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言网商业 时间：2012年1月5日 14:04 分享：
安东尼.奇范特（Anthony Knivet）船长的可敬冒险与奇幻命运。
2011年12月17日 印刷版
1591年某个清晨，伊利亚贝拉岛，一名英国海员在寒冷中颤抖着醒来。这是他短暂海盗生涯中第四次或是第五次濒临绝境、直面死亡。起初，他靠烤食用袜子捉到的螃蟹，挨过了8天。尔后，他又依靠捡拾一头搁浅而死的鲸鱼肉维持了两个星期。（伊利亚贝拉岛，现在以游艇俱乐部和设备齐全的度假房而闻名，它之于巴西，就像玛莎葡萄园岛对于美国一样。）
他赤身裸体，孤身一人，不仅要应对暗藏在内陆中的野人的袭击，还要防范浅滩上的食人龙。他所在的地方远离后来英国建立殖民地的弗吉尼亚。可以说，这个男人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半球。然而，如果忽略掉安东尼.奇范特（Anthony Knivet）的痛苦，他的不幸遭遇对于认识早期殖民主义却发人深省。不寻常地是，奇范特自己是殖民主义的倡导者，也是它的受害者。他遍尝了和偏远部落打交道时的魅力和激情，也体验到了奴隶化运动的残酷。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以古怪的渲染方式记录下来这些。
16世纪末，巴西还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1500年，一批葡萄牙海员登陆，并宣称这片土地属于葡萄牙国王，这是原住民第一次遭遇葡萄牙人。原住民逐渐认识到在部落间战争中，他们的这个新邻居制造着不可信赖的联盟关系。更让他们气恼的是，欧洲人带来了对当地人而言致命的传染病——天花，这是因为原住民几百年来都不和家畜、儿童共处一室，因此他们的免疫系统对天花没有抵抗力。（译者注：天花和麻疹之类的疾病是由家养动物传播给人，在长时期演化中，农民因此对这类疾病拥有了免疫力，而狩猎采集者却没有这样的免疫进化机会。）
就葡萄牙殖民者而言，他们发现所谓新世界能让他们一夜暴富之说不过是个飘忽的泡泡，他们开始努力压榨原住民，强迫他们到糖厂工作。大多数殖民者的定居点不能站稳脚跟，甚至有些定居点的葡萄牙领导者被围追，并按照宗教仪式被处死（1556年，第一任巴西大主教被卡埃特部族的人吃掉）。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初次相遇时的影像渐渐淡去，那时他们互换帽子，并彼此挥手交流。
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要执行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哈斯堡王朝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指示：合法抗击英国武装民船，诸如托马斯.卡文迪什爵士（Thomas Cavendish）的船队。爵士是一支由五艘船组成的小舰队的司令官，也是这支舰队把我们的英雄安东尼.奇范特（Anthony Knivet）送到了巴西。
爵士在那之前已经环游世界，横跨大西洋，穿越南美最南端的马六甲海峡，然后经过太平洋，绕过好望角回到普利茅斯。这次成功，使得他声名大振，并被授予爵士头衔，也激起奇范特和其他航海者对探险的期待：在卡文迪什爵士的带领下活着回来的船员，他们从英国起航时穿的是羊毛和皮革，回来时则是身穿亚洲的绸缎。
1591年的航行开始时非常顺利。爵士的船队先是到达葡萄牙，然后抵达加那利岛，那里被认为是进行横越大西洋的最佳出发点。他们向南行进，船队在靠近赤道的一个地带停滞不前，这个地带无风时帆船寸步难行，有风时，飞机也会嘎吱作响。滞留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突然一阵大风在下面的二十天里将船队带到了巴西。
一登陆，水手们就为了食物而打斗。奇范特记录说当一个人得到一大块肉之后，他会将它拖到洞穴中，或者是野生树丛里，一直呆在那里，直到把肉吃完才出来。长途跋涉、远离家乡、身心疲惫，这些都使那些起先梦想富足的水手们在两个月里就忘记了文明社会的礼教。
拘禁和同情
这些英国人吃饱之后，就策划了对葡萄牙定居地的第一次突袭。桑托斯港，现在是巴西最大的一个著名足球队的主场，它黑白色的球衣因贝利而闻名，那时它只是一个有着糖厂的小村庄。奇范特和他的伙伴们等待教堂集会的钟声响起后冲上海岸，在教堂围困了包括妇女、小孩在内的300多人，从而暂时控制了这个地方。他们补充了装备和补给，摧毁了一些糖厂。接着，又移动到圣维森特镇，离开时也焚烧了一些工厂。
