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面对我的是记者，是少数，但是在会场外听我谈话的群众是多数，我必须向群众讲几句话。”今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句简单的开场白，拉近了和记者的距离，连通了大会堂外老百姓期待的心。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他说：“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占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教育。” 这让很多人想起了温总理在去年新闻发布会上的“穷人经济学”理论。
去年3月14日，也是两会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一位连续多年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的中央媒体记者感慨颇深：去年两会上总理提出“穷人经济学”，今年又动情地提到平民教育，从“穷人经济学”到平民教育，我深深感到民生问题在总理心中的重要位置，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最广大的老百姓，他是一位亲民总理。 穷人经济学，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提出的。 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生活在农村。从一般意义上看，不仅仅农业经济学因其特有的研究对象而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丝毫不讳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
穷人经济学概述编辑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没有上过中学，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几年之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后又受教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舒尔茨进入衣阿华州立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穷人经济学”研究之路，四十年代后转至芝加哥大学任教，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舒尔茨
1960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退休，1998年逝世。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舒尔茨在1979年与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同时还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曾在美国政府农业部、商务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兼职，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和若干世界性机构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舒尔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农业危机的研究论文。六十年代后，舒尔茨把对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从而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为什么说，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舒尔茨认为，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也是有所根据的。正如舒尔茨曾经指出的，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于是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认为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是懂得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又的确处于“穷人”的位置。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因此，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的话，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也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始终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放在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一边，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
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思想编辑
舒尔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农业与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业部分。择其关于农业经济学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点：
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50年代，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发展，将农业部门视为“落后部门”，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拖了工业的后腿，农业的作用只是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他指出农业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舒尔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凡是推行重工轻农政策的国家大都困难重重，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至少是衣食无忧。
要改变对农业的歧视
与舒尔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农村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如果由专家帮助他们重新配置资源，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农村就会走上富裕之路。舒尔茨认为这是对农业的歧视，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已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农村之所以仍然落后，是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够，农村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要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必须改变对农业的歧视，给予农业发展足够的重视，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农业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强调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人力资源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舒尔茨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土地的面积总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资本起到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 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是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学者。他认为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提升农业生产率，也更利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关于“穷人的经济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某些现实情况，也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某些规律，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统筹发展及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图书简介
