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震周云亨
现代国际关系 2011年09期
海洋是沟通世界的媒介。随着冷战结束、第四次全球化浪潮进程加快以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速，中美这两个相隔万里的国家在海洋领域的联系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国家战略、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海上摩擦甚至海权矛盾；另一方面，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中美在一系列海洋问题上也存在合作的空间。本文拟就中美海权矛盾的根源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冷战后中美海权矛盾凸显
冷战时代，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中美联合抗苏的需要，以及中国将其防务力量主要投向陆上边界，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状态。然而，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特别是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摩擦开始增多。1993年8月，美国以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原料为借口，在公海追踪、拦截“银河”号，引起了中美关系的紧张；1994年10月，美国“小鹰”号航母在山东半岛对面210海里的公海游弋，意图搜集中国海军执勤和演习的情报，并在与正常行驶中的中国核潜艇相遇时，出动舰载机和驱逐舰对中国核潜艇进行跟踪骚扰；1996年3月，中国军队在东南沿海举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遣“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抵达台湾附近海域，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峙；2001年4月，美国一架“EP-3”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的一架“歼－8Ⅱ”型歼击机，美间谍飞机并迫降海南陵水机场，中美出现外交危机；2002年9月，美国海洋测量船“鲍迪奇”号侵入中国黄海专属经济区海域，搜集中国沿海基地和海军潜艇情报，中国飞机和舰艇至少6次拦截和跟踪才迫使其离去；2003年，美国海军测量船“黑森”号和电子侦察船“常胜”号相继未经批准进入中国管辖海域；2004年，美国海军“常胜”号和“成效”号测量船闯入黄海、东海中国专属经济区；2005年，美海军电子情报侦察船“玛丽·西尔斯”号和海洋调查船“约翰·麦克唐纳”号分别闯入中国东海和黄海；2006年，美国海洋测量船“鲍迪奇”号进入中国东海进行测量；2009年3月，美国海军测量船“无瑕”号进入中国海南岛南方公海进行测量活动，严重干扰中国渔民的生产活动，遭到中国渔船集体堵截；同年3月至5月，在中国举行海上大阅兵前后，中美在黄海和南海发生了五次对峙事件。①
以上这些只是战术层面的海上摩擦，性质尚未严重到影响中美国家间关系的程度。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中美海上摩擦开始逐渐演变为海权矛盾，并且开始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影响。所谓海权，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海洋的控制。中美两国都想对中国周边海域形成有效控制，而这种控制是排他性的，必然产生对立。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护卫舰“天安”号在靠近朝鲜海域爆炸沉没。韩方认为此系朝鲜所为，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美韩联军以威慑朝鲜为名，拟于7月25-28日在黄海举行军事演习，在遭中方强烈抗议后，始将演习地点改为日本海。而后，美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沿中国外海南下至越南岘港外海“庆祝美越建交15周年”，其机动范围涵盖整个中国沿海外围，威慑意味不言自明。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同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宣称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暗示中国在“胁迫”南海周边国家。她特别主张形成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机制”，这与中国主张当事国一对一双边谈判的立场明显相悖。希拉里的讲话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中美关系因此受到较大影响。9月7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发生争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于9月23日举行会谈，双方确认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此前，希拉里还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9月24日，美国与东盟国家在纽约举行峰会，要求确保中国声称拥有主权海域的航行自由。2010年11月23日，朝韩之间发生炮击事件，美国以此为由将航母战斗群开进黄海与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于12月与日本进行更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对此非常不满。中美关系因此跌入低谷。随着中美海权领域对抗的升级、矛盾的深化，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中美之间会爆发“海洋冷战”。
二、中美海权矛盾探因
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自美国一方，中国崛起、拓展海洋利益则加剧了这种矛盾。具体而言，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美国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美国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寻找敌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的战略目标从冷战时期的与苏联争霸转变为防止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大国或国家联盟。换言之，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已从争夺霸权转变为霸权护持。环视全球，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其不仅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而且在全球和地区政治中始终不能独立于美国行事；欧盟虽然加快了一体化步伐，并着手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但短期内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和对欧盟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依然不可动摇；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尽管幅员辽阔，军事、科技实力雄厚，但国内问题成堆，自顾不暇，无力与美国争霸。中国则被美国认为很有可能成为其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因而阻遏中国崛起是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鉴于海洋对中国崛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未来在安全、经济、资源、环境、政治方面都依赖于海洋，而且未来中国天权的建设也依赖于海洋。②美国控制了中国周边海域，就等于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输入、缓解环境压力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天权的发展。此外，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霸权的更替与海上力量的兴衰密不可分。③美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将会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因而不断加强对中国周边海域的监测与监视。
