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车缓缓绕首都剧场一周，众人鞠躬、鞠躬、再鞠躬。在舞台上为观众鞠了一辈子躬的于是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自发而来的戏剧界人士和普通观众的致敬。人群中有人亮出条幅“于无声处，千古是之”。 于是之生前，很抗拒被人称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或“大师”，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演员。当年，在“封箱戏”演出时，他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嘴部的抽搐让他难以把台词说得平顺，而观众热情不减，他在谢幕时长时间鞠躬不起：“感谢观众的宽容！”……缠绵病榻10多年的他，再不复当年的妙语连珠，无奈而感伤地写道：“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了，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 人生就是一场戏。当年，一代表演艺术家以近乎悲壮的方式告别了挚爱一生的舞台；而今，这位“话剧界的梅兰芳”踏雪西去，在天国重张力作《茶馆》。 于是之是一个演员，更是一座丰碑！永不谢幕的是他的精神！ 最后一次向全场每个 角落的观众深躬到底 1992年7月16日，焦菊隐导演版《茶馆》在北京首都剧场谢幕。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个瘦弱的身影在舞台中央向全场每个角落的观众深躬到底，并颤巍巍哽咽道：“谢谢观众的宽容！”这个人就是王利发的扮演者、时年65岁的于是之。在场的人为此都有些惊讶，完全没有料到于是之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最急于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含有自责内容的话，而且他在给一位女观众签名时也写到这7个字。 这是于是之在话剧《茶馆》的告别演出。因为于是之当时已患有老年痴呆症，所以演出时嘴巴总是难以控制地不停抽动，而且还出现几次忘词现象，全然没有了巅峰时期的才情。他没有想到演了400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但热情的观众并不在意，谢幕时，大家都万分激动，剧场里响起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和欢呼声，不知是谁打出的“戏剧之魂”的条幅，有人还动情地喊出“王掌柜！永别了！”面对着如此壮观的场面，舞台上的于是之含泪致谢。 那天，不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上也都站满了人。据说，那天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花上150元、相当于剧场当时售票票价的7倍还要多也很难买到1张票。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非常遗憾地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戏结束以后，向剧场工作人员提出请求，争着涌入剧场的观众席里，最后再看上演员一眼。于是之曾撰文回忆道：“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去。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他的那句“感谢观众的宽容”日后竟然成了人艺一代又一代演员谢幕时的“潜台词”。 1996年下半年，北京人艺着手排练话剧《冰糖葫芦》，由梁秉�执笔编剧。排练之前，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提出邀请已经患病的于是之担任艺术指导，并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戏不多的过场角色，甚至是坐着轮椅露个相儿也好，希望梁秉�能做做工作。梁秉�回忆说：“我当时心里实在没有把握，表示只能试试看再说。毕竟那时，于是之的老年痴呆症已经开始显露出一些不良症兆，最后一次演出《茶馆》时几次在台上忘记台词。他痛苦地认为这种在戏剧生涯中出现的毛病，是在告诫自己从此以后不要再演戏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一再考虑要不要跟他说和怎么跟他说关于扮演《冰糖葫芦》群众角色的事，确乎是有点儿犯了愁。” “用观众的说法，于是之只要出场，本身就是壮举。”梁秉�也没想到于是之很爽快地答应了邀请：“他能演我们都非常高兴。我对他说：‘你放心，我给你写的台词不超过10句，每句不超过4个字。’他连连点头称是。”在戏里，于是之和朱琳演一对高级知识分子，上午出去散步，总要提醒对方不要忘带钥匙。一天回家的时候老爷子找不到钥匙了，就埋怨是老伴拿错了钥匙，最后却在自己兜里找到了，是一个有生活趣味的小片断。 “排练的时候，一开始对词很顺利，没有什么麻烦。于是之好几年没演戏了，显得挺高兴。”梁秉�讲述当时的情形：“但一到走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于是之老是对不上词，特别是总说不上‘钥匙’这个词。5分钟的戏，排了一个钟头都排不下来。有的人不耐烦了，但没有表现出来。全场的人盯着他，白花花的灯光打在于是之的脸上，汗滴大颗大颗地冒出来，可他就是一句台词都说不出来。”同为话剧演员的老朋友王宏韬看他瘦得皮包骨，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我（王宏韬）突然意识到，他是程疯子了，我当时就想，到底是于是之在演程疯子（《龙须沟》中的一个人物）呢？还是程疯子在演于是之？”王宏韬回忆道。 