卢周来写作的是一种大多数人读得懂的经济学散文。与那些越来越臭名远扬的御用经济学家不同，卢周来作为当下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中坚人物，他关注的重心更多的是对社会公正的承担，他用良知和责任感来指挥手中的笔„„
对捐款维修故乡小学校舍的抵拒和质疑、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是一句转嫁沙尘暴肇首于牧民的可笑口号„„卢周来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它审视出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后记： 收入这本小书中的文字，是我自前年以来写作的部分经济学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过，有不少文字除被一些学术媒体转载外，还被转载于《读者》、《报刊文摘》等多种大众媒体。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据此我对我的这些小文字于读者的亲和力建立了一种信心。也正是这种信心，促使我一直将写这种小文字作为一种正业，不敢稍有懈怠。 但我的文字也自然招致了许多非议。有的人说，其实写这种东西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恰恰是不务正业，尤其是搞国防经济学的专门家，更是有些过分了；还有人说，不仅写这些东面是不务正业，而且这些东西本身也不全是经济学的；即使是经济学的，因为其
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判断，也有违经济学家的职业本性。对于这种批评，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总有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一者，经济学在中国如此年轻，通过写这些小文字，可以帮助这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走向普通民众，也凭此可以打破国人中对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在中国与其地位及贡献不相称的一种迷信；二者，的确，包括著名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都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告诉人们孰好孰坏，不能够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经济学家只能揭示各种不同变量的成本与收益，以便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理论上讲，我是不适宜在经济分析中糅进个人的价值判断。但我又想，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很不均衡，以致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也无法充分反映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我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专门家，而要利用我仅有的一点话语空间，为社会中的底层百姓说说话。 也因为我基于以上思考后表现出的倔强，我很清楚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对我的态度。也因此，在以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主组成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大家庭中，我是一个“搅梦者”。也许我如果稍微圆滑一些，出生与背景再雄厚一些，不定也能像某些同样被指称为“新左派”经济学家那样左右逢源，但可惜这又有违我的本性。于是，也就认了自己的边缘位置。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几年前一篇读后感《何处是归程》作为本书结束篇的原因。 但我不是没有同道者。这些同道者，除了认可我文字的读者以外，也还有许多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及媒体编辑。在写作这些文字过程中，崔之元、王绍光、温铁军、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王小东、房宁、韩少功、韩毓海、程晓农、何清涟等等都给予过或多或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不是完全同意我文字中表达出的倾向；《经济学茶座》的詹小洪，《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赵明、陈大均、张剑荆、徐冰等，《中国改革报》的袁喜清，《深圳特区报》的毕敏，《博览群书》杂志社常大林、李炎，《粤海风》杂志社的徐南铁，以及《科学时报·读书》的王卉、傅婷等，《湘声报》的向继东，还有约请我为“经济茶座”专栏作家的《中国产经新闻报》的徐瑗与《惠州房地产》的何华，我要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这些原本就无甚高论的文字的看重，我的文字大多见于他们编辑的版面。我更要感谢《书屋》原主编周实先生，哪怕是在自己因为维系一份知识界杂志而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是始终不忘记表现出对我这个其实至今也未谋过面的作者的厚爱与支持。没有他的督促及力荐，我是无法完成这本集子的。最后，还要向为此书的出版与编辑付出极大心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表达谢意。 卢周来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编辑
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所有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脉跳。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者疏冷、坚实或者虚浮、准确或者紊乱，甚至可能鼻子一嗅，就判断出这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玄奥还是无根的病相？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
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以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商厦集市里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前辈诸多求知者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除了假日旅游观光，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所谓高尚社区的寓所，也许还有三角恋或者脂肪肝一类烦心事。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阶级地位局限。就后一点而言，前人也比今人要幸运一些，他们即便是“朱门酒肉臭”的骄子，至少一出门还可能目睹“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还可能震击情感，还可能让他们萌发出追求人道与公正的冲动。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界不乏理想主义叛逆的背景。然而对于很多现代精英来说，一旦有了博士衔一类中、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贫困和创伤就可能永远退出了视野，波音飞机、奔驰汽车、宽带手机等等便捷手段，使全世界的“朱门”只与“朱门”跨越式相接，已经删除了各种艰难的过程和刺眼的景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已经固化出技术性封闭，已有预设的模式。舒适而洁净地滑入这一模式之后，如果还想了解一下社会，除了健身洗浴以后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看主流传媒，还能干些什么呢？而那些主流传媒非常清楚它们的购买者，就其商业化的大体情况而言，除了聚焦于中、上流社会生活和恐怖灾难一类奇闻，还有多少空间留给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那些劳什子既不是广告对象又岂能成为新闻卖点？
