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期间，治好我在二月染上的感冒是主力目标，它让我的化疗延迟了三个星期。这个甩不掉的感冒让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边缘，担心它又会阻碍第三次化疗，我要将这份压力逐出我的生命。最近我发现自己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似乎奏效了，但不知道是哪一项特别有效，也许感冒本来就该好了。
我去找了一位针灸医生，他以针灸、药茶和指压为我进行治疗，是这些方法产生了疗效吗？我把每天服用的维他命C剂量提高到十二克，还是因此而使情况好转的？此外，我还服用一种棘刺科的药草，据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真的这么有效吗？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地多休息，或许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吧？每天我都会腾出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胸中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只是单纯地留意它，与它交谈，如果有什么信息出现，就照着那个指示去做，有一回它指示我要大声尖叫，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开了水龙头，在水声的掩护下大声尖叫了好久。难道是这个方法释放了心结吗？我也请教了我的指导玛丽与山中老者，还照他们的话去做了；会不会这才是感冒好转的关键？
谁知道？！不管是感冒还是癌症，谁敢明确地说出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地察觉到我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情况的“真相”，于是我学习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我的“理论”、对事情不要太执著，要看到自己总是偏向某些解释，要记住自己所编造的那些强迫性或用来自娱的故事，是很难从其中看到真相的。
我打算在回程中去纽约见一位冈札勒斯医生，他采用了一位曾罹患胰脏癌的牙科医师凯利所发展出来的“新陈代谢生态学”疗法。我知道这个疗法已经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两本他的书的影印本，我一直被它所吸引，它的食疗规定其实非常严苛，但是依个人情况而定，有的人百分之七十的饮食是生食与素食，有的人则是三餐都吃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认为癌症与酵素的缺乏有关。如果体内的胰脏酵素不足，大部分的酵素就会被用来消化食物，而没有足够的量留在血液循环里，就无法有效地抑制癌细胞。因为糖尿病，我的胰脏一直无法顺利发挥血液循环功能，所以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下一步就使用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
我最近陪一位也罹患癌症的朋友参加一个治疗团体，这个由一群独特的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为我们带来丰富且充满治疗效果的经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在多了，少了一个乳房使我看起来比较瘦，但我却很喜欢目前苗条又结实的身体，肯也有同感；我躺在她们围成的圆圈，有一位女士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完全治愈。我觉得她好勇敢，尤其是听过医生们的说法，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当然也掺杂着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的预期心情）。我想到得知癌症复发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梦快要结束时我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奇迹会发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种可能性充满我体内，醒来后，放松的感觉仍旧存在。
接着我思考着，为什么是我呢？那些同样受苦的人呢？如果我真的能痊愈或是活得久一点，我当然会非常高兴，但一想到那些同样被癌症或其他苦难折磨的人，凭舒适我比这些兄弟姊妹们幸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都治愈？当家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受苦时，我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苦难结束？每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苦，就能体会别人的苦，我的心因此更能对苦难开放。佛陀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苦。自他交换的观想：对苦难要怀抱悲悯之心。
不论结果是什么，癌症的经验让我永远觉知我与其他处于苦难的人之间的联结。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要以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其他人度过癌症，无论他们是步向健康或死亡。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对癌症支援中心深感骄傲的原因。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温柔、不带批判地彼此帮助。有一些罹患癌症的友人最近对我和肯说，癌症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背后都有更大的目的和功课需要学习。只是我们这群得癌症的人是以更辛苦的方式领悟到，我们并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地”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办到了。