突然，于是之激动起来，站在场中间，对着导演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导演赶忙解释：“你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排得挺好，基本上差不多了，从头儿顺一顺就可以过了嘛。”于是之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很难看。 这时候刚好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梁秉�和李曼宜把包子和稀饭送到于是之面前，但他一口都不吃，也不吭声，坐在椅子上，望着楼窗外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梁秉�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痛苦。人是有命运的吗？也许，有时在命运面前，我们只能是束手无策。我觉得，这真是老天爷给他的不应该有的惩罚”。 在那之后，排练很快结束。于是之带病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冰糖葫芦》正式公演，除了北京还到天津、上海演出共20多场。于是之的病越来越重，常常说不出“钥匙”这个词，需要朱琳帮着他。有一次，他又说不出来，朱琳马上问他：“你是不是找钥匙？”于是之点点头，居然说出两个字：“当然。”后台剧组的人马上兴奋地奔走相告。《冰糖葫芦》是于是之留给人们的最后话剧记忆，从此他没有再登上过一生眷恋的舞台。 “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了，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得病之初，于是之曾无奈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还曾幽默地说：“我这人官不大，怎么跟里根得一样的病呀？”1999年，于是之正在家中吃饭时摔倒在地，他的老伴李曼宜上前扶他，结果也被重重摔倒，腰部受伤，二人都住进了医院。后来于是之严重失语，几乎就如同植物人一样，长年卧病在床，全靠比于是之还年长的老伴李曼宜天天为他按摩，陪他说话。戏演不成了，于是之还艰难地坚持着写字，直到写出来的字连自己都认不得。李曼宜说：“他是不甘心呀！” 作为演员，于是之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紧接地气的角色，无愧为富于北京味和平民气质的人艺风格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从生病到去世，他与病魔整整抗争了20年。20年间，多少演员被捧为大师，又有多少演员活跃在舞台上，可是提起于是之，圈中人无不敬仰有之。曹禺曾言：“《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于是之是撑持这瑰宝的平民艺术家。”在这位平民艺术家的工作名片上，绝少那些精心的修饰用语，比如像“一级”、“著名”、“院长”、“享受津贴”等等之类，却只有普普通通的5个字――“演员于是之”。 在中国话剧90周年座谈会上，面对众人的尊崇，于是之说：“我就是一个演员，不要给我什么‘划时代’、‘北京人艺的代表’这些称号。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排练场上焦菊隐先生说‘错了’，我就重来；说‘对了’，我就完成了。我把每个角色都从零开始演起，每句台词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准。” 牛大王・程疯子・王掌柜 于是之在从艺的40年里塑造了各种平民的形象。他一直保留着一个北京平民的生活习惯，很少去理发店，他喜欢在路边的剃头摊子上理发，像普通人一样跟理发师傅聊天。他熟悉普通百姓的一言一行，了解他们的一点一滴，这也成为他在舞台上塑造角色的宝贵财富。 于是之是北京人艺乡土生活化表演风格的杰出代表，从不自诩为“大师”的平民艺术家。再小的角色碰上演员于是之，都会在舞台上变成人人都记得住的经典。他谦虚的做事态度与其成长经历很有关系。于是之曾言：“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他生下100天时，从戎的父亲就因阵亡离他而去。从此，孤儿寡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过着“一当，二押，三卖，四借”的穷苦生活。他曾回忆说：“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她们都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虽然他的家庭贫苦又缺乏文化气息，但于是之极为好学上进。后来家里迁至北平，他曾在北平孔德小学读书，毕业于北师附小。初中就读于北平师大附中，15岁那年因家贫辍学，去给一个日本仓库当“华人佣工”。再后来，过去的同学又给他找到在伪衙门里当抄抄写写的小录事的工作。 在这样艰难的境遇里，于是之如饥似渴地读书。还在中学期间，他就迷上中国古典文学与音韵学，梦想长大后当个学者。找工作期间，几位好友曾带他混进辅仁大学听课。16岁当了小录事之后，他又在晚间去夜校学习法语和法兰西文学。每天上下班的长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背古文或法文单词。 1944年夏天，法文夜校放暑假了。于是之的老同学拉他去演戏，在法国剧本《牛大王》里演男主角――一个穷青年。他想这不难，就答应了。没想到，他从此迷上了演戏。后来，于是之专门就这段经历写了一篇题为《我主演“牛大王”》的短文，笑中带泪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演《牛大王》时，我在沦陷区的衙门里当小公务员，挺苦的。过去的同学们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叫我也看，我看了，看不下去，告诉他们：“我没有‘少年’。” 人说外甥像舅，于是之得了他的舅舅、“话剧皇帝”石挥的遗传。