知识是生活的产物。丰富多样的中国当代生活正在孕育着中国以及全人类的大知识和大学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资源、人口、地理、历史等国情条件迥异于欧美各国的国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盛产着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的思想增长点之一，人类新的学术纪录标高之一，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就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译本里。可惜不是所有学者都敏感了这一点，可惜现代知识体制和现代生活方式常常阻碍某些人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来说，迈开两腿、出身臭汗以走出某种个人生活模式是很困难的，起出书卷局限和阶级局限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真理永远在别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强势的话语那里。他们宁愿鹦鹉学舌，一万遍重复“买跌不买涨”的所谓一般需求定律，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服装厂那里发现靠涨价反而促销的另一种真实；他们宁愿邯郸学步，一万次重复所谓"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满足公式，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富有的收藏家和一个饥饿的打工者之间，发现了价值的曲变和理论的断裂，发现了经济学后面深深隐藏着的利益制约和文化制约，因此一个生活领域里的真知一旦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里就完全失效（见本书内文）。他们昨天可能更熟悉报纸上的莫斯科，今天可能更熟悉电视里的纽约曼哈顿，而对自己身边的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总是盲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滔滔高论除了折腾一些空转和迷宫之外，还能说出些什么？
卢周来先生来自乡村而进入都市，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个区域和各个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各种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力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
但不知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与资格，所以，相应地，为各个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的声音都不
相伯仲，社会影响也都差不多，所以，各种声音都可以相互制衡。政府也可以兼听则明。而中国呢?中国是这样吗?“资本”与“权力”阶层有实力买得到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但普通工人呢?普通农民呢?还有昨天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呢?谁来为他们说话?当上千万下岗工人在为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说“计划经济下就业体制培养了千百万懒汉”，“要想提高效益还要再下岗一千六百万”；当普通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下来最后发现国家曾许诺过的“老有所养”不过是风雨中纸糊的房子时，我们的经济学家正忙于论证“福利社会的不
经济性”。这就是我们某些大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
稍稍说开一些去。这两年，不少经济学家鼓吹教育改革。其核心内容就一个：交钱上学！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启动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国家的穷孩子如何上得起学。而如果贫穷家庭落后地区的穷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他们也曾经有过的赶上富裕家庭富裕地区的愿望将被完全相反的事实取代。更可怕的
是还不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鼓吹，而在于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竟然信以为真了，并打算这样做。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说：“银行可以对穷孩子发放助学贷款！”而实际上，这一方面使本来应该完全是效率取向的银行不得不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负担而无法做到彻底商业化；另一方面即使是穷孩子可以借款，也意味着出大学门的那天起，穷孩子已经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又与富孩子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明星是如何产生的。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作过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具体地说，人们进行任何一项消费，是需求知识的。以听歌为例，我们是如何了解歌曲以及歌手的呢?为了节约知识的成本，我们大多只能是通过与那些听了更多音乐，更懂得音乐的人交谈，所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相互通过交流接受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就成为流行歌曲以及歌星；而且更进一步，一旦当这些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进入多数人视野时，人们再在交流有关歌曲以及歌手的知识时，为了节约交流的成本，不得不对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予以更深入的关注，少数歌曲以及歌手进一步被带入一种多元对话的格局之中，于是，这个过程反复下去，围绕这少数歌曲以及歌手，一种“知识谱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不断强化他们的明星地位，而后来的歌曲以及歌手要再进入明星行列，因为听歌者必须付出新的“学习成本”，而一般的听歌者不愿轻易付出这种新的“学习成本”，所以，后来者要成为明星，必定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也是不少音乐经纪人抱怨“要包装一个新歌星，成本越来越高”的基本原因。
……
书摘1
选 择
一个多月前，我的朋友单庆老家一位乡长到北京，朋友请父母官的客，一定要我去作陪。不得已，我去了。一见面，郝位高姓乡长大声大气地说：“啊，你就是卢周来啊。单庆说你是搞经济的，还给我看了你那篇乡下姑姑来信。你也太厉害了吧。把我们乡村干部全都给否了。”我只有边向他点头哈腰，边解释说：“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
席间，这位高乡长再次向我发感慨：“小卢啊，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乡村干部可不容易啊。有些
事情是我们不对。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还有龄事情，是村民们不晓理。”因为对于“不对”与“没有办法”的事我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我随口接了一句：“你说说村民们有什么不晓理的事吧。”
高姓乡长还真说了一件事，情况与央视《焦点访谈》某次播出的节目很类似。皖河边上有一片滩头地，分散在各农户手中。这几年因为年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洪水，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因此，农民也没有太在意这片地，有的农户例行性的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能收多少收多少，往往收下的粮食只够喂喂鸡；有的农户干脆撂荒了。后来，乡里将地全部收回，统一承包给外地过来的一个养河蟹的，并对农户进行了每亩地一百元的补偿。当时农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种多少年也收不回一百元。但仅过了三年，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开始赚钱了，农民们却红了眼。要求将已改造成池子的地收回。乡干部劝农民们说你们没有养蟹的技术，收回来也没用，农民们则说宁肯地荒掉也不能便宜了外地人。否则，要告到上面去。而承包者死活不同意，说合同期未满，如果乡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他要告到《焦点访谈》。乡里正为此事愁得不行。
