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第23卷第3期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
May,2005
Vol.23No.3
鲁迅影响下的萧红与张爱玲
——萧红张爱玲创作比较研究
刘 军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摘 要]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被称之为文坛上的“父与女”,萧红可称之为鲁迅的“嫡子”。萧红在最初的创作中表现了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但受鲁迅影响以后自由主义立场减弱。张爱玲没有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其创作却也明显表现出了对鲁迅精神的承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鲁迅的“庶子”。但张爱玲的创作不但遵循鲁迅精神而且还走向极端。
[关键词]萧红;张爱玲;自由主义;个人本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5)03-0053-03 中国文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两颗耀眼的女性作家,一个是萧红,一个是张爱玲。
两人都受鲁迅精神影响,在当时声名鹊起,以后一直到六七十年代一度沉寂,但到八九十年代又迅速走红。对于这两个人,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阶级斗争、阶级本位的文化迷途,而用一个全新的、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符的民族文化视角来解析,自会有另外一种结论。
一
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可谓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尽人皆知。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谁能像萧红那样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诲。鲁迅对萧红不仅在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而且在创作上鼓励——为《生死场》作序,使其一举成名。萧红与鲁迅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父与女”。这一方面表明二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师承关系。对此,孙犁就曾说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之说并非妄言。
从萧红的创作上来看,《生死场》得以发表固然有鲁迅作序相助的因素,但小说本身并未受到鲁迅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萧红描绘的原本“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人民,在“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后,潜在的“国家”伦理觉醒,意识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的赵老三,此时却热泪满面地述说着自己中国人的灵魂:“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小说使原本处于自在状态下的生与死,在国难来临时,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潜在的民族精神,升华为国家观念。
在《生死场》中,萧红表现了抗战这个关乎全中华民族的
[1]
主题,但在后来的创作中她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走向了揭示所谓的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P101),以改革民族灵魂和现实人生。《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的总主题,就是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形成的旧制度、旧礼教进行逼视、质问和批判,就是鲁迅对其文学观的实践。1936年,鲁迅针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指出:“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3]鲁迅“为人生”的目的,关于创作题材“不必趋时”的主张,深深地影响着萧红,以至于三四十年代(即萧红创作的时期),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救亡文学成为文学主潮之时,萧红曾痛心地指出:“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4](P1284),而“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4](P86)
,可见师承
,她义无反顾地宣称:
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4](1274)。因此习惯于短篇小说创作的萧红,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集中笔力,固守着鲁迅的传统——探讨国民性的问题,创作出《呼兰河传》、《马伯乐》这样的作品。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展现了几千年陈陈相因的社会秩序和传统习俗造成的小城镇人民——国民平庸的生活,精神上麻木、冷漠、保守、愚昧,以及由愚昧酿成的生活悲剧。一个原本活泼而健壮的少女小团圆媳妇,活活被以婆婆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迫害折磨致死,而在此过程中,一些本性善良的人却加入“吃人者”的行列,充当无聊、冷漠的看客。
到了小说《马伯乐》,萧红塑造了一个行为上退却、精神上幻想进取的典型的知识分子阿Q形象。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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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4-07
[作者简介]刘军(1967-),男,河北清苑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
个“逃”字,这个“逃”字具有鲜明的精神胜利法的特点:在行为上表现为一种退却和逃避,而在精神上又表现出一种自慰式、幻想式的进取和胜利。这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阿Q不仅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未庄,也活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都市,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仍不容忽视。
