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因何而存在？教育的目的为何？对于社会而言，教育的价值在哪里？对于个人而言，教育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温家宝总理以“穷人教育学”为我们描绘了教育学存在的意义，也对教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7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免费师范生座谈。当听到师范生谈自己选择读师范是为了帮助那些失学儿童时，温总理动情地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以我个人所见，“穷人教育学”是指对关注穷人、面向穷人的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温家宝总理之所以提出“穷人教育学”，正如同其引用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是要告诉人们发展经济要多关注穷人一样，其实就是表明这样一个道理：教育不能只是关注精英，而且还应有面向穷人的一面，要让穷人子女都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应为广大的人民谋幸福，要使人民群众通过教育发展健康的身心，享受幸福的生活。“穷人教育学”，就是要将教育资源向基层和弱势群体倾斜，将教育立足于解决社会难题和矛盾，用教育公益性和教育公平性化解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穷人教育学”有助于促进幸福生活的实现。 一、教育与幸福 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和旨归。教育的幸福传递建立在教师的幸福感受和幸福生活基础之上。教师要给学生以幸福，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何谓幸福？尽管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但“幸福”常常与“道德”相联。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明确提出了“道德即幸福”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幸福，德性、善不是达到快乐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德性论，提出“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幸福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快乐，是终极的、自足的，也是有条件的；德性不能停留在对德性的知性认识上，而是要在行动中去实现。 如果抛却以上看法中的分歧而求同存异的话，可以看到，幸福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是一种精神性的愉悦感受，是自我内在的主观体验，是个体面对生活的态度；第二，它是人的一种“似本能”，是来自遗传且应予以满足的道德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目标追求；第三，它是生命价值的印证，是人之意义实现的表征，是主体存在价值的外显。 那么，幸福从何而来呢？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即知识，德行即洞见”。要成为有美德的人就必须懂得各种具体的美德，因而，知识成为通向至善之路的一把钥匙，教育成为获取幸福的重要途径。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教育应该成为幸福的理由吗？教育有能力成为幸福的理由吗？ 刘铁芳认为：教育显然是以增进个人的幸福而不是相反为目的，但教育的本意性目的乃是育人，也就是启迪、培育完整的个体人格，所以，真正的教育乃是开启个体人生幸福的可能性，教育本身并不能赐予个体人生以幸福。当然，教育的过程本身作为一个人童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必须增进个体童年生活幸福的体验。教育对儿童本身幸福生活体验的观照是带有引导性与前瞻性的，教育必须从整体上观照个体人生幸福的可能性。否则，任由个体当下性情体验的满足，教育就可能失去对个体人生的整体观照。 刘次林认为：教育首先要对人的生命给予全面的观照和提升，它不仅要让学生从生理上得到幸福，也要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观照其心理幸福；不仅要观照学生个性方面的要求，也要滋养其社会性幸福情感。 檀传宝认为：幸福是教师生命质量和职业生活质量的象征。只有教师主动地、自觉地追求幸福，才可能找到职业生活的意义，教师的生命质量才能提高，教育活动才能真正具有人性光芒。因此，道德是帮助教师实现人生意义的工具。 湖北省麻城市华英学校董事长宋新光说：“教育应该成为幸福的理由。我们要使学生的智慧和人格同步发展，使在华英学校接受教育的所有学生都有理解幸福的思维、创造幸福的能力、奉献幸福的风格、体验幸福的境界，拥有提高生命质量的高素质，从而成就高品位人才，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生命质量，是为了学生更幸福地活着。说到底，教育就是要为每一位学生终生幸福奠基！” 上述见解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概括而论，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和旨归，但教育无法包办人的生活，它只是为人的幸福生活开启可能；教育应以对人的生命的全面关照和提升为内容，但教育无法给人的幸福生活保险，它只是教给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矢志追求人生幸福。教育的幸福传递建立在教师的幸福感受和幸福生活基础之上，换言之，教师要给学生以幸福，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接下来引出的问题便是：仅仅依靠教育就能给人带来幸福生活吗？ 教育与幸福这一论题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个人幸福生活的获得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保障。首先，需要社会提供个体生存的物质条件，虽然物质生活不是获得幸福的全部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物质生活条件直接提供的是快乐感，快乐经过提升才能形成幸福感”；其次，需要社会提供宏观整体的基本公正，社会公正是幸福的基本条件，表现在社会倡导的共同道德与幸福的统一上；再次，需要社会提供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为每个人的文化追求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等等。这样，幸福便在社会基本条件的保障下，在教育的孕育中悄然而生。 二、“穷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 中国教育思想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再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穷人教育学”路径，体现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理想目标的追求。 “穷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及实践。