于是之自己在《信笔写出来的》一文中说：“他不是我的亲舅舅，我母亲的娘家姓任不姓石。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母亲管他母亲叫四姨，我则称他的母亲为姨婆婆。”不过，他们确是亲戚，两家来往密切，从相片上看于是之和石挥长得很像。于是之从小受到石挥、石诚兄弟不少感染和帮助，热爱戏剧，先被同学拉去演戏，后来抗战胜利了，伪衙门的小录事没得做了，石挥的弟弟石诚就把他拉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参与《蜕变》、《以身作则》等剧的演出。那年他18岁，这是他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 1947年，于是之进入北平艺术馆，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的演出。 1948年春节，于是之家里依然是“吃上顿没下顿，经常揭不开锅”。这时，好友黄宗江给他们母子送来了一条鲜鱼，于是之的母亲立即把鲜鱼收拾干净红烧好，等着儿子回来一起吃。于是之在剧团演戏挣钱，春节演出很多，从初一到初四都没回来。这几天，每当吃饭的时候，他的母亲都要热上一遍那条鱼，摆在桌子上，一边急着等儿子回来，一边顺手把鱼里的刺一根根拣出来――鱼上的肉一块都不动，而且保持了原形。初五的中午，于是之回家了。母亲再一次把鱼端上桌子来，让儿子趁热吃。当于是之发现鱼里已经连一根刺也没有了的时候，赶忙放下筷子，再看看母亲那张苍白的、布满皱纹的瘦脸，心头一阵发紧，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这年底，就在北平城快要解放之前，他的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于是之说过这样的话：“我演戏，母亲是知道的，但没有看过，她更不知道演戏竟成了我一辈子的事。然而在我，却总觉得母亲的一生对我的演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她是我认识生活、认识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1949年2月，于是之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1951年他在话剧《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使该角色深入人心。同年，他在歌剧《长征》中饰演毛泽东，是建国后最早饰演毛泽东的演员。 当年，北京人艺要排老舍的《龙须沟》，分配于是之演程疯子，对他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之曾说：“剧本的第一遍朗读，已经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这以后，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想起许多故人往事：四嫂子让我想起我的母亲，王大妈也让我想到我的一位亲戚……” 即使有生活根底，像于是之般没有经验的年轻演员，要演好性格复杂的程疯子也不容易。幸亏，他碰上了焦菊隐这样的好导演。焦先生让剧组去体验生活，说：“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这话使于是之茅塞顿开。 都说“先有《龙须沟》，后有北京人艺”，之所以这么讲，一是因为《龙须沟》公演于1951年，北京人艺成立于1952年；二是因为《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郑榕曾和于是之合作过《龙须沟》《雷雨》《虎符》《女店员》《茶馆》等多部剧目，于是之给郑榕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爱观察生活，爱学习”，“《龙须沟》里的程疯子，《骆驼祥子》里的老马和《茶馆》里的王掌柜，可以说是于是之最为成功的3个角色。于是之早些时候过过很苦的日子，他对苦难的生活很熟悉，而且特别爱学习，每次排戏都写一厚摞排练笔记。程疯子这个人物在老舍先生的剧本里是这样的：‘他有点神神气气的，不会以劳动换钱，可常帮忙别人。他会唱，尤以数来宝见长……原是相当不错的艺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说程疯子是艺人，但没说他是什么艺人，是于是之通过很长时间泡茶馆、找资料、找民间艺人们聊天，才确定了程疯子是旗人子弟，唱单弦的――清朝末年，许多单弦艺人都是家道中落的旗人，他们保存着旧时的生活习气，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后来，于是之为程疯子写了6000字人物小传，才把这个纸上人物请到了台上。” 1957年底，《茶馆》开排，导演焦菊隐挑选于是之演主角，扮演“做了一辈子顺民”的王掌柜。于是之非常喜欢《茶馆》这个剧本和王掌柜这个角色，让他一下就想起了小时同院的邻居陈大爷。陈大爷在于是之上的小学里当校工，看门房兼司摇铃，精明能干，从不放松对学生的种种“纪律教育”――他穿着干净，夏天一身雪白裤褂，也要用黑腿带扎起裤脚，再配上白袜、黑鞋，黑白分明，一如他那双精明的眼睛。为排演《茶馆》，于是之去拜访了他。于是之曾说：“譬如王利发第二幕的手，一种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人的手，便是我从陈大爷的身上‘剽窃’来的。一个演员捕捉到一个对角色最恰当的手势，是多么要紧的啊！” 于是之一边读剧本，一边冥思苦想，积存在心里几乎要被他忘却的故人一个个呈现在眼前，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这就要再向生活挖掘，不断滋养自己的角色，使它渐渐在心里成长起来。于是之一直铭记焦菊隐所说的：“要想生活于角色，先要叫角色生活于自己。要想创造形象，首先得有心象。”他非常准确地掌握了焦菊隐导演学说的精髓，并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 老舍原先给《茶馆》设想的结尾是，说书人是革命者，在宣传革命时，不幸暴露。