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平民布衣出身，研习《春秋》出名，以举贤良文学入仕，时至耄耋之年才拜相封侯，其仕途、为人处事、历史影响多为世人评说。 [关键词]公孙弘；仕途；为人处事；历史影响 西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前200年―前120年），字季，�川薛（今山东省青州市北）人。他是以儒生身份而荣登相位的第一人，死后被封为平津侯，然而人们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公孙弘以六十高龄入朝为官却一直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被视为肱骨之臣，最后善终于相位，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值得探究。 一、两度荐举六十始仕 公孙弘属于“大器晚成”者。他年少家穷，稍长当过狱吏，不知何故，无法做了，但这段人生经历后来却让他受益匪浅。此后，公孙弘在家乡海边放猪度日，四十岁时，开始他拜胡毋生为师，发奋钻研《春秋》等经学。 公孙弘六十岁时被地方推选为贤良文学。因其对策与武帝相谋合，他被拔出同列且被授予博士。后来他奉命出使匈奴，此次出使的情况史书失载。公孙弘的出使汇报很让汉武帝生气，于是他上书称病回家。 元光五年（前130年），七十岁的公孙弘又被举为贤良文学。公孙弘本不想再见皇帝，但最终成行。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提出“治民之本”八条，强调“礼义”、“赏罚”的应用，主张“气同”、“声比”、“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的和同理论，还提倡帝王也应潜心修行“德”，做到“以德”服众，又把“兼爱无私”视为“仁”的道德内涵之一，要汉武帝注重“仁、义、礼、智”的实践及运用。 公孙弘的这篇政论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受到武帝的接见，再被授为博士，在金马门等待传唤。以后的每次传唤，公孙弘渐渐赢得了武帝的欢心和信任，从此一飞冲天。 二、时势造人无爵而相 公孙弘迫不及待地显露自己，再一次上书，以周公的口吻大讲周公之治，武帝问他能否比得上周公，公孙弘一面表明自己自然不能与圣贤周公相比，但事在人为，周公之治现在努力仍然可以做到，“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汉书・公孙弘传》）汉武帝觉得他言之有理。 由于公孙弘做过狱吏，加上他潜心研读过《春秋》，擅长用《春秋》经义来解释和粉饰现实。因此公孙弘做官一岁三迁。元光二年（前133年）晋升为内史；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孙弘又擢升为御史大夫；一年后任丞相，被封为平津侯。元狞二年（前121年）公孙弘老死于相位。汉代官做到丞相而被封侯的，公孙弘首屈一指。其拜相封侯的个人经历令人深思。 公孙弘以前，原来的丞相全由列侯担任，惟有他寸功未建，平民布衣出身而高居相位且封侯，开创了后世丞相封侯的先例。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专论》一书中解释说：公孙弘为相代表着中国由军人政府向士人政府的转变，意味着达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它由平民中有修养兼有知识的贤士即士人来组成政府政治程式。封侯既可奖励“武功”，也可褒奖“文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昭示着儒学地位开始上升。 宋人黄公度有诗《送陈应东求赴官》云：“又不见公孙弘，�川一老儒，逢辰立谈取卿相，至今文采照天衢。”公孙弘的人生大喜之笔，是汉武帝的独具慧眼，？更是时代的机遇。西汉自刘邦建汉至汉武帝时期，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汉武帝时期是个波澜壮阔、积极进取、大有作为、人才辈出的时代。汉武帝在《求贤诏》中言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豪情壮志地争为国家建功立业，且踌躇满志地笃信一定能马到功成。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中感叹道：“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唐人周昙有《平津侯》一诗：“儒素逢时得自媒，忽从徒步列公台”。确实，时代成就了公孙弘的个人辉煌。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西汉形势来看，汉初的帝相关系不如后世天地般地悬殊，有时候君臣还能以平等的态度辩论问题。而到汉武帝时，无军功的臣僚没有摆功的资格，图谋上进的新官唯皇帝马首是瞻。公孙弘拜相封侯全源于汉武帝的喜好。可见封建时代大治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进爵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秉承帝王的意思并能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公孙弘丞相依次展开。 三、以儒参政兼采法墨 公孙弘治《春秋》起家，主张用儒家的思想治国，外儒内法。西汉时的“春秋决狱”之法，即引《春秋》经义来判案，公孙弘应该是重要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当时执掌司法大权的张汤，就拜公孙弘为师，时时向其请教。 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期间，曾作出力杀游侠郭解的壮举。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制造混乱的暴力群体。他们无视国家法规，以武犯禁，利小害大，任其存在，不利于国家稳定。郭解是汉武帝时的知名游侠，因自己的门客杀一儒生而被捕获。他对此毫不知情，按法律应该无罪获释。大臣们朝议时，公孙弘却极力主张除掉郭解，理由是：“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不道。”（《史记・游侠传》）他认为门客替郭解杀人，郭解自己都不知情，此罪过比知道是谁杀的还要严重。公孙弘的主张完全基于法家权力源于国家律法的思想。郭解被杀后，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公孙弘的做法嬴得了后世不少史学家的肯定。 