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doc

董其昌的生平与艺术

(作者:黄晨馨 [1**********]44 十班)

内容提要:

董其昌(1555~1636)[1],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董其昌的远祖北方汴梁人,宋南渡随君臣一起迁至南方,居华亭。(据《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中董自言)董家祖上本为大官,一度中落,董其昌的至友陈继儒所著 《白石樵真稿》记“玄宰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家贫又有衣可典,产可质,名迹可售,可见至其昌时仍是一个中产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家庭。他少时曾在莫中江 (方伯)家塾读书,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

关键词:

董其昌 生平 山水画 寄乐于画 南北宗论

正文:

董其昌(1555~1636)[1],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董其昌的远祖北方汴梁人,宋南渡随君臣一起迁至南方,居华亭。(据《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中董自言)董家祖上本为大官,一度中落,董其昌的至友陈继儒所著 《白石樵真稿》记“玄宰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家贫又有衣可典,产可质,名迹可售,可见至其昌时仍是一个中产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家庭。他少时曾在莫中江 (方伯)家塾读书,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他学书学画皆在17岁左右,《画禅书随笔》有云:“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吾乡书莫中江方伯书学右军,„„予每询其所由,公谦逊不肯应„„”他开始对画兴趣尚不太大。22岁“丁丑三月晦日之夕,燃烛试作山水画,自此日复好之。”所以,董自言其正式作画是22岁,万历十七年戊子参加秋闱(乡试),董得第三名。[2]

董其昌79岁时曾总结自己所学的山水画云:“余二十二岁作画,今五十七年矣,大都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吾画无一点李成﹑范宽俗气,然世终莫之许也。”又曾说:“予少学子久山水,中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仿子久,亦差近之。”这两句话除开对“李成、范宽俗气” 的偏见外,基本上是对的,但失之太简,不可能全面。董其昌的山水画大致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以追求笔墨、造型、结构的形式趣味为其鲜明特色,第二类作品基本上是以董源、巨然的画法为基础,比较重视写实,但笔墨的趣味,山水的意境又是元人化了的。

“寄乐于画”这种绘画思想的根本点是“以画为寄,以画为乐”或“寄乐于画”即以绘画陶情养性。在文人画中,董其昌最为推崇的是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没有“刻画细谨”的毛病这一派。相反,如以精工、工致取胜,虽以属于南宗、文人画,仍然不是董其昌最为欣赏的。如他对宋代画家赵令穰的评论就是这样,尽管董其昌也充分承认北宗在技巧精工上的成就,并且对被他划为北宗的赵伯驹评价很高,认为赵的作品“精品之极,又有士气”。然而,由于赵的“精工”终究又不合于董其昌“寄乐于画”的要求,大有“损寿”之弊,所以仍被他看作属于“非吾曹当学”之列。

董其昌“寄乐于画”的思想就其以画为养生之助,并认为作北宗画会“损寿”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性、创造性。北宗画家中也可找出不少高寿的,如李唐年八十尚能作出山水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寄乐于画”的思想突出了绘画所具有的审美愉悦作用,高扬了绘画自身的美的价值不以绘画,为一种但求精工的、机械的操作活动,虽然这种思想并非创自董其昌,但无疑又是董其昌使之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强调,并非因为同他提出的南北宗论相联系而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一种艺术美学的倾向来看,董其昌倡导南宗,包含了对绘画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和高度的肯定。

“文人画”和“南北宗”之说即见于《容台别集》[3]之中,也见于《画禅室随笔》[4] ,二说并不相同。“文人画”说在前,“南北宗”论在后。其中亦有此段文字(少有出入),近人遂怀疑“南北宗论”出于莫是龙,陈继儒一生著书辑书特多,有的很认真,有的很马虎,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陈继儒《珍珠船》时说:“„„盖明人好巢力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之后,往往皆然,继儒其尤著者也。”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时尚无《画说》,及辑《续集》时,陈年已衰,多是他的助手代辑,所以《续集》所收的内容比正集更多更冗杂,所辑内容更成问题。而和董、陈、莫差不多同时的姜绍书著《无声诗史》对莫是龙记述其详,也只言其“有《莫廷韩集》行世” ,未言其有《画说》之作,今见之《画说》内容多出于董其昌《画旨》是《画说》出于陈的助手胡乱缉纂而陈未认真检查无疑。

董其昌承袭宋代郭若虚的说法,认为“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乃生而知之,不可学,但亦有可学得处,方法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已成为中国画学的名言。

所谓“行万里路”,明显包含董其昌所讲的师造化,要求画家要广泛地观览天地山川万物,不要像董其昌所论及的“不得远游”的宋宗室赵大年那样,局限于一隅之地。此外,“行万里路”还包含着对人生的阅历体验,这都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所必需的。