对于任何时期的入侵者而言，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入侵者有足够的力量恐吓、劫掠葡萄牙定居者，但是还不能统治他们。英国人回到位于桑托斯港口的船舶上，起锚驶向拉普拉塔河——如今著名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即位于此河岸。拉普拉塔河向内陆绵延数百里，这就使得卡文迪什船队可以顺河向内陆深入，寻找那些看起来总是埋藏在下一组丘陵中的黄金和白银。
一场风暴突然来临，两艘船相撞了。此时，天气越来越冷，奇范特描述了冻伤、在巨浪之下几乎有两次掉入水中。他们的帆桅破烂不堪，船队剩下的船摇摇晃晃地返回了桑托斯港。这次，葡萄牙人不在教堂里。上岸寻找食物的英国人被杀死。留在船上的奇范特再次从海难中幸存下来，开始了在海岸边以螃蟹和鲸鱼肉为生的孤独生活。
回家无望，奇范特有两个选择：要么向有可能处死他的葡萄牙人投降，要么试着和印第安人建立关系。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依偎着火堆睡了一个晚上，可是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原住民在他身边。这个印第安人带他沿着沙滩到了一个海岬，在水里，两个印第安人围住奇范特，奇范特像在游泳池里背着不会游泳的孩子那样背着另一个不会游泳的原住人。一回到陆地上，印第安人就用口哨招呼来他的同伴到悬崖顶部。这些人里也有一个葡萄牙人，奇范特想他是主派来拯救他的。他确实搭救了奇范特的生命，但是把他作为一个奴隶送到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糖厂工作。
糖，对西班牙的葡萄牙人来说，就像真金白银对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中的西班牙人那样，或者就像烟草对后来的弗吉尼亚的英国人那样。葡萄牙殖民地的早期居民在圣托美和马德拉群岛逐渐建立了一套强迫劳动力种植经济作物的制度。这套制度被复制到巴西，起初是用印第安人来取代早期建立过程中充当劳动力的非洲人。这套制度后来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然后又到美国南部。
将田地里的甘蔗变为香甜热饮中的糖粒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收割甘蔗时必须把它压弯靠近地面，甘蔗杆上有很多锋利的纤维，它能划破没有手套保护的手。一旦收割完毕，就会放火烧田地里的甘蔗杆，滚滚浓烟在土地上空盘旋。甘蔗要经过粉碎后，将它的汁液煮沸形成浓稠的糖浆，这样才可以精炼为糖。大部分从事这项工作的奴隶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活动，这样，奇范特对于糖厂工人的生活描写就很有意思了。“我没有肉吃，也没有衣服穿”，他写道，“只是像囚犯一样只有呼气，没有吸气”。
奇范特被第一个主人卖给第二个主人，最终他获得主人的信任，被委任和讲图皮语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贸易。当地部落和葡萄牙人之间的最初交往是一部讲述渴望冷兵器战胜装备精良的可疑白人的故事。这交换不可避免的成为全面征服的序章——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合作破裂，由奴隶制和土地侵占所引致的冲突接踵而来。在葡萄牙殖民的的第一个世纪中，大约有90%的巴西原住民，据最乐观的估计，有五百万印第安人，因疾病和战争而死亡。奇范特原本带着一些工具和其他的杂物，希望能交换一些奴隶回来。
他的第一次冒险将他带入一个村庄。一个貌似仆人的人将他引入一座辉煌的大厅，并让他坐在吊床上。（20世纪，在这类接触还不被人们赞同之前，人类学家进入偏远的印第安村庄，并拍摄到相似的大厅：屋顶由棕榈叶精心编织而成，由柱子支撑，地面上覆盖着平整的红色泥土）。坐在“窝”里等待了一会儿，出现了20名女性，恸哭不已。她们身后跟着一个老迈的酋长，他的身体涂成黑红二色，下颚和下唇被刺穿，戴了一颗“很大的绿宝石”。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接着食物就被端了上来。
很难知道这个仪式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个仪式很可能标志着奇范特被这个部落所接纳，而不像是几十年后约翰.史密斯上尉在弗吉尼亚所误解的波瓦坦人的宗教仪式。如果说我们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奇范特和部落的这种从属关系最终被证明是短暂的。当他返回里约时带了70个奴隶。
