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面对国际海洋秩序及其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中国海权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关于中国海权的概念、现状、特征与功能，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强大海权，中国解决海权冲突与争端的对策以及中国海权发展的原则、途径、可能性与困难等方面，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认为，在今后的中国海权研究中要注意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专门与综合研究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关键词]中国海权 海洋政治 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特别是随着21 世纪海洋世纪的到来，海洋成为国际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新领域，世界各沿海国都在为争夺或扩大各自的管辖海域而竞相向海洋进军，纷纷调整海权发展战略，促进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加快海洋立法，增强海洋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海军，以适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洋斗争的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国海权却面临着一系列严重挑战：台湾问题、钓鱼岛列屿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以及南海诸岛问题构成了中国最为棘手的几个海权问题；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面临着极为复杂和艰巨的海上划界任务，目前中国除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外，其它不少海上疆界仍处于争议之中；中国海上国际通道由于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有时还做不到畅通无阻；中国的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律、海洋管理、海上军事力量等与海权强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对新增加的海洋国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理与保护还无法适应海洋世纪竞争的需要；中国海上周边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些海权大国对中国维护和发展海权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处处从中作梗，使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中国海权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于中国海权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关于中国海权概念。叶自成认为中国海权是指中国研究、开发、利用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或中国拥有与自己的海洋空间利益相适应的能力和影响力。[1] 孙璐强调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2] 李小军认为中国海权是中国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权利，收回海洋权益，并不失时机地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
[3]
关于中国海权特征。张文木提出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换言之，即是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一致；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4] 李小军强调中国海权突出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海权在战略上是一种被动防御性的弱势海权，其基本任务是捍卫自己合法的海洋权利，还谈不上拓展海洋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统一进程与追求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是一致的。[5] 叶自成指出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以制海权的控制为目的，不以排他性的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为目的，不以使用武力来争夺海上资源为目的，也不以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强迫他国接受中国的意志为目的，而以维护中国合法、合理的海洋中的国家利益为目的。这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使用是防御性、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是以维护中国
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权益为目的，而不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目的；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武力威慑为主要目的。[6]
关于中国海权功能。李小军列出的中国海权功能主要有：能粉碎任何危害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企图；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海上战略环境；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保持对亚太地区足够的影响力；能遏止来自海洋方向的侵略和打赢针对中国的战争；保持有效的海上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7]
关于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强大海权
有的学者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需要出发，疾呼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海权，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其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1)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发展海权是中国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尤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经济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发展海权可以增强中国与大国特别是美国分享海权利益的能力。[8] ( 2)人类历史上曾经强盛和目前仍然强盛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过或者仍然拥有着海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但“海权”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字眼；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大踏步走向海洋，而走向海洋的中国必须拥有海权。[9](3)从历史看，濒海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和海上力量，就不会有海权，没有海权也就难保主权；从目前国际背景看，现代海洋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环境、海洋立法空前发展，海洋争夺和海上霸权日益剧烈；从中国面临的现实来看，海洋周边9个邻国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主权争议的就有8国，而且美等大国还从中插手，台独当政者又妄图“以武拒统”，中国现代化海军建设与世界海军强国实力相比、与形势的紧迫需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归结到一点就是不强国必亡；海军不强，海权无望。[10] (4)海洋国家和沿海国家在冷战后对海洋利益的重视已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兴衰的高度，海军在发展海权中的核心和支柱作用为各国所认识并付诸实践；海洋战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强大的海权正是海洋战略实现的唯一保证；近代中国在海权问题上教训深刻，帝国主义国家五次大规模侵华都是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制海权为先导的，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联系在一起；现实的政治斗争一再警示我们，海权的获得可以为国家的最终统一提供后盾，并可以使中国的海洋权益免受外来的威胁。[11](5)从“国家、海洋、海权”三者之间的关系看，国家要富强，必须走向海洋；欲开发利用海洋，必须依赖强大的海权；只有海洋事业发展了，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海权才能强大和稳固。“海洋兴，海权强，国家富；海洋衰，海权弱，国家贫”，这是历史印证了的客观规律；国家建立适应当今海洋形势的现代海权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保证，是开发海洋和参与决策世界海洋事务的条件，是奠定海洋强国的基础；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海权以保证和拉动海洋事业全面发展，增强综合开发利用海洋的实力，使中国在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及和平利用和保护海洋方面具有全球性的优势。[12] ( 6)一部世界史特别是海外贸易出现后的世界史证明，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中国近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无情地警告人们，缺乏海洋战略的国家是注定要挨打的国家，没有海权意识的民族就会沦为受人欺凌和宰割的民族；世界开始进入“海洋时代”，建立中华民族的强大海权时不我待。为此，我们在海洋观念上要有大转变，在海洋战略、海上武装力量建设方面要有大作为。