所谓“读万卷书”,明显同文人画家的修养密切相关,是绘画能否有“士气”的重要关键。董其昌说:“昔人评赵大年画,谓得胸中万卷书更奇,„„马元、夏圭辈不及元季四大家,观王叔明,倪云林姑苏怀古诗可知矣。”的确,马、夏究竟是院画家,在细腻地表现文人们的心境,诗意这一点上不及元四大家。至明代,如前已述及,宗马、夏者很不少,更是有些缺陷,例如周臣、师赵伯驹、李唐、刘松年,亦师马远,极有动力,苍郁遒劲,但人以为俗,不及传他的画法的唐寅,原因就在“袛少唐生数千卷书”(见《佩文斋书画谱》卷56)。唐较之周,确实也更有才学,其画虽属北宗一系,极精工,但又竭力注入文人的趣味,具有秀润的风韵,无浙派剑拔弩张之口。董其昌提出“读万卷书”,既包含画家应有多方面的文化教养的意思,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倡南宗,推崇元四大家,主张表现文人的心境趣味。

如前所说,董其昌在元四大家之后,创造了一种与前代不同的新文人画,在绘画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其所以如此,就对前人的继承而言,关键又在我们已指出的董其昌是立足于元人去吸取宋人的成就,不同于明代在他之前或与他先后同时的一些人立足于宋人以至唐人去吸取元人的成就。例如,沈周,文征明虽也吸取了元人的成就,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文人的趣味,但在画法的根底上仍是立足于宋人的。沈画虽然受到元四大家中吴镇的影响,但其基本的画法实源于马、夏,并深受浙派影响。所以董其昌称赞他“老笔密思”,同时又指

出与倪云林“若淡若疏者异趣”。文征明较之沈周显得更有文人的含蓄蕴藉的趣味,但基本画法仍来自宋、唐工细一派。

注释:

[1].《明史·董其昌传》记董其昌崇祯九年(1636)卒,年八十有三,依此,董其昌当生于1554年。然董其昌自云,“乙卯生人”,查士标晚董六十年生,称“后乙卯生人”。当以董自言为准,故董应生于1555年。

[2].据《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六《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思白董公暨元配浩封一品夫人龚氏合葬行状》:“戊子秋闱,公名第三”。

[3].“文人之画,自王佑丞始,其后董源、僧居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 、倪元镇、吴仲奎,皆其正传吾朝之,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4].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一作研、刀误)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王)维也无间然。知言哉。”此说本出于董其昌,然因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续集》中所载莫是龙《画说》。

董其昌的生平与艺术

(作者:黄晨馨 [1**********]44 十班)

内容提要:

董其昌(1555~1636)[1],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董其昌的远祖北方汴梁人,宋南渡随君臣一起迁至南方,居华亭。(据《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中董自言)董家祖上本为大官,一度中落,董其昌的至友陈继儒所著 《白石樵真稿》记“玄宰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家贫又有衣可典,产可质,名迹可售,可见至其昌时仍是一个中产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家庭。他少时曾在莫中江 (方伯)家塾读书,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

关键词:

董其昌 生平 山水画 寄乐于画 南北宗论

正文:

董其昌(1555~1636)[1],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董其昌的远祖北方汴梁人,宋南渡随君臣一起迁至南方,居华亭。(据《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中董自言)董家祖上本为大官,一度中落,董其昌的至友陈继儒所著 《白石樵真稿》记“玄宰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家贫又有衣可典,产可质,名迹可售,可见至其昌时仍是一个中产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家庭。他少时曾在莫中江 (方伯)家塾读书,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他学书学画皆在17岁左右,《画禅书随笔》有云:“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吾乡书莫中江方伯书学右军,„„予每询其所由,公谦逊不肯应„„”他开始对画兴趣尚不太大。22岁“丁丑三月晦日之夕,燃烛试作山水画,自此日复好之。”所以,董自言其正式作画是22岁,万历十七年戊子参加秋闱(乡试),董得第三名。[2]

董其昌79岁时曾总结自己所学的山水画云:“余二十二岁作画,今五十七年矣,大都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吾画无一点李成﹑范宽俗气,然世终莫之许也。”又曾说:“予少学子久山水,中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仿子久,亦差近之。”这两句话除开对“李成、范宽俗气” 的偏见外,基本上是对的,但失之太简,不可能全面。董其昌的山水画大致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以追求笔墨、造型、结构的形式趣味为其鲜明特色,第二类作品基本上是以董源、巨然的画法为基础,比较重视写实,但笔墨的趣味,山水的意境又是元人化了的。

“寄乐于画”这种绘画思想的根本点是“以画为寄,以画为乐”或“寄乐于画”即以绘画陶情养性。在文人画中,董其昌最为推崇的是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没有“刻画细谨”的毛病这一派。相反,如以精工、工致取胜,虽以属于南宗、文人画,仍然不是董其昌最为欣赏的。如他对宋代画家赵令穰的评论就是这样,尽管董其昌也充分承认北宗在技巧精工上的成就,并且对被他划为北宗的赵伯驹评价很高,认为赵的作品“精品之极,又有士气”。然而,由于赵的“精工”终究又不合于董其昌“寄乐于画”的要求,大有“损寿”之弊,所以仍被他看作属于“非吾曹当学”之列。