奴隶贩子的生活要比工厂工人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奇范特始终只是一个远离普利茅斯的、寻求黄金梦的千万人之中的一员，他还离他的财富梦想很远。当他听闻理查德.霍金斯——约翰.霍金斯爵士的儿子，一个早期的奴隶贩子、伊丽莎白舰队的建筑师——在附近，他试图逃跑加入船队，但是奇范特的小船冲向了岩石，不久就又被抓获了。
这次对他的处罚更加严厉。起初是以“一个逃跑者和一个路德会教徒”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结果耶稣会牧师的说情救了他。
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也是巴西的早期殖民者，他们和葡萄牙种植园主的关系很紧张，种植园主反对教士们把有可能成为奴隶的印第安人带到宗教性市镇救赎他们的灵魂。免去了死刑，但是奇范特还是免不了被公开鞭笞、监禁，然后将他遣返回糖厂，并为了防止他逃跑给他戴上了脚镣。
亲密接触
糖厂管理者总是殴打奇范特。他写道：“我越来越绝望，并不介意我的生命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一个寒冷的晚上，他在一个用来煮甘蔗汁的炉子旁边睡了半个小时。工头打得更凶了，奇范特觉得自己的肋骨已经断了。他跳起来，紧紧抱住工头，用早已准备好的一把小刀“刺向他的侧肋、后背、胳膊”。奇范特确定他杀了这个男人（实际上没死），解下腿上的镣铐，逃到森林中去。
追铺者一路追捕，奇范特回忆说他有两天躲在一棵树里。再一次沿着海岸游荡，他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逃跑的奴隶，印第安人管他叫Quarisisacupa。他写道：“我从来不相信友谊，直到我遇到了他。”他们俩人跋涉回内陆，穿越过豹子（这是可信的，在巴西有美洲豹）、狮子（不可能有）、鳄鱼（也只是可能有）、眼镜蛇（一种巨型的、濒临灭绝的眼镜蛇）、其他毒蛇出没的地方。
狮子，如同伊利贝亚岛浅谈的食人龙，很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被作家虚构出来，听众们希望听到旅行者在新世界的故事，那些故事里应该有充满异国情调的野兽。或者这些也有可能是幻像，或者是旅行者误识了这些从未见过的动物。无论如何，即使没有其他任何证人能够佐证奇范特独自跋涉所遗留下来的任何证据，故事里的野兽是很难被冒名仿造以符合其他当代的叙述。一些其他早期作家关于巴西的描述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不管是否真实存在过，故事里频繁描述有女战士的勇猛部落，以致后来有条大河以她们的名字命名（亚马逊河）（译者注：当时的作家多把部落中的女战士比作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人。）
奇范特和Quarisisacupa返回他曾经受到欢迎的印第安部落，首领还是那个首领。他们呆了9个月，这是在人类学家进入巴西部落之前外人呆得最久的记录。令人沮丧的是，奇范特很少描述那里生活的细节，虽然很显然他喜欢那里，想在那里呆下去。他一度给部族的人发表演说，谴责葡萄牙人的残忍和奸诈，并恳求他们，像热情的亨利五世一样，邀请他们和他一起与葡萄牙人战斗。
当葡萄牙人又来，是贸易而不是战斗，这时，他们的刀和斧再次证明太过闪亮而不能抵抗。这次，奇范特是作为货物被交换了出去，尽管他恳求葡萄牙司令官，“让我留下，让我在食人族里结束生命吧”。
铁腕手段和异教徒怜悯
奇范特又一次作为一个奴隶被强迫劳动。那些比较“葡萄牙基督教徒的铁腕手段”和对“野蛮食人部落的异教徒怜悯”差异的人应用对部落习俗和语言的理解来指责巴西糖业生产的野蛮性，这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是，直到进入18世纪，奴隶在欧洲人的脑袋里只是一件家具。也就这样，除了接受压迫劳动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项工作把他带到更远的地方，那里，他遇到了奇怪的部落，“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他写道，“我想他们的头上和身体上天生就长着羽毛，就像亚尔河边的家禽一样”。奇范特在记录下这些冒险的同时，留下了有关这个大陆人种学的最早记载之一，这也是他的简短回忆录的贡献之一。