[13] ( 7)全球化时代对海洋依赖是国家发展海权的必然逻辑，海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生命线。
[14] (8)中国未来的海权发展战略所依据的原始出发点，无疑应该建立在“依赖海洋通道的外
向型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将使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15] ( 9)海洋是在新世纪保证中国发展利益的关键；海洋是重要的战略空间，与国家的安全利益紧密相连；海洋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义要求我们必须坚决维护海洋权益，保护蓝色国土。[16] ( 10)从地缘战略看，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发展战略看，海洋安全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看，海洋安全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重心所在。[17]
有的学者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考虑，主张中国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徐弃郁认为张文木等人的观点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其一，海权决定历史。徐弃郁认为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其二，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徐弃郁认为这是一种追求“绝对安全”、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和“绝对手段”的逻辑，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其三，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其四，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总之，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18] 唐世平从中国大战略如何处理海权与陆权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发展军力是为了达到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海上强国梦；要阻吓美国干预台海危机，我们并不需要发展能和美国争夺制海权的海军，导弹、空军和水下海军及有效的核威慑就足以达到上述目标，这些力量将远比昂贵的水面海军有效；片面追求远洋海军只会给我们带来包袱乃至灾难，因为美国可能会认为我们要挑战其海上霸主地位，而亚洲国家都会为中国志在和美国争夺海上霸权而不安；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比陆军昂贵得多) ，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总之，我们放弃成为海上军事大国的目标不是要放弃发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军事力量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19] 叶自成认为每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自然禀赋来选择海权与陆权的发展，那些能推动本国长期发展的选择，无论是以海权发展为主或以陆权发展为主都是好的。从大历史角度看，陆权发展更具持久性，而海洋空间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得快，消失也快。人类社会在改变自然界局限方面有一定的能动性，但它有一个界限，海变陆或陆变海的变脸者往往以失败告终。[20]因此叶自成从中国海权与陆权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表示：仅有海上军事力量不能成为海权大国，西方传统的海权概念也不适应今天中国的海权发展；中国不太可能成为海权大国，甚至不可能成为海陆兼顾的大国，而只能定位为建设具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中国大陆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各方面的综合发展，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都具有决定性意义。[21]
与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海权或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主张不同，有些学者提出了综合考虑发展中国陆权和海权的观点。刘中民强调中国海权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既要考虑陆地安全环境改善为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的战略可能性，更要从海疆安全面临的压力考虑海权发展的必要性；在发展海权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不应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应寻找思路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发展提供动力；在海权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上，中国海权的发展并不构成导致冲突并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构性因素，必要的海权力量是中国避免冲突进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保障。[22] 李义虎认为审视中国的地缘政治天赋与其战略选择需要采取全方位的视域。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具备陆权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的基本潜力，地缘政治环境也因此而较为复杂。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海陆地缘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避免海陆二
分和实现海陆统筹，并在战略选择上权衡好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及东向与西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23] 张文木鉴于学术界的反应，对其以前的观点进行了学理修正，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或者过于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都是不准确的，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对中国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应当持辨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辨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24]
关于中国解决海权问题的对策
关于解决中美海权冲突的对策研究。中国发展海权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存的美国海上霸权发生矛盾与冲突，对此刘中民认为中国要从自身国家大战略的多重需求冷静认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力求尽可能地规避与美国的海权冲突；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规避或减少冲突；应谨慎有序地推动包括海空军力量在内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实现以实力求和平。[25]
