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
文 军 施 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对中国学者发表的381篇有关图里（Gideon Toury）翻译理论的文章加以总结，简单介绍了图里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应用，并指出国内学者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误读、误用之处，以期图里的翻译理论能够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图里的翻译理论；译介及应用；误读误用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09)03-0011-09
一、引 言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的，90年代初，随着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以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 Zohar)和图里（Gideon Toury）为代表的多元系统理论才逐渐得到中国译界学者的关注。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收集了从1995年到2008年与图里翻译理论相关的381篇期刊文章。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总结分类，对图里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进行阐述。见下表：
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相关理论的研究
对图里翻
分类 译理论的
译介 归化和异化(意译
和直译)
论文
篇数 47 18 12 伪 译 译者 主体 性 24 翻译与文 学、翻译 与文化 31 翻译观、翻 译 标 准 68 中西译学发 展 运用图里翻译理论 对翻译实践的研究 语料库翻译研究 11 解释翻译现象 61 文本分析 52 57
由表中数据可以得出，在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图里的期刊文章中，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译介和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相关理论的研究共计252篇，而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研究仅占129篇。由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学者虽然已经把图里的翻译理论应用到文本分析、归化与异化分析、翻译与文学、翻译与文化分析等诸多方面，但是近多半文章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并没有把图里的翻译理论完全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另外笔者发现，自从图里在他的《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书中详细阐明了伪译之后，国内开始了对伪译的关注（P40-52）[1] 。下文笔者即把对图里翻译理论的理解以及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和应用做出具体阐述。
二、图里的翻译理论
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是低地国家翻译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 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James Holmes) 的描述 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P204)。图里是翻译学重要杂志TARGET 的两位主编之一，他最负盛名的三本著作为：1．Translational Norms and
In Search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 1930-1945《翻译规范与希伯来语文学翻译( 1930-1945) 》；2．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翻译理论探索》；3．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描述翻译学及其他》[1] [3] [4]。笔者发现，在有关图里翻译理论的论著中，国内学者参考次数最多的当数他的《描述翻译学及其他》。图里在本书中对描写译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论述。本书论述了描写译学的学科特点和它在翻译学中的重要地位，探讨了描写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描写译学的应用问题以及翻译行为的一些基本准则。在书中图里提出应把描述翻译学列入翻译研究的分支学科，并认为该分支学科具有理论和应用并重的双重属性。本书在对方法论探讨的同时，对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了上下文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图里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力主在翻译学范围内建立基于方法论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对翻译学作系统的描述，并探讨了建立这一分支学科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另外，在图里的网站http ：//www.tau.ac.il/~toury/上，还可以参阅到许多图里的其他论著。
图里的成就可以从３方面来概括：1．指出描述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性；2．提出以译入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3．提出了翻译规范。图里的翻译规范和他的描述性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图里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４个方面：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 否定了文学语言学意义上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因素使然）；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化趋向对译文的影响；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 原语和译语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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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
（一）图里翻译理论的评介
在笔者收集到的381篇期刊文章中，最早由国人撰写的有关图里翻译理论的文章是张南峰教授在1995年发表的《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一文。在本文中，张南峰教授对描述翻译学进行了介绍，指出在描述翻译研究方面，贡献比较大的是以色列的Even-Zohar 和Toury ，以及美国的Lefevere 。Even-Zohar 认为，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polysystem ），而翻译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是会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Toury 以这个理论为前提，集中研究翻译文学如何受到译语文化， 特别是译语文学传统的影响[6](P1-3)。
在对381篇有关图里的期刊文章进行总结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图里翻译理论译介的内容多出现在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相关论文中，用整篇来译介图里翻译理论的文章较少。此外，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译介多局限在翻译规范和描写性翻译研究方面。在下文中，笔者将依据时间顺序，选取典型性代表，对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进行介绍。
用整篇对图里翻译理论进行译介的代表如下：苗菊在2001年发表的《翻译准则——图瑞翻译理论的核心》中探讨了有关图里的四方面内容：1．描写性研究至关重要；2．以译入为导向的研究方法；3．翻译准则；4．图瑞的贡献[7] (P29-32)。赵宁（2001）用整篇文章探讨了G ．Toury 翻译规范论的基本问题。赵宁指出Toury 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订翻译规范，而是通过对译本的研究，寻找译者们遵循的规范。他认为翻译规范来源于篇章和篇章外，可分为元规范和操作规范；规范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它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掌握它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成为一名称职翻译的前提[8](P216-219)。单伟龙200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吉迪恩·图里和他的翻译理论》的文章。在该文中，作者对图里其人、图里的翻译理论及其成就做了系统的阐释，并强调：1．以图里为代表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是对翻译的再认识；2．以描述译学为理论基础的译入导向研究方法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3．翻译 规范理论解释了不少长期困扰我们，又得不到很好解释的翻译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 学者把翻译规范应用到译本的分析中，也有人把它应用到专业术语的翻译中去，解决了不少问题。
总之，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为翻译从传统的规范研究走向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2](P204-206)。