不仅如此,萧红走得更远。主动拒绝抗战文艺于门外,甚至更进一步,戏拟和叛逆抗战文艺。于是一些抗战的术语也成了萧红嘲弄的对象。船老板怕被别人认为是发国难财,但又怕得不到船钱,于是用“全国上下一心抗日”、“黄帝子孙”等冠冕堂皇的词语来掩饰其心理,并反复用“汉奸”一词来恐吓船客。更有甚者,“汉奸”还变成了船老板用以与老婆调情和辱骂小孩的口头禅。“汉奸”一词的严肃意义在不断重复下被消解,最终成为笑柄。《马伯乐》反复出现对知识分子的揶揄、对抗战文艺的嘲讽,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血与火的抗战文艺的不满和不敬。
在萧红唯一涉足性爱也是她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着力刻画了翠姨这个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也同样揭露了旧的婚姻制度的罪恶——对女性的摧残。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
二
被现代学者王富仁称为:“她是女性小说家中的鲁迅”[5]
的张爱玲,她的创作高峰出现在抗战最艰苦阶段的孤岛上海,她作品的总主题是批判所谓“国民性”。批判国民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原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6](P175)张爱玲是自觉承继了鲁迅的传统,不仅自己宣称,而且也是得到外界公认的。化名为迅雨的傅雷先生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为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7]张爱玲继承鲁迅开创的批判所谓国民劣根性传统,不同的是鲁迅着眼于批判体现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张爱玲则将其眼光转向民间,通过对她所熟悉的封建宗法家族生活的描写,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与罪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指向反封建这个主题,是张爱玲追求的目标。她把焦点对准了封建旧式家庭,揭示出这古老的命脉如何在衰败中分崩离析,艰难而必然地走向解体。不同的是鲁迅解剖的对象是鲁镇和未庄等乡下,张爱玲解剖的则是设在洋场社会的上海或香港等城市。鲁迅关注常态格局,张爱玲侧重异态格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于封建家庭冷酷的揭示在整个现代小说创作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封建人伦在她的笔下是虚伪的。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黄金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的原因,就在于宗法制度。在曹七巧的前半生,她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受害者:她的出身,她小商人出身所属的市井文化,都使他时时处于封建等级观念的歧视中。姜家阴暗、充满不动声色的勾心斗角的环境,使她的青春、爱情和正常人性,都受到摧残,但等她从封建等级的底层升到上层,有了婆婆这个封建家长的地位,使她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马上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从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变成坚定的维护者。
《十八春》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封建观念下人的变异。曼璐年轻时为家人生计而当了舞女,当年长色衰时,不得已嫁给
商人祝鸿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明知妹妹已有所爱并有婚约的情况下,借妹之腹来生自己之子,并且还自我安慰将来让妹妹做“大”,自己做“小”。生存压力固然是曼璐如此的原因之一,但借腹生子、姐妹共事一夫的故事,也正是封建制的风景。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好人佟振保,严格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伺奉母亲,恪守孝道,提拔兄弟,极尽兄长之责,最终因此而失去属于自己的爱情;《花凋》中的父亲,给女儿治病没钱,但娶起姨太太来却又有了钱,在他眼里,娶姨太太要比给女儿治病重要得多。“父慈子孝”的信条,在张爱玲的笔下变成了虚伪的神话;《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没有能和恋人结合,相反嫁给了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她没有选择离开,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旧式大家闺秀,她所接受的封建礼教不会让她感到出走或与人私奔是自己正当的选择和值得炫耀的事情,而只会让她感到忤逆和大逆不道。这表明:封建礼教观念已经毒害到人的精神层面;《封锁》的吴翠远、《金琐记》里的长安、《创世纪》的潆珠、《琉璃瓦》的静静与曲曲等女人,没有选择男方的权利,并几乎全由父兄包办和主宰,这最终导致悲剧的出现;《五四遗事》中两个女子,还是乐于从一而终,她们没有走出家庭的设想,也不愿离婚再嫁,更不希望独自守寡,什么爱与不爱,还是顺应形成已久的风俗习惯。
三
从萧红和张爱玲的主要作品中,我们看到作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思想的继承人,她们也同导师鲁迅一样,像“战士”一样,向“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向“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向“太平”举起投枪。[8](P52-53)二人都自觉地承继了鲁迅的衣钵,深挖民族的劣根性。
有人说:“从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从农民生态到心态,从对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到对国民性的反思,创作侧重点转移到集中批评病态的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意识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上,这种转移无疑是由生活的表层向深层的运动,是从社会现实机制向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入,体现出萧红的深化成熟。”[9]循着这个观点,到小说《马伯乐》,批判同样是由生活的表层深入到深层,从社会现实机制深入到社会心理机制,不同的则是从对农民的批判转向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但不无遗憾地说萧红的“转向”,是从当时最该关注的民族独立和存在转向了人性的解放这一“五·四”新文化的命题,写作主题由“救亡”的转向了“启蒙”,从一个原本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民族本位主义者退回到个人本位主义者、集团主义作家。