在经历了又一次失败的逃亡——他未能横跨大西洋到葡萄牙的安哥拉——之后，他最终回到了英国。在他回乡后他成为什么人至今不清。但是他写得故事于1625年由Richard Halkluyt出版，他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主任，也是一个狂热的帝国游说政客。很奇怪的是，这本小册子被以英文为母语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在写本文时维基百科上并没有奇范特的词条，这是一个其默默无闻的证据。
奇范特的冒险属于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份子，那时殖民冒险是否能成功是未知数，欧洲扩张的边界也远不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样子。奇范特在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世界间轻松游走，他更倾向于后者的世界。他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对他们遭遇的恐惧是美洲殖民地化进程中的那根纤细、却坚韧的同情之线的一部分。从1511年Antonio de Montesinos 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讲道，到1580年蒙田《论食食人族》的问世，再到经过一系列运动废除奴隶制，一些人可能会加上现代人权的概念来说教。
奇范特的故事让我们在有关殖民地化的历史认识中惊鸿一瞥，看到了可能不一样的历史——合作的，而不是压迫的。奇范特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出版，这就使得加入到17世纪30年代大迁徙运动中的清教徒有可能在出发前读到它。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有可能就会期望能够和原住民建立比较好的工作关系，而不像令人恐惧的葡萄牙天主教徒那样。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印刷版 圣诞特刊
来源：译言网商业 时间：2012年1月5日 14:04 分享：
安东尼.奇范特（Anthony Knivet）船长的可敬冒险与奇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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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年某个清晨，伊利亚贝拉岛，一名英国海员在寒冷中颤抖着醒来。这是他短暂海盗生涯中第四次或是第五次濒临绝境、直面死亡。起初，他靠烤食用袜子捉到的螃蟹，挨过了8天。尔后，他又依靠捡拾一头搁浅而死的鲸鱼肉维持了两个星期。（伊利亚贝拉岛，现在以游艇俱乐部和设备齐全的度假房而闻名，它之于巴西，就像玛莎葡萄园岛对于美国一样。）
他赤身裸体，孤身一人，不仅要应对暗藏在内陆中的野人的袭击，还要防范浅滩上的食人龙。他所在的地方远离后来英国建立殖民地的弗吉尼亚。可以说，这个男人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半球。然而，如果忽略掉安东尼.奇范特（Anthony Knivet）的痛苦，他的不幸遭遇对于认识早期殖民主义却发人深省。不寻常地是，奇范特自己是殖民主义的倡导者，也是它的受害者。他遍尝了和偏远部落打交道时的魅力和激情，也体验到了奴隶化运动的残酷。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以古怪的渲染方式记录下来这些。
16世纪末，巴西还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1500年，一批葡萄牙海员登陆，并宣称这片土地属于葡萄牙国王，这是原住民第一次遭遇葡萄牙人。原住民逐渐认识到在部落间战争中，他们的这个新邻居制造着不可信赖的联盟关系。更让他们气恼的是，欧洲人带来了对当地人而言致命的传染病——天花，这是因为原住民几百年来都不和家畜、儿童共处一室，因此他们的免疫系统对天花没有抵抗力。（译者注：天花和麻疹之类的疾病是由家养动物传播给人，在长时期演化中，农民因此对这类疾病拥有了免疫力，而狩猎采集者却没有这样的免疫进化机会。）
就葡萄牙殖民者而言，他们发现所谓新世界能让他们一夜暴富之说不过是个飘忽的泡泡，他们开始努力压榨原住民，强迫他们到糖厂工作。大多数殖民者的定居点不能站稳脚跟，甚至有些定居点的葡萄牙领导者被围追，并按照宗教仪式被处死（1556年，第一任巴西大主教被卡埃特部族的人吃掉）。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初次相遇时的影像渐渐淡去，那时他们互换帽子，并彼此挥手交流。
