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0日凌晨，我的父亲徐无闻先生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他依依不舍的亲人、师友、学生，终年62岁。那刻万籁俱寂，我仿佛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父亲的躯体上飘起，那般轻盈，如此眷念，慢慢，慢慢走向窗口，无声无息地融入静谧的夜空……18年后，有许多东西淡去了，模糊了，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像我人生道路上的粒粒珍珠，那样明净，那样光洁…… 在别人的眼里，父亲是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教授；在我的眼里，他是至孝至仁的人子，至慈至严的人父。 从我3岁起，每年暑假父母都要带我回老家成都，有时是他们参加高考阅卷，有时是专程看望爷爷奶奶。小时候老家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觉得房子很高、很大，也很黑，很旧。到了晚上就点煤油灯，蚊子很多。父亲对这个家却十分热爱，一进门放下行李就和爷爷奶奶有摆不完的龙门阵，给爷爷端洗脸水，接下来便钻进黑黢黢的书房东翻西翻，找完东西就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有一年，奶奶想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父亲专门在西南师范大学（简称“西师”）的图书馆借来带回成都。1970年，西师搬到忠县，我家就在学校里，开门正对翠屏山，长江从门前滚滚流过，吃鱼很方便。父亲说：“老太爷很喜欢吃青鳝，说过多回，解放后就没吃过。遇到有卖青鳝的，我要买来带回成都。”后来果真买到了，母亲将青鳝炖好，用大饭盒装上，用猪油密封，父亲乘船赶火车给爷爷送回成都。辗转千里，为送一口吃的，赤子之心，令我终生难忘。 从上小学开始，父亲规定我每天要写两篇毛笔字，先描红再写蒙格。可我的小伙伴们没有一个要写毛笔字，经常是他们在外面等得慌，我写得更慌。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和小朋友打完“游击”，满头大汗，肩上斜挎着用树枝做的“枪”回到家。父亲叫住我：“立娃子，今天的大字写了没有？”我一听就知道坏了，但那天或许玩得忘乎所以了，就斗胆回了一句：“我不想写字了，小伙伴们都不写。”父亲耳背没听清，再问：“你说什么呢？”我大声说：“我不写字了，人家和我一起耍的都不写字。”他听清了，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扯下我的“枪”，一顿暴打，边打边说：“人家的娃娃我管不了，你是我的娃娃，就要写字。”枪打断了，他也累了。我坐在地上抽泣，心里想，等我长大了，挣了钱还给你，我不当你的儿子了。后来有几天我没和父亲说话，但字是天天要写的。初练字时父亲要给我画红圈，红圈多时我很高兴，时间长了也没了兴趣。 小学三年级，老师宣布写铅笔字得了90分才能用钢笔，我是第一批用钢笔的。回家我向父亲报告，他拿出一支他用的“英雄”牌钢笔给我，摸着我的头说：“笔有点漏水，但细滑好用。那会儿要不是老子逼你写字，这回还用不成钢笔。”我想想也是，和我一起耍的伙伴到四年级还在写铅笔字。 1962年暑假我们回成都，需要先到重庆转车，碰巧西师的王院长要去重庆开会，就叫父亲搭他的车。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车，军绿色的美式吉普，小巧漂亮，开得风快，跟我们平时坐的公共汽车有天壤之别，太洋盘了。事后我多次给伙伴们吹过，还在路上指给他们看过。一天，全家坐着吃晚饭，我突发异想说：“爸爸，要是你也有个小车就好了。”父亲猛地将筷子往桌上一拍，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当时我吓得蒙了，不知父亲为什么动这么大的怒。母亲劝道：“娃娃小不懂事，你好好给他讲嘛。”父亲怒不可遏：“这么小就晓得享受，不好好念书，脑袋里尽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长大还得了！”那顿晚饭不欢而散。过了许多年，我才明白这记耳光的意义。 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粗暴的敲门声和嘹亮的歌声把我们一家从梦中惊醒，打开门看见一群戴红袖章扎皮带的男女学生高声宣读了所谓的“通告”，然后一拥而入进行抄家。父母看着这些上学期才教过的学生，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凶神恶煞，他们沉默了，一言不发，任随这些学生翻箱倒柜，肆意践踏。