王掌柜为掩护革命者，奋力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在“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加强剧本的革命性，老舍这样写一个“光明的尾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于是之越想越觉得不太妥当。当老舍一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犹豫再三，终于鼓足勇气说，结尾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话沧桑”，然后王掌柜就进屋上吊了。老舍当时没说什么，可几天之后就把于是之找了去，兴奋地告诉他，结尾重新写出来了，“三个老头尽情话沧桑”之后，是“三个老头漫天撒纸钱”。 1958年春，话剧《茶馆》在北京首演，于是之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从那时候起，他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上，从北京一路演到欧洲，说着不同语言的观众都为他叫好。王掌柜是他一辈子最出名的角色，奠定了他在话剧表演艺术上的地位。在著名演员濮存昕看来，“王利发从角色到演员之间的饱满与融合，创造了舞台艺术的典范，以至于这个角色成了谈戏剧表演就不能不谈《茶馆》。” 剧作者老舍看完演出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里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挥毫写下了一帧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于是之收到条幅之后，竟然一声不吭，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此事，更没有马上装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而是悄然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这一锁就是30个春夏秋冬，与他接触较多的同事们、朋友们、亲戚们也一无所知。这件事一直到为了要长久保存条幅而拿去装裱的时候，才被公开出来。 “话剧界的梅兰芳” 践行“人”与“艺” 于是之的一生，有舞台角色的华彩，也有领导角色的无奈。从1985年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名义上，曹禺是正式的院长，他是第一副院长，但担任实际工作的是他。这期间，于是之用他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导演，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但同时，复杂繁琐的行政工作也时常让他疲于应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于是之是个好好先生，为人宽厚，善良心软。他当副院长时，有一次出国演出，有位演员争着要去，他心一软，就把这人的名字加上去了，把另外一人划了下去。可划掉的那个人又来找他，质问为什么把他划掉，他只好改正过来，结果被划掉的人又来找他，弄得他两头不讨好，进退两难。表演艺术家苏民说：“于是之一辈子当演员就得其所哉了。” 于是之被观众誉为“话剧界的梅兰芳”、“话剧之神”。他1985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为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1989年荣获中国话剧金狮奖“演员荣誉奖”，2006年荣获“表演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有人说，北京人艺的黄金一代不乏个性艺术大家，儒雅的蓝天野、耿直的郑榕、睿智的英若诚、刚劲的刁光覃，但最配“平民艺术”4个字的则非于是之莫属，他的成功角色足以让他成为人艺的“人”和人艺的“艺”的代言。 据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回忆，某年的一天，某记者到于是之家里采访，架好了高档摄像机，请于老坐到书桌前，摆一副认真读书的模样，赞扬于是之人虽年事已高，仍不辍认真读书学习，“与时俱进”，堪为楷模的“事迹”。出乎该记者意料之外的是，于老竟然拒绝“配合”入镜。于老说：“这是作假，我不能配合。因为我最近很少读书，如果表扬我读书不止，绝对是作假。如果哪天我真的在认真读书之时，你们能偷拍到我在‘认真读书’的镜头，表扬我，我一定很高兴。” 有一次，于是之和几位评论家去游长城，在路上随便聊起天来。一位评论家说：“于大师，您为密云水库所题‘醉碧’两字挺飘逸，赐我一张墨宝吧？”于是之在回答了请求之后说：“你喊我‘大师’，是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另一位同行者说：“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于是之赶忙说：“请你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普通演员……” 2013年1月20日17时19分，于是之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86岁。他踏雪驾鹤而去，与他共生，影响他并受到他影响的话剧艺术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北京人艺的一个时代也随之终结。欣慰的是，北京人艺以于是之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已开拓出一片艺术空间，新一代表演艺术家正在成长。文