另外，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译介多从多元系统理论和描写译学的角度入手。如赵家进对以埃文· 佐哈尔和图里为代表的多元体系说做了详尽的论述，并指出该派超越了译界中“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将译学与文学研究、社会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赋予译学历史意义，但仍囿于译入文化的可接受性，未摆脱“文化对等”的羁绊[9] (P46-47)。林克难介绍了以图里为代表的当今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派——描写学派的起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以及这个学派的特点。文章论述了描写翻译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描写学派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定位、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丰富翻译实践的手段[10](P43-45)。潘文国详细介绍了“描写”或“常规”学派的代表人图里，强调他发展了埃文 •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图里的翻译理论可说是建立在一项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的。他系统地调查了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间翻译成希伯来语的文学作品，包括译自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伊迪语(Yiddish)的，并作了定量分析，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学和美学并不起什么作用，作品的选择更主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且如果与原文对照，多数作品从语言与功能的角度看，只是部分“等值”，然而它们在目的语文化中都被承认是翻译，发挥着从中心到边缘的各种作用。另外，潘文国还针对图里对文学翻译中的“常规”进行了介绍[11](P34-37)。廖七一对图里与翻译规范进行了阐释，指出翻译的性质和范
[12](P178)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并非一成不变，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规约性(prescriptive)的翻译标准始终认为存在绝对的、完美的或理想的翻译文本，而译文中出现的所谓迁移、变异常常被指责为“不忠实”、歪曲或谬误。多元系统采用描述性(descriptive)的研究方法，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忠实与得失，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作目标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甚至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还有待于修正和精化(refinement)”，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警惕和注意[14](P57-60)[13](P52)。邵璐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用丰富的例证指出它本身的悖谬性，指出操作实践中的误读和误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须引起我们的。张南峰详细介绍了norm 的内涵与翻译，并指出多元系统论从超然物外的描述性视角来研究支配翻译活动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规范。规范有模糊性、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一个时期，甚至一个译本，往往有不同的规范在同时运作，这正是多元系统论所预期并且要尝试解释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认为它无法解释，那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作了简单化的诠释
（二）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相关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积极引进消化图里翻译理论的同时，还卓有成效地将其理论运用于对翻译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从收集到的论文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归化和异化（意译和直译）
姚霖霜、阙紫江指出，Gideon Toury在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一书中提出了定量翻译研究的初步模式。图里提出系统描写翻译学是通过描写翻译现象来找出支配翻译活动的规则，然后才能用以指导翻译活动。从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翻译研究中使用定量方法是可行和有效的，它能突破定性研究的局限和不足。能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异化、归化论中的一些问题，一定会有新的发生质变的成果产生，例如在读者对异化、归化的期待问题上，不妨借用一点定量科研方法，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研究，首先调查读者对以往翻译中异化、归化的译法的看法，然后分析原因，找出规则，再用以指导实践[16](P190)[15](P64-71)。 。张美芳在谈到翻译策略二分法透视时，引介图里的“适当性”
(adequacy) 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作为理论支持，对人们常引用及争论的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等三对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追溯其根源，弄清其概念并举例说明了其所指[17](P1-6)。
2．伪译
胡翠娥在《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中对图里关于伪译的论述做出了详细总结。作者指出，这些理论只是图里在研究本国的翻译历史实践时得出的结论，其具体情形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晚清的翻译活动事实。但图里的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提供了一个深层次的方法论，使我们把伪译现象放入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做文化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和缘起[18](P69-85)。刘建刚、张艳莉追溯了拉多( Radó) 1979 年以及图里1980 年提出的伪翻译概念[4][19](P134-135)，根据其功能和效果，把伪翻译分为积极伪翻译和消极伪翻译两大类。文章分析了诱发伪翻译的社会心理动因，如与日俱增的文化交流意识和扩大商机意识等，并通过例证辨析提出了对伪译的纠正策略，如宏观策略和微观策略等。目的是引起译界对于伪译现象的重视，以提高我国旅游宣传、公示语、产品说明等实用文体的翻译质量
伪译的社会危害性，并提出了鉴别伪译的简便方法
3．译者主体性
查明建、田雨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而且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另外，查明建、田雨阐述说，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就会被指责是对误译、滥译的怂恿。这实际上是将主体性理解为任意性，将创造性误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杜撰。但是在传统翻译观统治的时代，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无疑要遭到翻译研究系统权力话语的种种责难。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拓展了新的翻译研究领域，也为翻译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声援，支持了翻译主体研究的学术“合法性” [22](P21)[20](P18-23)。张成智根据图里给出的伪译的概念及其用途，研究了伪译在当代中国的新变种，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研究伪译的现实意义，指出了[21](P216-219)。 。王姝婧就译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历时的比较中探索译者身份的变化脉络：从幕后到幕前，从隐形人到主体。其次，就当代各流派译论对译者的阐述进行共时分析，其中包括目的论中的译者、描写学派中的译者和文化学派中的译者。认为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具有双重身份：操纵者和被操纵者。王姝婧将翻译家图里作为描写学派中的代表，对其理论作以阐述，指出描写学派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上，主要强调的是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译者是被操纵者，受到意识形态、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的影响和操纵[23](P57-61)。刘芳借用图里描述翻译研究还原语境(contextualization) 的方法来看待目前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指出女性主义对于翻译忠实性和译者主体性的重新阐释突出了翻译和译者在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翻译和译者的地位
4．翻译与文学、翻译与文化
