帝为了笼络与之联姻，其妻为梁帝之妹晋阳公主，其妹入宫被封“宸妃”。根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其中之意可知“宸妃”的地位特殊。唐高宗皇后武氏、清太宗妃博尔济吉特氏皆曾被封为宸妃，意为地位仅次于皇后，在诸夫人之上。地位显赫又生下皇长子萧景禹，地位巩固。其时，林家声势可以说已达顶峰。以外戚之身外领大军而在内又与有力皇位继承人有莫大联系，这本身就是“大忌”。观众评论站在同情主角遭遇的角度批评梁帝“残忍弑杀”，但因与皇帝政见不合，在皇帝在世时就把希望寄托在皇子身上，本身就触犯了君臣父子之道。林家的悲剧在皇权、父权至上的年代有其必然性。 与“外戚问题”相对应的即是“皇储之争”。封建时代皇位传承的主流是父死子继，并配合嫡长子继承制形成了一套不完全严格的立储制度。分析“嫡长子继承制”，“嫡”在古时皇后经常无嗣的情况下可推广到指皇子生母或养母身份是否高贵、是否得宠。“嫡长”初为一词，而其实“嫡”在前而“长”在后，年龄较长的皇子往往囿于生母身份而早早失去了皇位继承的资格（皇子的才干并不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剧中除了靖王的上位大部分是突出“麒麟才子”的权谋，其他几位皇位候选人都不严格体现了封建时代“立嫡立长，子以母贵”的原则。第十一集中还曾出现“越妃复位，朝堂论理”等可谓原滋原味的历史化剧情。首先是祁王，他虽非皇后所出，但生母地位尊贵且得宠，身为长子，又得林、言两家支持，以皇位第一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其次皇四子萧景，他的情况与祁王相似，生母身份尊贵得宠，且是贵妃亲出，最先得到太子之位。但与祁王不同，“非嫡非长”亦没有显贵外戚支持，身份本身存在较大争议。再次誉王，生母地位低下，但是为皇后养子。在当时法礼与血缘并重的背景之下，誉王有“嫡子”的身份（唐高宗首任太子李忠即为废皇后王氏所收养）。这是他相较于其他皇子的优势，所以“朝堂伦理”中誉王获胜其实理所应当。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贯穿全剧的“皇储”之争其实并不仅仅是皇帝为了平衡朝局的手段，也是各皇储竞争者本身所各有的巨大缺陷所致。剧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越妃复位”，在观众看全在于梁帝处事不公，但如果皇帝没有废除太子的打算，恢复太子生母的地位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太子被废为献王，越氏也随之被贬为贤妃。静妃地位的提升，除开静妃的个人品格之外，也是准备册立靖王的必要准备。 三、服装道具 一部以历史为大背景的电视剧要做到“史剧相合”，剧中所用服装、道具和与之相应的礼仪等繁琐的细节就成了评价剧组水平的关键所在。以往所谓的“历史剧”，大多因为对细节的忽视而显得“粗糙”难以下咽，为观众所诟病。关于本剧的道具、服装、礼仪都较符合当时历史大背景，如不同场合的服饰规范，本剧在第二集即出现靖王戎装入宫受太子训斥的片段，既点出太子“刻薄寡恩”，也从侧面说明服饰事关礼仪尊卑可大可小而不可忽视。以“萧景琰”为例，片中就出现四套常用服饰：宫服、正服、居家便服、戎装。宫服为绯红四爪龙纹袍（帝王五爪，藩王四爪），头戴王冠。便装为上半袖马甲型的外褂而适于骑马行猎，正与靖王常在军中的情形相互印证。外出会客时则要披外袍以示尊重。而且片中屡次出现的回忆中的靖王无一不是“蓬头稚子”。不同于大多数片中人都严格的带上了发髻以示成年。（片中关于此类细节还有多处，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自梁帝以下到庶民服饰的不同而显示的尊卑秩序。据采访说本剧服饰道具都是按照汉朝礼法所设，看男子的官帽及佩绶的材质即可看出他们的等级和身份，女子亦然。剧中的服饰不像其他古装剧一样颜色花哨，越是上位者服饰颜色越深，只有皇帝身着玄服（纯黑），而除了平民是素面的棉布麻布（如林殊的白衣装）但凡有品级可以着缎者，都是有提花织纹或者遍覆文秀。这种对小细节的积累构成了此剧独有的质感，古色古香、精致的追求使《琅琊榜》在现今各种电视剧竞相上映的条件下仍然显得出类拔萃，具有充分的艺术价值。 四、历史背景 剧中对历史大背景的反映也显得功力深厚，首先是官职和中央机构的设定。两晋南朝处于中央官制的变革期，从秦汉时的三公九卿过渡到隋唐时的三省六部制。东汉权归尚书，《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光武皇帝（刘秀）愠数世之失权，忿于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且尚书之职多为要人所据，如《三国演义》第三回：董卓欲杀卢植，或谏日：“卢尚书海内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魏晋权归中书，南朝权归门下，到隋文帝创立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度，这一时期制度变革具有连续性。