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发出的电文是：“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
这年9月，我也从台大学生兵部队回到了学校开始了大学生活。
1945黎明破晓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同胞终于看到了曙光。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这些学生激动得跳了起来，从观音山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兴奋而高歌。
回到士林不久后，“协志会”就立即展开了工作。如今我还记得杨云平先生当时的讲话，他说“‘协志会’的‘协’字(繁体字为‘�’)，就是三个力加在一起，我们要同心协力，为家乡做好事。”当时决定办三件事：一是宣传台湾人要当家作主，管好自己。有的同学就到士林市场对面庙前广场讲话，宣传不要随地吐痰、动不动就骂人，要讲文明、讲礼貌；二是组织学习普通话，从拼音字母开始学起；三是到附近小学去教唱歌，以便欢迎祖国亲人。当时我去了两个小学，教了两首歌，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记得这首歌的曲谱刻在了何斌家中的风琴上面，另一首是《中国国民党党歌》。那时我的普通话不好，教歌的过程中还颇费了些周折。
台湾光复前夕，虽然处于暂时的“无政府”状态，但整个社会一点都没乱，人们自发地管理和维持正常秩序，之前被日本殖民当局以“不当言论”秘密逮捕的郭�琮也出狱了，人们在平静中等待着祖国到来的亲人。9月的一天，我在士林教会练琴，突然一个身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走进来。他说自己是朝鲜人，曾经学过钢琴，听到我的琴声禁不住跑进来。我让他坐下来弹奏，他边弹边唱起苏格兰民歌《友谊天长地久》，说这是日本占领时期流落在海外的朝鲜人怀念祖国的歌，日本投降了，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国家了。听着他的话，我若有所思，我们也要回归祖国了。光复前夕的这些事，让我深深感受到台湾的命运改变了。
10月17日，我们这些在士林的青年学生被动员去欢迎进驻台湾的国民党第七十军。印象中这些官兵当时身着黄色麻布军服、背着雨伞，伙夫挑着大铁锅，军容颇为涣散。对平日看惯了趾高气扬、神气十足的日本兵的我们来说，颇为意外和失望。但欢迎人群中有人议论道，抗战八年太艰苦，应该理解。隔了几日，我们又到台北松山机场欢迎赴台接管的国民党高官陈仪一行。当时的我有些感触，为什么陈仪和他的侍从个个都是满面春光，甚至肥头大耳，而他们的部队士兵却是面黄肌瘦，以致大多看似营养不良?
10月25日，台北公会堂召开光复庆祝大会，几千名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我们这些学生也同样站在公会堂门前。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激动的时刻。当时台湾百姓欢天喜地的舞狮、舞龙，鞭炮声连绵不断，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来到台湾的祖国代表，他们在会上高喊的是“国民党万岁”、“蒋主席万岁”，却未曾喊出对饱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台湾同胞的“关爱”。不少同学与我一样，对来台的“祖国”与我们心中期待的祖国有点迥异，少了那份亲切感。
从日据下的台北帝国大学到光复后的台湾大学，台湾的命运改变了。在潘渊静的鼓动下，十几个住在士林的同学从医学部转入别的系，我也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转入台大工学院机械系。当时的工学院台籍学生总共才十几人，我们因战争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工学院的教授大多是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日本人，直到1948年我毕业时，国民党当局派来的教授都没有来接班。当时有两位台籍教授给我们上课，一位是陈丁茂老师(后定居北京，为北京吉普212设计者)，还有一位被请来指导台大合唱团的歌唱家蔡江霖老师。求学台大期间，我与两位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二八”起义发生后，两位老师远走他乡，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之后，我和两位老师竟相逢于北京、东京，提起往事不禁唏嘘。
风云变幻“二・二八”
台大工学院开学后不久，一大批从国民党青年军转来的学生进入工学院。这些久经历练的青年男女，完全不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他们为人颇为圆滑，完全没有学生的样子，宁静的校园转瞬变成热闹的“市场”。国民党接管的台大训管处还规定每周一要向蒋介石像致敬、听训话，这情景不由得让我们这些台湾学生想起了日据时期要向日本天皇敬礼的情形。加之学校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学习《国语》和《三民主义》两门课程，如若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困惑，对这两门课程，我大多逃课，因而在毕业时遇到困难。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没能好好学习中文，使得我中文水平很低，成为一生的遗憾。