其实，高乡长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中还真研究过。这种两难选择可以抽象为这样一个选择过程：假设有一个方案，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是否通过。现在投票人是一百个人。
此方案通过以后，对一百个人中的九十九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增加一美元的收入；而对于一百个人中的一个人来说，方案如果通过，则会造成其二百美元的损失。因为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原则，所以，此方案一定会因为有九十九个人投赞成票而被通过。
但是，对于知识界人士，问题就来了：此方案通过后，给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了一美元的收入，社会总收入增加了九十九美元：而此方案通过后，因为给一个人损失了二百美元的损失，所以社会总收入因此损失了二百美元。两相抵，方案通过后，给这个社会不仅没有增加总收入，反倒使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一百零一美元！而如果政府出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考虑，无视民主的原则，否决了此方案，那么，损失是九十九美元，增加二百美元，两相抵。社会总收入可增加一百零一美元。
因此。社会其实在此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你是遵守民主原则。还是追求效率原则?如果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就以损失效率为代价；如果追求效率原则，那么就破坏了民主的原则。
高乡长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他照顾人数众多的农户的要求（民主的原则），那么，尽管农户可能因此受点小益，但承包人的损失更大；而如果他顶住农民们的要求，满足了承包人的愿望，那么，他显然又没有尊重民意。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家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本身没有立场，只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从效率的角度，这个方案不应该被通过；一些同样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学者甚至在这里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矛盾。他们说，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民主有时候会造成多数人（九十九个人）对少数人（一个人）的压迫，所以，民主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当民主妨碍了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为自由让路”，因此，这个方案也不应该被通过。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个例子说的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所以，这种两难选择其实是无解的；或者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协调社会效用，要想有解，只有出现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强行安排效用的优先秩序。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一美元后增加的总体满足程度（即效用）超过二百美元给一个人增加的满足程度，那么，这个方案应该被通过，因为尽管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但用效用衡量的社会总福利还是增加了。 想到这蝗，我与高乡长说：“你可是真要为难了。你碰到的难题，也是我们经济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难题。”但高乡长显然不满意我的话，要我解释解释，我就按上面的思路给他解释了一通。显然，他听得云里雾里，有些不耐烦，最后对我说：“我就想要你自己的意见，不要管什么这个那个经济学家。”
这下轮到我为难了。因为我想，无论是收回还是不收回那片河滩地，其结果乡干部肯定考虑过，而且考虑得比我多，他们都不敢贸然决定，我一个刚了解了一些皮毛的局外人凭什么可
以做选择?
好在我的朋友单庆关键时刻插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说他回家时了解过这个情况。其实乡亲们说只要每年再给他们补点钱，可以不要求收回地。但高乡长随即说到，当时说好了一次性
补偿，而且签了合同，再找承包人要钱，于法不通。 我不得不再详细地了解了合同情况。综合高乡长所说，还有以下事实：对农户一次性补偿每亩一百元是乡里与农户口头协商后经农户同意决定的；是乡里出的钱。而承包人只是与乡政府签了合同，每年按利润多少给乡里提成。乡里当然也不会乱用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补了财政上的空缺。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心中有数了。从经济学上看，要满足农户与承包者双方的利益，只有一个“角解”——逼出来的惟一的办法——乡里从承包人上交的利润提成拿出一部分再补偿农户！我这么一说，高乡长不言不语了，喝了几口闷酒。我知道，这个办法他未必会采用，因为这涉及到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但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今天，单庆给我打电话，说高乡长解决了关于滩头地的问题。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继续由承包人承包，但承包人再给农户补偿点钱。据说承包人先不同意，说是法庭上见。高乡长劝他就别上法庭了，法庭也是讲民意，而且现在最讲民主了，肯定会听多数农民的意见；然后，高乡长与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百个人。方案不通过，其中九十九个每人损失一元钱，而另一个人因此赚两百元钱。如果按民主的原则，方案肯定要被通过，但那一个人吃亏大了；不按民主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那么。惟一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我上面所谓的经济学上的“角解”）就是，与这九十九个人讲清楚，方案不要通过，那个因此得利两百元钱的人拿出其中九十九元，分给九十九个人每人一元，这样，九十九个人就不再坚持通过方案，而那个拿出小钱的人仍可以赚一百零一元，仍是吃小亏沾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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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为什么卖不出去——信息经济学趣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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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产权崇拜”——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 枪炮下的繁荣——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一
全球化不打仗？——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二
“经济人”的盲区——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三
“经济学眼光’与“数学眼光”
再谈“眼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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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
中国人该如何自处——写在“五八”事件以后
改革“冷漠症”的背后
切的忧虑
历史学家的绝望——再读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讲道德的经济学家