关于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对策研究。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以及冲之鸟岛定性等问题上存在着纠纷。对此，焦佩指出日本的海洋发展观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联系，要想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和平公正地解决中日海权争端，日本政府必须迈出积极的一步。只有日本政府制定本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也考虑并尊重他国利益，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才能避免争端；只有日本政府为解决争端营造宽松的国内氛围，才能不激化争端；最终，中日两国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双方都满意的互惠解决方法和模式。[26] 杨生贤强调协商对话是正确解决纠纷的根本，而中国可以获得广泛的法理支持；中国的国家力量持续增强，成为保卫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日本为其切身利益，不可能走得很远。[27] 张卫彬提出了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四条原则”：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坚持协商原则；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两国政府及民间交流和充分重视民意的原则； 循序渐进、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原则。[28] 张景全认为中国应明确提出自己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积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合作，构筑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利用中日已有的陆地合作，分层次地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29] 刘中民强调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急需成立由国家高层领导负责的跨部门的专门机构，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进行战略应对；切实加强对解决中日东海海洋划界争端的法律研究；继续进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性原则为指导的和平努力，探索和平解决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新途径。[30] 纪爱云则主张在海权争议中应冷静对待，寻求合理的解决之策：保持经常性的官方接触，同时加强民间交流，控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中日间的问题；切实加强经济合作，以经济促政治；加强信息交流质量和数量，改善舆论环境；切实加强区域性安全机构，以保证双边和多边的沟通渠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即中日双方暂时搁置主权或主权争议，在相互间协定的基础上，以某种合作形式勘探和开发重叠主张海域的石油资源；建立一支海上准军事力量，增强维护海上权益的能力，建立军事冲突的缓冲带；加强综合国力建设，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31]
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对策研究。南海周边各国与中国在岛礁归属和海域划分上存在着分歧和争端，对此，刘志鹏强调要从国家全局高度出发，继续坚持“搁置争议”；推动“双边谈判”，防止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开展“共同合作”，促进南海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大力实施海权，全面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32] 骆莉认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是我国解决南沙争端的一项正确政策；要妥善处理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加强政
治互信和经济合作；要重视美国等区外大国的影响；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开发南海资源的计划。[33]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原则、途径与困难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基本原则。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的内容和范围：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海权扩展的基本原则。[34] 叶自成指出中国海权发展不能脱离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海权发展只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权的发展不能脱离整个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不能脱离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35] 何传添认为在优先发展海权时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和渐进原则。中国应通过自身的发展，增强自身的实力和辐射力，在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必须坚持渐进策略，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同时防止自身被拖入与有关国家的军备竞赛。[36]倪乐雄则强调世界文明转型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要考虑选择怎样的海权战略。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既不能完全遵从马汉的理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协作”，因为前者的预设前提是“世界前景不存在和平的希望”，后者的预设前提是“战争已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海权战略的预设前提应该是“世界前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国际协作”和“单打独斗”之间寻求平衡点。中国的海权战略应既能迎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来临，也能从容应对“霍布斯时代”的卷土重来。[37]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具体途径。徐弃郁提出了中国作为后起大国海权发展的途径：应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充当现有世界霸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38] 刘中民提出了如何在中国有限综合国力支撑下寻求海权力量发展的途径：一方面，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会走历史上海洋霸权国家建设全球性海军力量的老路，这自然决定了海权力量建设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老一代领导人所确定的“精干”、“顶用”的海军发展方针仍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海权发展中寻求类似“两弹一星”模式以及海军发展中创造的以核潜艇建设为突破口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提升海权力量的同时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仍然是中国海权力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就决定了中国海权力量发展投入的有限性。[39] 孙海荣认为海权建设要适应和平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更加注重软实力的作用。要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作为海权建设的新内容。同时，发展海权要着眼于海上资源安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这些内涵为中国的海权建设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和实现路径。[40] 高子川强调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41] 叶自成对中国海权发展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一是应当正确估计海权发展在中国总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鉴于郑和下西洋和甲午海战的教训，中国有必要把制度建设作为发展海权的根本出发点；三是海权建设必须以中国的经济建设为基础，海军建设等国防建设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和按比例增加