几小时后，这伙暴徒从我家担走了8大挑书，原本满满的8个书架只剩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鲁迅全集》。其实我家很穷，全部财产就是两口皮箱，一只装衣服的大竹篮，连家具全也是租借学校的。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贫的程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校园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处可见父亲的名字打着红叉。中文系他是主要批斗对象，西师他是重要陪斗对象，挂黑牌游街，担大粪扫厕所，对人性、人格的践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晚上回到家他没有太多的话，烟抽得很多，在屋里来回走动，咬牙切齿，不时冒一句：“太黑了……太坏了。龟儿子的，黑心肺！”苦闷之极，他一度曾想了断生命结束痛苦。后来我看父亲写的材料才知道他已经走了这一步。1966年秋，他独自来到嘉陵江边，一步一步向江心走去，水没过膝盖淹过大腿，他回头看见两个戴红领巾的娃娃路过，心中猛然一惊，意识到自杀是叛党行为，家里两个娃娃还小，自己死了娃娃要背一辈子黑锅。于是从水中慢慢爬上岸，在芦苇丛里躲到天黑才回家。那年父亲才35岁。 1968年下半年的一天，父亲喊我挑上箩筐，他背着背篼，对我说：“他们喊我去把抄家的东西拣回来，你和我一起去，看找得回来多少。”到了西师中文系所在的三教楼，只见堆积如山的书籍、字画凌乱不堪，简直无法下手。父亲说：“不要紧，慢慢找，总要把我们的东西找回去。”这里堆的是学校上百名教师家里抄出的东西，体量很大。他蹲在地上不停翻找，看到我们的东西就递给我装进筐里。找了两天，也不过“时得一二遗八九”。 “文革”后期，父亲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长期住在四川省军区招待所。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去看他，只见四人一间寝室，中间是几张桌子拼成的一张大桌，桌上一片凌乱，全是翻开的书，一堆堆卡片、稿子，笔墨纸砚，水杯饭碗。床上被子没叠，换下的衣服胡乱堆着。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他说：“不管他，我们出去买点吃的回来。”在招待所门口我们买了卤肉、花生、锅盔，回去后，居然没地方放。我看有张放洗脸盆的小桌，就迅速清理干净铺上报纸，摆上酒菜，还像模像样。父亲很高兴：“嗨，我咋个就没有想到呢？”那晚父子对饮到很晚，我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三点。看到的一切让我心酸，父亲的工作太辛苦了！ 父亲走后，我听得最多的话：“哎，你父亲走得太早了，可惜了！那么好的学问，字写得那么好，要是活到现在……” 的确，我非常感谢这些发自内心的语言和情感。父亲匆匆离去，留下太多遗憾，留下太多未尽的事情。但即使1993年他不走，上苍再假以10年、20年，他想做的事能做完吗？从我奶奶口里听到，徐家过去很穷，父亲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很小，身体不好，取名永年，字嘉龄，就是希望他健康长大，活得长久。早年爷爷为生计长年奔波在外，逢年过节才回来。除了带钱回家，爷爷对家对父亲照顾很少。那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使有吃的也顿顿是南瓜，父亲看见南瓜就哭，长大后一直不吃南瓜，吃伤了。生活的艰辛使他懂事很早，奶奶说：“你爸爸小时候读书用功得很，冬天他抱个烘笼看书，烤得满屋焦味他还不晓得，我到处找才看到他的裤脚烤糊了。有一回，他把烘笼提到床上看书，看睡着了，结果把棉絮烧个大洞，脚也烫伤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读书写字成了父亲的最爱，他的兴趣产生于黑白间，思维飞翔在点画中。他曾写道：“幼时见民国官府机关名称条形戳记，多作形体甚扁的楷字，直画甚粗，横画甚细，字与字间密集。十余岁见大足宝顶山魏了翁书‘毗庐庵’三字，其结衔亦作此扁体，‘了翁’二字系亲笔。总疑其不古，非宋人所刻。后三十余年，见1972年第四期《文物》登载1966年山西灵石县东绵山山腰，农民采药发现一铜罐，罐中贮宋建炎二年（1128年）官札五件，白麻纸，各件中官称皆以木戳印刷，亦作扁体，尤以图版八图四一件中‘武□都统河东路军马差遣安抚使’戳记，甚与后世习见者相近。多年蓄疑，涣然冰释矣。”可见父亲从小就十分留心读书中的疑问，勤于思考，经久不忘。 父亲少年时，从家里的书房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暑假他在姨父张成孝（编者注：成都大邑唐场人，民国时期川军中的一位儒将，官拜师长，家有良田千亩，酷爱收藏，斋号“世留堂”）家里看到了大量的名人字画、碑帖拓片、文玩古董。