其次，美国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美国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石是它的地缘战略，其核心就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④防止任何大国单独或联合起来控制欧亚大陆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看来，欧亚大陆的面积、资源、人口、实力和潜力远远超过美国，如果欧亚大陆或其东西两端被某一强国主宰，就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在欧亚大陆实施的主要战略手段就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使美国这个“离岸平衡手”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欧亚大陆屈指可数的陆权大国，中国以其辽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数量、欣欣向荣的经济以及快速现代化的军队打破了这种均势，使美国认为中国将成为其在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海权大国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把陆权大国中国的影响限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使其不向海上扩展，以避免打破美国在欧亚大陆维系的均势和在太平洋建立的海上非均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真正担心的都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在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轻易进入海洋且同时具有发展某种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利益和能力的强国。”⑤中国的周边海域成为陆权国家中国与海权国家美国的利益碰撞之处。此外，对美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正是美国的优势海权保证了海上通道对世界各国的开放，而这点不仅允许美国的盟国很大程度上能够忽视保护和控制关键性海上通道的必要性，也使美国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施加某种重大影响。⑥
再次，美国军事转型的影响。为适应冷战后的形势与需要，美军开始实施军事转型，其实质是抓住战略机遇期，提升军事能力，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以便支持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国家霸权主义战略。⑦美国海军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作战理念均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相关部门颁布的一系列文件，包括1992年9月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⑧、1994年10月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⑨、2002年的《海军转型路线图》⑩和《21世纪海上力量》发展构想(11)、2006年的《海军作战概念》文件(12)、2007年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13)、2010年的《海军作战概念》文件(14)等，既指出了美国海军的转型方向，也涵盖了其海军新战略的具体内容。在这些文件中，“从海到陆”的作战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实施这一作战思想，海上力量必须“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战”。“前沿存在”等假设的前提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半径对沿海陆地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全球有88%以上的人口及地区和80%以上的国家首都距海洋不超过1000千米，而美国海军常规巡航导弹攻击半径达1300千米，至少可以覆盖全球80%以上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全球有75%的中心城市距海岸不足240千米，而美国海军舰载飞机攻击半径超过600千米，至少可以覆盖80%以上重要战略目标；全球有60%的重要城镇距海岸不足40千米，而美国海军中程对地攻击导弹射程可达80千米以上，至少可以覆盖60%以上的重要目标。(15)美国海上力量部署在世界各地，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本土及美国人民不会遭到直接袭击，并拓展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美国认为，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因为美国海上力量的部署主要是为了保护并维持一个和平的全球体系，而这一体系由相互依存的贸易、金融、信息、法律、人际及管理等网络组成。(16)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其目标是将人民解放军三军建设成为现代陆军、战略空军和远洋海军，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正式提出“近海防御”海军战略，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海军的作战海区主要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延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这一战略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具有自卫和防御的基本性质，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应对海上局部战争，遏制和防御来自海上的侵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海军的发展，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17)随着国家海洋利益的拓展和对海军投入的增加，中国海军开始向蓝水进发，并在将来可能采取比“近海防御”更为积极主动的军种战略。这样的军事现代化目标必将与美国军事转型产生矛盾与冲突。美国认为，“随着各国军队，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研发和广泛应用先进军事技术，在西太平洋这一关乎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美国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正日益受到挑战。尽管北京表现出温和的意图，但正如古老的军事格言所说的：既然意图可以一夜改变，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其军事能力而非意图，特别是在独裁政权国家。”(18)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视中国为唯一可能对美国的影响力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力量投送带来重大和持久威胁的国家。中美海权矛盾是两国军事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发生摩擦的体现。
第四，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如果说美国是严重依赖本国海军远程投射能力的超级军事大国，那么中国就是越来越依赖一个安全稳定的全球海洋体系的世界贸易大国。仅以“工业血液”石油为例，中国2009年的进口量为20379万吨，而当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6%。(19)对于中国而言，确保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运输通道安全变得至关重要。2010年1-11月，中国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6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36.3%。(20)这些进出口贸易大多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可以说，海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蓝色大动脉”。此外，中国海洋经济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9年达到33535.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3%。(21)为有效控制海洋，中国必然要增强海上力量，拓展海上活动范围，发展海权。从人类历史看，任何一个海洋国家拥有海权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物理空间、更多的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22)2009年12月，中国派遣海军编队前往亚丁湾护航；中国海军北海舰队于2010年3月进行了环中国海领海线远航训练；东海舰队于4月进行了代号为“东联－2010”的远洋训练，南海舰队于7月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合同实兵实弹演练。8月，中国自行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进行3000米级海试取得成功，并将一面国旗插在海底。(23)这些旨在拓展海洋利益，发展海权的活动显示了中国不仅对拓展海洋利益抱有浓厚兴趣，而且开始付诸实施，有理由相信中国对海洋利益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这种活动和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海上实力的疑虑，从而深化了中美之间在海权领域的矛盾。
此外，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中国与一些国家的领海争端，比如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被美国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使中美之间在海权领域的摩擦不断攀升，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增无减。
