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个『过客』，来过，活过，辉煌过，平淡过，甚至憋屈过。当他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选择了就不再后悔。 ONE 20世纪60年代正牌大学毕业，在国有大企业工作20年，出过国，拿过外国的勋章，受到过中国和外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在同龄人中，我的父亲鞠荣芳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但是，除了同村的人之外，每个见过我父亲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这一段描述。行走在贯穿村子的河塘边，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拖把，在河水中搅动，然后拧干，端着拖把慢慢往回走，衣衫陈旧，满是尘土，仿佛几个月没有洗过，没错，那就是他，我的父亲。 我很难用一个或者几个词来概括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比如，他是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父亲出身穷苦，家中经常揭不开锅，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来。父亲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几兄弟中唯有他一人学业优秀，因而全心读书，反倒不会种地。1960年，20岁的他考入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由此离开农村，成了“国家户口”。5年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的一家炼油厂工作，从此在那里度过了将近20年“单身”生活。 在大连的20年可能是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那里入了党，成了这个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1976年开始，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成员，援建朝鲜枇岘炼油厂，先后三次去朝鲜工作，负责设备安装和人员培训，并因此获颁勋章，受到华国锋和金日成的接见。我们从散落在家中的旧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父亲风华正茂的身影—整齐的三七开发型，笔挺的中山装，灿烂而不失端庄的笑容，巨大的花环套在他略显瘦弱的身躯上，虽有些滑稽，却难掩意气风发。 这正是我和弟弟先后降生的时间。父亲和母亲1965年经人介绍相识，3年后结婚，几乎从一开始就常年两地分居，每年只有短暂的探亲时间可以相聚。母亲在30岁那年生下我，信到父亲手中的时候，已经是7天之后。又过两年，母亲在南京出差途中生下弟弟，父亲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我12岁之前，我们每年只能和父亲见面一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头脑中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更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6岁前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个“城里人”。因为我发现，在村子里，别的孩子都是叫父亲“爹爹”，只有我们兄弟俩被要求叫“爸爸”。 那时候我很愿意叫“爸爸”。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从遥远的大连回来，总要给我带一些漂亮的书和本子，其中包括在农村小学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本。仅有的一次，他还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在豫园的某家书店给我买了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有好几次在梦里再见那套《三国演义》。这书给我的印象至为深刻，以至于我的儿子一到能够读书认字的那个年纪，我就迫不及待地也给他买了一套同样的《三国演义》，可我没有办法让儿子像我当年一样珍爱这书。每次走进儿子的房间，看到架子上蒙尘的这套书，我总是要提醒他把书收好，千万别少了一本，哪怕是卷了书角也不行，仿佛这就是当年我自己手边的那一套。 7岁那年，我离开农村，转学去了邻县县城的一所很好的小学。因为年龄比较小，又从农村来，不得不又参加了入学考试。我至今也还记得老师嘲笑我不会说普通话，把“春天”读成了qun天，这农村孩子不能幸免的毛病让我自卑了很久。 直到初中，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父亲身份的特殊性。在那个“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泾渭分明的年代，父亲的“城市户口”是最大的资产，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可以到粮站领到口粮，我们从小就不用种地。看着身边的亲友们为了转户口绞尽脑汁，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TWO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的是，从朝鲜回国之后，已经成为所谓“中层干部”的父亲并没有想办法把我们全家转往大连，而母亲对于脱离农村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积极性。结果是，1985年，受尽两地分居之苦的父母终于决定，父亲放弃在大连的一切，调回家乡的小县城，在一家县属企业从事技术工作。 直到2000年退休，父亲处在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没有惊喜，也没有激动。他常常被安排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他的公司因为他的存在评到了很高的资质，接到了重要的订单，而他自己却所得甚微。他虽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总工程师的头衔，退休工资却也不过六七百块。这种碌碌无为的工作经历，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无法理解。 一家人团聚之后，父亲的“神秘感”逐渐消失。长期的分居使得他和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在很长时间里，在大家的眼中，他仿佛是一个外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的动作总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他的语言奇特，时不时地蹦出几句北方话，他喊年轻人为“小伙儿”，至今还被亲戚们嘲笑；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努力地包住食物，避免发出咀嚼的声音，这种很慢的“吃相”也成为笑柄。 长期的单身生活让父亲对于家庭生活很难适应，常常不知所措。除了上班，他无所事事，与家人对坐，他也是一言不发，如果没有人安排和指挥，他连打扫卫生也不会想到。 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庸”，使得父亲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数落的对象。在每个亲戚的眼里，父亲就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多么激烈的言辞加诸其身，也不会激起他的反抗；多么痛苦的事情降临，也不会让他崩溃。他的忠厚老实和沉默寡言远近闻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失去了说话的功能。 无论大事小情，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坦然接受别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接受每个决定产生的后果。在几乎每个熟悉他的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也是一个对别人没有要求的人。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时不时会走到我身边，问上几句学习情况，嘱咐几句上课要认真、考试要仔细云云。不幸的是，那都是我正在做作业、心神最烦的时候，他的话总是左耳进，右耳出。