在姨父家，世留堂的藏品可以随意浏览、把玩。父亲在这里乐不思蜀，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遇见易忠�先生（编者注：湖北潜江人，字均室，号稆�，斋号“静耦轩”，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识渊博，为近现代著名学者、印学家、收藏家）是父亲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易先生的静耦轩是典型的学者收藏，藏有金石拓片、名家印章、印学史料、戏曲研究、字画钱币，简直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易先生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对父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次上门求教，先生都是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教导、启迪，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父亲。师母还经常留饭。先生的言传身教让父亲明白了踏实做学问、清白做人颇不容易。在认识易先生前，父亲对文史哲、书法篆刻、金石碑帖兴趣浓厚，广有涉猎，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摸索阶段，知识面广而不系统。认识先生后，先生的科学化、条理化、系统化使父亲的学问有了质的飞跃。这是他上大学前的基础准备。我听过不止一个人说：“没有见过徐先生的，都以为他是清末民国初年的人，想不到他那么年轻。” 父亲的脚步从歌商颂室，走向世留堂、石芝仙馆、静耦轩、清标阁，走近周虚白、周菊吾、李蟠、易均室、白敦仁、屈守元、杨明照、缪钺、王利器……再后来是启功、谢稚柳、沈尹默、方介堪、沙孟海……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源，名家荟萃的良师团队，中国丰厚的文化沉淀，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浸润了父亲的成长道路，以致1950年成都高考出现满分作文，阅卷老师都知道是徐永年。对这段历史他如是说：“读中学时我的数理化都不及格，高考发榜了，不敢去看，拖到后来没法，去看就从最后一名看起，一路往前二三十名都不是我，心都紧了，心想没事了。壮起胆子再朝前看，结果赫然在目第一名徐永年，真是始料不及，喜出望外。我数学才得了5分。”我很奇怪，问：“为啥才得5分？”他笑了：“只要去考试了，就给5分。” 清点家里的古书，看到多种书上流畅秀挺的蝇头小楷，如同一条条涓涓细流，穿越了父亲生命的无数个夜晚，他用生命印证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想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痕迹，哪怕是像指甲壳划过的，都要拼尽一生精力。你看古往今来那么多当皇帝的、当大官的，现在有几个人记得、晓得？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社会真正需要你，你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为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时，社会、历史才会记得你。” 从招收唐宋文学、书法篆刻研究生开始，是父亲一生中很舒心、很愉快的时光。面对心爱的学生，他想做的事太多，想传授的东西太多，紧迫感十分强烈。在指导研究生的岁月里，父亲经常放下碗筷，接待学生；翻身起床，奔向课堂，以致课间休息时竟然晕倒了，还是学生将他送到校医院。他在病床上念念不忘：“我缺了研究生的课，我要给他们补上……” 无奈天不假年，父亲留下了太多遗憾，我也留下了太多感伤，多少次梦里见到他老人家时，我想说：“这么多年，您太辛苦，儿子不懂事的地方太多太多，没有尽到孝道的时候太多太多。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再给您当儿子。” 令人欣慰的是，受过父亲教诲的学子们，在文史哲、艺术及其他的领域里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在学习工作之余还不断有缅怀、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章、著作问世。愿父亲为人、治学和从艺的精神伴随他们，在各自的人生征途上高歌猛进，攀登高峰。 （压题图：徐无闻先生）（责编：孙瑞娟）