三、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趋势
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趋势可从强度、规模、重点及底线等几方面入手进行研判。从强度来说，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增强的趋势。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罗伯特·卡普兰2009年9月撰文指出，“中国濒临太平洋，又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这将给它带来与美国的潜在冲突。”(24)在卡普兰塑造的未来地缘政治版图中，中美之间的竞争纯粹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霸权最有力的挑战者，而这种“零和游戏”的主要空间就在海洋。卡普兰的论断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美国著名地缘政治理论家尼古拉·斯皮克曼就认为，“一个现代化的、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且充满活力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不仅对日本，而且对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也将构成一种严重威胁。”(25)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民国时期，美国尚且充满戒备之心，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国力大增，崛起之势令世界瞩目？在美国的眼中，中国已经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美国必定要在海上加大对中国的围堵与遏制力度，这从美国于2010年11月至12月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在海上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就可见端倪。而中国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海洋权益，必然要采取措施，因此中美海权矛盾的强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所增强。
从规模来讲，中美海权矛盾有扩大的趋势。在2006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开始把中国当成假想敌。在美2010年出台的“空海一体战”联合战斗概念中更是指出，“空海一体战”是为了应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法而提出的，重点在于阻止中国在短期内赢得战争，以及摧毁中国企图压制美国及其盟友的信心。(26)这充分说明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其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逐步增长，中国迈向蓝海的步伐将会加快。中美未来的海权矛盾很有可能不仅发生在中国的近海，而且有可能发生在远洋，“四海危机”有转变成“大洋危机”的趋势。换言之，在地理范围上，中美海权矛盾将会由中国近海向远洋扩散，其规模也随之增大。
就中美海权矛盾的重点区域而言，有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这是由南海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的。第一，南海是重要的国际海上航线必经之地，毗邻马六甲海峡，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海上航线，也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第二，南海地区的南沙问题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也已经表明了插手的态度；第三，南海海域辽阔且平均水深达1212米，是核潜艇进行机动与隐蔽的辽阔场所，因此对中国建设二次核打击力量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已经在此兴建核潜艇基地；第四，中国已经准备在低纬度的海南岛兴建文昌航天发射中心，这里将是未来中国发射大口径、大推力运载火箭的主要基地。美国一旦介入南海，不仅可以威胁中国的海上航运，还可以威慑中国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并对中国发展航天事业进行监控。
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应该不会突破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这条底线。这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就客观因素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价值在衰减”(2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从未与一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陆海空三军均衡发展的核大国发生过战争，而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大国。此外，中美双方的高相互依存度也是遏制海上冲突发生的重要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中美双方也在竭力避免爆发大规模冲突。如卡普兰透露说，五角大楼已经多次讨论如下战略规划：在保持250艘军舰规模（当前为280艘）和削减15%国防预算的情况下，既“遏制中国的战略力量”，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28)中美军事热线的开通以及2006年在圣迭戈附近举行的中美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和2010年10月于夏威夷举行的中美海上安全会谈有力地说明了双方在海权领域避免发生冲突的努力，而亚丁湾护航的成功也从侧面证明了双方进行合作而非对抗利大于弊，这也是未来两国海军关系的发展趋势之一。
就整体而言，中美在海权领域的矛盾源于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它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并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然而，海权领域的矛盾并不会成为中美摩擦的最主要因素。这是因为中美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存在合作的空间与机遇。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海洋领域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这些问题包括海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显然，这些威胁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都无法独立应对和解决。维系一个繁荣、稳定的全球海洋体系需要各个海洋国家尤其是海洋大国的通力合作。美国也认为，来自海洋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是多变的、决定性的且持久的，美国海军无力独自面对这些威胁，因此要求美国的盟友在分享全球海洋安全利益的同时也为这种繁荣提供支持。(29)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远洋海军，美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海洋体系，同时降低其军事负担。如2005年美海军作战部长马伦提出“千舰海军”计划，即世界各国海军“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航运业及执法部门联合组成的跨国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30)可见，为了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希望建立一支“全球化”的海军。(31)但从冷战后的实际情况看，实力超群的美国倾向于推行单边主义，对于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意愿却未见提高。这就需要其他海洋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使海上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源实现多元化。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中国有望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进而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的和平。(32)反之，我们很难有理由相信，美国在限制中国发展海权的同时能够赢得中国在应对国际海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因此，中美在海权领域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此外，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制海权已经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它只是综合制权的一个环节而已，制天权与制电磁权才是现代战争的制高点。就军事角度而言，美国即使要遏制中国，其首要领域也应该是在太空或电磁空间，而非海权领域。