董其昌“寄乐于画”的思想就其以画为养生之助,并认为作北宗画会“损寿”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性、创造性。北宗画家中也可找出不少高寿的,如李唐年八十尚能作出山水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寄乐于画”的思想突出了绘画所具有的审美愉悦作用,高扬了绘画自身的美的价值不以绘画,为一种但求精工的、机械的操作活动,虽然这种思想并非创自董其昌,但无疑又是董其昌使之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强调,并非因为同他提出的南北宗论相联系而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一种艺术美学的倾向来看,董其昌倡导南宗,包含了对绘画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和高度的肯定。

“文人画”和“南北宗”之说即见于《容台别集》[3]之中,也见于《画禅室随笔》[4] ,二说并不相同。“文人画”说在前,“南北宗”论在后。其中亦有此段文字(少有出入),近人遂怀疑“南北宗论”出于莫是龙,陈继儒一生著书辑书特多,有的很认真,有的很马虎,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陈继儒《珍珠船》时说:“„„盖明人好巢力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之后,往往皆然,继儒其尤著者也。”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时尚无《画说》,及辑《续集》时,陈年已衰,多是他的助手代辑,所以《续集》所收的内容比正集更多更冗杂,所辑内容更成问题。而和董、陈、莫差不多同时的姜绍书著《无声诗史》对莫是龙记述其详,也只言其“有《莫廷韩集》行世” ,未言其有《画说》之作,今见之《画说》内容多出于董其昌《画旨》是《画说》出于陈的助手胡乱缉纂而陈未认真检查无疑。

董其昌承袭宋代郭若虚的说法,认为“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乃生而知之,不可学,但亦有可学得处,方法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已成为中国画学的名言。

所谓“行万里路”,明显包含董其昌所讲的师造化,要求画家要广泛地观览天地山川万物,不要像董其昌所论及的“不得远游”的宋宗室赵大年那样,局限于一隅之地。此外,“行万里路”还包含着对人生的阅历体验,这都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所必需的。

所谓“读万卷书”,明显同文人画家的修养密切相关,是绘画能否有“士气”的重要关键。董其昌说:“昔人评赵大年画,谓得胸中万卷书更奇,„„马元、夏圭辈不及元季四大家,观王叔明,倪云林姑苏怀古诗可知矣。”的确,马、夏究竟是院画家,在细腻地表现文人们的心境,诗意这一点上不及元四大家。至明代,如前已述及,宗马、夏者很不少,更是有些缺陷,例如周臣、师赵伯驹、李唐、刘松年,亦师马远,极有动力,苍郁遒劲,但人以为俗,不及传他的画法的唐寅,原因就在“袛少唐生数千卷书”(见《佩文斋书画谱》卷56)。唐较之周,确实也更有才学,其画虽属北宗一系,极精工,但又竭力注入文人的趣味,具有秀润的风韵,无浙派剑拔弩张之口。董其昌提出“读万卷书”,既包含画家应有多方面的文化教养的意思,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倡南宗,推崇元四大家,主张表现文人的心境趣味。

如前所说,董其昌在元四大家之后,创造了一种与前代不同的新文人画,在绘画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其所以如此,就对前人的继承而言,关键又在我们已指出的董其昌是立足于元人去吸取宋人的成就,不同于明代在他之前或与他先后同时的一些人立足于宋人以至唐人去吸取元人的成就。例如,沈周,文征明虽也吸取了元人的成就,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文人的趣味,但在画法的根底上仍是立足于宋人的。沈画虽然受到元四大家中吴镇的影响,但其基本的画法实源于马、夏,并深受浙派影响。所以董其昌称赞他“老笔密思”,同时又指

出与倪云林“若淡若疏者异趣”。文征明较之沈周显得更有文人的含蓄蕴藉的趣味,但基本画法仍来自宋、唐工细一派。

注释:

[1].《明史·董其昌传》记董其昌崇祯九年(1636)卒,年八十有三,依此,董其昌当生于1554年。然董其昌自云,“乙卯生人”,查士标晚董六十年生,称“后乙卯生人”。当以董自言为准,故董应生于1555年。

[2].据《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六《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思白董公暨元配浩封一品夫人龚氏合葬行状》:“戊子秋闱,公名第三”。

[3].“文人之画,自王佑丞始,其后董源、僧居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 、倪元镇、吴仲奎,皆其正传吾朝之,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4].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一作研、刀误)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王)维也无间然。知言哉。”此说本出于董其昌,然因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续集》中所载莫是龙《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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