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积极倡导“有教无类”――意指教育无分贵贱亲疏，不论出身门第，只要有心向学，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弟子便来自各个阶层，社会地位高低不一，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既有子路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颜回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有教无类”意味着穷人与富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曾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年满15岁来求学，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献身乡村平民教育的第一人晏阳初先生，用了近30年时间，将自己对穷人的关怀及改造乡村的理想付诸于实践，开展了长达11年的（河北）“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基于对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及穷人“愚贫弱私”现状的认识，力图借乡村平民教育的途径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他认为：中国严重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上可归结为农民缺乏教育，由于缺乏教育而导致“愚、弱、穷、私”。因此，必须实施“平民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社会机会平等”的意思。当晏阳初发现单纯依靠平民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时候，他又把平民教育发展为乡村建设。由于晏阳初对平民和穷人的关怀以及他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取得的成绩，1943年，他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并列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还被人们尊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与晏阳初同时代的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代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民众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社会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而文化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唯在乡村建设。在对中国命运的忧虑中，梁漱溟觉悟到“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于是下决心倡导乡村建设实验活动。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试图使乡村有新生命而后求中国国家的新生命，期盼以此来“辟造人类文明”和解救中国。为此，他办起了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目的的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还在山东邹平和菏泽试验创建了乡学村学和乡农学校。梁漱溟的这一乡村教育思想不仅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旨在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教育之路。 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认为：乡村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城市不仅将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带走了乡村中的人力和物力。这显然是极大的社会不公。解决方法在于用“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基于这一认识，陶行知致力开辟的是与旧教育、富人教育相对立的新教育、穷人教育。旧教育、富人教育把穷人拒于学校门外，为有钱有势有闲阶级服务，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新教育、穷人教育则面向全民、面向穷人，培养能立足社会又能有益社会的人，无论贫富、男女、老幼，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应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为此，陶行知主张“到民间去”，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于发展中国的民主教育事业。他首创且参与了群众扫盲计划，目的是教育穷人及普通老百姓，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他创设了样板乡村学校，这些学校都与中国许多地方的师范学校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以“甘当骆驼”的平民情怀，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 中国教育思想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再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穷人教育学”路径，体现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理想目标的追求。而“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穷人教育学”的主旨便成为社会的基本权利与起码公平的标志，成为民主和谐文明社会构建的象征。 三、“穷人教育学”的核心价值 “穷人教育学”的核心是教育公平，重心是教育要向穷人倾斜，目的是通过教育“消灭”穷人，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从“穷人经济学”到“穷人教育学”，体现了温家宝总理一以贯之的民生情怀。但与“穷人经济学”相比，“穷人教育学”又递进了一层，它是在更基本的权利上关注穷人，是在发展的层面上帮助穷人。它不仅关注民生，更着眼济困。如果说“穷人经济学”解决的是温饱问题，那么“穷人教育学”关注的就是脱贫和公平问题。教育不但直接体现最大的社会公平，而且以巨大的力量塑造社会公平。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贫穷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对于社会来说，教育是促进社会各阶层融合的重要渠道；对于国家来说，“穷人教育学”是教书育人、教育兴邦的题中应有之意。 就“穷人教育学”的内涵来看，其核心价值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穷人教育学”的核心是教育公平。意指人们对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机会供给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内含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项内容，其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又包括就学权利平等、就学机会均等和学业成就机会均等三个方面。换言之，教育公平指教育的起点公平、教育的过程公平、教育的结果公平。意味着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是为所有人举办并为所有人服务的。