结语
中国发展海权并走向远洋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美海权的博弈将会持续进行下去。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同时带有竞争与合作性质的海权博弈。如何在海权领域处理好对美关系始终是中国未来海权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基本不可能引起类似于一战前英德矛盾那样的冲突，其原因不仅在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因素，还在于中国发展海权的目的并非是像德国那样争夺霸权，而如何向美国成功地传递这一信息将会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重要工作和目标之一。此外，在中美海权博弈中，如何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双赢”模式来打消美国对传统安全领域的“零和游戏”模式的疑虑，即以中美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利益来抵消利益分歧，具体说就是如何用提供海上公共产品分担美国海上霸权成本的方式换取美国承认、至少不反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也是考验中国政治智慧的重大问题。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将中国发展海权视为对自身霸权地位的威胁，中国也绝不该为此因噎废食。因为在冷战思维者的眼中，中国海军哪怕增加一艘救生用的小舢板，也会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综上所述，在中美海权博弈过程中，不管是竞争还是合作，发展海上实力都是中国必然的选择，这种实力既包括海上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构建国际海洋新机制为代表的软实力。因为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
注释：
①吴晓芳、董玉洁：“西太平洋风云录(1990-2010)”，《世界知识》，2010年，第16期，第18页。
②马尧：“保卫南海海权的三条途径”，《东方早报》，2010年8月11日。
③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London:Macmillan,1988,p.17.
④陈舟著：《面向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⑤Ronald Findlay & Kevin H.O' Rourke,Power and Plenty,Princeton:Princeton Press,2007,p.283.
⑥Geoffrey Till,Seapower: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Frank Cass,Inc.,2004,p.276.
⑦华留虎、许斌：“美国的军事转型及启示”，《国防大学学报（战略问题研究）》,2004年，第11期，第27页。
⑧U.S.Department of the Navy,From the Sea—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September 1992,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vy/fts.htm.（上网时间：2010年8月1日）
⑨U.S.Department of the Navy,Forward—From the Sea,October 1994,p.13,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ey/navy/forward-from-the-sea.pdf.（上网时间：2010年8月10日）
⑩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July 2002,http://www.oft.osd.mil/library/library_files/document_202_naval_transformation.pdf.（上网时间：2010年8月7日）
(11)U.S.Department of the Navy,Sea Power 21,October 2002,p.2,http://www.chinfo.navy.mil/navpalib/cno/proceedings.html.（上网时间：2010年8月12日）
(12)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06,http://www.quantico.usmc.mil/seabasing/docs/Naval_Operations_Concept_2006.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13)U.S.Department of the Navy,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14)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15)王生荣：《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影响》，海潮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16)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岸警备队：“21世纪海上力量联合战略”，苏晓冰、刘学政主编：《美国国家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
(17)陈舟著：《面向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国防》，第73页。
(18)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Air Sea Battle: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2010,p.14,http://www.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PubLibrary/R.20100518.Air_Sea_Battle__A_/R.20100518.Air_Sea_Battle_A_.pdf.（上网时间：2010年817日）
(19)田春荣：“2009年中国进出口石油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10年，第3期，第4页。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2010年11月进出口简要情况”，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012/[1**********]245.html.（上网时间：2011年1月4日）
(21)王晓惠、徐丛春、李宜良、朱凌、周怡圃：“《2009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解读中国海洋经济已初步走出金融危机低谷”，《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年，第4期，第20页。
(22)章示平著：《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88-289页。
(23)郗笃刚：“冲之鸟‘礁’变‘岛’，意欲何为？”，《世界军事》，2010年第11期，第25页。
(24)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hina's Arrival: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September 2009,p.48,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 20China's%20Arrival_Final%20Report.pdf.（上网时间：2010年9月8日）
(25)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1942,p.161.
(26)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Air Sea Battle: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2010,p.95.
(27)时殷弘教授认为有五大事态使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价值在衰减。参见时殷弘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9-370页。
(28)Robert D.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0,Vol.89,No.3,p.39.
(29)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p.36,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30)［美］约翰·摩根、查尔斯·马托格里奥，付征南编译：“打造全球联合舰队：美国海军‘千舰海军’计划揭秘”，《国际展望》，2007年，第5期，第34-41页。
(31)Deniel Y.Coulter and Alan Goldman,"Global Shipping Trend and Implications for Navies",in Fred W.Crickard,eds.,Multinational Naval Cooper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21st Century,Aldershot:Ashgate,1998,p.61.