灵车缓缓绕首都剧场一周，众人鞠躬、鞠躬、再鞠躬。在舞台上为观众鞠了一辈子躬的于是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自发而来的戏剧界人士和普通观众的致敬。人群中有人亮出条幅“于无声处，千古是之”。 于是之生前，很抗拒被人称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或“大师”，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演员。当年，在“封箱戏”演出时，他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嘴部的抽搐让他难以把台词说得平顺，而观众热情不减，他在谢幕时长时间鞠躬不起：“感谢观众的宽容！”……缠绵病榻10多年的他，再不复当年的妙语连珠，无奈而感伤地写道：“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了，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 人生就是一场戏。当年，一代表演艺术家以近乎悲壮的方式告别了挚爱一生的舞台；而今，这位“话剧界的梅兰芳”踏雪西去，在天国重张力作《茶馆》。 于是之是一个演员，更是一座丰碑！永不谢幕的是他的精神！ 最后一次向全场每个 角落的观众深躬到底 1992年7月16日，焦菊隐导演版《茶馆》在北京首都剧场谢幕。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个瘦弱的身影在舞台中央向全场每个角落的观众深躬到底，并颤巍巍哽咽道：“谢谢观众的宽容！”这个人就是王利发的扮演者、时年65岁的于是之。在场的人为此都有些惊讶，完全没有料到于是之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最急于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含有自责内容的话，而且他在给一位女观众签名时也写到这7个字。 这是于是之在话剧《茶馆》的告别演出。因为于是之当时已患有老年痴呆症，所以演出时嘴巴总是难以控制地不停抽动，而且还出现几次忘词现象，全然没有了巅峰时期的才情。他没有想到演了400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但热情的观众并不在意，谢幕时，大家都万分激动，剧场里响起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和欢呼声，不知是谁打出的“戏剧之魂”的条幅，有人还动情地喊出“王掌柜！永别了！”面对着如此壮观的场面，舞台上的于是之含泪致谢。 那天，不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上也都站满了人。据说，那天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花上150元、相当于剧场当时售票票价的7倍还要多也很难买到1张票。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非常遗憾地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戏结束以后，向剧场工作人员提出请求，争着涌入剧场的观众席里，最后再看上演员一眼。于是之曾撰文回忆道：“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去。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他的那句“感谢观众的宽容”日后竟然成了人艺一代又一代演员谢幕时的“潜台词”。 1996年下半年，北京人艺着手排练话剧《冰糖葫芦》，由梁秉�执笔编剧。排练之前，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提出邀请已经患病的于是之担任艺术指导，并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戏不多的过场角色，甚至是坐着轮椅露个相儿也好，希望梁秉�能做做工作。梁秉�回忆说：“我当时心里实在没有把握，表示只能试试看再说。毕竟那时，于是之的老年痴呆症已经开始显露出一些不良症兆，最后一次演出《茶馆》时几次在台上忘记台词。他痛苦地认为这种在戏剧生涯中出现的毛病，是在告诫自己从此以后不要再演戏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一再考虑要不要跟他说和怎么跟他说关于扮演《冰糖葫芦》群众角色的事，确乎是有点儿犯了愁。” “用观众的说法，于是之只要出场，本身就是壮举。”梁秉�也没想到于是之很爽快地答应了邀请：“他能演我们都非常高兴。我对他说：‘你放心，我给你写的台词不超过10句，每句不超过4个字。’他连连点头称是。”在戏里，于是之和朱琳演一对高级知识分子，上午出去散步，总要提醒对方不要忘带钥匙。一天回家的时候老爷子找不到钥匙了，就埋怨是老伴拿错了钥匙，最后却在自己兜里找到了，是一个有生活趣味的小片断。 “排练的时候，一开始对词很顺利，没有什么麻烦。于是之好几年没演戏了，显得挺高兴。”梁秉�讲述当时的情形：“但一到走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于是之老是对不上词，特别是总说不上‘钥匙’这个词。5分钟的戏，排了一个钟头都排不下来。有的人不耐烦了，但没有表现出来。全场的人盯着他，白花花的灯光打在于是之的脸上，汗滴大颗大颗地冒出来，可他就是一句台词都说不出来。”同为话剧演员的老朋友王宏韬看他瘦得皮包骨，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我（王宏韬）突然意识到，他是程疯子了，我当时就想，到底是于是之在演程疯子（《龙须沟》中的一个人物）呢？还是程疯子在演于是之？”王宏韬回忆道。 突然，于是之激动起来，站在场中间，对着导演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导演赶忙解释：“你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排得挺好，基本上差不多了，从头儿顺一顺就可以过了嘛。”