梅林说:“……她自从和萧军离开后,除了保存几分坦直的性格而外,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看出她底`可塑性’,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响,甚至作品的风格。”
[10](P175)
由此观之,萧红
的被同化而转向,是与鲁迅脱不开干系的。
张爱玲则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个人本位主义作家。她在她的小天地里,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而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虽然说她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这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她的创作个性暗合了鲁迅的思想。张爱玲崛起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她的作品里战争只是一个模糊和虚空的背景。很显然,《封锁》的背后是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不过小说依然是回归到了张爱玲所一直着
力探讨的战争与男女关系的主题。吕宗桢与吴翠远,是战争使他俩在“封锁”期间空前绝后地体验到了做个“真人”的快乐。《倾城之恋》中衰微家庭出身的离婚女子白流苏与富商之子范柳原两个自私者斗智斗勇的暧昧关系,被突如其来的香港战争成全了。
张爱玲如此创作源于她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传奇〉再版的话》第一段,张爱玲似乎是高高兴兴、没心没肺地嚷着“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1](P349)
的那样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够得上成为有历史的民族。”[13](P362)由此看来,萧红、张爱玲的作品割裂中国传统,割断中国文明,将其全盘抛弃,具有强烈的文化暴力色彩,她们承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民族文化虚无思潮。这对解释当前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现象,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有研究者指出,“一部小说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主题是否深刻,而主要在于是否具有深广的情感容量,特别是作家是否表达了属于他自己的最独特的人生体验。”[14](P50)对此只重情感却置主题于不顾的观点,笔者实难苟同。
[参 考 文 献]
[1]孙犁.孙犁文论集·读萧红作品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A].且介亭杂文末编[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4]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5]王富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J].鲁迅
研究月刊,1999,(10).
[6]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7]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11).[8]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皇甫晓涛.寻找转折点[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1,(2).
[10]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11]张爱玲.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2]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3]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14]王晓明.潜流与漩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为了活得快乐
和痛快,她对金钱倍加重视,和好友炎樱为各自该付多少钱而锱铢必较;为五百元的高额稿费写了《天才梦》;因为英文杂志比中文杂志稿酬高而创作了洋文《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还是一个钱字,竟然奉《今日世界》之圣喻,按给定的题纲创作《秧歌》和《赤地之恋》。在爱情关系上,为了在乱世中寻找一个真心的依托,追求一个平凡女人所要的幸福,不关心对方的身份如何,竟能与汪伪高官身份的胡兰成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因为胡兰成令她欢欣,还能常伴她散步逛街,一起看她喜欢的书画玩物。而人生观的最终形成还是她在香港遭受困居的经历:“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为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战争严酷的现实很快使她醒悟,因为每时每刻财产都可能化为灰烬,房屋可能夷为平地,人们可以成群倒毙……。“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想做什么,立刻去做,或许来不及了”[12](P53)。目击战争的野蛮和它巨大的毁灭力量,使她产生了人在虚空与绝望中急于攀住一点踏实东西的强烈愿望,使她的苍凉感获得了社会体验的支持,而愈加固执深刻。
可以说,战争造成了一个大的毁坏时代和无常变幻的局势,才有了张爱玲立足发挥的文学空间。张爱玲实属“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作家。
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去尊重这些东西
XiaoHongandZhangAilingundertheInfluenceofLuXun
——
AComparativeStudyoftheWorksofXiaoHongandZhangAiling
LIUJun
(CollegeofHumanities,JiamusiUniversity,Jiamusi154007,China)
:LuXunandXiaoHongarecalled“fatheranddaughter”inliteraryworld.XiaoHong'searlyAbstract
worksmanifestedherstandasaliberalisticwriter,butshegraduallyabandonedherliberalisticstandafterbeinginfluencedbyLuXun.ZhangAilingdidnothavesuchacloserelationshipwithLuXunasXiaoHongdid,whileherworksinheritedLuXun'sspirit,sofarastogotoextremes.