我想起昨晚读到拉马纳尊者自传中的一段话，他回答一位信众：“神的创造、维持、毁灭、撤回与救赎的行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和目的。”像我这样对意义与目的上瘾了一辈子的人，要领会这句话的意涵是很辛苦的。幸好佛法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再想弄明白每一件事，只是让事情如实地存在。拉马纳尊者继续说道：“当众生依神的律法而得到果报时，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在神的身上了。”没错，我必须认清我的选择、人生的无常、前世遗留下来的果报都会让我产生各种反应，我必须对这些反应负起责任、但不是以批判或英雄式的苦行，而是以仁慈、理解的方式来面对。
在那一次的治疗团体中，有一位友人表示，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如此接近我们的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活力，以免自己也病倒了。我完全知道她在说什么。突然我生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的身体长期处在健康状态，还能不能拥有这份利如刀锋的觉知和集中于一点的专注力？其他人和我都发现，在癌症的压力之下，原有的限制反而有了突破，新的创造力也被激发了。我很不愿意失去……但我又立刻领悟到死亡向来近在咫尺。不论我剩下的是一个月、一星期、一天还是一分钟，死亡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份奇特的了悟，我将一直带着这根钉子，这根马刺、这根荆棘，提醒我时刻保持“清醒”。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位禅师，随时准备给给当头棒喝一般。
这让我想起了《狗脸的岁月》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对癌症病患会有很大的助益，癌症支援中心应该有这部片子。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和肯最近又租了录影带。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可爱的十二岁小男孩，如何面对他生命中起起伏伏的各种挫折——他久病的母亲死了，他深爱的狗儿被带走了，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还不算太糟，”他说，“因为可能还有更糟的事，譬如那个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他很有名，你在电视新闻上可以看到他。但他还是死了。”他总是想到莱卡，那只在太空中挨饿的苏联太空狗，他说，“你必须常常和类似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分出情况的好坏。”譬如泰山影片中那名抓着高压电线来回摆荡的男主角，“他当场就死了。”当他在描述一起伤亡惨重的火车意外时，还不忘搬出他的名言：“情况可能更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甚至改编电视上的新闻，“其实和许多人比较之下，我算是非常幸运了。”有一位名摩托车选手要跃过许多辆车，为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评论是：“他就差一个车身了。”他在报上看到另一位男士因为在运动会中抄近路，横越操场时不幸被标枪射中，他的结论竟然是：“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小男孩说：“你必须做信息论想想莱卡，他们知道它终究会死，还是把它杀了。”每一句话都是出自十二岁小男孩的口，他抱着“有可能会更糟”的哲学，来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因为领悟到死亡就在不远处，他是如此的敏锐与充满活力。
今天早上我带着狗儿最后一次散步。蚱蜢全跑出来了，……
卡普拉女士到这里来治疗初期的乳癌。我很喜欢她。她会看手相、昨天她替肯和我看了手相。肯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几乎一直通到手掌的根部。她很清楚地指出我目前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但是她预言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解除，我可以活到八十岁。谁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活到八十岁。这次复发，我几乎被医生那些吓人的预言所湮没，当时我心想，如果能活八年而非短短的两年，我便心满意足了。今天肯念了一封朋友寄来的信，信中写到他的母亲五十三岁时因乳癌过世。一个月前我可能会这么想，五十三减去四十一（我的年纪），我还有十二年可以活，听起来蛮不错的。可是今天我心里却想，太年轻了，我要活到八十岁，看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我想贡献我的力量，看着朋友们的孩子成长。接着我又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对未来过度乐观的幻想？这是不是一种执著与渴望？是想要战胜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力，或是忽略真实情况一味只想活下去的意志力？我不知道，不知道明年会如何，后年、大后年……
又是一次云霄飞车的俯冲……奚弗大夫宣告的消息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肺部的肿瘤对化疗几乎完全不起反应。一个解释是，化学药剂已经到达每一个活跃的癌细胞，因此残余的肿瘤呈现出隐伏与稳定的状态。报告显示某部分仍然有肿大的现象，医生打算以核磁共振显像来检查，看看是不是还有活跃的癌细胞存在。“最危险的是，”他说，“过度的治疗。医生通常要累积长久的经验才看得出来。”过度治疗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根据他的说法，如果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残余癌细胞不再成长，那么第三次的化疗就有机会杀死百分之十到二十正在成长的癌细胞。但化疗同时也会抵制免疫系统，因此会让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目前正处于隐伏状态的癌细胞开始成长，因而让情况恶化。
我对奚弗大夫提到自己即将进行凯利的生化酵素治疗，他毫不犹疑地说：“很好，很好。”
肯问道：“你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里去吗？！”