(32)石家铸：《海权与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73页。
作者介绍：杨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海权理论研究； 周云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能源安全研究。上海 200433
作者：杨震周云亨
现代国际关系 2011年09期
海洋是沟通世界的媒介。随着冷战结束、第四次全球化浪潮进程加快以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速，中美这两个相隔万里的国家在海洋领域的联系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国家战略、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海上摩擦甚至海权矛盾；另一方面，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中美在一系列海洋问题上也存在合作的空间。本文拟就中美海权矛盾的根源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冷战后中美海权矛盾凸显
冷战时代，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中美联合抗苏的需要，以及中国将其防务力量主要投向陆上边界，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状态。然而，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特别是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摩擦开始增多。1993年8月，美国以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原料为借口，在公海追踪、拦截“银河”号，引起了中美关系的紧张；1994年10月，美国“小鹰”号航母在山东半岛对面210海里的公海游弋，意图搜集中国海军执勤和演习的情报，并在与正常行驶中的中国核潜艇相遇时，出动舰载机和驱逐舰对中国核潜艇进行跟踪骚扰；1996年3月，中国军队在东南沿海举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遣“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抵达台湾附近海域，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峙；2001年4月，美国一架“EP-3”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的一架“歼－8Ⅱ”型歼击机，美间谍飞机并迫降海南陵水机场，中美出现外交危机；2002年9月，美国海洋测量船“鲍迪奇”号侵入中国黄海专属经济区海域，搜集中国沿海基地和海军潜艇情报，中国飞机和舰艇至少6次拦截和跟踪才迫使其离去；2003年，美国海军测量船“黑森”号和电子侦察船“常胜”号相继未经批准进入中国管辖海域；2004年，美国海军“常胜”号和“成效”号测量船闯入黄海、东海中国专属经济区；2005年，美海军电子情报侦察船“玛丽·西尔斯”号和海洋调查船“约翰·麦克唐纳”号分别闯入中国东海和黄海；2006年，美国海洋测量船“鲍迪奇”号进入中国东海进行测量；2009年3月，美国海军测量船“无瑕”号进入中国海南岛南方公海进行测量活动，严重干扰中国渔民的生产活动，遭到中国渔船集体堵截；同年3月至5月，在中国举行海上大阅兵前后，中美在黄海和南海发生了五次对峙事件。①
以上这些只是战术层面的海上摩擦，性质尚未严重到影响中美国家间关系的程度。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中美海上摩擦开始逐渐演变为海权矛盾，并且开始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影响。所谓海权，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海洋的控制。中美两国都想对中国周边海域形成有效控制，而这种控制是排他性的，必然产生对立。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护卫舰“天安”号在靠近朝鲜海域爆炸沉没。韩方认为此系朝鲜所为，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美韩联军以威慑朝鲜为名，拟于7月25-28日在黄海举行军事演习，在遭中方强烈抗议后，始将演习地点改为日本海。而后，美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沿中国外海南下至越南岘港外海“庆祝美越建交15周年”，其机动范围涵盖整个中国沿海外围，威慑意味不言自明。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同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宣称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暗示中国在“胁迫”南海周边国家。她特别主张形成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机制”，这与中国主张当事国一对一双边谈判的立场明显相悖。希拉里的讲话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中美关系因此受到较大影响。9月7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发生争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于9月23日举行会谈，双方确认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此前，希拉里还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9月24日，美国与东盟国家在纽约举行峰会，要求确保中国声称拥有主权海域的航行自由。2010年11月23日，朝韩之间发生炮击事件，美国以此为由将航母战斗群开进黄海与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于12月与日本进行更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对此非常不满。中美关系因此跌入低谷。随着中美海权领域对抗的升级、矛盾的深化，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中美之间会爆发“海洋冷战”。
二、中美海权矛盾探因
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自美国一方，中国崛起、拓展海洋利益则加剧了这种矛盾。具体而言，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美国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美国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寻找敌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的战略目标从冷战时期的与苏联争霸转变为防止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大国或国家联盟。换言之，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已从争夺霸权转变为霸权护持。环视全球，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其不仅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而且在全球和地区政治中始终不能独立于美国行事；欧盟虽然加快了一体化步伐，并着手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但短期内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和对欧盟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依然不可动摇；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尽管幅员辽阔，军事、科技实力雄厚，但国内问题成堆，自顾不暇，无力与美国争霸。中国则被美国认为很有可能成为其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因而阻遏中国崛起是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鉴于海洋对中国崛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未来在安全、经济、资源、环境、政治方面都依赖于海洋，而且未来中国天权的建设也依赖于海洋。②美国控制了中国周边海域，就等于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输入、缓解环境压力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天权的发展。此外，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霸权的更替与海上力量的兴衰密不可分。③美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将会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因而不断加强对中国周边海域的监测与监视。