Keywords:XiaoHong;ZhangAiling;liberalism;personalism
[责任编辑: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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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第23卷第3期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
May,2005
Vol.23No.3
鲁迅影响下的萧红与张爱玲
——萧红张爱玲创作比较研究
刘 军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摘 要]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被称之为文坛上的“父与女”,萧红可称之为鲁迅的“嫡子”。萧红在最初的创作中表现了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但受鲁迅影响以后自由主义立场减弱。张爱玲没有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其创作却也明显表现出了对鲁迅精神的承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鲁迅的“庶子”。但张爱玲的创作不但遵循鲁迅精神而且还走向极端。
[关键词]萧红;张爱玲;自由主义;个人本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5)03-0053-03 中国文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两颗耀眼的女性作家,一个是萧红,一个是张爱玲。
两人都受鲁迅精神影响,在当时声名鹊起,以后一直到六七十年代一度沉寂,但到八九十年代又迅速走红。对于这两个人,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阶级斗争、阶级本位的文化迷途,而用一个全新的、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符的民族文化视角来解析,自会有另外一种结论。
一
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可谓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尽人皆知。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谁能像萧红那样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诲。鲁迅对萧红不仅在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而且在创作上鼓励——为《生死场》作序,使其一举成名。萧红与鲁迅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父与女”。这一方面表明二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师承关系。对此,孙犁就曾说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之说并非妄言。
从萧红的创作上来看,《生死场》得以发表固然有鲁迅作序相助的因素,但小说本身并未受到鲁迅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萧红描绘的原本“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人民,在“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后,潜在的“国家”伦理觉醒,意识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的赵老三,此时却热泪满面地述说着自己中国人的灵魂:“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小说使原本处于自在状态下的生与死,在国难来临时,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潜在的民族精神,升华为国家观念。
在《生死场》中,萧红表现了抗战这个关乎全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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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但在后来的创作中她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走向了揭示所谓的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P101),以改革民族灵魂和现实人生。《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的总主题,就是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形成的旧制度、旧礼教进行逼视、质问和批判,就是鲁迅对其文学观的实践。1936年,鲁迅针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指出:“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3]鲁迅“为人生”的目的,关于创作题材“不必趋时”的主张,深深地影响着萧红,以至于三四十年代(即萧红创作的时期),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救亡文学成为文学主潮之时,萧红曾痛心地指出:“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4](P1284),而“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4](P86)
,可见师承
,她义无反顾地宣称:
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4](1274)。因此习惯于短篇小说创作的萧红,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集中笔力,固守着鲁迅的传统——探讨国民性的问题,创作出《呼兰河传》、《马伯乐》这样的作品。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展现了几千年陈陈相因的社会秩序和传统习俗造成的小城镇人民——国民平庸的生活,精神上麻木、冷漠、保守、愚昧,以及由愚昧酿成的生活悲剧。一个原本活泼而健壮的少女小团圆媳妇,活活被以婆婆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迫害折磨致死,而在此过程中,一些本性善良的人却加入“吃人者”的行列,充当无聊、冷漠的看客。
到了小说《马伯乐》,萧红塑造了一个行为上退却、精神上幻想进取的典型的知识分子阿Q形象。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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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4-07
[作者简介]刘军(1967-),男,河北清苑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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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逃”字,这个“逃”字具有鲜明的精神胜利法的特点:在行为上表现为一种退却和逃避,而在精神上又表现出一种自慰式、幻想式的进取和胜利。这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阿Q不仅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未庄,也活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都市,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仍不容忽视。