即不分民族、性别、地域、出身，不论宗教信仰、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天赋智商，只要是公民，均应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国家也应该通过法律规范等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之所以提出教育公平问题，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教育不公平的现象，突出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失衡和巨大落差，在区域、阶层、校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教育差距。因而，接受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追求教育公平也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正是“穷人教育学”对民生社会基本底线的维护，对和谐社会牢固基石的坚守。 第二，“穷人教育学”的重心是教育要向穷人倾斜。无论是“穷人经济学”还是“穷人教育学”，都突出强调了“穷人”二字，这是一种重心的变化，是关注的转移。如果说，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村，就不懂得“穷人经济学”的话，那么，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也就不懂得“穷人教育学”。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有9亿农民，农民的教育公平问题解决不了，就谈不上国家的正义和文明；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就谈不上社会的富裕和进步。正因为如此，温总理在讲“穷人教育学”时才首先强调，“我们的国家太大，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这就要求教育资源分配向穷人倾斜，教育政策导向对穷人倾斜；要使整个社会形成关爱穷人，帮助穷人，不歧视穷人，不嫌贫爱富的风气；让贫困地区和农村家庭的孩子不仅能上得起学，而且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促进教育这一公共产品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用。 第三，“穷人教育学”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消灭”穷人。要彻底消灭贫穷，先要研究贫穷。穷人与富人的差别首先是物质上的，其次是精神上的。而这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源于教育不公。一方面，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的收入只能“维持生计”；城镇居民从事的是现代产业（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能得到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拥有资源丰富的受过教育的人才，依靠知识创造财富，城市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远高于农村；农村则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体力而不是脑力从事生产，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远低于城市。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劳动能力的差别，也带来了对精神资料占有程度的差别。以数理逻辑可表示为[1]： 贫穷=物质贫穷+精神贫穷 消灭贫穷=消灭物质贫穷+消灭精神贫穷 消灭物质贫穷=机器大工业+科学技术 消灭精神贫穷=普及教育+人文社会科学 其中，机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消灭物质贫穷的保障，普及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消灭精神贫穷的唯一条件和手段。“穷人教育学”正是要使穷人通过接受教育，消除愚昧和无知，以知识和脑力创造财富，使人们能平等地享受到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从而在根本上消灭贫穷，“消灭”穷人，消除两极分化，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四、“穷人教育学”的现实意义 “穷人教育学”是以维护“穷人”的教育权益，保障“穷人”的受教育权利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教育氛围，构建一个和谐、和美的幸福社会。 “穷人教育学”对于从事师范教育�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我们来说，很有震撼力。它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伦理要求，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也在提醒着我们，以全社会的努力，以师范教育工作者的自觉，以教育学研究者的良心，办好穷人教育，办好让全体人民满意的教育。
从国家来说，必须提高对师范教育意义的认识。师范教育因其培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使命的教师的定位而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温总理特别指出：“师范院校肩负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大责任。国家兴衰在于教育，教育好坏在于教师。从这一点来说，师范教育可以兴邦。”“我们重视师范教育，就是重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为师范教育造就的是教师，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的。只有真正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师范教育，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古代的《学记》中已明确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既然教育具有化民成俗的作用，那么，教育者的素质，教师的水平如何，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着民众的心态。因此，必须加强师范教育，以创建良风美俗的和谐社会。 从社会来说，必须鼓励对消除贫困行动的资助和志愿服务的精神。温总理在讲“穷人教育学”时强调“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和爱心是道德的基础。”志愿，其实就是奉献。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指出：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志愿者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这无疑是人类的高尚精神，而高尚的价值在于能给人生以幸福。正如一位支教者所言：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有如火种，点燃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激发他们的奋起精神，教会他们懂得自强自信自爱；为他们的心灵打开一扇通向外界的窗口，他们的命运，将会由他们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去改变。支教是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支教，施与是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施与。青年作家徐庆群在《他们在行动――中国志愿者纪实》一书的题记中写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谐局面的出现，除尊重规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外，还必须唤起社会成员的道德和责任感。