刘介民谈到，图里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在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书不仅对翻译符号学、翻译标准等有专文研究，而且对描述翻译（descriptive translation ）、译文文本( translated text) 等作了探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product)而不是翻译的过程(process)。由此刘介民提出，两国文学进行相互交流、影响时，从属于发动者及接受者的媒介学，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通过书籍(包括对语言的了解、译著、评论文章、杂志和日报、旅游等) 和人(包括译者和翻译、文学的媒介、媒介的环境等) 建立自己的理论。翻译在开拓世界文学的规模, 加强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加深认识本民族文学的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5](P109-114)[24](P9-13)。 。谢天振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
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6](P64、66) 。曾文雄认为，文化学与翻译学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而文化转向在扩展研究领域、开拓研究思路的同时, 也使翻译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以图里、赫曼斯(Hermans) 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佐埃文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探索如何接受译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
5．翻译观、翻译标准
杨晓荣阐述道，70年代起在国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些当代新译论逐渐进入我国，其中以“多元体系论”为代表的翻译文化批评学派和以目的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在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28](P11)[27](P91)。 。褚东伟参考了描写派的“翻译规范”来阐明其观点。他认为，如果把翻译本身看成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的、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翻译的混沌是由各种变量决定的。但是，翻译并不是完全没有秩序的，某些变量稳定下来就产生了一些规范。翻译研究首先应该建立在承认混沌的基础上，然后确定临时的、相对的秩序[29](P6)。马会娟提到，以色列学者图瑞曾说过：“如果理论不能解释翻译活动中发生的每一
[30](P62)种现象，那么有缺陷的，必须改正的，是理论而不是‘有问题’的现象。”汉英翻译作品中存
在着大量的不忠实于原文的事实慢慢揭开了“忠实于原文”的虚伪面纱，促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所谓忠实的翻译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只有认识到汉英翻译标准的条件性，译者才会更好地发挥主动性，游刃有余地增删改写。翻译批评家才会正视翻译作品中存在着种种不“信”于原文的客观事实，更为客观地评价译文，不用为名译找借口，如“译文比较自由，实际上是再创作”、“译文与原文有一定的距离”等等
流的目的[32](P67-68)[31](P44-47)，整个汉译英的翻译质量才能逐步地改善、提高，达到有效交。曾昭涛评述道，20世纪后半期开始，翻译理论研究期望在影响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中找到研究翻译标准的突破点。这些因素被称为“相关因素( relevant or influencing factors) ”、“制约因素( constraints) ”或“条件( conditions) ”。国外在这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研究语境因素的Basil Hatim、Ian Mason 和Juliane House，研究对等因素的Katharina Reiss，研究功能因素的Christiane Nida ，研究文化因素的Andr éLefevere 和研究规范因素的Theo Hermans 、Gideon Toury 和Andrew Chesterman [33](P51-57)。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其中当数杨晓荣的研究具
[32](P119)有代表性，她提出的翻译标准条件论为国内翻译标准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视角。但是中外对相关因素的分类总有部分不能涵盖其中，成为对制约因素研究的缺憾
6．中西译学发展 。
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学派的建立同样打破了中国翻译界形成的“言必称奈达”的单一局面。廖七一指出，翻译研究派的兴起与发展已预示着以英美法德俄为统治的翻译核心的淡化。低地国家、北欧、以色列、加拿大翻译理论家的崛起使原有的翻译理论派别更呈现出姹紫嫣红、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东方译论也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和敏感加入了世界译论的交流与对话[34](P31)。张南峰曾经提到，中国文化研究目前似乎也在发展中。如果翻译研究加入这个行列并积极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对话，参与世界翻译学的构建必定能够脱离中国学术研究多元系统乃至于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边缘。正如王宁指出文化研究有助于解构单一中心的神话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鸿沟，让东方文化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中心[35](P46-49) [36](P67)。如此说来，笔者认为，如果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在中国得到持续性的蓬勃发展，中国学术研究多元系统也必将逐步走向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中心。李艳评
价说, 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的译学建设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翻译学，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也可与文学与文化所处的时代和背景结合起来。这种翻译理论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还适用于其他任何文体的翻译，对翻译实践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国翻译标准史上一次重大突破[37](P32)。林克难评论说，图瑞指出：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
(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 他的这句话，不妨看做是翻译的描写研究的宣言。这里不妨结合中国翻译的历史来做一个具体的说明。自从“文化转向”的思想传入中国翻译界后，彻底打破了“信、达、雅”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存在“信、达、雅”唯一的标准。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译者应该有不同的翻译标准。正是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促进了翻译研究深入发展，研究者得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地揭示出翻译的本质特点，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翻译研究丰富多彩的内容。另外，林克难也强调说，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翻译研究历史上，一面倒的现象并不少见。一百年来，中国翻译界一直是严复的信达雅一统天下，20世纪80至90年代又出现了外国人奈达和他的动态对等理论称王称霸的局面，现在则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言必称文化、写文章必用描写方法的形势
（三）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研究
1．语料库翻译研究
陈伟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学家如Itamar Even-Zohar，Gideon Toury和Andr é Lefevere 等人提倡改用描述性研究方法，他们也相继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简称DTS) 理论的发展。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确立和完善为后来建立翻译语料库来分析译文特征打下了方法论基础[39](P67-68) [38](P89-92)。 。肖维青评述道，一直以来，翻译批评完全围绕译文和原文是否对等而展开。
[1](P84)Toury 就曾警告说，仅仅评判翻译得失是消极的推理，我们应当试图描述和理解翻译的原生态。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有助于规定性向描述性的转向，因为大量真实语料的获得可以激发归纳性的探索，寻求理论规定或者直觉感知之外的规范。语料库为翻译批评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对这些可能性予以充分开发利用，有助于翻译批评的“审美评价”和“科学判断”跳出经验和直觉的内省桎梏，达到有机的统一[42](P64)。
2．解释翻译现象