投入；四是优先发展海上经济力量，优先发展利用、开发海上资源的能力，从一个濒海国家变成一个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五是适当发展一定程度的保卫和控制“四海一峡”(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海军能力；六是重视发展与重要的濒海国家、海峡通道国家的合作关系，用外交、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来弥补海上力量的不足；七是增强海洋意识；八是学习和利用、借助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以及海权大国的合作，来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总之，中国的海权发展必须从中国和平发展及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海陆兼顾，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兼顾，总体目标可以定位为中国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海权强国，但应从海权较弱的陆权国家发展成为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42] 秦天对中国海权发展提出了宏伟设想：要树立举国一致的海洋意识；要制定高瞻远瞩的海洋发展战略；健全协调一致的海洋战略指导机构；加快海洋事业的立法工作；加大海洋经济建设步伐；推动海洋科学技术发展；铸造新中国的蓝水海军；充分发挥和平时期海军的政治外交作用，树立强大海权的形象。[43] 马志荣提出了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即中国要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要强化海洋维权的管理体制，整合和优化现有的海洋维权管理部门，组建一支统一、高效、准军事化的海上管理与执法队伍；积极探索多种开发模式，加大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力度；海峡两岸积极携手合作，共同开发、经营南海；与周边国家建立维护海洋权益的合作机制。[44] 修斌提出了以下措施维护中国海洋权益，促进和平发展：从国家宏观政策上，要把海洋强国作为“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先实施；从具体方式和手段上，非军事力量和非战争形式成为在“和平发展”战略背景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主要力量和形式；从依靠力量上，建设一支具有强大军事威慑力量的海军，是在“和平发展”战略下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强后盾。[45]
关于中国发展海权的条件与困难。刘新华指出：中国背靠欧亚大陆，面向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天然的深水良港、辽阔的大陆架和不计其数的岛屿，为中国明智而持续地利用这些地理资源提供了天然的财富。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其中的“硬实力”——基本资源、经济、科技、军事——更为中国发展海权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中似乎缺乏一种与生俱来的海洋意识，缺乏一种向海外开拓的坚韧精神，并且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惯性一直延续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陆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后很快被同化；和平自守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华民族的心理主要是防守型的；儒家文化亦讲究以“仁”治天下，这些都有利于和平，但从发展海权的意义上来说则是弱点，这是我们发展海权必须面对的文化障碍。[46] 刘一健也认为，如果说西方战略文化孕育下的海权思想引导和推动了海权的发展，那么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特点却导致中国海权的发展缺乏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战略指导。[47] 章示平更是明确强调：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等诸方面因素考察，目前的中国基本上具备了拥有海权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决策者具有强烈的海权意识，从而统一全民的意志，对海上力量建设实施统一的领导，统一调动各方面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地逐步发展中国的海上力量。[48]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权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目前有关中国海权的研究大都属于宏观研究，而微观研究则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正如海权论鼻祖马汉所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
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像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49]如维护中国海洋主权与遵守国际海洋法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 中国如何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对外籍船舶的“紧追权”和“登临权”? 中国领海无害通过管理办法以及中国专属经济区飞越和航行规则如何制定和实施? 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目前有关中国海权的研究大都属于定性研究，而相关问题的量化分析则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如对中国海权发展的规模和限度的测算、海权与陆权以及空权的平衡关系及各自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所占比重的评估、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划界技术等问题尚需要妥善论证和设计。
第三，专门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中国海权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特别是决定现代海权的因素相当广泛，涉及海洋政治、历史、地理、法律、科技、经济、军事、管理、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各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进行中国海权研究时既要有分工，进行专门研究，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要加强合作，运用有关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成果进行综合性研究，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采取综合- 分析- 综合的技术路线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全面认识中国海权的多元价值。
第四，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总的来看，中国关于海权问题的研究起步晚，方法和手段落后，因此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总结经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把海权研究推向更高阶段。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重陆轻海倾向的影响，目前国人海洋观念还很落后，海权意识不强。鉴此，各级有关海权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应撰写一些普及海权知识的读物，各新闻、宣传机构等也要大力宣传有关海权的知识，使海权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中国海权问题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还是个政策问题。如撞机碰船事件、攀登争议岛礁、渔业纠纷、争议海域资源勘探等实际问题都可能触动国家利益的中枢神经，也有可能酿成国际争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效应，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依据海权研究的理论成果及时决断，快速反应。学术是行动的先导，但要成为行动，既要有民众的觉悟，更需要领导者的决策。对此，宋健同志曾强调：“要增强全民族，特别是决策机构的海洋意识，把开发海洋列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目标。”[50]另外，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如何改革、中国海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中国海洋国土资源如何开发与利用、和平时期中国海军非战争军事目的如何运用等问题单靠学术研究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各有关海洋管理部门的领导层应增强海权意识，积极参与中国海权的研究和讨论。学者与官员应携手合作，真正把中国海权提升到战略地位，把中国海权要解决的有关问题落到实处。