当人们终于认识到富人对穷人有一种责任感，已受教育者对未受教育者有一种责任，城里人对乡下人有一种责任，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一种责任，有能力者要贡献社会是一种责任，这时，社会进步才会产生一种原动力，社会才和谐，才能共同富裕，走向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志愿者已开始行动，这必将成为一种新兴文明。”[2] 从师范院校来说，必须加强对师范生的“师范”教育。温总理指出：“做师范生要懂得两点：一是要有爱心。老师要爱学生，学生要尊重老师，同学之间要互爱。二是要有知识。知识是无止境的，知识可以改变人生，可以为每个人创造美好的未来。如果大家在师范大学里把这两条都学到了，融在了血液里，并推向整个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好。”“师范大学和一般大学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是师范大学学习的综合性更强。一般大学的学生学习重点在于知识本身的研究，为学问而学；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学习还包括知识关系的研究，为教育而学。一般大学的学生可以‘独善其身’，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则要‘兼善天下’。二是师范大学造就的应是堪称人师的教育家，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因此，对师范生的道德要求就更高。教育，不仅要言教，还要身教；不仅要立己，还要立人。为此，师范教育必须贯彻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学知识、教书、做人相结合。”“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学校的孩子，还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希望你们在这所有光荣传统的学校里，接受文化的熏陶，感受人文情怀的温暖，呼吸自由的空气，真正享有智慧之光、仁爱之美，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民教师。”假如做以概括，可以表达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尊师重道，敬业爱生；德才兼备，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立己立人；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从穷人自身来说，必须强化以教育提高幸福感受力的自觉。“穷人”之穷，最根本的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精神的丰乏。精神贫穷的根源是由于教育不均衡造成的。而提高教育程度，除了社会的努力外，还需要穷人自身的自觉。这是以书籍拓宽眼界，以文化洗礼身心，以知识提升境界，以智慧滋养心灵。有了精神生活的丰富，有了内心世界的充实，有了回报社会的感恩，有了关怀他人的爱心，才会体验自我肯定的愉悦和社会赞赏的幸福，才会感受创造生活的乐趣及和谐人际的美好。 当然，关注“穷人”并不是不要“富人”，办好“穷人教育”也不会排斥“精英教育”。“穷人教育学”是以维护“穷人”的教育权益，保障“穷人”的受教育权利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教育氛围，构建一个和谐、和美的幸福社会。 注释： [1]段一然.穷人不穷和富人不富.省略.省略/blog-csd8PZM1bqcTtQO.M.a33_8-?cq=1&p=32 [2]徐庆群.他们在行动――中国志愿者纪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题记. 本文在撰写时参考了以下文章，特表感谢。 郭来坪,段永军：“从‘有教无类’到‘穷人教育’”； 王廷连：“有感于温总理讲‘穷人教育学’”； 徐光木：“温总理‘穷人教育学’”的三点启示。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因何而存在？教育的目的为何？对于社会而言，教育的价值在哪里？对于个人而言，教育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温家宝总理以“穷人教育学”为我们描绘了教育学存在的意义，也对教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7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免费师范生座谈。当听到师范生谈自己选择读师范是为了帮助那些失学儿童时，温总理动情地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以我个人所见，“穷人教育学”是指对关注穷人、面向穷人的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温家宝总理之所以提出“穷人教育学”，正如同其引用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是要告诉人们发展经济要多关注穷人一样，其实就是表明这样一个道理：教育不能只是关注精英，而且还应有面向穷人的一面，要让穷人子女都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应为广大的人民谋幸福，要使人民群众通过教育发展健康的身心，享受幸福的生活。“穷人教育学”，就是要将教育资源向基层和弱势群体倾斜，将教育立足于解决社会难题和矛盾，用教育公益性和教育公平性化解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穷人教育学”有助于促进幸福生活的实现。 一、教育与幸福 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和旨归。教育的幸福传递建立在教师的幸福感受和幸福生活基础之上。教师要给学生以幸福，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何谓幸福？尽管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但“幸福”常常与“道德”相联。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明确提出了“道德即幸福”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幸福，德性、善不是达到快乐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德性论，提出“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幸福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快乐，是终极的、自足的，也是有条件的；德性不能停留在对德性的知性认识上，而是要在行动中去实现。 如果抛却以上看法中的分歧而求同存异的话，可以看到，幸福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是一种精神性的愉悦感受，是自我内在的主观体验，是个体面对生活的态度；第二，它是人的一种“似本能”，是来自遗传且应予以满足的道德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目标追求；第三，它是生命价值的印证，是人之意义实现的表征，是主体存在价值的外显。 那么，幸福从何而来呢？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即知识，德行即洞见”。要成为有美德的人就必须懂得各种具体的美德，因而，知识成为通向至善之路的一把钥匙，教育成为获取幸福的重要途径。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教育应该成为幸福的理由吗？教育有能力成为幸福的理由吗？ 刘铁芳认为：教育显然是以增进个人的幸福而不是相反为目的，但教育的本意性目的乃是育人，也就是启迪、培育完整的个体人格，所以，真正的教育乃是开启个体人生幸福的可能性，教育本身并不能赐予个体人生以幸福。当然，教育的过程本身作为一个人童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必须增进个体童年生活幸福的体验。