奚弗大夫微笑地说：“绝对会的。”
我很高兴还有凯利的方法可以依持。
我们问他我的预后状况如何。
“还不坏，因为你和身体把这些肿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让你有能力去就会新的疗法。我惟一担心的是，如果得了感冒或肺炎，你的身体就没有能力与癌症搏斗了。”他谘应该接着进行凯利疗法，还建议我去找伯金斯基医师。这些治疗都是无毒的，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一定要辨认有毒与无毒的差异。”他说凯利和伯金斯都是有诚信的医师，但某些另类疗法的癌症治疗师并不是真的有料。
……
我提醒自己还有其他的治疗选择。我必须做观想与静修，肿瘤最近似乎相当平静，我感觉不到它们的声音、影像或感受，直到踏进植物园，才对目前的处境感到平静。事情的演变总是这样，我们只能尽好本分，等候结果到来，既没办法预测，也没办法掌控，对结果抱持热切的渴望或激烈的反感都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导人步向苦难。我的人生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有肯，还有那耀眼的玫瑰！
我们一心急着回家去。无聊的情绪开始冒出来，眼前的食物让它更加恶化。我们俩已经厌倦了不停地走，不停地看着橱窗。我常怀疑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尤其是这么专注于治疗的时刻，还有这么多的空闲要打发。那股想要好好活着的劲力仍然十分深切，它好像发自我的每一个细胞，偶尔出现的低潮，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科隆大教堂的圣母像前，我们点燃了一些蜡烛，我突然想到我对生命的热爱时常出其不意地反弹回来，譬如看到满园的玫瑰，或者听到鸟儿竞相鸣唱。稍早的时候我还对肯说，我们可能比有小孩的人更容易碰到这种低潮期，因为孩子可以不断地把你拉回生活中，以他们无穷的可能性和对未来的希望充实着你的人生。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 着柔和的烛光，惟一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支“服务”。灵性成长或解脱都只是一种概念，而个人潜能的完全开放，也显得与自我中心，除非它能带来解决苦难的新方法或新理论。至于美、我的艺术创作和创造力，以我今天的心情来看这些事情，似乎不怎么重要，除非我的艺术创作能用来装饰这么神圣的大教堂。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联结、生命与生命之间温柔的爱才是最重要的。打开我的心，一直是我最大的挑战，我应该放下自我保护的欲望，让我的心有勇气去体验痛苦，如此一来，喜乐才有可能进入。这是否意味着我必须减少艺术创作，多花些时间去帮助那些罹患癌症的人？我目前撰写的这本书中有一些信息，也许可以帮助面临相同困境的人，这件事似乎要比下班盘创作有意义得多。我想像着自己已经找到平衡点，心里面拥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喜悦与美，乌云与低潮因此而……
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期间，治好我在二月染上的感冒是主力目标，它让我的化疗延迟了三个星期。这个甩不掉的感冒让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边缘，担心它又会阻碍第三次化疗，我要将这份压力逐出我的生命。最近我发现自己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似乎奏效了，但不知道是哪一项特别有效，也许感冒本来就该好了。
我去找了一位针灸医生，他以针灸、药茶和指压为我进行治疗，是这些方法产生了疗效吗？我把每天服用的维他命C剂量提高到十二克，还是因此而使情况好转的？此外，我还服用一种棘刺科的药草，据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真的这么有效吗？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地多休息，或许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吧？每天我都会腾出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胸中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只是单纯地留意它，与它交谈，如果有什么信息出现，就照着那个指示去做，有一回它指示我要大声尖叫，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开了水龙头，在水声的掩护下大声尖叫了好久。难道是这个方法释放了心结吗？我也请教了我的指导玛丽与山中老者，还照他们的话去做了；会不会这才是感冒好转的关键？
谁知道？！不管是感冒还是癌症，谁敢明确地说出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地察觉到我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情况的“真相”，于是我学习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我的“理论”、对事情不要太执著，要看到自己总是偏向某些解释，要记住自己所编造的那些强迫性或用来自娱的故事，是很难从其中看到真相的。
我打算在回程中去纽约见一位冈札勒斯医生，他采用了一位曾罹患胰脏癌的牙科医师凯利所发展出来的“新陈代谢生态学”疗法。我知道这个疗法已经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两本他的书的影印本，我一直被它所吸引，它的食疗规定其实非常严苛，但是依个人情况而定，有的人百分之七十的饮食是生食与素食，有的人则是三餐都吃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认为癌症与酵素的缺乏有关。如果体内的胰脏酵素不足，大部分的酵素就会被用来消化食物，而没有足够的量留在血液循环里，就无法有效地抑制癌细胞。因为糖尿病，我的胰脏一直无法顺利发挥血液循环功能，所以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下一步就使用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