郭建中在1997年发表的《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中，谈到学科建设时指出，必须建立一个描写性的分支，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这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Gideon Toury的新著《描写性翻译研究及其他》。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这种描写只可能是局部的。只有各个局部描写的集合，才能有真正的普遍性。但在各个局部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长足的进展。这些进展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从中他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和作用[41](P4)。郭建中引用图里观点来探讨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指出翻译单位必须建立在两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之上，即应以“目的语和源语这一对语言的比较分析单位”出现。尽管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单位的划分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即两种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翻译单位就可能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从不同的一对特定的语言出发的研究者，就可能对翻译单位有不同的划分[42](P51)。杨晓荣引用图里对翻译能力的解释来探讨汉译英能力解析的问题。文中指出，在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中，图里和威尔斯都接受了转换生成语法对competence （语言能力）和performance （语言运用）的区分。图里的解释是翻译能力是一种语言以及诸如文体、文学等方面的资源，译者利用这种资源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是指一般惯用的常规译法，它的性质也不同
于某一具体译文中实际采用的译法[43](P17 )。张南峰指出Delabastita 遵循面向译语系统的研究途径（Target-oriented approach ），所以能够看到非双关语译为双关语、零译为双关语这类翻译现象，而这类翻译现象，那些以原文为标准来评判译文优劣的研究者就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为翻译现象了
[1](P81-83)，借此来阐释Delabastita 分类法的优胜之处[44](P32 )。孙昌坤阐述道，作为翻译作品的附属品，
[1](P65)译作序跋的价值不容小觑。多元系统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吉迪恩·图里把译作的序言跋语(statements made by translators) 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extratextual) 资源
时期的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料源泉
信度[4](P 23-24) [46](P78-83)[45](P54-55)。孙昌坤以此作为理论支持来论述译作的序言跋语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是客观地评价译者和译作、重构特定历史。王建国应用Toury 等的观点对回译与翻译研究、英汉对比研究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文中指出Toury 认为翻译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回译的相关研究不可能具有。许建忠指出Rita Kothari 将 Itamar Zohar 和Gideon Toury 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view of translation) 等同印度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从跨学科角度(如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 对其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以此来对Rita Kothari 的《印度的英语翻译》进行简评[47](P74-75)。夏天引介了图里观点：伦理道德语境形成张力的例子在翻译中随处可见。第一个将莎翁十四行诗译成希伯来语的Jacob Schwartz 将十二首中的十一首全部译成写给女子(非同性) 的爱情诗，因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读者和诗人(犹太人) 来说，同性之爱是难以接受的，实为越界之事
“讹”[48](P8-11)[1](P118)。以此来说明译者用自己所处的时代语境重构了原语文本，造成了译语文本的。胡长文指出Vinay 、Darbelnet 、Van Leu-Zwart 、Popovic 、Toury 等人的翻译语言学研究，各自使用一套术语，关注的对象很不相同。他们的研究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语言系统间的差异，但他们研究的共同点都是以shift （转换）的概念来关注研究对象间的差异，并以此作为理论支持点之一来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中的“转移”和“转换”
3．文本分析
董晖指出，以Holmes 、Lefevere 、Toury 、Venuti 等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非常注重文化与翻译的相互影响，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从本质上讲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浮生六记》是一部文化含量很高的文学作品，从社会制度、家庭伦理到风俗民情、审美价值等都有所涉及。林语堂先生凭其扎实的双语功底和对东西方文化深刻的了解，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根据文本性质、翻译目的和读者种类，对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加以适当的传译，使译语读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所了解。以此看来，林译《浮生六记》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译作，其翻译策略和方法至今仍可资借鉴[50](P11-15) [49](P52-54)。 。王金波引介图里的翻译理论对《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进行再探。文中指出，在翻译研究中，确定译本所依据的原本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只有确定了原本，才能探寻译本与原本在语篇层面的相互关系，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译本。对于这一步可能存在的种种复杂情况，图里有充分的预见和详细的说明：“的确，在好几种情况下，原本可能存在众多版本。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任何证明研究者所选择的原本是正确的尝试都将至少部分取决于译本所展现的特点，而这使得确定原本的身份成为比较分析本身的一部分。首先，在有些情况下，即便在一种原语文化中，假定的原本存在不止一种版本。至少在进行有意的研究工作之前，谁能肯定地说哪一个版本可能就是某一特定译本的直接来源，即便这个版本确实只是一个文本，而不是数个文本的综合？确切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不仅仅适用于过去遥远的时代。”《红楼梦》的版本情况完全符合上述描述，从《红楼梦》德文译本本身寻找证据，就是研究的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红楼梦》德文译本是节译而非全译，原本一百二十回被缩译为五十回，大段删略很多，增词添句也很多，在不少情况下，译本与原本并不字句对应，而且有时原本之间的差别无法在译本中体现出来。尽管如此，由译本的特点确定原本仍然有章可依[51](P170-186)。邹白茹、张景华指出，晚清由于中西小说叙事传统差异悬殊，译者在翻译时不能
忽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因为成功的翻译是两种文化和文学规范之间的斡旋。图里认为，翻译始终居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规范的两极之间。“没有哪篇译文能被目的语文化完全接受，译文总是要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也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的结构发生迁移。”[52](P69)那么，从时间看，《域外小说集》译于晚清末年，当时的读者对西方小说
[53](P114)的叙事模式比较陌生，翻译小说的接受仍然受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制约。鲁迅兄弟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必然受读者阅读习惯的制约而影响其对译作的接受。杨振引用图里观点对《小说月报》中
的欧化问题展开讨论。文中指出，图里从翻译规范角度给了我们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他认为，“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最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传统，即在每个层次上最少关系到两套规范。”译者在“……两种不同来源的要求之间做出的基本选择构成了原初规范（initial norm）。就这样，译者或者以原文为纲，遵循它所设置的规范，或者遵循在目标文化中起作用的规范……”[1](P56) 。语体文欧化的要求，显然属于“以原文为纲”的原初规范的一种。但问题是，“产生这两种要求的两种来源总是不同的，因此往往是不相容的”，特别是注重翻译“充分性”这样的要求，“与目标规范和实践很可能产生某些不相容性”欧化的要求与“目标规范和实践”之间的不相容性，一上来就表现在读者的抵触上：“读惯了中国旧腔调的小说的人们，多半谁都不愿费力的来看这不合于他们习惯的东西。”图里同时还指出，这种不相容性，“尤其会超越纯粹的语言范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欧化问题的讨论[1](P56)[54](P24-25)。
四、结 语
图里的翻译规范和他的描述性方法对世界以及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虽然其翻译理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此外，中国学者在引入其翻译理论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对图里翻译理论丰富了中国翻译研究这一观点给予肯定。如果国内学者能够对图里的翻译理论进行系统透彻的学习，将会对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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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军，男，汉族，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英语课程与教学。 施佳，女，汉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