教育对儿童本身幸福生活体验的观照是带有引导性与前瞻性的，教育必须从整体上观照个体人生幸福的可能性。否则，任由个体当下性情体验的满足，教育就可能失去对个体人生的整体观照。 刘次林认为：教育首先要对人的生命给予全面的观照和提升，它不仅要让学生从生理上得到幸福，也要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观照其心理幸福；不仅要观照学生个性方面的要求，也要滋养其社会性幸福情感。 檀传宝认为：幸福是教师生命质量和职业生活质量的象征。只有教师主动地、自觉地追求幸福，才可能找到职业生活的意义，教师的生命质量才能提高，教育活动才能真正具有人性光芒。因此，道德是帮助教师实现人生意义的工具。 湖北省麻城市华英学校董事长宋新光说：“教育应该成为幸福的理由。我们要使学生的智慧和人格同步发展，使在华英学校接受教育的所有学生都有理解幸福的思维、创造幸福的能力、奉献幸福的风格、体验幸福的境界，拥有提高生命质量的高素质，从而成就高品位人才，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生命质量，是为了学生更幸福地活着。说到底，教育就是要为每一位学生终生幸福奠基！” 上述见解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概括而论，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和旨归，但教育无法包办人的生活，它只是为人的幸福生活开启可能；教育应以对人的生命的全面关照和提升为内容，但教育无法给人的幸福生活保险，它只是教给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矢志追求人生幸福。教育的幸福传递建立在教师的幸福感受和幸福生活基础之上，换言之，教师要给学生以幸福，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接下来引出的问题便是：仅仅依靠教育就能给人带来幸福生活吗？ 教育与幸福这一论题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个人幸福生活的获得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保障。首先，需要社会提供个体生存的物质条件，虽然物质生活不是获得幸福的全部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物质生活条件直接提供的是快乐感，快乐经过提升才能形成幸福感”；其次，需要社会提供宏观整体的基本公正，社会公正是幸福的基本条件，表现在社会倡导的共同道德与幸福的统一上；再次，需要社会提供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为每个人的文化追求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等等。这样，幸福便在社会基本条件的保障下，在教育的孕育中悄然而生。 二、“穷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 中国教育思想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再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穷人教育学”路径，体现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理想目标的追求。 “穷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及实践。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积极倡导“有教无类”――意指教育无分贵贱亲疏，不论出身门第，只要有心向学，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弟子便来自各个阶层，社会地位高低不一，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既有子路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颜回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有教无类”意味着穷人与富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曾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年满15岁来求学，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献身乡村平民教育的第一人晏阳初先生，用了近30年时间，将自己对穷人的关怀及改造乡村的理想付诸于实践，开展了长达11年的（河北）“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基于对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及穷人“愚贫弱私”现状的认识，力图借乡村平民教育的途径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他认为：中国严重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上可归结为农民缺乏教育，由于缺乏教育而导致“愚、弱、穷、私”。因此，必须实施“平民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社会机会平等”的意思。当晏阳初发现单纯依靠平民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时候，他又把平民教育发展为乡村建设。由于晏阳初对平民和穷人的关怀以及他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取得的成绩，1943年，他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并列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还被人们尊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与晏阳初同时代的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代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民众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社会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而文化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唯在乡村建设。在对中国命运的忧虑中，梁漱溟觉悟到“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于是下决心倡导乡村建设实验活动。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试图使乡村有新生命而后求中国国家的新生命，期盼以此来“辟造人类文明”和解救中国。为此，他办起了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目的的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还在山东邹平和菏泽试验创建了乡学村学和乡农学校。梁漱溟的这一乡村教育思想不仅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旨在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教育之路。 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认为：乡村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城市不仅将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带走了乡村中的人力和物力。这显然是极大的社会不公。解决方法在于用“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基于这一认识，陶行知致力开辟的是与旧教育、富人教育相对立的新教育、穷人教育。