剧中出现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尚书、侍郎以及中书令等官名符合规制。再有关于“悬镜司”，观众所知悬镜司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大众对于悬镜司的认识多关于经常出现于屏幕中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明代特务机构，但特务机构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特务制度是汉武帝的绣衣直指。唐代传说中的内卫，宋代的皇城司，明朝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锦衣卫是中国古代最成熟最完善的特务机构。悬镜司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为加强皇权所设，直属于皇帝，独立于正常行政机构之外，有稽查刑狱之权。第三十八集回忆中所述：祁王奏请废除悬镜司，反映了君权与臣权之争，这是整个剧情中的关键一环，有据可查，不可替代。其他如剧中出现的“滨州侵地案”与“举荐中正官”一事，反映了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土地制度混乱情况下的土地兼并之风，“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制度实行日久之下的“重门第出身，轻才干”选才原则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如《晋书・王毅传》《晋书・王沉传》所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梅长苏虽有“麒麟才子”之名，但本身也不过是寒门士子。这两种社会问题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五、时代精神 《琅琊榜》共五十四集，借外戚、皇储等问题进而引申为整个旧社会皇权斗争的残酷性。“梁帝”其实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帝王们的共同特点：残忍弑杀，猜忌无度。为了巩固皇权不加详查就杀害亲子、爱人、好友。不惜以灭门这一毫无人情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后发生在誉王身上的悲剧再次印证了封建时代皇权的冷酷无情。本剧在最后进入高潮，“梁帝”在众臣相逼的情形下失魂落魄，口呼“乱臣贼子”而离开大殿。之后借林殊之口指出梁帝只在乎皇权与帝王尊严，而毫不关心案情本身即其至亲之人的清白。梁帝口中的“乱臣贼子”其实是一群胸怀坦荡、为国为民之人，在此弘扬的是对民生的关注和对生命、司法的重视。林殊的质问“陛下下旨重审当年的冤案难道真的就这么难吗！”反映了小说和电视剧主张公平正义高于皇权的精神，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等级，也将焦点转移在亲情、友情、爱情的可贵之上；另一方面，在评判皇权同时也赞颂了本片人物之间的“羁绊”与“人性”。郡主与宫羽对爱情的忠贞，蒙挚、林殊、聂锋之间的同袍之义，豫津、景睿之间的友情和“江左盟”众人对林殊的主仆之情。不同于《甄传》等同类作品，剧中人物在经历残酷命运的洗礼之后并没有失去善良的本性，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坚持惩恶扬善而非《甄传》中的以恶制恶。林殊、萧景睿的坚守自不用多言，以反派形象出现的誉王在本剧最后亦体现了为生母追求真相的人性闪光点。以上这些在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今天都体现了创作者对于现实价值的追求。 《琅琊榜》的出品方山东影视集团及其合作公司，近年来通过推出《钢铁时代》《温州一家人》《战长沙》《青岛往事》等精良的电视剧以及刷新国产动画票房纪录，创造良好口碑的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已经在业界和观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琅琊榜》的成功，是山东影视集团在创作经验上多年积累的体现。历史题材剧应做到最基本的历史还原，制片人侯鸿亮在剧中倡导的“讲究，不讲究”的敬业精神、制片方的细节考究和用心为行业树立了准则。文艺作品承担着社会教化功能，历史剧作为文艺作品的传播会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的历史观并进行重塑。架空历史题材虽不同于历史正剧，但如果起筑于历史事实，而非附庸于低俗化的审美倾向，更能倡导正确的历史观。对于历史的严谨，将历史题材剧仅只以历史的形式再现，而丧失了精神内核的表达。不少历史剧中儿女情长爱恨情仇、宫廷争斗等雷人剧情令观众反感，历史剧艺术的创作表现不应凌驾于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上，而应该对于历史和艺术抱有严肃的理念和敬畏的态度。 {1} 李翰之：《中国皇帝全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81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波大学SRIP项目：架空历史作品中的历史元素 作 者：李 超，宁波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