文 军 施 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对中国学者发表的381篇有关图里（Gideon Toury）翻译理论的文章加以总结，简单介绍了图里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应用，并指出国内学者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误读、误用之处，以期图里的翻译理论能够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图里的翻译理论；译介及应用；误读误用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09)03-0011-09
一、引 言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的，90年代初，随着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以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 Zohar)和图里（Gideon Toury）为代表的多元系统理论才逐渐得到中国译界学者的关注。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收集了从1995年到2008年与图里翻译理论相关的381篇期刊文章。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总结分类，对图里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进行阐述。见下表：
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相关理论的研究
对图里翻
分类 译理论的
译介 归化和异化(意译
和直译)
论文
篇数 47 18 12 伪 译 译者 主体 性 24 翻译与文 学、翻译 与文化 31 翻译观、翻 译 标 准 68 中西译学发 展 运用图里翻译理论 对翻译实践的研究 语料库翻译研究 11 解释翻译现象 61 文本分析 52 57
由表中数据可以得出，在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图里的期刊文章中，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译介和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相关理论的研究共计252篇，而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研究仅占129篇。由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学者虽然已经把图里的翻译理论应用到文本分析、归化与异化分析、翻译与文学、翻译与文化分析等诸多方面，但是近多半文章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并没有把图里的翻译理论完全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另外笔者发现，自从图里在他的《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书中详细阐明了伪译之后，国内开始了对伪译的关注（P40-52）[1] 。下文笔者即把对图里翻译理论的理解以及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和应用做出具体阐述。
二、图里的翻译理论
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是低地国家翻译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 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James Holmes) 的描述 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P204)。图里是翻译学重要杂志TARGET 的两位主编之一，他最负盛名的三本著作为：1．Translational Norms and
In Search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 1930-1945《翻译规范与希伯来语文学翻译( 1930-1945) 》；2．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翻译理论探索》；3．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描述翻译学及其他》[1] [3] [4]。笔者发现，在有关图里翻译理论的论著中，国内学者参考次数最多的当数他的《描述翻译学及其他》。图里在本书中对描写译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论述。本书论述了描写译学的学科特点和它在翻译学中的重要地位，探讨了描写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描写译学的应用问题以及翻译行为的一些基本准则。在书中图里提出应把描述翻译学列入翻译研究的分支学科，并认为该分支学科具有理论和应用并重的双重属性。本书在对方法论探讨的同时，对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了上下文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图里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力主在翻译学范围内建立基于方法论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对翻译学作系统的描述，并探讨了建立这一分支学科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另外，在图里的网站http ：//www.tau.ac.il/~toury/上，还可以参阅到许多图里的其他论著。
图里的成就可以从３方面来概括：1．指出描述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性；2．提出以译入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3．提出了翻译规范。图里的翻译规范和他的描述性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图里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４个方面：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 否定了文学语言学意义上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因素使然）；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化趋向对译文的影响；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 原语和译语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5]
三、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
（一）图里翻译理论的评介
在笔者收集到的381篇期刊文章中，最早由国人撰写的有关图里翻译理论的文章是张南峰教授在1995年发表的《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一文。在本文中，张南峰教授对描述翻译学进行了介绍，指出在描述翻译研究方面，贡献比较大的是以色列的Even-Zohar 和Toury ，以及美国的Lefevere 。Even-Zohar 认为，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polysystem ），而翻译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是会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Toury 以这个理论为前提，集中研究翻译文学如何受到译语文化， 特别是译语文学传统的影响[6](P1-3)。
在对381篇有关图里的期刊文章进行总结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图里翻译理论译介的内容多出现在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相关论文中，用整篇来译介图里翻译理论的文章较少。此外，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译介多局限在翻译规范和描写性翻译研究方面。在下文中，笔者将依据时间顺序，选取典型性代表，对图里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评介及应用进行介绍。
用整篇对图里翻译理论进行译介的代表如下：苗菊在2001年发表的《翻译准则——图瑞翻译理论的核心》中探讨了有关图里的四方面内容：1．描写性研究至关重要；2．以译入为导向的研究方法；3．翻译准则；4．图瑞的贡献[7] (P29-32)。赵宁（2001）用整篇文章探讨了G ．Toury 翻译规范论的基本问题。赵宁指出Toury 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订翻译规范，而是通过对译本的研究，寻找译者们遵循的规范。他认为翻译规范来源于篇章和篇章外，可分为元规范和操作规范；规范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它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掌握它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成为一名称职翻译的前提[8](P216-219)。单伟龙200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吉迪恩·图里和他的翻译理论》的文章。在该文中，作者对图里其人、图里的翻译理论及其成就做了系统的阐释，并强调：1．以图里为代表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是对翻译的再认识；2．以描述译学为理论基础的译入导向研究方法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3．翻译 规范理论解释了不少长期困扰我们，又得不到很好解释的翻译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 学者把翻译规范应用到译本的分析中，也有人把它应用到专业术语的翻译中去，解决了不少问题。
总之，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为翻译从传统的规范研究走向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2](P204-206)。