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要执行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哈斯堡王朝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指示：合法抗击英国武装民船，诸如托马斯.卡文迪什爵士（Thomas Cavendish）的船队。爵士是一支由五艘船组成的小舰队的司令官，也是这支舰队把我们的英雄安东尼.奇范特（Anthony Knivet）送到了巴西。
爵士在那之前已经环游世界，横跨大西洋，穿越南美最南端的马六甲海峡，然后经过太平洋，绕过好望角回到普利茅斯。这次成功，使得他声名大振，并被授予爵士头衔，也激起奇范特和其他航海者对探险的期待：在卡文迪什爵士的带领下活着回来的船员，他们从英国起航时穿的是羊毛和皮革，回来时则是身穿亚洲的绸缎。
1591年的航行开始时非常顺利。爵士的船队先是到达葡萄牙，然后抵达加那利岛，那里被认为是进行横越大西洋的最佳出发点。他们向南行进，船队在靠近赤道的一个地带停滞不前，这个地带无风时帆船寸步难行，有风时，飞机也会嘎吱作响。滞留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突然一阵大风在下面的二十天里将船队带到了巴西。
一登陆，水手们就为了食物而打斗。奇范特记录说当一个人得到一大块肉之后，他会将它拖到洞穴中，或者是野生树丛里，一直呆在那里，直到把肉吃完才出来。长途跋涉、远离家乡、身心疲惫，这些都使那些起先梦想富足的水手们在两个月里就忘记了文明社会的礼教。
拘禁和同情
这些英国人吃饱之后，就策划了对葡萄牙定居地的第一次突袭。桑托斯港，现在是巴西最大的一个著名足球队的主场，它黑白色的球衣因贝利而闻名，那时它只是一个有着糖厂的小村庄。奇范特和他的伙伴们等待教堂集会的钟声响起后冲上海岸，在教堂围困了包括妇女、小孩在内的300多人，从而暂时控制了这个地方。他们补充了装备和补给，摧毁了一些糖厂。接着，又移动到圣维森特镇，离开时也焚烧了一些工厂。
对于任何时期的入侵者而言，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入侵者有足够的力量恐吓、劫掠葡萄牙定居者，但是还不能统治他们。英国人回到位于桑托斯港口的船舶上，起锚驶向拉普拉塔河——如今著名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即位于此河岸。拉普拉塔河向内陆绵延数百里，这就使得卡文迪什船队可以顺河向内陆深入，寻找那些看起来总是埋藏在下一组丘陵中的黄金和白银。
一场风暴突然来临，两艘船相撞了。此时，天气越来越冷，奇范特描述了冻伤、在巨浪之下几乎有两次掉入水中。他们的帆桅破烂不堪，船队剩下的船摇摇晃晃地返回了桑托斯港。这次，葡萄牙人不在教堂里。上岸寻找食物的英国人被杀死。留在船上的奇范特再次从海难中幸存下来，开始了在海岸边以螃蟹和鲸鱼肉为生的孤独生活。
回家无望，奇范特有两个选择：要么向有可能处死他的葡萄牙人投降，要么试着和印第安人建立关系。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依偎着火堆睡了一个晚上，可是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原住民在他身边。这个印第安人带他沿着沙滩到了一个海岬，在水里，两个印第安人围住奇范特，奇范特像在游泳池里背着不会游泳的孩子那样背着另一个不会游泳的原住人。一回到陆地上，印第安人就用口哨招呼来他的同伴到悬崖顶部。这些人里也有一个葡萄牙人，奇范特想他是主派来拯救他的。他确实搭救了奇范特的生命，但是把他作为一个奴隶送到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糖厂工作。
糖，对西班牙的葡萄牙人来说，就像真金白银对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中的西班牙人那样，或者就像烟草对后来的弗吉尼亚的英国人那样。葡萄牙殖民地的早期居民在圣托美和马德拉群岛逐渐建立了一套强迫劳动力种植经济作物的制度。这套制度被复制到巴西，起初是用印第安人来取代早期建立过程中充当劳动力的非洲人。这套制度后来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然后又到美国南部。