不仅如此,萧红走得更远。主动拒绝抗战文艺于门外,甚至更进一步,戏拟和叛逆抗战文艺。于是一些抗战的术语也成了萧红嘲弄的对象。船老板怕被别人认为是发国难财,但又怕得不到船钱,于是用“全国上下一心抗日”、“黄帝子孙”等冠冕堂皇的词语来掩饰其心理,并反复用“汉奸”一词来恐吓船客。更有甚者,“汉奸”还变成了船老板用以与老婆调情和辱骂小孩的口头禅。“汉奸”一词的严肃意义在不断重复下被消解,最终成为笑柄。《马伯乐》反复出现对知识分子的揶揄、对抗战文艺的嘲讽,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血与火的抗战文艺的不满和不敬。
在萧红唯一涉足性爱也是她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着力刻画了翠姨这个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也同样揭露了旧的婚姻制度的罪恶——对女性的摧残。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
二
被现代学者王富仁称为:“她是女性小说家中的鲁迅”[5]
的张爱玲,她的创作高峰出现在抗战最艰苦阶段的孤岛上海,她作品的总主题是批判所谓“国民性”。批判国民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原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6](P175)张爱玲是自觉承继了鲁迅的传统,不仅自己宣称,而且也是得到外界公认的。化名为迅雨的傅雷先生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为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7]张爱玲继承鲁迅开创的批判所谓国民劣根性传统,不同的是鲁迅着眼于批判体现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张爱玲则将其眼光转向民间,通过对她所熟悉的封建宗法家族生活的描写,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与罪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指向反封建这个主题,是张爱玲追求的目标。她把焦点对准了封建旧式家庭,揭示出这古老的命脉如何在衰败中分崩离析,艰难而必然地走向解体。不同的是鲁迅解剖的对象是鲁镇和未庄等乡下,张爱玲解剖的则是设在洋场社会的上海或香港等城市。鲁迅关注常态格局,张爱玲侧重异态格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于封建家庭冷酷的揭示在整个现代小说创作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封建人伦在她的笔下是虚伪的。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黄金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的原因,就在于宗法制度。在曹七巧的前半生,她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受害者:她的出身,她小商人出身所属的市井文化,都使他时时处于封建等级观念的歧视中。姜家阴暗、充满不动声色的勾心斗角的环境,使她的青春、爱情和正常人性,都受到摧残,但等她从封建等级的底层升到上层,有了婆婆这个封建家长的地位,使她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马上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从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变成坚定的维护者。
《十八春》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封建观念下人的变异。曼璐年轻时为家人生计而当了舞女,当年长色衰时,不得已嫁给
商人祝鸿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明知妹妹已有所爱并有婚约的情况下,借妹之腹来生自己之子,并且还自我安慰将来让妹妹做“大”,自己做“小”。生存压力固然是曼璐如此的原因之一,但借腹生子、姐妹共事一夫的故事,也正是封建制的风景。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好人佟振保,严格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伺奉母亲,恪守孝道,提拔兄弟,极尽兄长之责,最终因此而失去属于自己的爱情;《花凋》中的父亲,给女儿治病没钱,但娶起姨太太来却又有了钱,在他眼里,娶姨太太要比给女儿治病重要得多。“父慈子孝”的信条,在张爱玲的笔下变成了虚伪的神话;《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没有能和恋人结合,相反嫁给了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她没有选择离开,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旧式大家闺秀,她所接受的封建礼教不会让她感到出走或与人私奔是自己正当的选择和值得炫耀的事情,而只会让她感到忤逆和大逆不道。这表明:封建礼教观念已经毒害到人的精神层面;《封锁》的吴翠远、《金琐记》里的长安、《创世纪》的潆珠、《琉璃瓦》的静静与曲曲等女人,没有选择男方的权利,并几乎全由父兄包办和主宰,这最终导致悲剧的出现;《五四遗事》中两个女子,还是乐于从一而终,她们没有走出家庭的设想,也不愿离婚再嫁,更不希望独自守寡,什么爱与不爱,还是顺应形成已久的风俗习惯。
三
从萧红和张爱玲的主要作品中,我们看到作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思想的继承人,她们也同导师鲁迅一样,像“战士”一样,向“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向“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向“太平”举起投枪。[8](P52-53)二人都自觉地承继了鲁迅的衣钵,深挖民族的劣根性。
有人说:“从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从农民生态到心态,从对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到对国民性的反思,创作侧重点转移到集中批评病态的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意识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上,这种转移无疑是由生活的表层向深层的运动,是从社会现实机制向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入,体现出萧红的深化成熟。”[9]循着这个观点,到小说《马伯乐》,批判同样是由生活的表层深入到深层,从社会现实机制深入到社会心理机制,不同的则是从对农民的批判转向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但不无遗憾地说萧红的“转向”,是从当时最该关注的民族独立和存在转向了人性的解放这一“五·四”新文化的命题,写作主题由“救亡”的转向了“启蒙”,从一个原本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民族本位主义者退回到个人本位主义者、集团主义作家。