摘 要：架空历史题材剧作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二次创作，不同于历史正剧。在市场化导向、观众口味要求和编导个人艺术风格表现之间，诸多历史剧往往一味迎合观众口味或以商业价值为目标，在作品中天马行空、胡乱拼凑，以至于“雷人”的剧情数见不鲜。《琅琊榜》将编导的艺术创作风格融入其中，对于历史的展现更是有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从时代设定、剧情创作、服装道具、大背景到对时代精神的体现均表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琅琊榜》 历史元素 皇权 一、时代设定 剧中国号为“梁”，国都为“金陵”，国姓为“萧”，很容易使我们把剧中的时代等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帝萧衍建立的“梁”，将梁帝等同于梁武帝萧衍，这也符合本剧的时间设定。“赤焰惨案”发生在故事开始十三年前，剧中再经三年，以此可正确推断“梁帝”在位时间至少十六年。纵观南朝历史符合此条件的帝王仅两位：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424―453年）；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年）。 据史载：“萧衍猜疑心重，忌惮开国元勋。首功之臣范云、沈约皆遭打压，不得志而终。”{1}相反于对功臣吝啬，梁武帝对自己的亲属却是另外照顾、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并没有改变皇室内斗的状况，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萧衍与剧中“梁帝”的性格和经历十分相合，但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混同。如第53集所出现的“景运”“开文”“五王之乱”“先帝”等台词，不仅与帝王年号等表面字样不符，而且也不符合武帝开国帝王的身份。这就可以解释，剧中时代其实融合了上承秦汉两晋、下承隋唐的许多因素。“梁帝”不过是作者塑造的具有猜疑心重、残忍嗜杀、“外忌内亲”等特点的典型封建帝王形象。这也为剧中的其他设定做一合理的铺垫：如本剧开头出现的“大渝”“大楚”等国名在这一时期内不曾出现，而熟悉的历史的观众如果细想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名的出处。“渝”今虽指重庆，但川渝等地在当时属南朝。第一集中出现的“大渝使节”服装接近北地胡风，如此，“大渝”应指统治区域在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南楚、北燕等国（暗合东魏、西魏政权和当时南方控制力弱的岭南地区）的出现也使整个时代背景符合乱世诸国林立的特点。 二、剧情创作 “赤焰惨案”作为本剧的主线贯穿始终，而其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外戚结党与皇储之争。外戚问题由来已久，汉高祖皇后吕氏，封“诸吕”为王，公然违背高祖所立“白马之盟”。汉元帝皇后王氏，其侄王莽，持“辅汉”之权，行代汉之实。东汉外戚问题更加严重，从明帝始，马氏、窦氏、邓氏、梁氏等外戚相继当政。如此可知，外戚既与皇帝息息相关，为天子亲戚，可为帝王助力，但往往权大难制成为皇权的主要威胁，魏武、隋文皆以外戚之身立国。林氏一门在剧中虽以极其正面的形象出现，但客观而论，也极其显贵。林殊之父为从龙之臣，一军统帅，本身已经功高震主。皇帝为了笼络与之联姻，其妻为梁帝之妹晋阳公主，其妹入宫被封“宸妃”。根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其中之意可知“宸妃”的地位特殊。唐高宗皇后武氏、清太宗妃博尔济吉特氏皆曾被封为宸妃，意为地位仅次于皇后，在诸夫人之上。地位显赫又生下皇长子萧景禹，地位巩固。其时，林家声势可以说已达顶峰。以外戚之身外领大军而在内又与有力皇位继承人有莫大联系，这本身就是“大忌”。观众评论站在同情主角遭遇的角度批评梁帝“残忍弑杀”，但因与皇帝政见不合，在皇帝在世时就把希望寄托在皇子身上，本身就触犯了君臣父子之道。林家的悲剧在皇权、父权至上的年代有其必然性。 