将田地里的甘蔗变为香甜热饮中的糖粒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收割甘蔗时必须把它压弯靠近地面，甘蔗杆上有很多锋利的纤维，它能划破没有手套保护的手。一旦收割完毕，就会放火烧田地里的甘蔗杆，滚滚浓烟在土地上空盘旋。甘蔗要经过粉碎后，将它的汁液煮沸形成浓稠的糖浆，这样才可以精炼为糖。大部分从事这项工作的奴隶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活动，这样，奇范特对于糖厂工人的生活描写就很有意思了。“我没有肉吃，也没有衣服穿”，他写道，“只是像囚犯一样只有呼气，没有吸气”。
奇范特被第一个主人卖给第二个主人，最终他获得主人的信任，被委任和讲图皮语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贸易。当地部落和葡萄牙人之间的最初交往是一部讲述渴望冷兵器战胜装备精良的可疑白人的故事。这交换不可避免的成为全面征服的序章——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合作破裂，由奴隶制和土地侵占所引致的冲突接踵而来。在葡萄牙殖民的的第一个世纪中，大约有90%的巴西原住民，据最乐观的估计，有五百万印第安人，因疾病和战争而死亡。奇范特原本带着一些工具和其他的杂物，希望能交换一些奴隶回来。
他的第一次冒险将他带入一个村庄。一个貌似仆人的人将他引入一座辉煌的大厅，并让他坐在吊床上。（20世纪，在这类接触还不被人们赞同之前，人类学家进入偏远的印第安村庄，并拍摄到相似的大厅：屋顶由棕榈叶精心编织而成，由柱子支撑，地面上覆盖着平整的红色泥土）。坐在“窝”里等待了一会儿，出现了20名女性，恸哭不已。她们身后跟着一个老迈的酋长，他的身体涂成黑红二色，下颚和下唇被刺穿，戴了一颗“很大的绿宝石”。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接着食物就被端了上来。
很难知道这个仪式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个仪式很可能标志着奇范特被这个部落所接纳，而不像是几十年后约翰.史密斯上尉在弗吉尼亚所误解的波瓦坦人的宗教仪式。如果说我们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奇范特和部落的这种从属关系最终被证明是短暂的。当他返回里约时带了70个奴隶。
奴隶贩子的生活要比工厂工人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奇范特始终只是一个远离普利茅斯的、寻求黄金梦的千万人之中的一员，他还离他的财富梦想很远。当他听闻理查德.霍金斯——约翰.霍金斯爵士的儿子，一个早期的奴隶贩子、伊丽莎白舰队的建筑师——在附近，他试图逃跑加入船队，但是奇范特的小船冲向了岩石，不久就又被抓获了。
这次对他的处罚更加严厉。起初是以“一个逃跑者和一个路德会教徒”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结果耶稣会牧师的说情救了他。
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也是巴西的早期殖民者，他们和葡萄牙种植园主的关系很紧张，种植园主反对教士们把有可能成为奴隶的印第安人带到宗教性市镇救赎他们的灵魂。免去了死刑，但是奇范特还是免不了被公开鞭笞、监禁，然后将他遣返回糖厂，并为了防止他逃跑给他戴上了脚镣。
亲密接触
糖厂管理者总是殴打奇范特。他写道：“我越来越绝望，并不介意我的生命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一个寒冷的晚上，他在一个用来煮甘蔗汁的炉子旁边睡了半个小时。工头打得更凶了，奇范特觉得自己的肋骨已经断了。他跳起来，紧紧抱住工头，用早已准备好的一把小刀“刺向他的侧肋、后背、胳膊”。奇范特确定他杀了这个男人（实际上没死），解下腿上的镣铐，逃到森林中去。
追铺者一路追捕，奇范特回忆说他有两天躲在一棵树里。再一次沿着海岸游荡，他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逃跑的奴隶，印第安人管他叫Quarisisacupa。他写道：“我从来不相信友谊，直到我遇到了他。”他们俩人跋涉回内陆，穿越过豹子（这是可信的，在巴西有美洲豹）、狮子（不可能有）、鳄鱼（也只是可能有）、眼镜蛇（一种巨型的、濒临灭绝的眼镜蛇）、其他毒蛇出没的地方。
