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第5期・7・一书) 。文中说:“一个被实施了催眠术的主体, 由于接受了(部分是无意地) 信任系统的一个暗示, 就会按照那个暗示去认识现实。与此同时, 如果人们被一种文化中的潜移默化的暗示所‘催眠’, 那么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将会有别于被另一种‘文化催眠’所影响的人们。”
我想说的是, 如果不是观看一根柱子或一个等腰三角形, 而是面对人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这类更为复杂的现象, 移情作用就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这种条件的满足与文化的浸染直接有关:我们从小就被不断地告知,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值得赞赏的, 什么是应予唾弃的等等。其潜移默化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与催眠没有什么两样, 能使人习焉不察地丧失了反思和质疑的意识; 更有可能的是, 你尽可以在理性的层面上反思它, 但在情感和无意识的水平上又会不由自主地顺从它, 就象英雄美人(其西方版本是白马王子和灰姑娘) 成了一个做不完的大梦一样。不过没长进的好象不光是我们, 西方的叙事结构分析以科学的精确性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上百个故事, 包括狄更斯的全部小说基本上都是灰姑娘的现代翻版。哪里有压抑和不满, 哪里就有宣泄和幻想的满足, 在此意义上, 说金庸是一个梦境提供者倒也不为过。
问题是, 对于金庸小说中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理想, 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是否总能保持完全的一致? 比如说它的女性意识和情爱观念(大家可以参看陶慕宁先生的文章) 。我想, 对那些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观念, 我们也许会产生更深刻的认同, 给予更为肯定的评价, 但奇怪的是, 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与金庸世界的男女们同悲同乐。这个现象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读者心理的复杂多向的特性, 这使他在面对矛盾的现象时能够保持一种分化——如果不是分裂的话——的适应能力, 其情形就象一个灭鼠能手为小耗子杰瑞如何逃过老猫汤姆的毒手而操心一样。二是这种共时的分化有时也是一种文化变迁的表征, 其强烈程度可能使固有的文化催眠作用陷于失效, 近来不断听到的质疑之声(如“一个襄阳守卒的独白”) 即属此例。这种变迁是否会使金庸小说的阅读心理基础发生彻底的变化, 我不敢妄加推测, 但是, 它无疑将使读者以更为超越的观点来审视金庸的世界, 而金庸的小说也将因此面临新的考验——其实, 其他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谓文学史即是接受史, 讲的大体就是这个意思。而读者也不会永远对作者言听计从的。
谈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慕宁
侠义与爱情是金庸小说的两大主调, 爱情在金庸先生所营造的多难江湖中显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个“侠之大者”的丰满动人往往得益于其人不仅有铮铮侠骨, 更有九曲柔肠, 很难想象, 假如抽掉了金庸小说中的情爱主线, 而任由那些江湖豪杰去打打杀杀, 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 金庸小说所以引人入胜, 所以雅俗共赏乃至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是因为小说的文本在较深广的层面上触及了人类普遍关注的生死与爱情的永恒话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金庸所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超越了一般商业性看点的水平, 成为富于结构意义与文化蕴含的一组群像。
金庸笔下的女子依其在小说中的表现约可别为六类:纯情, 痴情, 邪恶, 乖张, 端方淑懿, 聪敏绝伦又骄矜不羁。其间容有因果交叉之互动关联, 如因痴情导致邪恶的李莫愁、叶二娘; 聪明骄矜以至性格变异的周芷若。故这种分类也只是就小说人物的性情大旨而言, 还谈不上惬心贵当。