近十年来，面对国际海洋秩序及其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中国海权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关于中国海权的概念、现状、特征与功能，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强大海权，中国解决海权冲突与争端的对策以及中国海权发展的原则、途径、可能性与困难等方面，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认为，在今后的中国海权研究中要注意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专门与综合研究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关键词]中国海权 海洋政治 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特别是随着21 世纪海洋世纪的到来，海洋成为国际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新领域，世界各沿海国都在为争夺或扩大各自的管辖海域而竞相向海洋进军，纷纷调整海权发展战略，促进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加快海洋立法，增强海洋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海军，以适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洋斗争的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国海权却面临着一系列严重挑战：台湾问题、钓鱼岛列屿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以及南海诸岛问题构成了中国最为棘手的几个海权问题；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面临着极为复杂和艰巨的海上划界任务，目前中国除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外，其它不少海上疆界仍处于争议之中；中国海上国际通道由于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有时还做不到畅通无阻；中国的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律、海洋管理、海上军事力量等与海权强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对新增加的海洋国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理与保护还无法适应海洋世纪竞争的需要；中国海上周边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些海权大国对中国维护和发展海权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处处从中作梗，使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中国海权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于中国海权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关于中国海权概念。叶自成认为中国海权是指中国研究、开发、利用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或中国拥有与自己的海洋空间利益相适应的能力和影响力。[1] 孙璐强调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2] 李小军认为中国海权是中国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权利，收回海洋权益，并不失时机地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
[3]
关于中国海权特征。张文木提出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换言之，即是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一致；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4] 李小军强调中国海权突出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海权在战略上是一种被动防御性的弱势海权，其基本任务是捍卫自己合法的海洋权利，还谈不上拓展海洋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统一进程与追求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是一致的。[5] 叶自成指出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以制海权的控制为目的，不以排他性的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为目的，不以使用武力来争夺海上资源为目的，也不以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强迫他国接受中国的意志为目的，而以维护中国合法、合理的海洋中的国家利益为目的。这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使用是防御性、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是以维护中国
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权益为目的，而不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目的；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武力威慑为主要目的。[6]
关于中国海权功能。李小军列出的中国海权功能主要有：能粉碎任何危害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企图；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海上战略环境；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保持对亚太地区足够的影响力；能遏止来自海洋方向的侵略和打赢针对中国的战争；保持有效的海上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7]
关于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强大海权
有的学者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需要出发，疾呼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海权，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其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1)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发展海权是中国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尤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经济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发展海权可以增强中国与大国特别是美国分享海权利益的能力。[8] ( 2)人类历史上曾经强盛和目前仍然强盛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过或者仍然拥有着海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但“海权”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字眼；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大踏步走向海洋，而走向海洋的中国必须拥有海权。[9](3)从历史看，濒海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和海上力量，就不会有海权，没有海权也就难保主权；从目前国际背景看，现代海洋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环境、海洋立法空前发展，海洋争夺和海上霸权日益剧烈；从中国面临的现实来看，海洋周边9个邻国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主权争议的就有8国，而且美等大国还从中插手，台独当政者又妄图“以武拒统”，中国现代化海军建设与世界海军强国实力相比、与形势的紧迫需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归结到一点就是不强国必亡；海军不强，海权无望。[10] (4)海洋国家和沿海国家在冷战后对海洋利益的重视已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兴衰的高度，海军在发展海权中的核心和支柱作用为各国所认识并付诸实践；海洋战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强大的海权正是海洋战略实现的唯一保证；近代中国在海权问题上教训深刻，帝国主义国家五次大规模侵华都是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制海权为先导的，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联系在一起；现实的政治斗争一再警示我们，海权的获得可以为国家的最终统一提供后盾，并可以使中国的海洋权益免受外来的威胁。[11](5)从“国家、海洋、海权”三者之间的关系看，国家要富强，必须走向海洋；欲开发利用海洋，必须依赖强大的海权；只有海洋事业发展了，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海权才能强大和稳固。“海洋兴，海权强，国家富；海洋衰，海权弱，国家贫”，这是历史印证了的客观规律；国家建立适应当今海洋形势的现代海权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保证，是开发海洋和参与决策世界海洋事务的条件，是奠定海洋强国的基础；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海权以保证和拉动海洋事业全面发展，增强综合开发利用海洋的实力，使中国在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及和平利用和保护海洋方面具有全球性的优势。[12] ( 6)一部世界史特别是海外贸易出现后的世界史证明，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中国近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无情地警告人们，缺乏海洋战略的国家是注定要挨打的国家，没有海权意识的民族就会沦为受人欺凌和宰割的民族；世界开始进入“海洋时代”，建立中华民族的强大海权时不我待。为此，我们在海洋观念上要有大转变，在海洋战略、海上武装力量建设方面要有大作为。