公孙弘曾劝阻汉武帝不让酷吏宁成做官：“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诚不可使治民。”（《史记・酷吏列传》） 公孙弘不赞成开拓边疆，认为控制西南边疆对于汉王朝毫无意义。他对汉武帝设置朔方、五原郡不以为然，“以为罢弊中国以奉用之地”（《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的反战思想表现在禁弓弩一事上。元朔五年（前124），他向汉武帝上书主张“民不得挟弓驽”（《史记・吾丘寿王传》）。 四、生活苛俭毁誉有加 公孙弘平时生活苛俭。官至御史大夫后，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荤菜，仍旧盖着一床旧被子。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这人更阴险可怕。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说公孙弘沽名钓誉，“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面对如此难堪的当众揭露，公孙弘却说：“夫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汉书・公孙弘传》）在狡辩中，他无形中承认自己确实是沽名钓誉。但又让武帝觉得自己大度可信。公孙弘的节俭作风，在奢侈日益成风的武帝时代，与贵族官僚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反差巨大。其做法虽有招誉之嫌，但对力矫当时官僚队伍的奢侈腐败之风大有裨益。 五、扶持儒学万世之功 公孙弘凭研习儒学为相为全国的儒生做出了实在的榜样：研习经书可以入仕为官，遂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在其影响下，许多齐鲁研经学士西行长安。公孙弘时刻关注着儒生的利益，主张在社会平民阶层中选拔人才，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从此，朝廷大小官员中，开始出现“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朝的政治构成逐渐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儒学也从地域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 在中国儒学史，特别是两汉经学史上，公孙弘占有独特的地位[1]。董仲舒在理论上发展了儒家的思想，结果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的出台。而公孙弘使儒家思想在实践上得到运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上书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史记・儒林传》）这对于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公孙弘花费大量钱财修建宾馆，开东阁，以接待贤人宾客，《西京杂记》卷四写道：平津侯“开东阁，营宾馆，以招天下之士”。宋人杨万里《云龙歌陆务观》有诗道：“君不见汉家平津侯，东阁冠盖如云浮”。他倾其所有接济朋友和客人，以致家中始终没有余财，因此得到了士人的尊重。 六、见风使舵外宽内忌 汲黯曾当众指责公孙弘的见风使舵：“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辩解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汉书・公孙弘传》）意思是说熟悉他的人，认为他忠，不了解他的人，认为他不忠。公孙弘耍偷梁换柱的把戏，把自己的墙头草作风、拍马迎合，说成是友人对自己的不了解。 公孙弘盲目顺从君王，尽管他自称为“忠”，但是人们往往斥讽为“谀”，认为这是他奴性的表现。武帝好大喜功，公孙弘就说：“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从两次出使汇报失败当中汲取的教训；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看清当时政治形势的原因。 公孙弘性格多疑，好猜忌，和他有过隔阂的，虽然表面上相处和善，私下却一定要报复。在他儒雅学士、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极其卑琐的阴险和毒辣，这让他温顺尔雅的儒者形象大打折扣。他曾怀疑捐一半家产来资助国家的卜式有不轨之想。他还暗算过汲黯、董仲舒和主父偃，最终借汉武帝之手杀掉了主父偃。宋人晏殊在《书平津侯》诗中写道：“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宾阁是何人”，金朝人李过庭《读公孙弘传》写道：“古来好客数平津，我道真龙未必真。一个仲舒容不得，不知开阁为何人？”这是中国文人雅士们由来已久的通病，即“文人相轻”，妒忌贤能，害怕别人超过自己。 七、结语 宋人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评价公孙弘到：“性意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田�）、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公孙弘凭习读儒学荣登相位，展现了西汉时期齐鲁儒生中佼佼者的风貌。公孙弘为儒学的官方化和儒生从政制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抹灭的一笔。在西汉治国思想由黄老之学到儒学的转变、儒学开始与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中，公孙弘功不可灭。 参考文献： [1]孟祥才，论公孙弘，管子学刊[J]，2001年04期 [2]袁德良，公孙弘政治思想评议，孔子研究[J]，2009年第3期 [3]孟祥才、范学辉，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孔子研究[J]，1996年第1期 [4]黄朴民，势利小人公孙弘，光明日报[N]，1999年5月21日 [5]孟祥才、王克奇，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M]，中华书局，2004年版