于是之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很难看。 这时候刚好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梁秉�和李曼宜把包子和稀饭送到于是之面前，但他一口都不吃，也不吭声，坐在椅子上，望着楼窗外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梁秉�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痛苦。人是有命运的吗？也许，有时在命运面前，我们只能是束手无策。我觉得，这真是老天爷给他的不应该有的惩罚”。 在那之后，排练很快结束。于是之带病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冰糖葫芦》正式公演，除了北京还到天津、上海演出共20多场。于是之的病越来越重，常常说不出“钥匙”这个词，需要朱琳帮着他。有一次，他又说不出来，朱琳马上问他：“你是不是找钥匙？”于是之点点头，居然说出两个字：“当然。”后台剧组的人马上兴奋地奔走相告。《冰糖葫芦》是于是之留给人们的最后话剧记忆，从此他没有再登上过一生眷恋的舞台。 “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了，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得病之初，于是之曾无奈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还曾幽默地说：“我这人官不大，怎么跟里根得一样的病呀？”1999年，于是之正在家中吃饭时摔倒在地，他的老伴李曼宜上前扶他，结果也被重重摔倒，腰部受伤，二人都住进了医院。后来于是之严重失语，几乎就如同植物人一样，长年卧病在床，全靠比于是之还年长的老伴李曼宜天天为他按摩，陪他说话。戏演不成了，于是之还艰难地坚持着写字，直到写出来的字连自己都认不得。李曼宜说：“他是不甘心呀！” 作为演员，于是之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紧接地气的角色，无愧为富于北京味和平民气质的人艺风格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从生病到去世，他与病魔整整抗争了20年。20年间，多少演员被捧为大师，又有多少演员活跃在舞台上，可是提起于是之，圈中人无不敬仰有之。曹禺曾言：“《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于是之是撑持这瑰宝的平民艺术家。”在这位平民艺术家的工作名片上，绝少那些精心的修饰用语，比如像“一级”、“著名”、“院长”、“享受津贴”等等之类，却只有普普通通的5个字――“演员于是之”。 在中国话剧90周年座谈会上，面对众人的尊崇，于是之说：“我就是一个演员，不要给我什么‘划时代’、‘北京人艺的代表’这些称号。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排练场上焦菊隐先生说‘错了’，我就重来；说‘对了’，我就完成了。我把每个角色都从零开始演起，每句台词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准。” 牛大王・程疯子・王掌柜 于是之在从艺的40年里塑造了各种平民的形象。他一直保留着一个北京平民的生活习惯，很少去理发店，他喜欢在路边的剃头摊子上理发，像普通人一样跟理发师傅聊天。他熟悉普通百姓的一言一行，了解他们的一点一滴，这也成为他在舞台上塑造角色的宝贵财富。 于是之是北京人艺乡土生活化表演风格的杰出代表，从不自诩为“大师”的平民艺术家。再小的角色碰上演员于是之，都会在舞台上变成人人都记得住的经典。他谦虚的做事态度与其成长经历很有关系。于是之曾言：“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他生下100天时，从戎的父亲就因阵亡离他而去。从此，孤儿寡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过着“一当，二押，三卖，四借”的穷苦生活。他曾回忆说：“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她们都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虽然他的家庭贫苦又缺乏文化气息，但于是之极为好学上进。后来家里迁至北平，他曾在北平孔德小学读书，毕业于北师附小。初中就读于北平师大附中，15岁那年因家贫辍学，去给一个日本仓库当“华人佣工”。再后来，过去的同学又给他找到在伪衙门里当抄抄写写的小录事的工作。 在这样艰难的境遇里，于是之如饥似渴地读书。还在中学期间，他就迷上中国古典文学与音韵学，梦想长大后当个学者。找工作期间，几位好友曾带他混进辅仁大学听课。16岁当了小录事之后，他又在晚间去夜校学习法语和法兰西文学。每天上下班的长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背古文或法文单词。 1944年夏天，法文夜校放暑假了。于是之的老同学拉他去演戏，在法国剧本《牛大王》里演男主角――一个穷青年。他想这不难，就答应了。没想到，他从此迷上了演戏。后来，于是之专门就这段经历写了一篇题为《我主演“牛大王”》的短文，笑中带泪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演《牛大王》时，我在沦陷区的衙门里当小公务员，挺苦的。过去的同学们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叫我也看，我看了，看不下去，告诉他们：“我没有‘少年’。” 人说外甥像舅，于是之得了他的舅舅、“话剧皇帝”石挥的遗传。于是之自己在《信笔写出来的》一文中说：“他不是我的亲舅舅，我母亲的娘家姓任不姓石。