1993年6月20日凌晨，我的父亲徐无闻先生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他依依不舍的亲人、师友、学生，终年62岁。那刻万籁俱寂，我仿佛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父亲的躯体上飘起，那般轻盈，如此眷念，慢慢，慢慢走向窗口，无声无息地融入静谧的夜空……18年后，有许多东西淡去了，模糊了，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像我人生道路上的粒粒珍珠，那样明净，那样光洁…… 在别人的眼里，父亲是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教授；在我的眼里，他是至孝至仁的人子，至慈至严的人父。 从我3岁起，每年暑假父母都要带我回老家成都，有时是他们参加高考阅卷，有时是专程看望爷爷奶奶。小时候老家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觉得房子很高、很大，也很黑，很旧。到了晚上就点煤油灯，蚊子很多。父亲对这个家却十分热爱，一进门放下行李就和爷爷奶奶有摆不完的龙门阵，给爷爷端洗脸水，接下来便钻进黑黢黢的书房东翻西翻，找完东西就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有一年，奶奶想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父亲专门在西南师范大学（简称“西师”）的图书馆借来带回成都。1970年，西师搬到忠县，我家就在学校里，开门正对翠屏山，长江从门前滚滚流过，吃鱼很方便。父亲说：“老太爷很喜欢吃青鳝，说过多回，解放后就没吃过。遇到有卖青鳝的，我要买来带回成都。”后来果真买到了，母亲将青鳝炖好，用大饭盒装上，用猪油密封，父亲乘船赶火车给爷爷送回成都。辗转千里，为送一口吃的，赤子之心，令我终生难忘。 从上小学开始，父亲规定我每天要写两篇毛笔字，先描红再写蒙格。可我的小伙伴们没有一个要写毛笔字，经常是他们在外面等得慌，我写得更慌。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和小朋友打完“游击”，满头大汗，肩上斜挎着用树枝做的“枪”回到家。父亲叫住我：“立娃子，今天的大字写了没有？”我一听就知道坏了，但那天或许玩得忘乎所以了，就斗胆回了一句：“我不想写字了，小伙伴们都不写。”父亲耳背没听清，再问：“你说什么呢？”我大声说：“我不写字了，人家和我一起耍的都不写字。”他听清了，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扯下我的“枪”，一顿暴打，边打边说：“人家的娃娃我管不了，你是我的娃娃，就要写字。”枪打断了，他也累了。我坐在地上抽泣，心里想，等我长大了，挣了钱还给你，我不当你的儿子了。后来有几天我没和父亲说话，但字是天天要写的。初练字时父亲要给我画红圈，红圈多时我很高兴，时间长了也没了兴趣。 小学三年级，老师宣布写铅笔字得了90分才能用钢笔，我是第一批用钢笔的。回家我向父亲报告，他拿出一支他用的“英雄”牌钢笔给我，摸着我的头说：“笔有点漏水，但细滑好用。那会儿要不是老子逼你写字，这回还用不成钢笔。”我想想也是，和我一起耍的伙伴到四年级还在写铅笔字。 1962年暑假我们回成都，需要先到重庆转车，碰巧西师的王院长要去重庆开会，就叫父亲搭他的车。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车，军绿色的美式吉普，小巧漂亮，开得风快，跟我们平时坐的公共汽车有天壤之别，太洋盘了。事后我多次给伙伴们吹过，还在路上指给他们看过。一天，全家坐着吃晚饭，我突发异想说：“爸爸，要是你也有个小车就好了。”父亲猛地将筷子往桌上一拍，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当时我吓得蒙了，不知父亲为什么动这么大的怒。母亲劝道：“娃娃小不懂事，你好好给他讲嘛。”父亲怒不可遏：“这么小就晓得享受，不好好念书，脑袋里尽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长大还得了！”那顿晚饭不欢而散。过了许多年，我才明白这记耳光的意义。 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粗暴的敲门声和嘹亮的歌声把我们一家从梦中惊醒，打开门看见一群戴红袖章扎皮带的男女学生高声宣读了所谓的“通告”，然后一拥而入进行抄家。父母看着这些上学期才教过的学生，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凶神恶煞，他们沉默了，一言不发，任随这些学生翻箱倒柜，肆意践踏。几小时后，这伙暴徒从我家担走了8大挑书，原本满满的8个书架只剩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鲁迅全集》。