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拷扣住了他的双手。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 然后，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打听到彭湃、杨殷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他们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从外白渡桥到龙华，一路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装载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被夹在10余辆全副武装军营的卡车中间。市民们默默地注视着一切，他们知道，又将要有革命者倒在龙华杀人场上!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相比之下，敌我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陈赓给同志们打气说：“白鑫难道会上天入地?他只要还在上海，这只‘乌龟’就会有露头的一天。”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这时和自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
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了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但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多谢杨特派员!”白鑫一副媚态。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他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他又回头告诉范争波：“争波，不可大意!”范争波说：“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彭湃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四十三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杨登瀛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对他的机智沉着表示了称赞。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可笑的是，死到临头的白鑫此时还对杨登瀛的“关怀”万分感动，分别时竟然还流了几滴眼泪。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拷扣住了他的双手。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 然后，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打听到彭湃、杨殷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他们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从外白渡桥到龙华，一路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装载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被夹在10余辆全副武装军营的卡车中间。市民们默默地注视着一切，他们知道，又将要有革命者倒在龙华杀人场上!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相比之下，敌我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陈赓给同志们打气说：“白鑫难道会上天入地?他只要还在上海，这只‘乌龟’就会有露头的一天。”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这时和自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
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了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但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多谢杨特派员!”白鑫一副媚态。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他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他又回头告诉范争波：“争波，不可大意!”范争波说：“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彭湃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四十三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杨登瀛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对他的机智沉着表示了称赞。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可笑的是，死到临头的白鑫此时还对杨登瀛的“关怀”万分感动，分别时竟然还流了几滴眼泪。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