台湾光复后，台湾省行政公署随即成立。当时公告要求全台所有民间团体重新申报登记，不知因何缘由，“协志会”被勒令禁止活动，连我最喜爱的合唱团也难以幸免。许多台籍知识分子，因不会国文或者只会书写日式中文而不被重用，光复后的台湾人变成了“二等国民”。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后的表现，使老百姓渐感失望，官员们只顾填满私囊，鱼肉百姓，士兵在士林市场采购不付钱拿起就走。想起光复时我们怀着淳朴、单纯的喜悦之情，欢迎来的“亲人们”竟是这般行径，被欺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光复后不满两年的台湾，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失望不满的情绪日益积累，持续升温。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缉私人员打昏烟贩林江迈，接着开枪打死围观路人陈文溪。这一偶发事件也引发了席卷全岛的“二・二八”起义。28日这一天，正在工学院机械实验室做实验的我，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听同学说省行政公署对请愿的民众机枪扫射，我赶回到士林和几位同学商量要做些事情。一路上感到整个社会充满一种昂奋强烈的骚动气氛，途中见到一个国民党军官，他看到我立即让路，如果是以前，通常都是我们给军官们让路。
回到士林住所，同学们正在商量要做一点事情。我还记得，当时我和胡宝珍前往设在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学生指挥部，与他们建立联系，指挥部安排我和潘渊静前往天母温泉了解设在那里的武器库情况。我就和潘渊静扮装成钓鱼人向路边小贩打听。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两人行动简直就是儿戏。只了解到武器库驻兵大约一个排，连周围的地形、火力部署都没搞清楚，单纯地认为只要乘夜晚守兵熟睡之际突然袭击，就可以夺取枪支。
根据我们打听的情况，指挥部决定3月5日晚行动，配合从乌头山赶来的少数民族部队一起在台北发动暴动。这一夜，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学生在士林教会唱完最后的《哈利路亚》合唱曲，就集中在“漫画寮”楼上的何斌家，等待着暴动时刻的来临。傍晚，台北开始下起了大雨，渐变成暴雨。我们一直在“漫画寮”等待着，
半夜时才得知少数民族部队没有下山，当晚台北的起义行动取消了。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我们这些在士林生活的学生开始了逃亡。在陈泗治牧师和台大图书馆专员曹永和的帮助下，我和胡宝珍、孙适、孙朴等人躲在曹家的天棚里。记忆中，曹家是士林的一户老宅，房大、粱高、纵深，躲在天棚的纵深处不易被发现。
“二・二八”起义被镇压了，我们这些逃亡的学生，在士林基本上“平安无事”地度过。只是有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被抛尸在士林镇中心，听人们说，他是在镇压中遇难的。如今60多年过去了，每每和故人、朋友、后辈们谈起“二・二八”起义，我常说“二・二八”起义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民党对起义群众提出的进行政治改革、反对专制腐败、实行民主自治等正确主张难以容忍，竟然调集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给刚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其对台湾现代社会留下的阴影几十年不散，至今仍存。
再见了!士林
“二・二八”起义被镇压以后，我们这些在士林的伙伴对局势有着不同的观感，加之临近毕业每个人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有的想方设法奔赴大陆，有的则留了下来。此后，何斌潜回大陆，经香港、上海到了大别山解放区，他与吴河的通信中提到他已经到了山那边的“好地方”。我虽然不是一个有觉悟的青年，但出于正义感和个人的良知，也有了一个不安分的想法，决定离开故乡，投奔大陆。
从1945年10月国民党来台接收到1947年2月“二・二八”起义被镇压的消息，通过这一年零四个月的体验和观察，我对国民党才有了明确的看法。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奴性教育，使得我们这些在日据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史“无知”和“误知”，尽管通过日文的《东洋史》略知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一端，但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和斗争几乎一无所知。1945年，何斌的弟弟吴河从大陆东北回到士林，给我们讲述了更多大陆的消息。我也从郭�琮那里知道了国共内战的一些情况。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活动，以及以美国军人在北京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为导火索的抗击美军暴行群众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至“二・二八”起义被镇压，我对国民党彻底绝望了。后来从同学蔡瑞钦那里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论著在抗战那个最困难的时期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时代环境和基本特征，提出了抗日的总方针，令人钦佩，我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开始考虑去大陆。