[13] ( 7)全球化时代对海洋依赖是国家发展海权的必然逻辑，海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生命线。
[14] (8)中国未来的海权发展战略所依据的原始出发点，无疑应该建立在“依赖海洋通道的外
向型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将使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15] ( 9)海洋是在新世纪保证中国发展利益的关键；海洋是重要的战略空间，与国家的安全利益紧密相连；海洋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义要求我们必须坚决维护海洋权益，保护蓝色国土。[16] ( 10)从地缘战略看，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发展战略看，海洋安全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看，海洋安全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重心所在。[17]
有的学者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考虑，主张中国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徐弃郁认为张文木等人的观点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其一，海权决定历史。徐弃郁认为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其二，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徐弃郁认为这是一种追求“绝对安全”、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和“绝对手段”的逻辑，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其三，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其四，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总之，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18] 唐世平从中国大战略如何处理海权与陆权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发展军力是为了达到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海上强国梦；要阻吓美国干预台海危机，我们并不需要发展能和美国争夺制海权的海军，导弹、空军和水下海军及有效的核威慑就足以达到上述目标，这些力量将远比昂贵的水面海军有效；片面追求远洋海军只会给我们带来包袱乃至灾难，因为美国可能会认为我们要挑战其海上霸主地位，而亚洲国家都会为中国志在和美国争夺海上霸权而不安；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比陆军昂贵得多) ，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总之，我们放弃成为海上军事大国的目标不是要放弃发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军事力量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19] 叶自成认为每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自然禀赋来选择海权与陆权的发展，那些能推动本国长期发展的选择，无论是以海权发展为主或以陆权发展为主都是好的。从大历史角度看，陆权发展更具持久性，而海洋空间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得快，消失也快。人类社会在改变自然界局限方面有一定的能动性，但它有一个界限，海变陆或陆变海的变脸者往往以失败告终。[20]因此叶自成从中国海权与陆权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表示：仅有海上军事力量不能成为海权大国，西方传统的海权概念也不适应今天中国的海权发展；中国不太可能成为海权大国，甚至不可能成为海陆兼顾的大国，而只能定位为建设具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中国大陆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各方面的综合发展，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都具有决定性意义。[21]
与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海权或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主张不同，有些学者提出了综合考虑发展中国陆权和海权的观点。刘中民强调中国海权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既要考虑陆地安全环境改善为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的战略可能性，更要从海疆安全面临的压力考虑海权发展的必要性；在发展海权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不应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应寻找思路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发展提供动力；在海权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上，中国海权的发展并不构成导致冲突并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构性因素，必要的海权力量是中国避免冲突进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保障。[22] 李义虎认为审视中国的地缘政治天赋与其战略选择需要采取全方位的视域。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具备陆权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的基本潜力，地缘政治环境也因此而较为复杂。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海陆地缘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避免海陆二
分和实现海陆统筹，并在战略选择上权衡好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及东向与西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23] 张文木鉴于学术界的反应，对其以前的观点进行了学理修正，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或者过于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都是不准确的，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对中国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应当持辨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辨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24]
关于中国解决海权问题的对策
关于解决中美海权冲突的对策研究。中国发展海权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存的美国海上霸权发生矛盾与冲突，对此刘中民认为中国要从自身国家大战略的多重需求冷静认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力求尽可能地规避与美国的海权冲突；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规避或减少冲突；应谨慎有序地推动包括海空军力量在内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实现以实力求和平。[25]