我最近陪一位也罹患癌症的朋友参加一个治疗团体，这个由一群独特的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为我们带来丰富且充满治疗效果的经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在多了，少了一个乳房使我看起来比较瘦，但我却很喜欢目前苗条又结实的身体，肯也有同感；我躺在她们围成的圆圈，有一位女士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完全治愈。我觉得她好勇敢，尤其是听过医生们的说法，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当然也掺杂着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的预期心情）。我想到得知癌症复发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梦快要结束时我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奇迹会发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种可能性充满我体内，醒来后，放松的感觉仍旧存在。
接着我思考着，为什么是我呢？那些同样受苦的人呢？如果我真的能痊愈或是活得久一点，我当然会非常高兴，但一想到那些同样被癌症或其他苦难折磨的人，凭舒适我比这些兄弟姊妹们幸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都治愈？当家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受苦时，我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苦难结束？每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苦，就能体会别人的苦，我的心因此更能对苦难开放。佛陀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苦。自他交换的观想：对苦难要怀抱悲悯之心。
不论结果是什么，癌症的经验让我永远觉知我与其他处于苦难的人之间的联结。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要以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其他人度过癌症，无论他们是步向健康或死亡。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对癌症支援中心深感骄傲的原因。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温柔、不带批判地彼此帮助。有一些罹患癌症的友人最近对我和肯说，癌症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背后都有更大的目的和功课需要学习。只是我们这群得癌症的人是以更辛苦的方式领悟到，我们并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地”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办到了。
我想起昨晚读到拉马纳尊者自传中的一段话，他回答一位信众：“神的创造、维持、毁灭、撤回与救赎的行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和目的。”像我这样对意义与目的上瘾了一辈子的人，要领会这句话的意涵是很辛苦的。幸好佛法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再想弄明白每一件事，只是让事情如实地存在。拉马纳尊者继续说道：“当众生依神的律法而得到果报时，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在神的身上了。”没错，我必须认清我的选择、人生的无常、前世遗留下来的果报都会让我产生各种反应，我必须对这些反应负起责任、但不是以批判或英雄式的苦行，而是以仁慈、理解的方式来面对。
在那一次的治疗团体中，有一位友人表示，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如此接近我们的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活力，以免自己也病倒了。我完全知道她在说什么。突然我生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的身体长期处在健康状态，还能不能拥有这份利如刀锋的觉知和集中于一点的专注力？其他人和我都发现，在癌症的压力之下，原有的限制反而有了突破，新的创造力也被激发了。我很不愿意失去……但我又立刻领悟到死亡向来近在咫尺。不论我剩下的是一个月、一星期、一天还是一分钟，死亡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份奇特的了悟，我将一直带着这根钉子，这根马刺、这根荆棘，提醒我时刻保持“清醒”。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位禅师，随时准备给给当头棒喝一般。
这让我想起了《狗脸的岁月》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对癌症病患会有很大的助益，癌症支援中心应该有这部片子。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和肯最近又租了录影带。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可爱的十二岁小男孩，如何面对他生命中起起伏伏的各种挫折——他久病的母亲死了，他深爱的狗儿被带走了，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还不算太糟，”他说，“因为可能还有更糟的事，譬如那个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他很有名，你在电视新闻上可以看到他。但他还是死了。”他总是想到莱卡，那只在太空中挨饿的苏联太空狗，他说，“你必须常常和类似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分出情况的好坏。”譬如泰山影片中那名抓着高压电线来回摆荡的男主角，“他当场就死了。”当他在描述一起伤亡惨重的火车意外时，还不忘搬出他的名言：“情况可能更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甚至改编电视上的新闻，“其实和许多人比较之下，我算是非常幸运了。”有一位名摩托车选手要跃过许多辆车，为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评论是：“他就差一个车身了。”他在报上看到另一位男士因为在运动会中抄近路，横越操场时不幸被标枪射中，他的结论竟然是：“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小男孩说：“你必须做信息论想想莱卡，他们知道它终究会死，还是把它杀了。”每一句话都是出自十二岁小男孩的口，他抱着“有可能会更糟”的哲学，来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因为领悟到死亡就在不远处，他是如此的敏锐与充满活力。