其实我家很穷，全部财产就是两口皮箱，一只装衣服的大竹篮，连家具全也是租借学校的。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贫的程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校园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处可见父亲的名字打着红叉。中文系他是主要批斗对象，西师他是重要陪斗对象，挂黑牌游街，担大粪扫厕所，对人性、人格的践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晚上回到家他没有太多的话，烟抽得很多，在屋里来回走动，咬牙切齿，不时冒一句：“太黑了……太坏了。龟儿子的，黑心肺！”苦闷之极，他一度曾想了断生命结束痛苦。后来我看父亲写的材料才知道他已经走了这一步。1966年秋，他独自来到嘉陵江边，一步一步向江心走去，水没过膝盖淹过大腿，他回头看见两个戴红领巾的娃娃路过，心中猛然一惊，意识到自杀是叛党行为，家里两个娃娃还小，自己死了娃娃要背一辈子黑锅。于是从水中慢慢爬上岸，在芦苇丛里躲到天黑才回家。那年父亲才35岁。 1968年下半年的一天，父亲喊我挑上箩筐，他背着背篼，对我说：“他们喊我去把抄家的东西拣回来，你和我一起去，看找得回来多少。”到了西师中文系所在的三教楼，只见堆积如山的书籍、字画凌乱不堪，简直无法下手。父亲说：“不要紧，慢慢找，总要把我们的东西找回去。”这里堆的是学校上百名教师家里抄出的东西，体量很大。他蹲在地上不停翻找，看到我们的东西就递给我装进筐里。找了两天，也不过“时得一二遗八九”。 “文革”后期，父亲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长期住在四川省军区招待所。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去看他，只见四人一间寝室，中间是几张桌子拼成的一张大桌，桌上一片凌乱，全是翻开的书，一堆堆卡片、稿子，笔墨纸砚，水杯饭碗。床上被子没叠，换下的衣服胡乱堆着。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他说：“不管他，我们出去买点吃的回来。”在招待所门口我们买了卤肉、花生、锅盔，回去后，居然没地方放。我看有张放洗脸盆的小桌，就迅速清理干净铺上报纸，摆上酒菜，还像模像样。父亲很高兴：“嗨，我咋个就没有想到呢？”那晚父子对饮到很晚，我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三点。看到的一切让我心酸，父亲的工作太辛苦了！ 父亲走后，我听得最多的话：“哎，你父亲走得太早了，可惜了！那么好的学问，字写得那么好，要是活到现在……” 的确，我非常感谢这些发自内心的语言和情感。父亲匆匆离去，留下太多遗憾，留下太多未尽的事情。但即使1993年他不走，上苍再假以10年、20年，他想做的事能做完吗？从我奶奶口里听到，徐家过去很穷，父亲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很小，身体不好，取名永年，字嘉龄，就是希望他健康长大，活得长久。早年爷爷为生计长年奔波在外，逢年过节才回来。除了带钱回家，爷爷对家对父亲照顾很少。那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使有吃的也顿顿是南瓜，父亲看见南瓜就哭，长大后一直不吃南瓜，吃伤了。生活的艰辛使他懂事很早，奶奶说：“你爸爸小时候读书用功得很，冬天他抱个烘笼看书，烤得满屋焦味他还不晓得，我到处找才看到他的裤脚烤糊了。有一回，他把烘笼提到床上看书，看睡着了，结果把棉絮烧个大洞，脚也烫伤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读书写字成了父亲的最爱，他的兴趣产生于黑白间，思维飞翔在点画中。他曾写道：“幼时见民国官府机关名称条形戳记，多作形体甚扁的楷字，直画甚粗，横画甚细，字与字间密集。十余岁见大足宝顶山魏了翁书‘毗庐庵’三字，其结衔亦作此扁体，‘了翁’二字系亲笔。总疑其不古，非宋人所刻。后三十余年，见1972年第四期《文物》登载1966年山西灵石县东绵山山腰，农民采药发现一铜罐，罐中贮宋建炎二年（1128年）官札五件，白麻纸，各件中官称皆以木戳印刷，亦作扁体，尤以图版八图四一件中‘武□都统河东路军马差遣安抚使’戳记，甚与后世习见者相近。多年蓄疑，涣然冰释矣。”可见父亲从小就十分留心读书中的疑问，勤于思考，经久不忘。 父亲少年时，从家里的书房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暑假他在姨父张成孝（编者注：成都大邑唐场人，民国时期川军中的一位儒将，官拜师长，家有良田千亩，酷爱收藏，斋号“世留堂”）家里看到了大量的名人字画、碑帖拓片、文玩古董。