梅林说:“……她自从和萧军离开后,除了保存几分坦直的性格而外,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看出她底`可塑性’,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响,甚至作品的风格。”
[10](P175)
由此观之,萧红
的被同化而转向,是与鲁迅脱不开干系的。
张爱玲则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个人本位主义作家。她在她的小天地里,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而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虽然说她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这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她的创作个性暗合了鲁迅的思想。张爱玲崛起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她的作品里战争只是一个模糊和虚空的背景。很显然,《封锁》的背后是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不过小说依然是回归到了张爱玲所一直着
力探讨的战争与男女关系的主题。吕宗桢与吴翠远,是战争使他俩在“封锁”期间空前绝后地体验到了做个“真人”的快乐。《倾城之恋》中衰微家庭出身的离婚女子白流苏与富商之子范柳原两个自私者斗智斗勇的暧昧关系,被突如其来的香港战争成全了。
张爱玲如此创作源于她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传奇〉再版的话》第一段,张爱玲似乎是高高兴兴、没心没肺地嚷着“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1](P349)
的那样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够得上成为有历史的民族。”[13](P362)由此看来,萧红、张爱玲的作品割裂中国传统,割断中国文明,将其全盘抛弃,具有强烈的文化暴力色彩,她们承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民族文化虚无思潮。这对解释当前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现象,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有研究者指出,“一部小说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主题是否深刻,而主要在于是否具有深广的情感容量,特别是作家是否表达了属于他自己的最独特的人生体验。”[14](P50)对此只重情感却置主题于不顾的观点,笔者实难苟同。
[参 考 文 献]
[1]孙犁.孙犁文论集·读萧红作品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A].且介亭杂文末编[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4]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5]王富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J].鲁迅
研究月刊,1999,(10).
[6]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7]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11).[8]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皇甫晓涛.寻找转折点[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1,(2).
[10]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11]张爱玲.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2]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3]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14]王晓明.潜流与漩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为了活得快乐
和痛快,她对金钱倍加重视,和好友炎樱为各自该付多少钱而锱铢必较;为五百元的高额稿费写了《天才梦》;因为英文杂志比中文杂志稿酬高而创作了洋文《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还是一个钱字,竟然奉《今日世界》之圣喻,按给定的题纲创作《秧歌》和《赤地之恋》。在爱情关系上,为了在乱世中寻找一个真心的依托,追求一个平凡女人所要的幸福,不关心对方的身份如何,竟能与汪伪高官身份的胡兰成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因为胡兰成令她欢欣,还能常伴她散步逛街,一起看她喜欢的书画玩物。而人生观的最终形成还是她在香港遭受困居的经历:“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为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战争严酷的现实很快使她醒悟,因为每时每刻财产都可能化为灰烬,房屋可能夷为平地,人们可以成群倒毙……。“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想做什么,立刻去做,或许来不及了”[12](P53)。目击战争的野蛮和它巨大的毁灭力量,使她产生了人在虚空与绝望中急于攀住一点踏实东西的强烈愿望,使她的苍凉感获得了社会体验的支持,而愈加固执深刻。
可以说,战争造成了一个大的毁坏时代和无常变幻的局势,才有了张爱玲立足发挥的文学空间。张爱玲实属“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作家。
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去尊重这些东西
XiaoHongandZhangAilingundertheInfluenceofLu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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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StudyoftheWorksofXiaoHongandZhangAiling
LIUJun
(CollegeofHumanities,JiamusiUniversity,Jiamusi154007,China)
:LuXunandXiaoHongarecalled“fatheranddaughter”inliteraryworld.XiaoHong'searlyAbstract
worksmanifestedherstandasaliberalisticwriter,butshegraduallyabandonedherliberalisticstandafterbeinginfluencedbyLuXun.ZhangAilingdidnothavesuchacloserelationshipwithLuXunasXiaoHongdid,whileherworksinheritedLuXun'sspirit,sofarastogotoextremes.
Keywords:XiaoHong;ZhangAiling;liberalism;personalism
[责任编辑: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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