第一, 纯情类:仪琳、小龙女(小昭近之) , 这类女子或因宗教原因, 或由特殊境遇而不谙世故, 思维逻辑单一呈线性, 情感至纯至洁, 不涉一丝邪念。一旦钟情某男子, 便倾心于彼, 执着而任性, 不计
・8・南 开 学 报第二, 痴情类:岳灵珊、李文秀、程灵素、马春花, 此类容有同于第一类处, 但用情更为专注, 乃至明知对方无意于己, 亦不改初衷, 心无旁鹜, 全然失却个人主体意识与判断能力, 故结局多不臧。
第三, 邪恶类:李莫愁、叶二娘(梅超风近之) 之属, 此辈大抵由痴恋某人不遂, 因爱成仇, 迁怒于世, 乃大肆杀戮, 人性渐失, 堕入魔道。
第四, 乖张类:哑婆婆、周芷若、郭芙、温青青、建宁公主等, 此类女子多偏执奇妒, 或以野心作祟, 导致性情乖张, 不可理喻。
第五, 端方淑懿类:此类女子往往作为奸狡诡诈之男子的陪衬, 如宁中则适足彰岳不群之伪; 双儿适以配韦小宝之淫。
第六, 聪敏绝伦又骄矜不羁类:赵敏、黄蓉(“射雕”而非“神雕”) 、任盈盈, 此类女子皆身世不凡, 禀赋超人, 始则介乎正邪之间, 亦正亦邪, 可正可邪, 行事每出人意表, 诡异不可方物, 终因善根不泯, 本性真纯, 乃能历万劫而成正果。以戏曲喻之, 皆正旦也。
凡此种种, 虽遇合不同, 因缘各异, 却在命运导向上显现出惊人的一致。诸女子之升沉荣辱, 幸与不幸, 须视其所恋男子之取弃而定。黄蓉、小龙女、任盈盈、赵敏因为得到了各自属意的“男一号”的专一的爱, 遂能化险为夷, 终得生旦团圆。而马春花因被福康安始乱终弃, 岳灵珊因被林平之挟仇利用(更重要的是她竟辜负了令狐大侠的初恋) , 李莫愁因单恋陆展元成痴, 下场均极为悲惨。马春花是在福康安知情的阴谋中被毒死的, 岳灵珊是被自已苦恋的丈夫林平之亲手刺死, 李莫愁则因恶贯满盈终遭天谴, 被毒死于绝情谷。倘若我们不是以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论人, 就会发现这些下场悲惨的女子身上都具有从一而终的传统美德, 都抱有“除却巫山”的执著与韧性, 其中李莫愁的处子之恋也许更为动人, 她们甚至可以不考虑那个男人对自己的感情, 不要求对等的交流, 只是一味的、心甘情愿的要去充当爱情祭坛上的牺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她们与前述“正旦”类的女子形成了性格的差别, 然而, 在“女为悦已者容”的伦理指向上又与前者如出一辙, 关键只在“悦”与“不悦”。
金庸的大部分小说在爱情描写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内容, 为了贯彻这种内容, 作者甚至巧妙地从东、西方古典小说戏剧借鉴了一些不伦之恋的模式, 如兄妹之恋、师徒之恋、叔嫂之恋、父女之恋乃至同性之恋。作者并且对这些畸形的恋情倾注了许多宽容与悲悯, 譬如在《天龙八部》中最后让刀白凤出面, 消弭段誉与木婉清、钟灵、王语嫣的乱伦危机; 在《神雕侠侣》中, 让武三通对养女何浣君的恋情始终郁结于心, 而避免任何性侵害的行为。要而言之, 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 她们可以自食其力, 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江湖, 甚至可以自立山门, 独撑一派(这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格局所允许所需要的) , 但在最关键的精神心理层面上, 她们却并未获得自由, 她们的个人意识还只是为所钟爱的男子而存在, 其亨困穷达又全要视其所爱之男子是否肯接纳此情, 实己自贬为“第二性”。
金庸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 说他写的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女性, 而那个时代的女子是不可能有什么现代意识的。这话说得很对, 笔者也绝非女权主义者, 要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讨什么权利。只是觉得爱情题材、男女关系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 有些杰出之作因其手法的高妙、意识的超前, 业已跻身经典的地位, 如《牡丹亭》、《杜十娘》、《聊斋》、《红楼梦》。西哲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的便是写历史的人不可能不介入自己的当代意识。事实上, 金庸小说就蕴藏着大量的当代意识, 如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对善恶的解释, 不一而足, 这正是他的小说区别于大量平庸之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还不够丰满, 不够复杂, 还未能全然消除“尤物”的痕迹, 还缺乏相应的当代意识的观照。因此, 他的爱情描写倘若脱离了那些古墓、绝崖、荒岛、大漠等等奇幻场景, 就看不到什么新鲜内容了。