[摘 要]西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平民布衣出身，研习《春秋》出名，以举贤良文学入仕，时至耄耋之年才拜相封侯，其仕途、为人处事、历史影响多为世人评说。 [关键词]公孙弘；仕途；为人处事；历史影响 西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前200年―前120年），字季，�川薛（今山东省青州市北）人。他是以儒生身份而荣登相位的第一人，死后被封为平津侯，然而人们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公孙弘以六十高龄入朝为官却一直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被视为肱骨之臣，最后善终于相位，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值得探究。 一、两度荐举六十始仕 公孙弘属于“大器晚成”者。他年少家穷，稍长当过狱吏，不知何故，无法做了，但这段人生经历后来却让他受益匪浅。此后，公孙弘在家乡海边放猪度日，四十岁时，开始他拜胡毋生为师，发奋钻研《春秋》等经学。 公孙弘六十岁时被地方推选为贤良文学。因其对策与武帝相谋合，他被拔出同列且被授予博士。后来他奉命出使匈奴，此次出使的情况史书失载。公孙弘的出使汇报很让汉武帝生气，于是他上书称病回家。 元光五年（前130年），七十岁的公孙弘又被举为贤良文学。公孙弘本不想再见皇帝，但最终成行。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提出“治民之本”八条，强调“礼义”、“赏罚”的应用，主张“气同”、“声比”、“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的和同理论，还提倡帝王也应潜心修行“德”，做到“以德”服众，又把“兼爱无私”视为“仁”的道德内涵之一，要汉武帝注重“仁、义、礼、智”的实践及运用。 公孙弘的这篇政论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受到武帝的接见，再被授为博士，在金马门等待传唤。以后的每次传唤，公孙弘渐渐赢得了武帝的欢心和信任，从此一飞冲天。 二、时势造人无爵而相 公孙弘迫不及待地显露自己，再一次上书，以周公的口吻大讲周公之治，武帝问他能否比得上周公，公孙弘一面表明自己自然不能与圣贤周公相比，但事在人为，周公之治现在努力仍然可以做到，“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汉书・公孙弘传》）汉武帝觉得他言之有理。 由于公孙弘做过狱吏，加上他潜心研读过《春秋》，擅长用《春秋》经义来解释和粉饰现实。因此公孙弘做官一岁三迁。元光二年（前133年）晋升为内史；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孙弘又擢升为御史大夫；一年后任丞相，被封为平津侯。元狞二年（前121年）公孙弘老死于相位。汉代官做到丞相而被封侯的，公孙弘首屈一指。其拜相封侯的个人经历令人深思。 公孙弘以前，原来的丞相全由列侯担任，惟有他寸功未建，平民布衣出身而高居相位且封侯，开创了后世丞相封侯的先例。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专论》一书中解释说：公孙弘为相代表着中国由军人政府向士人政府的转变，意味着达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它由平民中有修养兼有知识的贤士即士人来组成政府政治程式。封侯既可奖励“武功”，也可褒奖“文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昭示着儒学地位开始上升。 宋人黄公度有诗《送陈应东求赴官》云：“又不见公孙弘，�川一老儒，逢辰立谈取卿相，至今文采照天衢。”公孙弘的人生大喜之笔，是汉武帝的独具慧眼，？更是时代的机遇。西汉自刘邦建汉至汉武帝时期，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汉武帝时期是个波澜壮阔、积极进取、大有作为、人才辈出的时代。汉武帝在《求贤诏》中言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豪情壮志地争为国家建功立业，且踌躇满志地笃信一定能马到功成。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中感叹道：“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唐人周昙有《平津侯》一诗：“儒素逢时得自媒，忽从徒步列公台”。确实，时代成就了公孙弘的个人辉煌。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西汉形势来看，汉初的帝相关系不如后世天地般地悬殊，有时候君臣还能以平等的态度辩论问题。而到汉武帝时，无军功的臣僚没有摆功的资格，图谋上进的新官唯皇帝马首是瞻。公孙弘拜相封侯全源于汉武帝的喜好。可见封建时代大治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进爵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秉承帝王的意思并能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公孙弘丞相依次展开。 三、以儒参政兼采法墨 公孙弘治《春秋》起家，主张用儒家的思想治国，外儒内法。西汉时的“春秋决狱”之法，即引《春秋》经义来判案，公孙弘应该是重要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当时执掌司法大权的张汤，就拜公孙弘为师，时时向其请教。 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期间，曾作出力杀游侠郭解的壮举。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制造混乱的暴力群体。他们无视国家法规，以武犯禁，利小害大，任其存在，不利于国家稳定。郭解是汉武帝时的知名游侠，因自己的门客杀一儒生而被捕获。他对此毫不知情，按法律应该无罪获释。大臣们朝议时，公孙弘却极力主张除掉郭解，理由是：“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不道。”（《史记・游侠传》）他认为门客替郭解杀人，郭解自己都不知情，此罪过比知道是谁杀的还要严重。公孙弘的主张完全基于法家权力源于国家律法的思想。郭解被杀后，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公孙弘的做法嬴得了后世不少史学家的肯定。 