从威廉公爵的葬礼说起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时间
感受乡土中国——读《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知识界需要什么？——再说《黄河边的中国》
草根与传统
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读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后
弱者的声音——读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何处是归程——读汪丁丁《回家的路》
后记
“现在面对我的是记者，是少数，但是在会场外听我谈话的群众是多数，我必须向群众讲几句话。”今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句简单的开场白，拉近了和记者的距离，连通了大会堂外老百姓期待的心。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他说：“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占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教育。” 这让很多人想起了温总理在去年新闻发布会上的“穷人经济学”理论。
去年3月14日，也是两会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一位连续多年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的中央媒体记者感慨颇深：去年两会上总理提出“穷人经济学”，今年又动情地提到平民教育，从“穷人经济学”到平民教育，我深深感到民生问题在总理心中的重要位置，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最广大的老百姓，他是一位亲民总理。 穷人经济学，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提出的。 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生活在农村。从一般意义上看，不仅仅农业经济学因其特有的研究对象而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丝毫不讳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
穷人经济学概述编辑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没有上过中学，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几年之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后又受教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舒尔茨进入衣阿华州立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穷人经济学”研究之路，四十年代后转至芝加哥大学任教，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舒尔茨
1960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退休，1998年逝世。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舒尔茨在1979年与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同时还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曾在美国政府农业部、商务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兼职，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和若干世界性机构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舒尔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农业危机的研究论文。六十年代后，舒尔茨把对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从而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为什么说，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舒尔茨认为，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也是有所根据的。正如舒尔茨曾经指出的，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于是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认为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是懂得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又的确处于“穷人”的位置。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因此，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的话，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也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始终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放在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一边，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
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思想编辑
舒尔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农业与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业部分。择其关于农业经济学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点：
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50年代，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发展，将农业部门视为“落后部门”，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拖了工业的后腿，农业的作用只是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他指出农业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舒尔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凡是推行重工轻农政策的国家大都困难重重，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至少是衣食无忧。
要改变对农业的歧视
与舒尔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农村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如果由专家帮助他们重新配置资源，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农村就会走上富裕之路。舒尔茨认为这是对农业的歧视，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已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农村之所以仍然落后，是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够，农村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要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必须改变对农业的歧视，给予农业发展足够的重视，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农业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强调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人力资源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舒尔茨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土地的面积总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资本起到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 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是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学者。他认为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提升农业生产率，也更利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关于“穷人的经济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某些现实情况，也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某些规律，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统筹发展及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图书简介