其次，美国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美国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石是它的地缘战略，其核心就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④防止任何大国单独或联合起来控制欧亚大陆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看来，欧亚大陆的面积、资源、人口、实力和潜力远远超过美国，如果欧亚大陆或其东西两端被某一强国主宰，就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在欧亚大陆实施的主要战略手段就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使美国这个“离岸平衡手”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欧亚大陆屈指可数的陆权大国，中国以其辽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数量、欣欣向荣的经济以及快速现代化的军队打破了这种均势，使美国认为中国将成为其在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海权大国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把陆权大国中国的影响限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使其不向海上扩展，以避免打破美国在欧亚大陆维系的均势和在太平洋建立的海上非均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真正担心的都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在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轻易进入海洋且同时具有发展某种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利益和能力的强国。”⑤中国的周边海域成为陆权国家中国与海权国家美国的利益碰撞之处。此外，对美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正是美国的优势海权保证了海上通道对世界各国的开放，而这点不仅允许美国的盟国很大程度上能够忽视保护和控制关键性海上通道的必要性，也使美国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施加某种重大影响。⑥
再次，美国军事转型的影响。为适应冷战后的形势与需要，美军开始实施军事转型，其实质是抓住战略机遇期，提升军事能力，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以便支持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国家霸权主义战略。⑦美国海军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作战理念均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相关部门颁布的一系列文件，包括1992年9月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⑧、1994年10月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⑨、2002年的《海军转型路线图》⑩和《21世纪海上力量》发展构想(11)、2006年的《海军作战概念》文件(12)、2007年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13)、2010年的《海军作战概念》文件(14)等，既指出了美国海军的转型方向，也涵盖了其海军新战略的具体内容。在这些文件中，“从海到陆”的作战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实施这一作战思想，海上力量必须“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战”。“前沿存在”等假设的前提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半径对沿海陆地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全球有88%以上的人口及地区和80%以上的国家首都距海洋不超过1000千米，而美国海军常规巡航导弹攻击半径达1300千米，至少可以覆盖全球80%以上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全球有75%的中心城市距海岸不足240千米，而美国海军舰载飞机攻击半径超过600千米，至少可以覆盖80%以上重要战略目标；全球有60%的重要城镇距海岸不足40千米，而美国海军中程对地攻击导弹射程可达80千米以上，至少可以覆盖60%以上的重要目标。(15)美国海上力量部署在世界各地，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本土及美国人民不会遭到直接袭击，并拓展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美国认为，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因为美国海上力量的部署主要是为了保护并维持一个和平的全球体系，而这一体系由相互依存的贸易、金融、信息、法律、人际及管理等网络组成。(16)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其目标是将人民解放军三军建设成为现代陆军、战略空军和远洋海军，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正式提出“近海防御”海军战略，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海军的作战海区主要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延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这一战略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具有自卫和防御的基本性质，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应对海上局部战争，遏制和防御来自海上的侵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海军的发展，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17)随着国家海洋利益的拓展和对海军投入的增加，中国海军开始向蓝水进发，并在将来可能采取比“近海防御”更为积极主动的军种战略。这样的军事现代化目标必将与美国军事转型产生矛盾与冲突。美国认为，“随着各国军队，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研发和广泛应用先进军事技术，在西太平洋这一关乎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美国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正日益受到挑战。尽管北京表现出温和的意图，但正如古老的军事格言所说的：既然意图可以一夜改变，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其军事能力而非意图，特别是在独裁政权国家。”(18)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视中国为唯一可能对美国的影响力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力量投送带来重大和持久威胁的国家。中美海权矛盾是两国军事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发生摩擦的体现。
第四，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如果说美国是严重依赖本国海军远程投射能力的超级军事大国，那么中国就是越来越依赖一个安全稳定的全球海洋体系的世界贸易大国。仅以“工业血液”石油为例，中国2009年的进口量为20379万吨，而当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6%。(19)对于中国而言，确保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运输通道安全变得至关重要。2010年1-11月，中国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6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36.3%。(20)这些进出口贸易大多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可以说，海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蓝色大动脉”。此外，中国海洋经济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9年达到33535.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3%。(21)为有效控制海洋，中国必然要增强海上力量，拓展海上活动范围，发展海权。从人类历史看，任何一个海洋国家拥有海权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物理空间、更多的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22)2009年12月，中国派遣海军编队前往亚丁湾护航；中国海军北海舰队于2010年3月进行了环中国海领海线远航训练；东海舰队于4月进行了代号为“东联－2010”的远洋训练，南海舰队于7月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合同实兵实弹演练。8月，中国自行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进行3000米级海试取得成功，并将一面国旗插在海底。(23)这些旨在拓展海洋利益，发展海权的活动显示了中国不仅对拓展海洋利益抱有浓厚兴趣，而且开始付诸实施，有理由相信中国对海洋利益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这种活动和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海上实力的疑虑，从而深化了中美之间在海权领域的矛盾。
此外，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中国与一些国家的领海争端，比如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被美国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使中美之间在海权领域的摩擦不断攀升，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增无减。