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个『过客』，来过，活过，辉煌过，平淡过，甚至憋屈过。当他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选择了就不再后悔。 ONE 20世纪60年代正牌大学毕业，在国有大企业工作20年，出过国，拿过外国的勋章，受到过中国和外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在同龄人中，我的父亲鞠荣芳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但是，除了同村的人之外，每个见过我父亲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这一段描述。行走在贯穿村子的河塘边，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拖把，在河水中搅动，然后拧干，端着拖把慢慢往回走，衣衫陈旧，满是尘土，仿佛几个月没有洗过，没错，那就是他，我的父亲。 我很难用一个或者几个词来概括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比如，他是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父亲出身穷苦，家中经常揭不开锅，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来。父亲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几兄弟中唯有他一人学业优秀，因而全心读书，反倒不会种地。1960年，20岁的他考入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由此离开农村，成了“国家户口”。5年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的一家炼油厂工作，从此在那里度过了将近20年“单身”生活。 在大连的20年可能是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那里入了党，成了这个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1976年开始，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成员，援建朝鲜枇岘炼油厂，先后三次去朝鲜工作，负责设备安装和人员培训，并因此获颁勋章，受到华国锋和金日成的接见。我们从散落在家中的旧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父亲风华正茂的身影—整齐的三七开发型，笔挺的中山装，灿烂而不失端庄的笑容，巨大的花环套在他略显瘦弱的身躯上，虽有些滑稽，却难掩意气风发。 这正是我和弟弟先后降生的时间。父亲和母亲1965年经人介绍相识，3年后结婚，几乎从一开始就常年两地分居，每年只有短暂的探亲时间可以相聚。母亲在30岁那年生下我，信到父亲手中的时候，已经是7天之后。又过两年，母亲在南京出差途中生下弟弟，父亲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我12岁之前，我们每年只能和父亲见面一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头脑中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更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6岁前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个“城里人”。因为我发现，在村子里，别的孩子都是叫父亲“爹爹”，只有我们兄弟俩被要求叫“爸爸”。 那时候我很愿意叫“爸爸”。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从遥远的大连回来，总要给我带一些漂亮的书和本子，其中包括在农村小学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本。仅有的一次，他还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在豫园的某家书店给我买了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有好几次在梦里再见那套《三国演义》。这书给我的印象至为深刻，以至于我的儿子一到能够读书认字的那个年纪，我就迫不及待地也给他买了一套同样的《三国演义》，可我没有办法让儿子像我当年一样珍爱这书。每次走进儿子的房间，看到架子上蒙尘的这套书，我总是要提醒他把书收好，千万别少了一本，哪怕是卷了书角也不行，仿佛这就是当年我自己手边的那一套。 7岁那年，我离开农村，转学去了邻县县城的一所很好的小学。因为年龄比较小，又从农村来，不得不又参加了入学考试。我至今也还记得老师嘲笑我不会说普通话，把“春天”读成了qun天，这农村孩子不能幸免的毛病让我自卑了很久。 直到初中，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父亲身份的特殊性。在那个“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泾渭分明的年代，父亲的“城市户口”是最大的资产，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可以到粮站领到口粮，我们从小就不用种地。看着身边的亲友们为了转户口绞尽脑汁，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TWO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的是，从朝鲜回国之后，已经成为所谓“中层干部”的父亲并没有想办法把我们全家转往大连，而母亲对于脱离农村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积极性。结果是，1985年，受尽两地分居之苦的父母终于决定，父亲放弃在大连的一切，调回家乡的小县城，在一家县属企业从事技术工作。 直到2000年退休，父亲处在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没有惊喜，也没有激动。他常常被安排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他的公司因为他的存在评到了很高的资质，接到了重要的订单，而他自己却所得甚微。他虽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总工程师的头衔，退休工资却也不过六七百块。这种碌碌无为的工作经历，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无法理解。 一家人团聚之后，父亲的“神秘感”逐渐消失。长期的分居使得他和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在很长时间里，在大家的眼中，他仿佛是一个外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的动作总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他的语言奇特，时不时地蹦出几句北方话，他喊年轻人为“小伙儿”，至今还被亲戚们嘲笑；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努力地包住食物，避免发出咀嚼的声音，这种很慢的“吃相”也成为笑柄。 长期的单身生活让父亲对于家庭生活很难适应，常常不知所措。除了上班，他无所事事，与家人对坐，他也是一言不发，如果没有人安排和指挥，他连打扫卫生也不会想到。 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庸”，使得父亲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数落的对象。在每个亲戚的眼里，父亲就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多么激烈的言辞加诸其身，也不会激起他的反抗；多么痛苦的事情降临，也不会让他崩溃。他的忠厚老实和沉默寡言远近闻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失去了说话的功能。 无论大事小情，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坦然接受别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接受每个决定产生的后果。在几乎每个熟悉他的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也是一个对别人没有要求的人。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时不时会走到我身边，问上几句学习情况，嘱咐几句上课要认真、考试要仔细云云。不幸的是，那都是我正在做作业、心神最烦的时候，他的话总是左耳进，右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