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母亲管他母亲叫四姨，我则称他的母亲为姨婆婆。”不过，他们确是亲戚，两家来往密切，从相片上看于是之和石挥长得很像。于是之从小受到石挥、石诚兄弟不少感染和帮助，热爱戏剧，先被同学拉去演戏，后来抗战胜利了，伪衙门的小录事没得做了，石挥的弟弟石诚就把他拉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参与《蜕变》、《以身作则》等剧的演出。那年他18岁，这是他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 1947年，于是之进入北平艺术馆，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的演出。 1948年春节，于是之家里依然是“吃上顿没下顿，经常揭不开锅”。这时，好友黄宗江给他们母子送来了一条鲜鱼，于是之的母亲立即把鲜鱼收拾干净红烧好，等着儿子回来一起吃。于是之在剧团演戏挣钱，春节演出很多，从初一到初四都没回来。这几天，每当吃饭的时候，他的母亲都要热上一遍那条鱼，摆在桌子上，一边急着等儿子回来，一边顺手把鱼里的刺一根根拣出来――鱼上的肉一块都不动，而且保持了原形。初五的中午，于是之回家了。母亲再一次把鱼端上桌子来，让儿子趁热吃。当于是之发现鱼里已经连一根刺也没有了的时候，赶忙放下筷子，再看看母亲那张苍白的、布满皱纹的瘦脸，心头一阵发紧，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这年底，就在北平城快要解放之前，他的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于是之说过这样的话：“我演戏，母亲是知道的，但没有看过，她更不知道演戏竟成了我一辈子的事。然而在我，却总觉得母亲的一生对我的演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她是我认识生活、认识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1949年2月，于是之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1951年他在话剧《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使该角色深入人心。同年，他在歌剧《长征》中饰演毛泽东，是建国后最早饰演毛泽东的演员。 当年，北京人艺要排老舍的《龙须沟》，分配于是之演程疯子，对他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之曾说：“剧本的第一遍朗读，已经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这以后，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想起许多故人往事：四嫂子让我想起我的母亲，王大妈也让我想到我的一位亲戚……” 即使有生活根底，像于是之般没有经验的年轻演员，要演好性格复杂的程疯子也不容易。幸亏，他碰上了焦菊隐这样的好导演。焦先生让剧组去体验生活，说：“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这话使于是之茅塞顿开。 都说“先有《龙须沟》，后有北京人艺”，之所以这么讲，一是因为《龙须沟》公演于1951年，北京人艺成立于1952年；二是因为《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郑榕曾和于是之合作过《龙须沟》《雷雨》《虎符》《女店员》《茶馆》等多部剧目，于是之给郑榕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爱观察生活，爱学习”，“《龙须沟》里的程疯子，《骆驼祥子》里的老马和《茶馆》里的王掌柜，可以说是于是之最为成功的3个角色。于是之早些时候过过很苦的日子，他对苦难的生活很熟悉，而且特别爱学习，每次排戏都写一厚摞排练笔记。程疯子这个人物在老舍先生的剧本里是这样的：‘他有点神神气气的，不会以劳动换钱，可常帮忙别人。他会唱，尤以数来宝见长……原是相当不错的艺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说程疯子是艺人，但没说他是什么艺人，是于是之通过很长时间泡茶馆、找资料、找民间艺人们聊天，才确定了程疯子是旗人子弟，唱单弦的――清朝末年，许多单弦艺人都是家道中落的旗人，他们保存着旧时的生活习气，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后来，于是之为程疯子写了6000字人物小传，才把这个纸上人物请到了台上。” 1957年底，《茶馆》开排，导演焦菊隐挑选于是之演主角，扮演“做了一辈子顺民”的王掌柜。于是之非常喜欢《茶馆》这个剧本和王掌柜这个角色，让他一下就想起了小时同院的邻居陈大爷。陈大爷在于是之上的小学里当校工，看门房兼司摇铃，精明能干，从不放松对学生的种种“纪律教育”――他穿着干净，夏天一身雪白裤褂，也要用黑腿带扎起裤脚，再配上白袜、黑鞋，黑白分明，一如他那双精明的眼睛。为排演《茶馆》，于是之去拜访了他。于是之曾说：“譬如王利发第二幕的手，一种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人的手，便是我从陈大爷的身上‘剽窃’来的。一个演员捕捉到一个对角色最恰当的手势，是多么要紧的啊！” 于是之一边读剧本，一边冥思苦想，积存在心里几乎要被他忘却的故人一个个呈现在眼前，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这就要再向生活挖掘，不断滋养自己的角色，使它渐渐在心里成长起来。于是之一直铭记焦菊隐所说的：“要想生活于角色，先要叫角色生活于自己。要想创造形象，首先得有心象。”他非常准确地掌握了焦菊隐导演学说的精髓，并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 老舍原先给《茶馆》设想的结尾是，说书人是革命者，在宣传革命时，不幸暴露。