今天早上我带着狗儿最后一次散步。蚱蜢全跑出来了，……
卡普拉女士到这里来治疗初期的乳癌。我很喜欢她。她会看手相、昨天她替肯和我看了手相。肯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几乎一直通到手掌的根部。她很清楚地指出我目前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但是她预言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解除，我可以活到八十岁。谁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活到八十岁。这次复发，我几乎被医生那些吓人的预言所湮没，当时我心想，如果能活八年而非短短的两年，我便心满意足了。今天肯念了一封朋友寄来的信，信中写到他的母亲五十三岁时因乳癌过世。一个月前我可能会这么想，五十三减去四十一（我的年纪），我还有十二年可以活，听起来蛮不错的。可是今天我心里却想，太年轻了，我要活到八十岁，看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我想贡献我的力量，看着朋友们的孩子成长。接着我又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对未来过度乐观的幻想？这是不是一种执著与渴望？是想要战胜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力，或是忽略真实情况一味只想活下去的意志力？我不知道，不知道明年会如何，后年、大后年……
又是一次云霄飞车的俯冲……奚弗大夫宣告的消息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肺部的肿瘤对化疗几乎完全不起反应。一个解释是，化学药剂已经到达每一个活跃的癌细胞，因此残余的肿瘤呈现出隐伏与稳定的状态。报告显示某部分仍然有肿大的现象，医生打算以核磁共振显像来检查，看看是不是还有活跃的癌细胞存在。“最危险的是，”他说，“过度的治疗。医生通常要累积长久的经验才看得出来。”过度治疗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根据他的说法，如果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残余癌细胞不再成长，那么第三次的化疗就有机会杀死百分之十到二十正在成长的癌细胞。但化疗同时也会抵制免疫系统，因此会让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目前正处于隐伏状态的癌细胞开始成长，因而让情况恶化。
我对奚弗大夫提到自己即将进行凯利的生化酵素治疗，他毫不犹疑地说：“很好，很好。”
肯问道：“你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里去吗？！”
奚弗大夫微笑地说：“绝对会的。”
我很高兴还有凯利的方法可以依持。
我们问他我的预后状况如何。
“还不坏，因为你和身体把这些肿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让你有能力去就会新的疗法。我惟一担心的是，如果得了感冒或肺炎，你的身体就没有能力与癌症搏斗了。”他谘应该接着进行凯利疗法，还建议我去找伯金斯基医师。这些治疗都是无毒的，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一定要辨认有毒与无毒的差异。”他说凯利和伯金斯都是有诚信的医师，但某些另类疗法的癌症治疗师并不是真的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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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醒自己还有其他的治疗选择。我必须做观想与静修，肿瘤最近似乎相当平静，我感觉不到它们的声音、影像或感受，直到踏进植物园，才对目前的处境感到平静。事情的演变总是这样，我们只能尽好本分，等候结果到来，既没办法预测，也没办法掌控，对结果抱持热切的渴望或激烈的反感都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导人步向苦难。我的人生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有肯，还有那耀眼的玫瑰！
我们一心急着回家去。无聊的情绪开始冒出来，眼前的食物让它更加恶化。我们俩已经厌倦了不停地走，不停地看着橱窗。我常怀疑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尤其是这么专注于治疗的时刻，还有这么多的空闲要打发。那股想要好好活着的劲力仍然十分深切，它好像发自我的每一个细胞，偶尔出现的低潮，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科隆大教堂的圣母像前，我们点燃了一些蜡烛，我突然想到我对生命的热爱时常出其不意地反弹回来，譬如看到满园的玫瑰，或者听到鸟儿竞相鸣唱。稍早的时候我还对肯说，我们可能比有小孩的人更容易碰到这种低潮期，因为孩子可以不断地把你拉回生活中，以他们无穷的可能性和对未来的希望充实着你的人生。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 着柔和的烛光，惟一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支“服务”。灵性成长或解脱都只是一种概念，而个人潜能的完全开放，也显得与自我中心，除非它能带来解决苦难的新方法或新理论。至于美、我的艺术创作和创造力，以我今天的心情来看这些事情，似乎不怎么重要，除非我的艺术创作能用来装饰这么神圣的大教堂。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联结、生命与生命之间温柔的爱才是最重要的。打开我的心，一直是我最大的挑战，我应该放下自我保护的欲望，让我的心有勇气去体验痛苦，如此一来，喜乐才有可能进入。这是否意味着我必须减少艺术创作，多花些时间去帮助那些罹患癌症的人？我目前撰写的这本书中有一些信息，也许可以帮助面临相同困境的人，这件事似乎要比下班盘创作有意义得多。我想像着自己已经找到平衡点，心里面拥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喜悦与美，乌云与低潮因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