1947年下半年，“协志会”已无法活动，人心涣散。我和胡宝珍、孙适随着陈泗治牧师到淡水，住在淡水女中一所老师的宿舍，在那里度过了我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除了完成用日文书写的毕业论文《关于飞行翼的浮力问题》外，在学习音乐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声乐师从蔡江霖先生，学会了数首意大利和德国的歌曲，钢琴也学会几首肖邦、贝多芬、舒伯特等中等程度乐曲。这几首歌和曲，一直伴随我到现在，给我以精神上的慰藉。1948年离开台湾后，因环境所致，失去了练钢琴的机会，直到40年以后才重拾起来，虽又从头练起，已感心有余力不足，常常“忘谱兴叹”。
1948年8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来台招人，我面试后明确提出要到大陆，最后被录取分配至上海闵行通用机械公司工作。9月底，在胡宝珍、孙适、孙朴等士林伙伴及父亲送行下，我单独一人从基隆离开了家乡。当时，我们约定一两年后再见面，但没有想到到我们再见面时，竟已过了47年。
1995年春，我回台湾探亲，在台北的台大校友、原台南二中的同学共22名，于台北国宾饭店名苑欢迎了我和老伴，大家谈起离别士林的日子感慨万千。1947年“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何斌经香港、上海进入大别山游击区，曾担任过全国台联理事。郭�琮在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捕牺牲。挚友胡宝珍、蔡国智、苏友鹏3人也于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分别被关押10年至15年。陈泗治牧师，孙适、郑万发两位校友己移居美国。潘渊静和吴河两人都于上海解放前夕来到大陆，老潘曾任台盟中央秘书长，吴河生前曾在《参考消息》编辑部工作。陈丁茂、蔡江霖两位老师都在“二・二八”起义后赴日，陈老师于上世纪60年代回国任北京汽车厂工程师，蔡老师曾受全国台联邀请回国演出。
2010年4月23日至5月8日，我再次赴台探亲。在台北与挚友蔡国智、苏友鹏见面，谈到往事和以前的同学，不免感慨万分，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我又专程到台南县新营寻找胡宝珍，周围的乡邻说他已经过世多年，全家都搬走了。我又赶回士林，在我四弟开车陪同下，寻找过去在士林的足迹。当年的士林教会、士林市场、大桥，如今还在，但早已面貌全非，在记忆中找不到一点当年的样子。当年我们居住和聊天的“漫画寮”和“牛皮寮”如今更是无人知晓。
如今，我已届古稀，常感乡愁难以排遣，那些留在士林的青春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是我确立人生目标的起点，也是我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发出的电文是：“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
这年9月，我也从台大学生兵部队回到了学校开始了大学生活。
1945黎明破晓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同胞终于看到了曙光。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这些学生激动得跳了起来，从观音山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兴奋而高歌。
回到士林不久后，“协志会”就立即展开了工作。如今我还记得杨云平先生当时的讲话，他说“‘协志会’的‘协’字(繁体字为‘�’)，就是三个力加在一起，我们要同心协力，为家乡做好事。”当时决定办三件事：一是宣传台湾人要当家作主，管好自己。有的同学就到士林市场对面庙前广场讲话，宣传不要随地吐痰、动不动就骂人，要讲文明、讲礼貌；二是组织学习普通话，从拼音字母开始学起；三是到附近小学去教唱歌，以便欢迎祖国亲人。当时我去了两个小学，教了两首歌，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记得这首歌的曲谱刻在了何斌家中的风琴上面，另一首是《中国国民党党歌》。那时我的普通话不好，教歌的过程中还颇费了些周折。
台湾光复前夕，虽然处于暂时的“无政府”状态，但整个社会一点都没乱，人们自发地管理和维持正常秩序，之前被日本殖民当局以“不当言论”秘密逮捕的郭�琮也出狱了，人们在平静中等待着祖国到来的亲人。9月的一天，我在士林教会练琴，突然一个身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走进来。他说自己是朝鲜人，曾经学过钢琴，听到我的琴声禁不住跑进来。我让他坐下来弹奏，他边弹边唱起苏格兰民歌《友谊天长地久》，说这是日本占领时期流落在海外的朝鲜人怀念祖国的歌，日本投降了，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国家了。听着他的话，我若有所思，我们也要回归祖国了。光复前夕的这些事，让我深深感受到台湾的命运改变了。
10月17日，我们这些在士林的青年学生被动员去欢迎进驻台湾的国民党第七十军。印象中这些官兵当时身着黄色麻布军服、背着雨伞，伙夫挑着大铁锅，军容颇为涣散。对平日看惯了趾高气扬、神气十足的日本兵的我们来说，颇为意外和失望。但欢迎人群中有人议论道，抗战八年太艰苦，应该理解。隔了几日，我们又到台北松山机场欢迎赴台接管的国民党高官陈仪一行。当时的我有些感触，为什么陈仪和他的侍从个个都是满面春光，甚至肥头大耳，而他们的部队士兵却是面黄肌瘦，以致大多看似营养不良?