卢周来写作的是一种大多数人读得懂的经济学散文。与那些越来越臭名远扬的御用经济学家不同，卢周来作为当下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中坚人物，他关注的重心更多的是对社会公正的承担，他用良知和责任感来指挥手中的笔„„
对捐款维修故乡小学校舍的抵拒和质疑、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是一句转嫁沙尘暴肇首于牧民的可笑口号„„卢周来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它审视出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后记： 收入这本小书中的文字，是我自前年以来写作的部分经济学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过，有不少文字除被一些学术媒体转载外，还被转载于《读者》、《报刊文摘》等多种大众媒体。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据此我对我的这些小文字于读者的亲和力建立了一种信心。也正是这种信心，促使我一直将写这种小文字作为一种正业，不敢稍有懈怠。 但我的文字也自然招致了许多非议。有的人说，其实写这种东西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恰恰是不务正业，尤其是搞国防经济学的专门家，更是有些过分了；还有人说，不仅写这些东面是不务正业，而且这些东西本身也不全是经济学的；即使是经济学的，因为其
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判断，也有违经济学家的职业本性。对于这种批评，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总有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一者，经济学在中国如此年轻，通过写这些小文字，可以帮助这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走向普通民众，也凭此可以打破国人中对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在中国与其地位及贡献不相称的一种迷信；二者，的确，包括著名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都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告诉人们孰好孰坏，不能够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经济学家只能揭示各种不同变量的成本与收益，以便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理论上讲，我是不适宜在经济分析中糅进个人的价值判断。但我又想，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很不均衡，以致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也无法充分反映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我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专门家，而要利用我仅有的一点话语空间，为社会中的底层百姓说说话。 也因为我基于以上思考后表现出的倔强，我很清楚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对我的态度。也因此，在以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主组成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大家庭中，我是一个“搅梦者”。也许我如果稍微圆滑一些，出生与背景再雄厚一些，不定也能像某些同样被指称为“新左派”经济学家那样左右逢源，但可惜这又有违我的本性。于是，也就认了自己的边缘位置。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几年前一篇读后感《何处是归程》作为本书结束篇的原因。 但我不是没有同道者。这些同道者，除了认可我文字的读者以外，也还有许多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及媒体编辑。在写作这些文字过程中，崔之元、王绍光、温铁军、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王小东、房宁、韩少功、韩毓海、程晓农、何清涟等等都给予过或多或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不是完全同意我文字中表达出的倾向；《经济学茶座》的詹小洪，《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赵明、陈大均、张剑荆、徐冰等，《中国改革报》的袁喜清，《深圳特区报》的毕敏，《博览群书》杂志社常大林、李炎，《粤海风》杂志社的徐南铁，以及《科学时报·读书》的王卉、傅婷等，《湘声报》的向继东，还有约请我为“经济茶座”专栏作家的《中国产经新闻报》的徐瑗与《惠州房地产》的何华，我要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这些原本就无甚高论的文字的看重，我的文字大多见于他们编辑的版面。我更要感谢《书屋》原主编周实先生，哪怕是在自己因为维系一份知识界杂志而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是始终不忘记表现出对我这个其实至今也未谋过面的作者的厚爱与支持。没有他的督促及力荐，我是无法完成这本集子的。最后，还要向为此书的出版与编辑付出极大心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表达谢意。 卢周来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编辑
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所有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脉跳。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者疏冷、坚实或者虚浮、准确或者紊乱，甚至可能鼻子一嗅，就判断出这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玄奥还是无根的病相？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
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以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商厦集市里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前辈诸多求知者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除了假日旅游观光，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所谓高尚社区的寓所，也许还有三角恋或者脂肪肝一类烦心事。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阶级地位局限。就后一点而言，前人也比今人要幸运一些，他们即便是“朱门酒肉臭”的骄子，至少一出门还可能目睹“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还可能震击情感，还可能让他们萌发出追求人道与公正的冲动。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界不乏理想主义叛逆的背景。然而对于很多现代精英来说，一旦有了博士衔一类中、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贫困和创伤就可能永远退出了视野，波音飞机、奔驰汽车、宽带手机等等便捷手段，使全世界的“朱门”只与“朱门”跨越式相接，已经删除了各种艰难的过程和刺眼的景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已经固化出技术性封闭，已有预设的模式。舒适而洁净地滑入这一模式之后，如果还想了解一下社会，除了健身洗浴以后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看主流传媒，还能干些什么呢？而那些主流传媒非常清楚它们的购买者，就其商业化的大体情况而言，除了聚焦于中、上流社会生活和恐怖灾难一类奇闻，还有多少空间留给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那些劳什子既不是广告对象又岂能成为新闻卖点？