在姨父家，世留堂的藏品可以随意浏览、把玩。父亲在这里乐不思蜀，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遇见易忠�先生（编者注：湖北潜江人，字均室，号稆�，斋号“静耦轩”，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识渊博，为近现代著名学者、印学家、收藏家）是父亲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易先生的静耦轩是典型的学者收藏，藏有金石拓片、名家印章、印学史料、戏曲研究、字画钱币，简直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易先生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对父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次上门求教，先生都是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教导、启迪，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父亲。师母还经常留饭。先生的言传身教让父亲明白了踏实做学问、清白做人颇不容易。在认识易先生前，父亲对文史哲、书法篆刻、金石碑帖兴趣浓厚，广有涉猎，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摸索阶段，知识面广而不系统。认识先生后，先生的科学化、条理化、系统化使父亲的学问有了质的飞跃。这是他上大学前的基础准备。我听过不止一个人说：“没有见过徐先生的，都以为他是清末民国初年的人，想不到他那么年轻。” 父亲的脚步从歌商颂室，走向世留堂、石芝仙馆、静耦轩、清标阁，走近周虚白、周菊吾、李蟠、易均室、白敦仁、屈守元、杨明照、缪钺、王利器……再后来是启功、谢稚柳、沈尹默、方介堪、沙孟海……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源，名家荟萃的良师团队，中国丰厚的文化沉淀，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浸润了父亲的成长道路，以致1950年成都高考出现满分作文，阅卷老师都知道是徐永年。对这段历史他如是说：“读中学时我的数理化都不及格，高考发榜了，不敢去看，拖到后来没法，去看就从最后一名看起，一路往前二三十名都不是我，心都紧了，心想没事了。壮起胆子再朝前看，结果赫然在目第一名徐永年，真是始料不及，喜出望外。我数学才得了5分。”我很奇怪，问：“为啥才得5分？”他笑了：“只要去考试了，就给5分。” 清点家里的古书，看到多种书上流畅秀挺的蝇头小楷，如同一条条涓涓细流，穿越了父亲生命的无数个夜晚，他用生命印证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想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痕迹，哪怕是像指甲壳划过的，都要拼尽一生精力。你看古往今来那么多当皇帝的、当大官的，现在有几个人记得、晓得？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社会真正需要你，你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为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时，社会、历史才会记得你。” 从招收唐宋文学、书法篆刻研究生开始，是父亲一生中很舒心、很愉快的时光。面对心爱的学生，他想做的事太多，想传授的东西太多，紧迫感十分强烈。在指导研究生的岁月里，父亲经常放下碗筷，接待学生；翻身起床，奔向课堂，以致课间休息时竟然晕倒了，还是学生将他送到校医院。他在病床上念念不忘：“我缺了研究生的课，我要给他们补上……” 无奈天不假年，父亲留下了太多遗憾，我也留下了太多感伤，多少次梦里见到他老人家时，我想说：“这么多年，您太辛苦，儿子不懂事的地方太多太多，没有尽到孝道的时候太多太多。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再给您当儿子。” 令人欣慰的是，受过父亲教诲的学子们，在文史哲、艺术及其他的领域里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在学习工作之余还不断有缅怀、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章、著作问世。愿父亲为人、治学和从艺的精神伴随他们，在各自的人生征途上高歌猛进，攀登高峰。 （压题图：徐无闻先生）（责编：孙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