关于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对策研究。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以及冲之鸟岛定性等问题上存在着纠纷。对此，焦佩指出日本的海洋发展观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联系，要想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和平公正地解决中日海权争端，日本政府必须迈出积极的一步。只有日本政府制定本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也考虑并尊重他国利益，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才能避免争端；只有日本政府为解决争端营造宽松的国内氛围，才能不激化争端；最终，中日两国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双方都满意的互惠解决方法和模式。[26] 杨生贤强调协商对话是正确解决纠纷的根本，而中国可以获得广泛的法理支持；中国的国家力量持续增强，成为保卫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日本为其切身利益，不可能走得很远。[27] 张卫彬提出了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四条原则”：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坚持协商原则；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两国政府及民间交流和充分重视民意的原则； 循序渐进、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原则。[28] 张景全认为中国应明确提出自己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积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合作，构筑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利用中日已有的陆地合作，分层次地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29] 刘中民强调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急需成立由国家高层领导负责的跨部门的专门机构，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进行战略应对；切实加强对解决中日东海海洋划界争端的法律研究；继续进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性原则为指导的和平努力，探索和平解决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新途径。[30] 纪爱云则主张在海权争议中应冷静对待，寻求合理的解决之策：保持经常性的官方接触，同时加强民间交流，控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中日间的问题；切实加强经济合作，以经济促政治；加强信息交流质量和数量，改善舆论环境；切实加强区域性安全机构，以保证双边和多边的沟通渠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即中日双方暂时搁置主权或主权争议，在相互间协定的基础上，以某种合作形式勘探和开发重叠主张海域的石油资源；建立一支海上准军事力量，增强维护海上权益的能力，建立军事冲突的缓冲带；加强综合国力建设，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31]
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对策研究。南海周边各国与中国在岛礁归属和海域划分上存在着分歧和争端，对此，刘志鹏强调要从国家全局高度出发，继续坚持“搁置争议”；推动“双边谈判”，防止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开展“共同合作”，促进南海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大力实施海权，全面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32] 骆莉认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是我国解决南沙争端的一项正确政策；要妥善处理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加强政
治互信和经济合作；要重视美国等区外大国的影响；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开发南海资源的计划。[33]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原则、途径与困难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基本原则。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的内容和范围：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海权扩展的基本原则。[34] 叶自成指出中国海权发展不能脱离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海权发展只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权的发展不能脱离整个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不能脱离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35] 何传添认为在优先发展海权时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和渐进原则。中国应通过自身的发展，增强自身的实力和辐射力，在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必须坚持渐进策略，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同时防止自身被拖入与有关国家的军备竞赛。[36]倪乐雄则强调世界文明转型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要考虑选择怎样的海权战略。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既不能完全遵从马汉的理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协作”，因为前者的预设前提是“世界前景不存在和平的希望”，后者的预设前提是“战争已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海权战略的预设前提应该是“世界前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国际协作”和“单打独斗”之间寻求平衡点。中国的海权战略应既能迎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来临，也能从容应对“霍布斯时代”的卷土重来。[37]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具体途径。徐弃郁提出了中国作为后起大国海权发展的途径：应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充当现有世界霸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38] 刘中民提出了如何在中国有限综合国力支撑下寻求海权力量发展的途径：一方面，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会走历史上海洋霸权国家建设全球性海军力量的老路，这自然决定了海权力量建设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老一代领导人所确定的“精干”、“顶用”的海军发展方针仍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海权发展中寻求类似“两弹一星”模式以及海军发展中创造的以核潜艇建设为突破口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提升海权力量的同时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仍然是中国海权力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就决定了中国海权力量发展投入的有限性。[39] 孙海荣认为海权建设要适应和平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更加注重软实力的作用。要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作为海权建设的新内容。同时，发展海权要着眼于海上资源安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这些内涵为中国的海权建设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和实现路径。[40] 高子川强调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41] 叶自成对中国海权发展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一是应当正确估计海权发展在中国总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鉴于郑和下西洋和甲午海战的教训，中国有必要把制度建设作为发展海权的根本出发点；三是海权建设必须以中国的经济建设为基础，海军建设等国防建设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和按比例增加