三、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趋势
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趋势可从强度、规模、重点及底线等几方面入手进行研判。从强度来说，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增强的趋势。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罗伯特·卡普兰2009年9月撰文指出，“中国濒临太平洋，又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这将给它带来与美国的潜在冲突。”(24)在卡普兰塑造的未来地缘政治版图中，中美之间的竞争纯粹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霸权最有力的挑战者，而这种“零和游戏”的主要空间就在海洋。卡普兰的论断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美国著名地缘政治理论家尼古拉·斯皮克曼就认为，“一个现代化的、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且充满活力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不仅对日本，而且对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也将构成一种严重威胁。”(25)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民国时期，美国尚且充满戒备之心，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国力大增，崛起之势令世界瞩目？在美国的眼中，中国已经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美国必定要在海上加大对中国的围堵与遏制力度，这从美国于2010年11月至12月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在海上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就可见端倪。而中国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海洋权益，必然要采取措施，因此中美海权矛盾的强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所增强。
从规模来讲，中美海权矛盾有扩大的趋势。在2006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开始把中国当成假想敌。在美2010年出台的“空海一体战”联合战斗概念中更是指出，“空海一体战”是为了应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法而提出的，重点在于阻止中国在短期内赢得战争，以及摧毁中国企图压制美国及其盟友的信心。(26)这充分说明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其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逐步增长，中国迈向蓝海的步伐将会加快。中美未来的海权矛盾很有可能不仅发生在中国的近海，而且有可能发生在远洋，“四海危机”有转变成“大洋危机”的趋势。换言之，在地理范围上，中美海权矛盾将会由中国近海向远洋扩散，其规模也随之增大。
就中美海权矛盾的重点区域而言，有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这是由南海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的。第一，南海是重要的国际海上航线必经之地，毗邻马六甲海峡，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海上航线，也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第二，南海地区的南沙问题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也已经表明了插手的态度；第三，南海海域辽阔且平均水深达1212米，是核潜艇进行机动与隐蔽的辽阔场所，因此对中国建设二次核打击力量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已经在此兴建核潜艇基地；第四，中国已经准备在低纬度的海南岛兴建文昌航天发射中心，这里将是未来中国发射大口径、大推力运载火箭的主要基地。美国一旦介入南海，不仅可以威胁中国的海上航运，还可以威慑中国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并对中国发展航天事业进行监控。
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应该不会突破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这条底线。这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就客观因素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价值在衰减”(2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从未与一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陆海空三军均衡发展的核大国发生过战争，而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大国。此外，中美双方的高相互依存度也是遏制海上冲突发生的重要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中美双方也在竭力避免爆发大规模冲突。如卡普兰透露说，五角大楼已经多次讨论如下战略规划：在保持250艘军舰规模（当前为280艘）和削减15%国防预算的情况下，既“遏制中国的战略力量”，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28)中美军事热线的开通以及2006年在圣迭戈附近举行的中美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和2010年10月于夏威夷举行的中美海上安全会谈有力地说明了双方在海权领域避免发生冲突的努力，而亚丁湾护航的成功也从侧面证明了双方进行合作而非对抗利大于弊，这也是未来两国海军关系的发展趋势之一。
就整体而言，中美在海权领域的矛盾源于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它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并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然而，海权领域的矛盾并不会成为中美摩擦的最主要因素。这是因为中美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存在合作的空间与机遇。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海洋领域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这些问题包括海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显然，这些威胁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都无法独立应对和解决。维系一个繁荣、稳定的全球海洋体系需要各个海洋国家尤其是海洋大国的通力合作。美国也认为，来自海洋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是多变的、决定性的且持久的，美国海军无力独自面对这些威胁，因此要求美国的盟友在分享全球海洋安全利益的同时也为这种繁荣提供支持。(29)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远洋海军，美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海洋体系，同时降低其军事负担。如2005年美海军作战部长马伦提出“千舰海军”计划，即世界各国海军“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航运业及执法部门联合组成的跨国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30)可见，为了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希望建立一支“全球化”的海军。(31)但从冷战后的实际情况看，实力超群的美国倾向于推行单边主义，对于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意愿却未见提高。这就需要其他海洋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使海上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源实现多元化。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中国有望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进而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的和平。(32)反之，我们很难有理由相信，美国在限制中国发展海权的同时能够赢得中国在应对国际海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因此，中美在海权领域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此外，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制海权已经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它只是综合制权的一个环节而已，制天权与制电磁权才是现代战争的制高点。就军事角度而言，美国即使要遏制中国，其首要领域也应该是在太空或电磁空间，而非海权领域。
结语