10月25日，台北公会堂召开光复庆祝大会，几千名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我们这些学生也同样站在公会堂门前。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激动的时刻。当时台湾百姓欢天喜地的舞狮、舞龙，鞭炮声连绵不断，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来到台湾的祖国代表，他们在会上高喊的是“国民党万岁”、“蒋主席万岁”，却未曾喊出对饱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台湾同胞的“关爱”。不少同学与我一样，对来台的“祖国”与我们心中期待的祖国有点迥异，少了那份亲切感。
从日据下的台北帝国大学到光复后的台湾大学，台湾的命运改变了。在潘渊静的鼓动下，十几个住在士林的同学从医学部转入别的系，我也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转入台大工学院机械系。当时的工学院台籍学生总共才十几人，我们因战争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工学院的教授大多是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日本人，直到1948年我毕业时，国民党当局派来的教授都没有来接班。当时有两位台籍教授给我们上课，一位是陈丁茂老师(后定居北京，为北京吉普212设计者)，还有一位被请来指导台大合唱团的歌唱家蔡江霖老师。求学台大期间，我与两位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二八”起义发生后，两位老师远走他乡，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之后，我和两位老师竟相逢于北京、东京，提起往事不禁唏嘘。
风云变幻“二・二八”
台大工学院开学后不久，一大批从国民党青年军转来的学生进入工学院。这些久经历练的青年男女，完全不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他们为人颇为圆滑，完全没有学生的样子，宁静的校园转瞬变成热闹的“市场”。国民党接管的台大训管处还规定每周一要向蒋介石像致敬、听训话，这情景不由得让我们这些台湾学生想起了日据时期要向日本天皇敬礼的情形。加之学校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学习《国语》和《三民主义》两门课程，如若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困惑，对这两门课程，我大多逃课，因而在毕业时遇到困难。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没能好好学习中文，使得我中文水平很低，成为一生的遗憾。
台湾光复后，台湾省行政公署随即成立。当时公告要求全台所有民间团体重新申报登记，不知因何缘由，“协志会”被勒令禁止活动，连我最喜爱的合唱团也难以幸免。许多台籍知识分子，因不会国文或者只会书写日式中文而不被重用，光复后的台湾人变成了“二等国民”。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后的表现，使老百姓渐感失望，官员们只顾填满私囊，鱼肉百姓，士兵在士林市场采购不付钱拿起就走。想起光复时我们怀着淳朴、单纯的喜悦之情，欢迎来的“亲人们”竟是这般行径，被欺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光复后不满两年的台湾，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失望不满的情绪日益积累，持续升温。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缉私人员打昏烟贩林江迈，接着开枪打死围观路人陈文溪。这一偶发事件也引发了席卷全岛的“二・二八”起义。28日这一天，正在工学院机械实验室做实验的我，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听同学说省行政公署对请愿的民众机枪扫射，我赶回到士林和几位同学商量要做些事情。一路上感到整个社会充满一种昂奋强烈的骚动气氛，途中见到一个国民党军官，他看到我立即让路，如果是以前，通常都是我们给军官们让路。
回到士林住所，同学们正在商量要做一点事情。我还记得，当时我和胡宝珍前往设在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学生指挥部，与他们建立联系，指挥部安排我和潘渊静前往天母温泉了解设在那里的武器库情况。我就和潘渊静扮装成钓鱼人向路边小贩打听。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两人行动简直就是儿戏。只了解到武器库驻兵大约一个排，连周围的地形、火力部署都没搞清楚，单纯地认为只要乘夜晚守兵熟睡之际突然袭击，就可以夺取枪支。
根据我们打听的情况，指挥部决定3月5日晚行动，配合从乌头山赶来的少数民族部队一起在台北发动暴动。这一夜，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学生在士林教会唱完最后的《哈利路亚》合唱曲，就集中在“漫画寮”楼上的何斌家，等待着暴动时刻的来临。傍晚，台北开始下起了大雨，渐变成暴雨。我们一直在“漫画寮”等待着，
半夜时才得知少数民族部队没有下山，当晚台北的起义行动取消了。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我们这些在士林生活的学生开始了逃亡。在陈泗治牧师和台大图书馆专员曹永和的帮助下，我和胡宝珍、孙适、孙朴等人躲在曹家的天棚里。记忆中，曹家是士林的一户老宅，房大、粱高、纵深，躲在天棚的纵深处不易被发现。