旧教育、富人教育把穷人拒于学校门外，为有钱有势有闲阶级服务，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新教育、穷人教育则面向全民、面向穷人，培养能立足社会又能有益社会的人，无论贫富、男女、老幼，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应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为此，陶行知主张“到民间去”，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于发展中国的民主教育事业。他首创且参与了群众扫盲计划，目的是教育穷人及普通老百姓，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他创设了样板乡村学校，这些学校都与中国许多地方的师范学校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以“甘当骆驼”的平民情怀，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 中国教育思想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再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穷人教育学”路径，体现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理想目标的追求。而“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穷人教育学”的主旨便成为社会的基本权利与起码公平的标志，成为民主和谐文明社会构建的象征。 三、“穷人教育学”的核心价值 “穷人教育学”的核心是教育公平，重心是教育要向穷人倾斜，目的是通过教育“消灭”穷人，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从“穷人经济学”到“穷人教育学”，体现了温家宝总理一以贯之的民生情怀。但与“穷人经济学”相比，“穷人教育学”又递进了一层，它是在更基本的权利上关注穷人，是在发展的层面上帮助穷人。它不仅关注民生，更着眼济困。如果说“穷人经济学”解决的是温饱问题，那么“穷人教育学”关注的就是脱贫和公平问题。教育不但直接体现最大的社会公平，而且以巨大的力量塑造社会公平。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贫穷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对于社会来说，教育是促进社会各阶层融合的重要渠道；对于国家来说，“穷人教育学”是教书育人、教育兴邦的题中应有之意。 就“穷人教育学”的内涵来看，其核心价值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穷人教育学”的核心是教育公平。意指人们对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机会供给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内含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项内容，其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又包括就学权利平等、就学机会均等和学业成就机会均等三个方面。换言之，教育公平指教育的起点公平、教育的过程公平、教育的结果公平。意味着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是为所有人举办并为所有人服务的。即不分民族、性别、地域、出身，不论宗教信仰、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天赋智商，只要是公民，均应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国家也应该通过法律规范等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之所以提出教育公平问题，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教育不公平的现象，突出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失衡和巨大落差，在区域、阶层、校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教育差距。因而，接受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追求教育公平也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正是“穷人教育学”对民生社会基本底线的维护，对和谐社会牢固基石的坚守。 第二，“穷人教育学”的重心是教育要向穷人倾斜。无论是“穷人经济学”还是“穷人教育学”，都突出强调了“穷人”二字，这是一种重心的变化，是关注的转移。如果说，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村，就不懂得“穷人经济学”的话，那么，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也就不懂得“穷人教育学”。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有9亿农民，农民的教育公平问题解决不了，就谈不上国家的正义和文明；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就谈不上社会的富裕和进步。正因为如此，温总理在讲“穷人教育学”时才首先强调，“我们的国家太大，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这就要求教育资源分配向穷人倾斜，教育政策导向对穷人倾斜；要使整个社会形成关爱穷人，帮助穷人，不歧视穷人，不嫌贫爱富的风气；让贫困地区和农村家庭的孩子不仅能上得起学，而且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促进教育这一公共产品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用。 第三，“穷人教育学”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消灭”穷人。要彻底消灭贫穷，先要研究贫穷。穷人与富人的差别首先是物质上的，其次是精神上的。而这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源于教育不公。一方面，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的收入只能“维持生计”；城镇居民从事的是现代产业（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能得到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拥有资源丰富的受过教育的人才，依靠知识创造财富，城市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远高于农村；农村则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体力而不是脑力从事生产，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远低于城市。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劳动能力的差别，也带来了对精神资料占有程度的差别。以数理逻辑可表示为[1]： 贫穷=物质贫穷+精神贫穷 消灭贫穷=消灭物质贫穷+消灭精神贫穷 消灭物质贫穷=机器大工业+科学技术 消灭精神贫穷=普及教育+人文社会科学 其中，机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消灭物质贫穷的保障，普及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消灭精神贫穷的唯一条件和手段。“穷人教育学”正是要使穷人通过接受教育，消除愚昧和无知，以知识和脑力创造财富，使人们能平等地享受到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从而在根本上消灭贫穷，“消灭”穷人，消除两极分化，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四、“穷人教育学”的现实意义 “穷人教育学”是以维护“穷人”的教育权益，保障“穷人”的受教育权利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教育氛围，构建一个和谐、和美的幸福社会。 “穷人教育学”对于从事师范教育�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我们来说，很有震撼力。它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伦理要求，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也在提醒着我们，以全社会的努力，以师范教育工作者的自觉，以教育学研究者的良心，办好穷人教育，办好让全体人民满意的教育。