与“外戚问题”相对应的即是“皇储之争”。封建时代皇位传承的主流是父死子继，并配合嫡长子继承制形成了一套不完全严格的立储制度。分析“嫡长子继承制”，“嫡”在古时皇后经常无嗣的情况下可推广到指皇子生母或养母身份是否高贵、是否得宠。“嫡长”初为一词，而其实“嫡”在前而“长”在后，年龄较长的皇子往往囿于生母身份而早早失去了皇位继承的资格（皇子的才干并不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剧中除了靖王的上位大部分是突出“麒麟才子”的权谋，其他几位皇位候选人都不严格体现了封建时代“立嫡立长，子以母贵”的原则。第十一集中还曾出现“越妃复位，朝堂论理”等可谓原滋原味的历史化剧情。首先是祁王，他虽非皇后所出，但生母地位尊贵且得宠，身为长子，又得林、言两家支持，以皇位第一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其次皇四子萧景，他的情况与祁王相似，生母身份尊贵得宠，且是贵妃亲出，最先得到太子之位。但与祁王不同，“非嫡非长”亦没有显贵外戚支持，身份本身存在较大争议。再次誉王，生母地位低下，但是为皇后养子。在当时法礼与血缘并重的背景之下，誉王有“嫡子”的身份（唐高宗首任太子李忠即为废皇后王氏所收养）。这是他相较于其他皇子的优势，所以“朝堂伦理”中誉王获胜其实理所应当。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贯穿全剧的“皇储”之争其实并不仅仅是皇帝为了平衡朝局的手段，也是各皇储竞争者本身所各有的巨大缺陷所致。剧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越妃复位”，在观众看全在于梁帝处事不公，但如果皇帝没有废除太子的打算，恢复太子生母的地位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太子被废为献王，越氏也随之被贬为贤妃。静妃地位的提升，除开静妃的个人品格之外，也是准备册立靖王的必要准备。 三、服装道具 一部以历史为大背景的电视剧要做到“史剧相合”，剧中所用服装、道具和与之相应的礼仪等繁琐的细节就成了评价剧组水平的关键所在。以往所谓的“历史剧”，大多因为对细节的忽视而显得“粗糙”难以下咽，为观众所诟病。关于本剧的道具、服装、礼仪都较符合当时历史大背景，如不同场合的服饰规范，本剧在第二集即出现靖王戎装入宫受太子训斥的片段，既点出太子“刻薄寡恩”，也从侧面说明服饰事关礼仪尊卑可大可小而不可忽视。以“萧景琰”为例，片中就出现四套常用服饰：宫服、正服、居家便服、戎装。宫服为绯红四爪龙纹袍（帝王五爪，藩王四爪），头戴王冠。便装为上半袖马甲型的外褂而适于骑马行猎，正与靖王常在军中的情形相互印证。外出会客时则要披外袍以示尊重。而且片中屡次出现的回忆中的靖王无一不是“蓬头稚子”。不同于大多数片中人都严格的带上了发髻以示成年。（片中关于此类细节还有多处，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自梁帝以下到庶民服饰的不同而显示的尊卑秩序。据采访说本剧服饰道具都是按照汉朝礼法所设，看男子的官帽及佩绶的材质即可看出他们的等级和身份，女子亦然。剧中的服饰不像其他古装剧一样颜色花哨，越是上位者服饰颜色越深，只有皇帝身着玄服（纯黑），而除了平民是素面的棉布麻布（如林殊的白衣装）但凡有品级可以着缎者，都是有提花织纹或者遍覆文秀。这种对小细节的积累构成了此剧独有的质感，古色古香、精致的追求使《琅琊榜》在现今各种电视剧竞相上映的条件下仍然显得出类拔萃，具有充分的艺术价值。 四、历史背景 剧中对历史大背景的反映也显得功力深厚，首先是官职和中央机构的设定。两晋南朝处于中央官制的变革期，从秦汉时的三公九卿过渡到隋唐时的三省六部制。东汉权归尚书，《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光武皇帝（刘秀）愠数世之失权，忿于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且尚书之职多为要人所据，如《三国演义》第三回：董卓欲杀卢植，或谏日：“卢尚书海内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魏晋权归中书，南朝权归门下，到隋文帝创立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度，这一时期制度变革具有连续性。剧中出现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尚书、侍郎以及中书令等官名符合规制。再有关于“悬镜司”，观众所知悬镜司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大众对于悬镜司的认识多关于经常出现于屏幕中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明代特务机构，但特务机构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特务制度是汉武帝的绣衣直指。