2001年第5期・7・一书) 。文中说:“一个被实施了催眠术的主体, 由于接受了(部分是无意地) 信任系统的一个暗示, 就会按照那个暗示去认识现实。与此同时, 如果人们被一种文化中的潜移默化的暗示所‘催眠’, 那么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将会有别于被另一种‘文化催眠’所影响的人们。”
我想说的是, 如果不是观看一根柱子或一个等腰三角形, 而是面对人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这类更为复杂的现象, 移情作用就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这种条件的满足与文化的浸染直接有关:我们从小就被不断地告知,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值得赞赏的, 什么是应予唾弃的等等。其潜移默化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与催眠没有什么两样, 能使人习焉不察地丧失了反思和质疑的意识; 更有可能的是, 你尽可以在理性的层面上反思它, 但在情感和无意识的水平上又会不由自主地顺从它, 就象英雄美人(其西方版本是白马王子和灰姑娘) 成了一个做不完的大梦一样。不过没长进的好象不光是我们, 西方的叙事结构分析以科学的精确性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上百个故事, 包括狄更斯的全部小说基本上都是灰姑娘的现代翻版。哪里有压抑和不满, 哪里就有宣泄和幻想的满足, 在此意义上, 说金庸是一个梦境提供者倒也不为过。
问题是, 对于金庸小说中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理想, 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是否总能保持完全的一致? 比如说它的女性意识和情爱观念(大家可以参看陶慕宁先生的文章) 。我想, 对那些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观念, 我们也许会产生更深刻的认同, 给予更为肯定的评价, 但奇怪的是, 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与金庸世界的男女们同悲同乐。这个现象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读者心理的复杂多向的特性, 这使他在面对矛盾的现象时能够保持一种分化——如果不是分裂的话——的适应能力, 其情形就象一个灭鼠能手为小耗子杰瑞如何逃过老猫汤姆的毒手而操心一样。二是这种共时的分化有时也是一种文化变迁的表征, 其强烈程度可能使固有的文化催眠作用陷于失效, 近来不断听到的质疑之声(如“一个襄阳守卒的独白”) 即属此例。这种变迁是否会使金庸小说的阅读心理基础发生彻底的变化, 我不敢妄加推测, 但是, 它无疑将使读者以更为超越的观点来审视金庸的世界, 而金庸的小说也将因此面临新的考验——其实, 其他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谓文学史即是接受史, 讲的大体就是这个意思。而读者也不会永远对作者言听计从的。
谈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慕宁
侠义与爱情是金庸小说的两大主调, 爱情在金庸先生所营造的多难江湖中显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个“侠之大者”的丰满动人往往得益于其人不仅有铮铮侠骨, 更有九曲柔肠, 很难想象, 假如抽掉了金庸小说中的情爱主线, 而任由那些江湖豪杰去打打杀杀, 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 金庸小说所以引人入胜, 所以雅俗共赏乃至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是因为小说的文本在较深广的层面上触及了人类普遍关注的生死与爱情的永恒话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金庸所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超越了一般商业性看点的水平, 成为富于结构意义与文化蕴含的一组群像。
金庸笔下的女子依其在小说中的表现约可别为六类:纯情, 痴情, 邪恶, 乖张, 端方淑懿, 聪敏绝伦又骄矜不羁。其间容有因果交叉之互动关联, 如因痴情导致邪恶的李莫愁、叶二娘; 聪明骄矜以至性格变异的周芷若。故这种分类也只是就小说人物的性情大旨而言, 还谈不上惬心贵当。
第一, 纯情类:仪琳、小龙女(小昭近之) , 这类女子或因宗教原因, 或由特殊境遇而不谙世故, 思维逻辑单一呈线性, 情感至纯至洁, 不涉一丝邪念。一旦钟情某男子, 便倾心于彼, 执着而任性, 不计