另外，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图里翻译理论的译介多从多元系统理论和描写译学的角度入手。如赵家进对以埃文· 佐哈尔和图里为代表的多元体系说做了详尽的论述，并指出该派超越了译界中“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将译学与文学研究、社会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赋予译学历史意义，但仍囿于译入文化的可接受性，未摆脱“文化对等”的羁绊[9] (P46-47)。林克难介绍了以图里为代表的当今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派——描写学派的起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以及这个学派的特点。文章论述了描写翻译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描写学派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定位、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丰富翻译实践的手段[10](P43-45)。潘文国详细介绍了“描写”或“常规”学派的代表人图里，强调他发展了埃文 •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图里的翻译理论可说是建立在一项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的。他系统地调查了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间翻译成希伯来语的文学作品，包括译自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伊迪语(Yiddish)的，并作了定量分析，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学和美学并不起什么作用，作品的选择更主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且如果与原文对照，多数作品从语言与功能的角度看，只是部分“等值”，然而它们在目的语文化中都被承认是翻译，发挥着从中心到边缘的各种作用。另外，潘文国还针对图里对文学翻译中的“常规”进行了介绍[11](P34-37)。廖七一对图里与翻译规范进行了阐释，指出翻译的性质和范
[12](P178)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并非一成不变，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规约性(prescriptive)的翻译标准始终认为存在绝对的、完美的或理想的翻译文本，而译文中出现的所谓迁移、变异常常被指责为“不忠实”、歪曲或谬误。多元系统采用描述性(descriptive)的研究方法，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忠实与得失，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作目标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甚至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还有待于修正和精化(refinement)”，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警惕和注意[14](P57-60)[13](P52)。邵璐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用丰富的例证指出它本身的悖谬性，指出操作实践中的误读和误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须引起我们的。张南峰详细介绍了norm 的内涵与翻译，并指出多元系统论从超然物外的描述性视角来研究支配翻译活动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规范。规范有模糊性、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一个时期，甚至一个译本，往往有不同的规范在同时运作，这正是多元系统论所预期并且要尝试解释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认为它无法解释，那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作了简单化的诠释
（二）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相关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积极引进消化图里翻译理论的同时，还卓有成效地将其理论运用于对翻译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从收集到的论文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归化和异化（意译和直译）
姚霖霜、阙紫江指出，Gideon Toury在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一书中提出了定量翻译研究的初步模式。图里提出系统描写翻译学是通过描写翻译现象来找出支配翻译活动的规则，然后才能用以指导翻译活动。从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翻译研究中使用定量方法是可行和有效的，它能突破定性研究的局限和不足。能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异化、归化论中的一些问题，一定会有新的发生质变的成果产生，例如在读者对异化、归化的期待问题上，不妨借用一点定量科研方法，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研究，首先调查读者对以往翻译中异化、归化的译法的看法，然后分析原因，找出规则，再用以指导实践[16](P190)[15](P64-71)。 。张美芳在谈到翻译策略二分法透视时，引介图里的“适当性”
(adequacy) 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作为理论支持，对人们常引用及争论的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等三对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追溯其根源，弄清其概念并举例说明了其所指[17](P1-6)。
2．伪译
胡翠娥在《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中对图里关于伪译的论述做出了详细总结。作者指出，这些理论只是图里在研究本国的翻译历史实践时得出的结论，其具体情形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晚清的翻译活动事实。但图里的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提供了一个深层次的方法论，使我们把伪译现象放入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做文化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和缘起[18](P69-85)。刘建刚、张艳莉追溯了拉多( Radó) 1979 年以及图里1980 年提出的伪翻译概念[4][19](P134-135)，根据其功能和效果，把伪翻译分为积极伪翻译和消极伪翻译两大类。文章分析了诱发伪翻译的社会心理动因，如与日俱增的文化交流意识和扩大商机意识等，并通过例证辨析提出了对伪译的纠正策略，如宏观策略和微观策略等。目的是引起译界对于伪译现象的重视，以提高我国旅游宣传、公示语、产品说明等实用文体的翻译质量
伪译的社会危害性，并提出了鉴别伪译的简便方法
3．译者主体性
查明建、田雨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而且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另外，查明建、田雨阐述说，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就会被指责是对误译、滥译的怂恿。这实际上是将主体性理解为任意性，将创造性误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杜撰。但是在传统翻译观统治的时代，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无疑要遭到翻译研究系统权力话语的种种责难。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拓展了新的翻译研究领域，也为翻译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声援，支持了翻译主体研究的学术“合法性” [22](P21)[20](P18-23)。张成智根据图里给出的伪译的概念及其用途，研究了伪译在当代中国的新变种，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研究伪译的现实意义，指出了[21](P216-219)。 。王姝婧就译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历时的比较中探索译者身份的变化脉络：从幕后到幕前，从隐形人到主体。其次，就当代各流派译论对译者的阐述进行共时分析，其中包括目的论中的译者、描写学派中的译者和文化学派中的译者。认为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具有双重身份：操纵者和被操纵者。王姝婧将翻译家图里作为描写学派中的代表，对其理论作以阐述，指出描写学派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上，主要强调的是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译者是被操纵者，受到意识形态、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的影响和操纵[23](P57-61)。刘芳借用图里描述翻译研究还原语境(contextualization) 的方法来看待目前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指出女性主义对于翻译忠实性和译者主体性的重新阐释突出了翻译和译者在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翻译和译者的地位
4．翻译与文学、翻译与文化