中国发展海权并走向远洋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美海权的博弈将会持续进行下去。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同时带有竞争与合作性质的海权博弈。如何在海权领域处理好对美关系始终是中国未来海权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美海权矛盾的发展基本不可能引起类似于一战前英德矛盾那样的冲突，其原因不仅在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因素，还在于中国发展海权的目的并非是像德国那样争夺霸权，而如何向美国成功地传递这一信息将会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重要工作和目标之一。此外，在中美海权博弈中，如何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双赢”模式来打消美国对传统安全领域的“零和游戏”模式的疑虑，即以中美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利益来抵消利益分歧，具体说就是如何用提供海上公共产品分担美国海上霸权成本的方式换取美国承认、至少不反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也是考验中国政治智慧的重大问题。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将中国发展海权视为对自身霸权地位的威胁，中国也绝不该为此因噎废食。因为在冷战思维者的眼中，中国海军哪怕增加一艘救生用的小舢板，也会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综上所述，在中美海权博弈过程中，不管是竞争还是合作，发展海上实力都是中国必然的选择，这种实力既包括海上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构建国际海洋新机制为代表的软实力。因为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
注释：
①吴晓芳、董玉洁：“西太平洋风云录(1990-2010)”，《世界知识》，2010年，第16期，第18页。
②马尧：“保卫南海海权的三条途径”，《东方早报》，2010年8月11日。
③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London:Macmillan,1988,p.17.
④陈舟著：《面向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⑤Ronald Findlay & Kevin H.O' Rourke,Power and Plenty,Princeton:Princeton Press,2007,p.283.
⑥Geoffrey Till,Seapower: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Frank Cass,Inc.,2004,p.276.
⑦华留虎、许斌：“美国的军事转型及启示”，《国防大学学报（战略问题研究）》,2004年，第11期，第27页。
⑧U.S.Department of the Navy,From the Sea—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September 1992,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vy/fts.htm.（上网时间：2010年8月1日）
⑨U.S.Department of the Navy,Forward—From the Sea,October 1994,p.13,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ey/navy/forward-from-the-sea.pdf.（上网时间：2010年8月10日）
⑩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July 2002,http://www.oft.osd.mil/library/library_files/document_202_naval_transformation.pdf.（上网时间：2010年8月7日）
(11)U.S.Department of the Navy,Sea Power 21,October 2002,p.2,http://www.chinfo.navy.mil/navpalib/cno/proceedings.html.（上网时间：2010年8月12日）
(12)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06,http://www.quantico.usmc.mil/seabasing/docs/Naval_Operations_Concept_2006.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13)U.S.Department of the Navy,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14)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15)王生荣：《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影响》，海潮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16)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岸警备队：“21世纪海上力量联合战略”，苏晓冰、刘学政主编：《美国国家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
(17)陈舟著：《面向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国防》，第73页。
(18)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Air Sea Battle: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2010,p.14,http://www.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PubLibrary/R.20100518.Air_Sea_Battle__A_/R.20100518.Air_Sea_Battle_A_.pdf.（上网时间：2010年817日）
(19)田春荣：“2009年中国进出口石油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10年，第3期，第4页。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2010年11月进出口简要情况”，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012/[1**********]245.html.（上网时间：2011年1月4日）
(21)王晓惠、徐丛春、李宜良、朱凌、周怡圃：“《2009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解读中国海洋经济已初步走出金融危机低谷”，《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年，第4期，第20页。
(22)章示平著：《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88-289页。
(23)郗笃刚：“冲之鸟‘礁’变‘岛’，意欲何为？”，《世界军事》，2010年第11期，第25页。
(24)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hina's Arrival: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September 2009,p.48,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 20China's%20Arrival_Final%20Report.pdf.（上网时间：2010年9月8日）
(25)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1942,p.161.
(26)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Air Sea Battle: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2010,p.95.
(27)时殷弘教授认为有五大事态使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价值在衰减。参见时殷弘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9-370页。
(28)Robert D.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0,Vol.89,No.3,p.39.
(29)U.S.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p.36,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上网时间：2010年11月7日）
(30)［美］约翰·摩根、查尔斯·马托格里奥，付征南编译：“打造全球联合舰队：美国海军‘千舰海军’计划揭秘”，《国际展望》，2007年，第5期，第34-41页。
(31)Deniel Y.Coulter and Alan Goldman,"Global Shipping Trend and Implications for Navies",in Fred W.Crickard,eds.,Multinational Naval Cooper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21st Century,Aldershot:Ashgate,1998,p.61.
(32)石家铸：《海权与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73页。
作者介绍：杨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海权理论研究； 周云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能源安全研究。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