“二・二八”起义被镇压了，我们这些逃亡的学生，在士林基本上“平安无事”地度过。只是有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被抛尸在士林镇中心，听人们说，他是在镇压中遇难的。如今60多年过去了，每每和故人、朋友、后辈们谈起“二・二八”起义，我常说“二・二八”起义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民党对起义群众提出的进行政治改革、反对专制腐败、实行民主自治等正确主张难以容忍，竟然调集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给刚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其对台湾现代社会留下的阴影几十年不散，至今仍存。
再见了!士林
“二・二八”起义被镇压以后，我们这些在士林的伙伴对局势有着不同的观感，加之临近毕业每个人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有的想方设法奔赴大陆，有的则留了下来。此后，何斌潜回大陆，经香港、上海到了大别山解放区，他与吴河的通信中提到他已经到了山那边的“好地方”。我虽然不是一个有觉悟的青年，但出于正义感和个人的良知，也有了一个不安分的想法，决定离开故乡，投奔大陆。
从1945年10月国民党来台接收到1947年2月“二・二八”起义被镇压的消息，通过这一年零四个月的体验和观察，我对国民党才有了明确的看法。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奴性教育，使得我们这些在日据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史“无知”和“误知”，尽管通过日文的《东洋史》略知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一端，但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和斗争几乎一无所知。1945年，何斌的弟弟吴河从大陆东北回到士林，给我们讲述了更多大陆的消息。我也从郭�琮那里知道了国共内战的一些情况。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活动，以及以美国军人在北京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为导火索的抗击美军暴行群众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至“二・二八”起义被镇压，我对国民党彻底绝望了。后来从同学蔡瑞钦那里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论著在抗战那个最困难的时期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时代环境和基本特征，提出了抗日的总方针，令人钦佩，我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开始考虑去大陆。
1947年下半年，“协志会”已无法活动，人心涣散。我和胡宝珍、孙适随着陈泗治牧师到淡水，住在淡水女中一所老师的宿舍，在那里度过了我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除了完成用日文书写的毕业论文《关于飞行翼的浮力问题》外，在学习音乐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声乐师从蔡江霖先生，学会了数首意大利和德国的歌曲，钢琴也学会几首肖邦、贝多芬、舒伯特等中等程度乐曲。这几首歌和曲，一直伴随我到现在，给我以精神上的慰藉。1948年离开台湾后，因环境所致，失去了练钢琴的机会，直到40年以后才重拾起来，虽又从头练起，已感心有余力不足，常常“忘谱兴叹”。
1948年8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来台招人，我面试后明确提出要到大陆，最后被录取分配至上海闵行通用机械公司工作。9月底，在胡宝珍、孙适、孙朴等士林伙伴及父亲送行下，我单独一人从基隆离开了家乡。当时，我们约定一两年后再见面，但没有想到到我们再见面时，竟已过了47年。
1995年春，我回台湾探亲，在台北的台大校友、原台南二中的同学共22名，于台北国宾饭店名苑欢迎了我和老伴，大家谈起离别士林的日子感慨万千。1947年“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何斌经香港、上海进入大别山游击区，曾担任过全国台联理事。郭�琮在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捕牺牲。挚友胡宝珍、蔡国智、苏友鹏3人也于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分别被关押10年至15年。陈泗治牧师，孙适、郑万发两位校友己移居美国。潘渊静和吴河两人都于上海解放前夕来到大陆，老潘曾任台盟中央秘书长，吴河生前曾在《参考消息》编辑部工作。陈丁茂、蔡江霖两位老师都在“二・二八”起义后赴日，陈老师于上世纪60年代回国任北京汽车厂工程师，蔡老师曾受全国台联邀请回国演出。
2010年4月23日至5月8日，我再次赴台探亲。在台北与挚友蔡国智、苏友鹏见面，谈到往事和以前的同学，不免感慨万分，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我又专程到台南县新营寻找胡宝珍，周围的乡邻说他已经过世多年，全家都搬走了。我又赶回士林，在我四弟开车陪同下，寻找过去在士林的足迹。当年的士林教会、士林市场、大桥，如今还在，但早已面貌全非，在记忆中找不到一点当年的样子。当年我们居住和聊天的“漫画寮”和“牛皮寮”如今更是无人知晓。
如今，我已届古稀，常感乡愁难以排遣，那些留在士林的青春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是我确立人生目标的起点，也是我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