唐代传说中的内卫，宋代的皇城司，明朝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锦衣卫是中国古代最成熟最完善的特务机构。悬镜司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为加强皇权所设，直属于皇帝，独立于正常行政机构之外，有稽查刑狱之权。第三十八集回忆中所述：祁王奏请废除悬镜司，反映了君权与臣权之争，这是整个剧情中的关键一环，有据可查，不可替代。其他如剧中出现的“滨州侵地案”与“举荐中正官”一事，反映了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土地制度混乱情况下的土地兼并之风，“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制度实行日久之下的“重门第出身，轻才干”选才原则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如《晋书・王毅传》《晋书・王沉传》所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梅长苏虽有“麒麟才子”之名，但本身也不过是寒门士子。这两种社会问题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五、时代精神 《琅琊榜》共五十四集，借外戚、皇储等问题进而引申为整个旧社会皇权斗争的残酷性。“梁帝”其实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帝王们的共同特点：残忍弑杀，猜忌无度。为了巩固皇权不加详查就杀害亲子、爱人、好友。不惜以灭门这一毫无人情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后发生在誉王身上的悲剧再次印证了封建时代皇权的冷酷无情。本剧在最后进入高潮，“梁帝”在众臣相逼的情形下失魂落魄，口呼“乱臣贼子”而离开大殿。之后借林殊之口指出梁帝只在乎皇权与帝王尊严，而毫不关心案情本身即其至亲之人的清白。梁帝口中的“乱臣贼子”其实是一群胸怀坦荡、为国为民之人，在此弘扬的是对民生的关注和对生命、司法的重视。林殊的质问“陛下下旨重审当年的冤案难道真的就这么难吗！”反映了小说和电视剧主张公平正义高于皇权的精神，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等级，也将焦点转移在亲情、友情、爱情的可贵之上；另一方面，在评判皇权同时也赞颂了本片人物之间的“羁绊”与“人性”。郡主与宫羽对爱情的忠贞，蒙挚、林殊、聂锋之间的同袍之义，豫津、景睿之间的友情和“江左盟”众人对林殊的主仆之情。不同于《甄传》等同类作品，剧中人物在经历残酷命运的洗礼之后并没有失去善良的本性，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坚持惩恶扬善而非《甄传》中的以恶制恶。林殊、萧景睿的坚守自不用多言，以反派形象出现的誉王在本剧最后亦体现了为生母追求真相的人性闪光点。以上这些在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今天都体现了创作者对于现实价值的追求。 《琅琊榜》的出品方山东影视集团及其合作公司，近年来通过推出《钢铁时代》《温州一家人》《战长沙》《青岛往事》等精良的电视剧以及刷新国产动画票房纪录，创造良好口碑的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已经在业界和观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琅琊榜》的成功，是山东影视集团在创作经验上多年积累的体现。历史题材剧应做到最基本的历史还原，制片人侯鸿亮在剧中倡导的“讲究，不讲究”的敬业精神、制片方的细节考究和用心为行业树立了准则。文艺作品承担着社会教化功能，历史剧作为文艺作品的传播会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的历史观并进行重塑。架空历史题材虽不同于历史正剧，但如果起筑于历史事实，而非附庸于低俗化的审美倾向，更能倡导正确的历史观。对于历史的严谨，将历史题材剧仅只以历史的形式再现，而丧失了精神内核的表达。不少历史剧中儿女情长爱恨情仇、宫廷争斗等雷人剧情令观众反感，历史剧艺术的创作表现不应凌驾于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上，而应该对于历史和艺术抱有严肃的理念和敬畏的态度。 {1} 李翰之：《中国皇帝全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81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波大学SRIP项目：架空历史作品中的历史元素 作 者：李 超，宁波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