投入；四是优先发展海上经济力量，优先发展利用、开发海上资源的能力，从一个濒海国家变成一个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五是适当发展一定程度的保卫和控制“四海一峡”(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海军能力；六是重视发展与重要的濒海国家、海峡通道国家的合作关系，用外交、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来弥补海上力量的不足；七是增强海洋意识；八是学习和利用、借助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以及海权大国的合作，来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总之，中国的海权发展必须从中国和平发展及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海陆兼顾，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兼顾，总体目标可以定位为中国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海权强国，但应从海权较弱的陆权国家发展成为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42] 秦天对中国海权发展提出了宏伟设想：要树立举国一致的海洋意识；要制定高瞻远瞩的海洋发展战略；健全协调一致的海洋战略指导机构；加快海洋事业的立法工作；加大海洋经济建设步伐；推动海洋科学技术发展；铸造新中国的蓝水海军；充分发挥和平时期海军的政治外交作用，树立强大海权的形象。[43] 马志荣提出了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即中国要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要强化海洋维权的管理体制，整合和优化现有的海洋维权管理部门，组建一支统一、高效、准军事化的海上管理与执法队伍；积极探索多种开发模式，加大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力度；海峡两岸积极携手合作，共同开发、经营南海；与周边国家建立维护海洋权益的合作机制。[44] 修斌提出了以下措施维护中国海洋权益，促进和平发展：从国家宏观政策上，要把海洋强国作为“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先实施；从具体方式和手段上，非军事力量和非战争形式成为在“和平发展”战略背景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主要力量和形式；从依靠力量上，建设一支具有强大军事威慑力量的海军，是在“和平发展”战略下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强后盾。[45]
关于中国发展海权的条件与困难。刘新华指出：中国背靠欧亚大陆，面向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天然的深水良港、辽阔的大陆架和不计其数的岛屿，为中国明智而持续地利用这些地理资源提供了天然的财富。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其中的“硬实力”——基本资源、经济、科技、军事——更为中国发展海权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中似乎缺乏一种与生俱来的海洋意识，缺乏一种向海外开拓的坚韧精神，并且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惯性一直延续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陆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后很快被同化；和平自守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华民族的心理主要是防守型的；儒家文化亦讲究以“仁”治天下，这些都有利于和平，但从发展海权的意义上来说则是弱点，这是我们发展海权必须面对的文化障碍。[46] 刘一健也认为，如果说西方战略文化孕育下的海权思想引导和推动了海权的发展，那么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特点却导致中国海权的发展缺乏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战略指导。[47] 章示平更是明确强调：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等诸方面因素考察，目前的中国基本上具备了拥有海权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决策者具有强烈的海权意识，从而统一全民的意志，对海上力量建设实施统一的领导，统一调动各方面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地逐步发展中国的海上力量。[48]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权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目前有关中国海权的研究大都属于宏观研究，而微观研究则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正如海权论鼻祖马汉所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
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像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49]如维护中国海洋主权与遵守国际海洋法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 中国如何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对外籍船舶的“紧追权”和“登临权”? 中国领海无害通过管理办法以及中国专属经济区飞越和航行规则如何制定和实施? 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目前有关中国海权的研究大都属于定性研究，而相关问题的量化分析则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如对中国海权发展的规模和限度的测算、海权与陆权以及空权的平衡关系及各自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所占比重的评估、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划界技术等问题尚需要妥善论证和设计。
第三，专门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中国海权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特别是决定现代海权的因素相当广泛，涉及海洋政治、历史、地理、法律、科技、经济、军事、管理、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各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进行中国海权研究时既要有分工，进行专门研究，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要加强合作，运用有关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成果进行综合性研究，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采取综合- 分析- 综合的技术路线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全面认识中国海权的多元价值。
第四，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总的来看，中国关于海权问题的研究起步晚，方法和手段落后，因此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总结经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把海权研究推向更高阶段。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重陆轻海倾向的影响，目前国人海洋观念还很落后，海权意识不强。鉴此，各级有关海权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应撰写一些普及海权知识的读物，各新闻、宣传机构等也要大力宣传有关海权的知识，使海权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中国海权问题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还是个政策问题。如撞机碰船事件、攀登争议岛礁、渔业纠纷、争议海域资源勘探等实际问题都可能触动国家利益的中枢神经，也有可能酿成国际争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效应，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依据海权研究的理论成果及时决断，快速反应。学术是行动的先导，但要成为行动，既要有民众的觉悟，更需要领导者的决策。对此，宋健同志曾强调：“要增强全民族，特别是决策机构的海洋意识，把开发海洋列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目标。”[50]另外，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如何改革、中国海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中国海洋国土资源如何开发与利用、和平时期中国海军非战争军事目的如何运用等问题单靠学术研究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各有关海洋管理部门的领导层应增强海权意识，积极参与中国海权的研究和讨论。学者与官员应携手合作，真正把中国海权提升到战略地位，把中国海权要解决的有关问题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