・8・南 开 学 报第二, 痴情类:岳灵珊、李文秀、程灵素、马春花, 此类容有同于第一类处, 但用情更为专注, 乃至明知对方无意于己, 亦不改初衷, 心无旁鹜, 全然失却个人主体意识与判断能力, 故结局多不臧。
第三, 邪恶类:李莫愁、叶二娘(梅超风近之) 之属, 此辈大抵由痴恋某人不遂, 因爱成仇, 迁怒于世, 乃大肆杀戮, 人性渐失, 堕入魔道。
第四, 乖张类:哑婆婆、周芷若、郭芙、温青青、建宁公主等, 此类女子多偏执奇妒, 或以野心作祟, 导致性情乖张, 不可理喻。
第五, 端方淑懿类:此类女子往往作为奸狡诡诈之男子的陪衬, 如宁中则适足彰岳不群之伪; 双儿适以配韦小宝之淫。
第六, 聪敏绝伦又骄矜不羁类:赵敏、黄蓉(“射雕”而非“神雕”) 、任盈盈, 此类女子皆身世不凡, 禀赋超人, 始则介乎正邪之间, 亦正亦邪, 可正可邪, 行事每出人意表, 诡异不可方物, 终因善根不泯, 本性真纯, 乃能历万劫而成正果。以戏曲喻之, 皆正旦也。
凡此种种, 虽遇合不同, 因缘各异, 却在命运导向上显现出惊人的一致。诸女子之升沉荣辱, 幸与不幸, 须视其所恋男子之取弃而定。黄蓉、小龙女、任盈盈、赵敏因为得到了各自属意的“男一号”的专一的爱, 遂能化险为夷, 终得生旦团圆。而马春花因被福康安始乱终弃, 岳灵珊因被林平之挟仇利用(更重要的是她竟辜负了令狐大侠的初恋) , 李莫愁因单恋陆展元成痴, 下场均极为悲惨。马春花是在福康安知情的阴谋中被毒死的, 岳灵珊是被自已苦恋的丈夫林平之亲手刺死, 李莫愁则因恶贯满盈终遭天谴, 被毒死于绝情谷。倘若我们不是以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论人, 就会发现这些下场悲惨的女子身上都具有从一而终的传统美德, 都抱有“除却巫山”的执著与韧性, 其中李莫愁的处子之恋也许更为动人, 她们甚至可以不考虑那个男人对自己的感情, 不要求对等的交流, 只是一味的、心甘情愿的要去充当爱情祭坛上的牺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她们与前述“正旦”类的女子形成了性格的差别, 然而, 在“女为悦已者容”的伦理指向上又与前者如出一辙, 关键只在“悦”与“不悦”。
金庸的大部分小说在爱情描写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内容, 为了贯彻这种内容, 作者甚至巧妙地从东、西方古典小说戏剧借鉴了一些不伦之恋的模式, 如兄妹之恋、师徒之恋、叔嫂之恋、父女之恋乃至同性之恋。作者并且对这些畸形的恋情倾注了许多宽容与悲悯, 譬如在《天龙八部》中最后让刀白凤出面, 消弭段誉与木婉清、钟灵、王语嫣的乱伦危机; 在《神雕侠侣》中, 让武三通对养女何浣君的恋情始终郁结于心, 而避免任何性侵害的行为。要而言之, 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 她们可以自食其力, 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江湖, 甚至可以自立山门, 独撑一派(这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格局所允许所需要的) , 但在最关键的精神心理层面上, 她们却并未获得自由, 她们的个人意识还只是为所钟爱的男子而存在, 其亨困穷达又全要视其所爱之男子是否肯接纳此情, 实己自贬为“第二性”。
金庸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 说他写的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女性, 而那个时代的女子是不可能有什么现代意识的。这话说得很对, 笔者也绝非女权主义者, 要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讨什么权利。只是觉得爱情题材、男女关系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 有些杰出之作因其手法的高妙、意识的超前, 业已跻身经典的地位, 如《牡丹亭》、《杜十娘》、《聊斋》、《红楼梦》。西哲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的便是写历史的人不可能不介入自己的当代意识。事实上, 金庸小说就蕴藏着大量的当代意识, 如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对善恶的解释, 不一而足, 这正是他的小说区别于大量平庸之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还不够丰满, 不够复杂, 还未能全然消除“尤物”的痕迹, 还缺乏相应的当代意识的观照。因此, 他的爱情描写倘若脱离了那些古墓、绝崖、荒岛、大漠等等奇幻场景, 就看不到什么新鲜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