刘介民谈到，图里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在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书不仅对翻译符号学、翻译标准等有专文研究，而且对描述翻译（descriptive translation ）、译文文本( translated text) 等作了探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product)而不是翻译的过程(process)。由此刘介民提出，两国文学进行相互交流、影响时，从属于发动者及接受者的媒介学，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通过书籍(包括对语言的了解、译著、评论文章、杂志和日报、旅游等) 和人(包括译者和翻译、文学的媒介、媒介的环境等) 建立自己的理论。翻译在开拓世界文学的规模, 加强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加深认识本民族文学的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5](P109-114)[24](P9-13)。 。谢天振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
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6](P64、66) 。曾文雄认为，文化学与翻译学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而文化转向在扩展研究领域、开拓研究思路的同时, 也使翻译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以图里、赫曼斯(Hermans) 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佐埃文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探索如何接受译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
5．翻译观、翻译标准
杨晓荣阐述道，70年代起在国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些当代新译论逐渐进入我国，其中以“多元体系论”为代表的翻译文化批评学派和以目的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在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28](P11)[27](P91)。 。褚东伟参考了描写派的“翻译规范”来阐明其观点。他认为，如果把翻译本身看成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的、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翻译的混沌是由各种变量决定的。但是，翻译并不是完全没有秩序的，某些变量稳定下来就产生了一些规范。翻译研究首先应该建立在承认混沌的基础上，然后确定临时的、相对的秩序[29](P6)。马会娟提到，以色列学者图瑞曾说过：“如果理论不能解释翻译活动中发生的每一
[30](P62)种现象，那么有缺陷的，必须改正的，是理论而不是‘有问题’的现象。”汉英翻译作品中存
在着大量的不忠实于原文的事实慢慢揭开了“忠实于原文”的虚伪面纱，促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所谓忠实的翻译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只有认识到汉英翻译标准的条件性，译者才会更好地发挥主动性，游刃有余地增删改写。翻译批评家才会正视翻译作品中存在着种种不“信”于原文的客观事实，更为客观地评价译文，不用为名译找借口，如“译文比较自由，实际上是再创作”、“译文与原文有一定的距离”等等
流的目的[32](P67-68)[31](P44-47)，整个汉译英的翻译质量才能逐步地改善、提高，达到有效交。曾昭涛评述道，20世纪后半期开始，翻译理论研究期望在影响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中找到研究翻译标准的突破点。这些因素被称为“相关因素( relevant or influencing factors) ”、“制约因素( constraints) ”或“条件( conditions) ”。国外在这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研究语境因素的Basil Hatim、Ian Mason 和Juliane House，研究对等因素的Katharina Reiss，研究功能因素的Christiane Nida ，研究文化因素的Andr éLefevere 和研究规范因素的Theo Hermans 、Gideon Toury 和Andrew Chesterman [33](P51-57)。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其中当数杨晓荣的研究具
[32](P119)有代表性，她提出的翻译标准条件论为国内翻译标准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视角。但是中外对相关因素的分类总有部分不能涵盖其中，成为对制约因素研究的缺憾
6．中西译学发展 。
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学派的建立同样打破了中国翻译界形成的“言必称奈达”的单一局面。廖七一指出，翻译研究派的兴起与发展已预示着以英美法德俄为统治的翻译核心的淡化。低地国家、北欧、以色列、加拿大翻译理论家的崛起使原有的翻译理论派别更呈现出姹紫嫣红、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东方译论也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和敏感加入了世界译论的交流与对话[34](P31)。张南峰曾经提到，中国文化研究目前似乎也在发展中。如果翻译研究加入这个行列并积极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对话，参与世界翻译学的构建必定能够脱离中国学术研究多元系统乃至于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边缘。正如王宁指出文化研究有助于解构单一中心的神话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鸿沟，让东方文化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中心[35](P46-49) [36](P67)。如此说来，笔者认为，如果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在中国得到持续性的蓬勃发展，中国学术研究多元系统也必将逐步走向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中心。李艳评
价说, 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的译学建设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翻译学，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也可与文学与文化所处的时代和背景结合起来。这种翻译理论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还适用于其他任何文体的翻译，对翻译实践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国翻译标准史上一次重大突破[37](P32)。林克难评论说，图瑞指出：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
(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 他的这句话，不妨看做是翻译的描写研究的宣言。这里不妨结合中国翻译的历史来做一个具体的说明。自从“文化转向”的思想传入中国翻译界后，彻底打破了“信、达、雅”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存在“信、达、雅”唯一的标准。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译者应该有不同的翻译标准。正是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促进了翻译研究深入发展，研究者得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地揭示出翻译的本质特点，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翻译研究丰富多彩的内容。另外，林克难也强调说，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翻译研究历史上，一面倒的现象并不少见。一百年来，中国翻译界一直是严复的信达雅一统天下，20世纪80至90年代又出现了外国人奈达和他的动态对等理论称王称霸的局面，现在则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言必称文化、写文章必用描写方法的形势
（三）运用图里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研究
1．语料库翻译研究
陈伟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学家如Itamar Even-Zohar，Gideon Toury和Andr é Lefevere 等人提倡改用描述性研究方法，他们也相继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简称DTS) 理论的发展。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确立和完善为后来建立翻译语料库来分析译文特征打下了方法论基础[39](P67-68) [38](P89-92)。 。肖维青评述道，一直以来，翻译批评完全围绕译文和原文是否对等而展开。
[1](P84)Toury 就曾警告说，仅仅评判翻译得失是消极的推理，我们应当试图描述和理解翻译的原生态。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有助于规定性向描述性的转向，因为大量真实语料的获得可以激发归纳性的探索，寻求理论规定或者直觉感知之外的规范。语料库为翻译批评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对这些可能性予以充分开发利用，有助于翻译批评的“审美评价”和“科学判断”跳出经验和直觉的内省桎梏，达到有机的统一[42](P64)。
2．解释翻译现象