公孙弘曾劝阻汉武帝不让酷吏宁成做官：“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诚不可使治民。”（《史记・酷吏列传》） 公孙弘不赞成开拓边疆，认为控制西南边疆对于汉王朝毫无意义。他对汉武帝设置朔方、五原郡不以为然，“以为罢弊中国以奉用之地”（《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的反战思想表现在禁弓弩一事上。元朔五年（前124），他向汉武帝上书主张“民不得挟弓驽”（《史记・吾丘寿王传》）。 四、生活苛俭毁誉有加 公孙弘平时生活苛俭。官至御史大夫后，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荤菜，仍旧盖着一床旧被子。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这人更阴险可怕。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说公孙弘沽名钓誉，“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面对如此难堪的当众揭露，公孙弘却说：“夫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汉书・公孙弘传》）在狡辩中，他无形中承认自己确实是沽名钓誉。但又让武帝觉得自己大度可信。公孙弘的节俭作风，在奢侈日益成风的武帝时代，与贵族官僚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反差巨大。其做法虽有招誉之嫌，但对力矫当时官僚队伍的奢侈腐败之风大有裨益。 五、扶持儒学万世之功 公孙弘凭研习儒学为相为全国的儒生做出了实在的榜样：研习经书可以入仕为官，遂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在其影响下，许多齐鲁研经学士西行长安。公孙弘时刻关注着儒生的利益，主张在社会平民阶层中选拔人才，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从此，朝廷大小官员中，开始出现“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朝的政治构成逐渐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儒学也从地域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 在中国儒学史，特别是两汉经学史上，公孙弘占有独特的地位[1]。董仲舒在理论上发展了儒家的思想，结果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的出台。而公孙弘使儒家思想在实践上得到运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上书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史记・儒林传》）这对于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公孙弘花费大量钱财修建宾馆，开东阁，以接待贤人宾客，《西京杂记》卷四写道：平津侯“开东阁，营宾馆，以招天下之士”。宋人杨万里《云龙歌陆务观》有诗道：“君不见汉家平津侯，东阁冠盖如云浮”。他倾其所有接济朋友和客人，以致家中始终没有余财，因此得到了士人的尊重。 六、见风使舵外宽内忌 汲黯曾当众指责公孙弘的见风使舵：“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辩解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汉书・公孙弘传》）意思是说熟悉他的人，认为他忠，不了解他的人，认为他不忠。公孙弘耍偷梁换柱的把戏，把自己的墙头草作风、拍马迎合，说成是友人对自己的不了解。 公孙弘盲目顺从君王，尽管他自称为“忠”，但是人们往往斥讽为“谀”，认为这是他奴性的表现。武帝好大喜功，公孙弘就说：“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从两次出使汇报失败当中汲取的教训；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看清当时政治形势的原因。 公孙弘性格多疑，好猜忌，和他有过隔阂的，虽然表面上相处和善，私下却一定要报复。在他儒雅学士、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极其卑琐的阴险和毒辣，这让他温顺尔雅的儒者形象大打折扣。他曾怀疑捐一半家产来资助国家的卜式有不轨之想。他还暗算过汲黯、董仲舒和主父偃，最终借汉武帝之手杀掉了主父偃。宋人晏殊在《书平津侯》诗中写道：“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宾阁是何人”，金朝人李过庭《读公孙弘传》写道：“古来好客数平津，我道真龙未必真。一个仲舒容不得，不知开阁为何人？”这是中国文人雅士们由来已久的通病，即“文人相轻”，妒忌贤能，害怕别人超过自己。 七、结语 宋人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评价公孙弘到：“性意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田�）、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公孙弘凭习读儒学荣登相位，展现了西汉时期齐鲁儒生中佼佼者的风貌。公孙弘为儒学的官方化和儒生从政制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抹灭的一笔。在西汉治国思想由黄老之学到儒学的转变、儒学开始与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中，公孙弘功不可灭。 参考文献： [1]孟祥才，论公孙弘，管子学刊[J]，2001年04期 [2]袁德良，公孙弘政治思想评议，孔子研究[J]，2009年第3期 [3]孟祥才、范学辉，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孔子研究[J]，1996年第1期 [4]黄朴民，势利小人公孙弘，光明日报[N]，1999年5月21日 [5]孟祥才、王克奇，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M]，中华书局，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