王掌柜为掩护革命者，奋力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在“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加强剧本的革命性，老舍这样写一个“光明的尾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于是之越想越觉得不太妥当。当老舍一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犹豫再三，终于鼓足勇气说，结尾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话沧桑”，然后王掌柜就进屋上吊了。老舍当时没说什么，可几天之后就把于是之找了去，兴奋地告诉他，结尾重新写出来了，“三个老头尽情话沧桑”之后，是“三个老头漫天撒纸钱”。 1958年春，话剧《茶馆》在北京首演，于是之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从那时候起，他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上，从北京一路演到欧洲，说着不同语言的观众都为他叫好。王掌柜是他一辈子最出名的角色，奠定了他在话剧表演艺术上的地位。在著名演员濮存昕看来，“王利发从角色到演员之间的饱满与融合，创造了舞台艺术的典范，以至于这个角色成了谈戏剧表演就不能不谈《茶馆》。” 剧作者老舍看完演出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里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挥毫写下了一帧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于是之收到条幅之后，竟然一声不吭，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此事，更没有马上装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而是悄然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这一锁就是30个春夏秋冬，与他接触较多的同事们、朋友们、亲戚们也一无所知。这件事一直到为了要长久保存条幅而拿去装裱的时候，才被公开出来。 “话剧界的梅兰芳” 践行“人”与“艺” 于是之的一生，有舞台角色的华彩，也有领导角色的无奈。从1985年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名义上，曹禺是正式的院长，他是第一副院长，但担任实际工作的是他。这期间，于是之用他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导演，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但同时，复杂繁琐的行政工作也时常让他疲于应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于是之是个好好先生，为人宽厚，善良心软。他当副院长时，有一次出国演出，有位演员争着要去，他心一软，就把这人的名字加上去了，把另外一人划了下去。可划掉的那个人又来找他，质问为什么把他划掉，他只好改正过来，结果被划掉的人又来找他，弄得他两头不讨好，进退两难。表演艺术家苏民说：“于是之一辈子当演员就得其所哉了。” 于是之被观众誉为“话剧界的梅兰芳”、“话剧之神”。他1985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为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1989年荣获中国话剧金狮奖“演员荣誉奖”，2006年荣获“表演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有人说，北京人艺的黄金一代不乏个性艺术大家，儒雅的蓝天野、耿直的郑榕、睿智的英若诚、刚劲的刁光覃，但最配“平民艺术”4个字的则非于是之莫属，他的成功角色足以让他成为人艺的“人”和人艺的“艺”的代言。 据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回忆，某年的一天，某记者到于是之家里采访，架好了高档摄像机，请于老坐到书桌前，摆一副认真读书的模样，赞扬于是之人虽年事已高，仍不辍认真读书学习，“与时俱进”，堪为楷模的“事迹”。出乎该记者意料之外的是，于老竟然拒绝“配合”入镜。于老说：“这是作假，我不能配合。因为我最近很少读书，如果表扬我读书不止，绝对是作假。如果哪天我真的在认真读书之时，你们能偷拍到我在‘认真读书’的镜头，表扬我，我一定很高兴。” 有一次，于是之和几位评论家去游长城，在路上随便聊起天来。一位评论家说：“于大师，您为密云水库所题‘醉碧’两字挺飘逸，赐我一张墨宝吧？”于是之在回答了请求之后说：“你喊我‘大师’，是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另一位同行者说：“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于是之赶忙说：“请你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普通演员……” 2013年1月20日17时19分，于是之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86岁。他踏雪驾鹤而去，与他共生，影响他并受到他影响的话剧艺术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北京人艺的一个时代也随之终结。欣慰的是，北京人艺以于是之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已开拓出一片艺术空间，新一代表演艺术家正在成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