从国家来说，必须提高对师范教育意义的认识。师范教育因其培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使命的教师的定位而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温总理特别指出：“师范院校肩负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大责任。国家兴衰在于教育，教育好坏在于教师。从这一点来说，师范教育可以兴邦。”“我们重视师范教育，就是重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为师范教育造就的是教师，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的。只有真正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师范教育，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古代的《学记》中已明确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既然教育具有化民成俗的作用，那么，教育者的素质，教师的水平如何，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着民众的心态。因此，必须加强师范教育，以创建良风美俗的和谐社会。 从社会来说，必须鼓励对消除贫困行动的资助和志愿服务的精神。温总理在讲“穷人教育学”时强调“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和爱心是道德的基础。”志愿，其实就是奉献。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指出：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志愿者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这无疑是人类的高尚精神，而高尚的价值在于能给人生以幸福。正如一位支教者所言：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有如火种，点燃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激发他们的奋起精神，教会他们懂得自强自信自爱；为他们的心灵打开一扇通向外界的窗口，他们的命运，将会由他们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去改变。支教是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支教，施与是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施与。青年作家徐庆群在《他们在行动――中国志愿者纪实》一书的题记中写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谐局面的出现，除尊重规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外，还必须唤起社会成员的道德和责任感。当人们终于认识到富人对穷人有一种责任感，已受教育者对未受教育者有一种责任，城里人对乡下人有一种责任，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一种责任，有能力者要贡献社会是一种责任，这时，社会进步才会产生一种原动力，社会才和谐，才能共同富裕，走向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志愿者已开始行动，这必将成为一种新兴文明。”[2] 从师范院校来说，必须加强对师范生的“师范”教育。温总理指出：“做师范生要懂得两点：一是要有爱心。老师要爱学生，学生要尊重老师，同学之间要互爱。二是要有知识。知识是无止境的，知识可以改变人生，可以为每个人创造美好的未来。如果大家在师范大学里把这两条都学到了，融在了血液里，并推向整个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好。”“师范大学和一般大学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是师范大学学习的综合性更强。一般大学的学生学习重点在于知识本身的研究，为学问而学；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学习还包括知识关系的研究，为教育而学。一般大学的学生可以‘独善其身’，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则要‘兼善天下’。二是师范大学造就的应是堪称人师的教育家，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因此，对师范生的道德要求就更高。教育，不仅要言教，还要身教；不仅要立己，还要立人。为此，师范教育必须贯彻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学知识、教书、做人相结合。”“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学校的孩子，还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希望你们在这所有光荣传统的学校里，接受文化的熏陶，感受人文情怀的温暖，呼吸自由的空气，真正享有智慧之光、仁爱之美，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民教师。”假如做以概括，可以表达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尊师重道，敬业爱生；德才兼备，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立己立人；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从穷人自身来说，必须强化以教育提高幸福感受力的自觉。“穷人”之穷，最根本的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精神的丰乏。精神贫穷的根源是由于教育不均衡造成的。而提高教育程度，除了社会的努力外，还需要穷人自身的自觉。这是以书籍拓宽眼界，以文化洗礼身心，以知识提升境界，以智慧滋养心灵。有了精神生活的丰富，有了内心世界的充实，有了回报社会的感恩，有了关怀他人的爱心，才会体验自我肯定的愉悦和社会赞赏的幸福，才会感受创造生活的乐趣及和谐人际的美好。 当然，关注“穷人”并不是不要“富人”，办好“穷人教育”也不会排斥“精英教育”。“穷人教育学”是以维护“穷人”的教育权益，保障“穷人”的受教育权利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教育氛围，构建一个和谐、和美的幸福社会。 注释： [1]段一然.穷人不穷和富人不富.省略.省略/blog-csd8PZM1bqcTtQO.M.a33_8-?cq=1&p=32 [2]徐庆群.他们在行动――中国志愿者纪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题记. 本文在撰写时参考了以下文章，特表感谢。 郭来坪,段永军：“从‘有教无类’到‘穷人教育’”； 王廷连：“有感于温总理讲‘穷人教育学’”； 徐光木：“温总理‘穷人教育学’”的三点启示。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