知识是生活的产物。丰富多样的中国当代生活正在孕育着中国以及全人类的大知识和大学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资源、人口、地理、历史等国情条件迥异于欧美各国的国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盛产着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的思想增长点之一，人类新的学术纪录标高之一，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就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译本里。可惜不是所有学者都敏感了这一点，可惜现代知识体制和现代生活方式常常阻碍某些人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来说，迈开两腿、出身臭汗以走出某种个人生活模式是很困难的，起出书卷局限和阶级局限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真理永远在别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强势的话语那里。他们宁愿鹦鹉学舌，一万遍重复“买跌不买涨”的所谓一般需求定律，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服装厂那里发现靠涨价反而促销的另一种真实；他们宁愿邯郸学步，一万次重复所谓"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满足公式，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富有的收藏家和一个饥饿的打工者之间，发现了价值的曲变和理论的断裂，发现了经济学后面深深隐藏着的利益制约和文化制约，因此一个生活领域里的真知一旦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里就完全失效（见本书内文）。他们昨天可能更熟悉报纸上的莫斯科，今天可能更熟悉电视里的纽约曼哈顿，而对自己身边的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总是盲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滔滔高论除了折腾一些空转和迷宫之外，还能说出些什么？
卢周来先生来自乡村而进入都市，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个区域和各个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各种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力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
但不知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与资格，所以，相应地，为各个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的声音都不
相伯仲，社会影响也都差不多，所以，各种声音都可以相互制衡。政府也可以兼听则明。而中国呢?中国是这样吗?“资本”与“权力”阶层有实力买得到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但普通工人呢?普通农民呢?还有昨天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呢?谁来为他们说话?当上千万下岗工人在为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说“计划经济下就业体制培养了千百万懒汉”，“要想提高效益还要再下岗一千六百万”；当普通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下来最后发现国家曾许诺过的“老有所养”不过是风雨中纸糊的房子时，我们的经济学家正忙于论证“福利社会的不
经济性”。这就是我们某些大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
稍稍说开一些去。这两年，不少经济学家鼓吹教育改革。其核心内容就一个：交钱上学！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启动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国家的穷孩子如何上得起学。而如果贫穷家庭落后地区的穷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他们也曾经有过的赶上富裕家庭富裕地区的愿望将被完全相反的事实取代。更可怕的
是还不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鼓吹，而在于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竟然信以为真了，并打算这样做。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说：“银行可以对穷孩子发放助学贷款！”而实际上，这一方面使本来应该完全是效率取向的银行不得不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负担而无法做到彻底商业化；另一方面即使是穷孩子可以借款，也意味着出大学门的那天起，穷孩子已经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又与富孩子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明星是如何产生的。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作过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具体地说，人们进行任何一项消费，是需求知识的。以听歌为例，我们是如何了解歌曲以及歌手的呢?为了节约知识的成本，我们大多只能是通过与那些听了更多音乐，更懂得音乐的人交谈，所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相互通过交流接受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就成为流行歌曲以及歌星；而且更进一步，一旦当这些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进入多数人视野时，人们再在交流有关歌曲以及歌手的知识时，为了节约交流的成本，不得不对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予以更深入的关注，少数歌曲以及歌手进一步被带入一种多元对话的格局之中，于是，这个过程反复下去，围绕这少数歌曲以及歌手，一种“知识谱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不断强化他们的明星地位，而后来的歌曲以及歌手要再进入明星行列，因为听歌者必须付出新的“学习成本”，而一般的听歌者不愿轻易付出这种新的“学习成本”，所以，后来者要成为明星，必定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也是不少音乐经纪人抱怨“要包装一个新歌星，成本越来越高”的基本原因。
……
书摘1
选 择
一个多月前，我的朋友单庆老家一位乡长到北京，朋友请父母官的客，一定要我去作陪。不得已，我去了。一见面，郝位高姓乡长大声大气地说：“啊，你就是卢周来啊。单庆说你是搞经济的，还给我看了你那篇乡下姑姑来信。你也太厉害了吧。把我们乡村干部全都给否了。”我只有边向他点头哈腰，边解释说：“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
席间，这位高乡长再次向我发感慨：“小卢啊，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乡村干部可不容易啊。有些
事情是我们不对。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还有龄事情，是村民们不晓理。”因为对于“不对”与“没有办法”的事我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我随口接了一句：“你说说村民们有什么不晓理的事吧。”