郭建中在1997年发表的《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中，谈到学科建设时指出，必须建立一个描写性的分支，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这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Gideon Toury的新著《描写性翻译研究及其他》。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这种描写只可能是局部的。只有各个局部描写的集合，才能有真正的普遍性。但在各个局部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长足的进展。这些进展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从中他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和作用[41](P4)。郭建中引用图里观点来探讨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指出翻译单位必须建立在两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之上，即应以“目的语和源语这一对语言的比较分析单位”出现。尽管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单位的划分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即两种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翻译单位就可能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从不同的一对特定的语言出发的研究者，就可能对翻译单位有不同的划分[42](P51)。杨晓荣引用图里对翻译能力的解释来探讨汉译英能力解析的问题。文中指出，在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中，图里和威尔斯都接受了转换生成语法对competence （语言能力）和performance （语言运用）的区分。图里的解释是翻译能力是一种语言以及诸如文体、文学等方面的资源，译者利用这种资源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是指一般惯用的常规译法，它的性质也不同
于某一具体译文中实际采用的译法[43](P17 )。张南峰指出Delabastita 遵循面向译语系统的研究途径（Target-oriented approach ），所以能够看到非双关语译为双关语、零译为双关语这类翻译现象，而这类翻译现象，那些以原文为标准来评判译文优劣的研究者就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为翻译现象了
[1](P81-83)，借此来阐释Delabastita 分类法的优胜之处[44](P32 )。孙昌坤阐述道，作为翻译作品的附属品，
[1](P65)译作序跋的价值不容小觑。多元系统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吉迪恩·图里把译作的序言跋语(statements made by translators) 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extratextual) 资源
时期的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料源泉
信度[4](P 23-24) [46](P78-83)[45](P54-55)。孙昌坤以此作为理论支持来论述译作的序言跋语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是客观地评价译者和译作、重构特定历史。王建国应用Toury 等的观点对回译与翻译研究、英汉对比研究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文中指出Toury 认为翻译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回译的相关研究不可能具有。许建忠指出Rita Kothari 将 Itamar Zohar 和Gideon Toury 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view of translation) 等同印度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从跨学科角度(如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 对其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以此来对Rita Kothari 的《印度的英语翻译》进行简评[47](P74-75)。夏天引介了图里观点：伦理道德语境形成张力的例子在翻译中随处可见。第一个将莎翁十四行诗译成希伯来语的Jacob Schwartz 将十二首中的十一首全部译成写给女子(非同性) 的爱情诗，因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读者和诗人(犹太人) 来说，同性之爱是难以接受的，实为越界之事
“讹”[48](P8-11)[1](P118)。以此来说明译者用自己所处的时代语境重构了原语文本，造成了译语文本的。胡长文指出Vinay 、Darbelnet 、Van Leu-Zwart 、Popovic 、Toury 等人的翻译语言学研究，各自使用一套术语，关注的对象很不相同。他们的研究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语言系统间的差异，但他们研究的共同点都是以shift （转换）的概念来关注研究对象间的差异，并以此作为理论支持点之一来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中的“转移”和“转换”
3．文本分析
董晖指出，以Holmes 、Lefevere 、Toury 、Venuti 等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非常注重文化与翻译的相互影响，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从本质上讲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浮生六记》是一部文化含量很高的文学作品，从社会制度、家庭伦理到风俗民情、审美价值等都有所涉及。林语堂先生凭其扎实的双语功底和对东西方文化深刻的了解，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根据文本性质、翻译目的和读者种类，对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加以适当的传译，使译语读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所了解。以此看来，林译《浮生六记》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译作，其翻译策略和方法至今仍可资借鉴[50](P11-15) [49](P52-54)。 。王金波引介图里的翻译理论对《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进行再探。文中指出，在翻译研究中，确定译本所依据的原本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只有确定了原本，才能探寻译本与原本在语篇层面的相互关系，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译本。对于这一步可能存在的种种复杂情况，图里有充分的预见和详细的说明：“的确，在好几种情况下，原本可能存在众多版本。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任何证明研究者所选择的原本是正确的尝试都将至少部分取决于译本所展现的特点，而这使得确定原本的身份成为比较分析本身的一部分。首先，在有些情况下，即便在一种原语文化中，假定的原本存在不止一种版本。至少在进行有意的研究工作之前，谁能肯定地说哪一个版本可能就是某一特定译本的直接来源，即便这个版本确实只是一个文本，而不是数个文本的综合？确切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不仅仅适用于过去遥远的时代。”《红楼梦》的版本情况完全符合上述描述，从《红楼梦》德文译本本身寻找证据，就是研究的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红楼梦》德文译本是节译而非全译，原本一百二十回被缩译为五十回，大段删略很多，增词添句也很多，在不少情况下，译本与原本并不字句对应，而且有时原本之间的差别无法在译本中体现出来。尽管如此，由译本的特点确定原本仍然有章可依[51](P170-186)。邹白茹、张景华指出，晚清由于中西小说叙事传统差异悬殊，译者在翻译时不能
忽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因为成功的翻译是两种文化和文学规范之间的斡旋。图里认为，翻译始终居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规范的两极之间。“没有哪篇译文能被目的语文化完全接受，译文总是要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也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的结构发生迁移。”[52](P69)那么，从时间看，《域外小说集》译于晚清末年，当时的读者对西方小说
[53](P114)的叙事模式比较陌生，翻译小说的接受仍然受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制约。鲁迅兄弟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必然受读者阅读习惯的制约而影响其对译作的接受。杨振引用图里观点对《小说月报》中
的欧化问题展开讨论。文中指出，图里从翻译规范角度给了我们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他认为，“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最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传统，即在每个层次上最少关系到两套规范。”译者在“……两种不同来源的要求之间做出的基本选择构成了原初规范（initial norm）。就这样，译者或者以原文为纲，遵循它所设置的规范，或者遵循在目标文化中起作用的规范……”[1](P56) 。语体文欧化的要求，显然属于“以原文为纲”的原初规范的一种。但问题是，“产生这两种要求的两种来源总是不同的，因此往往是不相容的”，特别是注重翻译“充分性”这样的要求，“与目标规范和实践很可能产生某些不相容性”欧化的要求与“目标规范和实践”之间的不相容性，一上来就表现在读者的抵触上：“读惯了中国旧腔调的小说的人们，多半谁都不愿费力的来看这不合于他们习惯的东西。”图里同时还指出，这种不相容性，“尤其会超越纯粹的语言范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欧化问题的讨论[1](P56)[54](P24-25)。
四、结 语
图里的翻译规范和他的描述性方法对世界以及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虽然其翻译理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此外，中国学者在引入其翻译理论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对图里翻译理论丰富了中国翻译研究这一观点给予肯定。如果国内学者能够对图里的翻译理论进行系统透彻的学习，将会对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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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军，男，汉族，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英语课程与教学。 施佳，女，汉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