狮子，如同伊利贝亚岛浅谈的食人龙，很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被作家虚构出来，听众们希望听到旅行者在新世界的故事，那些故事里应该有充满异国情调的野兽。或者这些也有可能是幻像，或者是旅行者误识了这些从未见过的动物。无论如何，即使没有其他任何证人能够佐证奇范特独自跋涉所遗留下来的任何证据，故事里的野兽是很难被冒名仿造以符合其他当代的叙述。一些其他早期作家关于巴西的描述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不管是否真实存在过，故事里频繁描述有女战士的勇猛部落，以致后来有条大河以她们的名字命名（亚马逊河）（译者注：当时的作家多把部落中的女战士比作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人。）
奇范特和Quarisisacupa返回他曾经受到欢迎的印第安部落，首领还是那个首领。他们呆了9个月，这是在人类学家进入巴西部落之前外人呆得最久的记录。令人沮丧的是，奇范特很少描述那里生活的细节，虽然很显然他喜欢那里，想在那里呆下去。他一度给部族的人发表演说，谴责葡萄牙人的残忍和奸诈，并恳求他们，像热情的亨利五世一样，邀请他们和他一起与葡萄牙人战斗。
当葡萄牙人又来，是贸易而不是战斗，这时，他们的刀和斧再次证明太过闪亮而不能抵抗。这次，奇范特是作为货物被交换了出去，尽管他恳求葡萄牙司令官，“让我留下，让我在食人族里结束生命吧”。
铁腕手段和异教徒怜悯
奇范特又一次作为一个奴隶被强迫劳动。那些比较“葡萄牙基督教徒的铁腕手段”和对“野蛮食人部落的异教徒怜悯”差异的人应用对部落习俗和语言的理解来指责巴西糖业生产的野蛮性，这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是，直到进入18世纪，奴隶在欧洲人的脑袋里只是一件家具。也就这样，除了接受压迫劳动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项工作把他带到更远的地方，那里，他遇到了奇怪的部落，“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他写道，“我想他们的头上和身体上天生就长着羽毛，就像亚尔河边的家禽一样”。奇范特在记录下这些冒险的同时，留下了有关这个大陆人种学的最早记载之一，这也是他的简短回忆录的贡献之一。
在经历了又一次失败的逃亡——他未能横跨大西洋到葡萄牙的安哥拉——之后，他最终回到了英国。在他回乡后他成为什么人至今不清。但是他写得故事于1625年由Richard Halkluyt出版，他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主任，也是一个狂热的帝国游说政客。很奇怪的是，这本小册子被以英文为母语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在写本文时维基百科上并没有奇范特的词条，这是一个其默默无闻的证据。
奇范特的冒险属于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份子，那时殖民冒险是否能成功是未知数，欧洲扩张的边界也远不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样子。奇范特在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世界间轻松游走，他更倾向于后者的世界。他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对他们遭遇的恐惧是美洲殖民地化进程中的那根纤细、却坚韧的同情之线的一部分。从1511年Antonio de Montesinos 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讲道，到1580年蒙田《论食食人族》的问世，再到经过一系列运动废除奴隶制，一些人可能会加上现代人权的概念来说教。
奇范特的故事让我们在有关殖民地化的历史认识中惊鸿一瞥，看到了可能不一样的历史——合作的，而不是压迫的。奇范特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出版，这就使得加入到17世纪30年代大迁徙运动中的清教徒有可能在出发前读到它。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有可能就会期望能够和原住民建立比较好的工作关系，而不像令人恐惧的葡萄牙天主教徒那样。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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