高姓乡长还真说了一件事，情况与央视《焦点访谈》某次播出的节目很类似。皖河边上有一片滩头地，分散在各农户手中。这几年因为年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洪水，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因此，农民也没有太在意这片地，有的农户例行性的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能收多少收多少，往往收下的粮食只够喂喂鸡；有的农户干脆撂荒了。后来，乡里将地全部收回，统一承包给外地过来的一个养河蟹的，并对农户进行了每亩地一百元的补偿。当时农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种多少年也收不回一百元。但仅过了三年，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开始赚钱了，农民们却红了眼。要求将已改造成池子的地收回。乡干部劝农民们说你们没有养蟹的技术，收回来也没用，农民们则说宁肯地荒掉也不能便宜了外地人。否则，要告到上面去。而承包者死活不同意，说合同期未满，如果乡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他要告到《焦点访谈》。乡里正为此事愁得不行。
其实，高乡长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中还真研究过。这种两难选择可以抽象为这样一个选择过程：假设有一个方案，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是否通过。现在投票人是一百个人。
此方案通过以后，对一百个人中的九十九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增加一美元的收入；而对于一百个人中的一个人来说，方案如果通过，则会造成其二百美元的损失。因为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原则，所以，此方案一定会因为有九十九个人投赞成票而被通过。
但是，对于知识界人士，问题就来了：此方案通过后，给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了一美元的收入，社会总收入增加了九十九美元：而此方案通过后，因为给一个人损失了二百美元的损失，所以社会总收入因此损失了二百美元。两相抵，方案通过后，给这个社会不仅没有增加总收入，反倒使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一百零一美元！而如果政府出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考虑，无视民主的原则，否决了此方案，那么，损失是九十九美元，增加二百美元，两相抵。社会总收入可增加一百零一美元。
因此。社会其实在此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你是遵守民主原则。还是追求效率原则?如果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就以损失效率为代价；如果追求效率原则，那么就破坏了民主的原则。
高乡长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他照顾人数众多的农户的要求（民主的原则），那么，尽管农户可能因此受点小益，但承包人的损失更大；而如果他顶住农民们的要求，满足了承包人的愿望，那么，他显然又没有尊重民意。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家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本身没有立场，只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从效率的角度，这个方案不应该被通过；一些同样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学者甚至在这里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矛盾。他们说，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民主有时候会造成多数人（九十九个人）对少数人（一个人）的压迫，所以，民主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当民主妨碍了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为自由让路”，因此，这个方案也不应该被通过。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个例子说的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所以，这种两难选择其实是无解的；或者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协调社会效用，要想有解，只有出现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强行安排效用的优先秩序。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一美元后增加的总体满足程度（即效用）超过二百美元给一个人增加的满足程度，那么，这个方案应该被通过，因为尽管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但用效用衡量的社会总福利还是增加了。 想到这蝗，我与高乡长说：“你可是真要为难了。你碰到的难题，也是我们经济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难题。”但高乡长显然不满意我的话，要我解释解释，我就按上面的思路给他解释了一通。显然，他听得云里雾里，有些不耐烦，最后对我说：“我就想要你自己的意见，不要管什么这个那个经济学家。”
这下轮到我为难了。因为我想，无论是收回还是不收回那片河滩地，其结果乡干部肯定考虑过，而且考虑得比我多，他们都不敢贸然决定，我一个刚了解了一些皮毛的局外人凭什么可
以做选择?
好在我的朋友单庆关键时刻插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说他回家时了解过这个情况。其实乡亲们说只要每年再给他们补点钱，可以不要求收回地。但高乡长随即说到，当时说好了一次性
补偿，而且签了合同，再找承包人要钱，于法不通。 我不得不再详细地了解了合同情况。综合高乡长所说，还有以下事实：对农户一次性补偿每亩一百元是乡里与农户口头协商后经农户同意决定的；是乡里出的钱。而承包人只是与乡政府签了合同，每年按利润多少给乡里提成。乡里当然也不会乱用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补了财政上的空缺。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心中有数了。从经济学上看，要满足农户与承包者双方的利益，只有一个“角解”——逼出来的惟一的办法——乡里从承包人上交的利润提成拿出一部分再补偿农户！我这么一说，高乡长不言不语了，喝了几口闷酒。我知道，这个办法他未必会采用，因为这涉及到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但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今天，单庆给我打电话，说高乡长解决了关于滩头地的问题。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继续由承包人承包，但承包人再给农户补偿点钱。据说承包人先不同意，说是法庭上见。高乡长劝他就别上法庭了，法庭也是讲民意，而且现在最讲民主了，肯定会听多数农民的意见；然后，高乡长与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百个人。方案不通过，其中九十九个每人损失一元钱，而另一个人因此赚两百元钱。如果按民主的原则，方案肯定要被通过，但那一个人吃亏大了；不按民主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那么。惟一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我上面所谓的经济学上的“角解”）就是，与这九十九个人讲清楚，方案不要通过，那个因此得利两百元钱的人拿出其中九十九元，分给九十九个人每人一元，这样，九十九个人就不再坚持通过方案，而那个拿出小钱的人仍可以赚一百零一元，仍是吃小亏沾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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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惊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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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读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后
弱者的声音——读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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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