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现实大于想象力的时代，尽管层出不穷、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社会新闻，将我们的感官世界和内心世界“磨损”得日渐麻木和冷漠――不时有人感叹：还有什么样的残酷和恶不会发生呢？而对一切熟视无睹或者漠然处之的态度则是开在这个时代身上的“恶之花”――但是，处在时代夹缝中的文学，有时会穿透社会新闻或人间悲喜，展示出它独特的悲悯和忧伤来，这悲悯和忧伤也许隐秘而微弱，但它总在提醒靠近它的人们：保持自己的敏感和善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是对抗“恶之花”的一味良药。
李新立的散文《脆弱的石头》记叙的是这样一件事：矿山装卸工小张在作业时，被山顶滚落的浮石砸中了小腿，小腿粉碎性骨折，没能保住，截肢，小张残疾了。从一个健全人瞬间变成残疾人，小张的痛苦不言而喻。这是一次工伤事故，矿山负责。小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留在矿山看守仓库，每月有收入；一种是一次性领取四万多元的赔偿金后，自谋出路。小张并不愿意选第二种，但他“坚强”的妻子执意要一次性领取赔偿金，否则跟小张离婚。小张选择了第二种后，离开矿山了。
应该说，这个平常而残酷的故事，与那些更残酷更离奇的故事相比，连新闻都算不上。假使这个故事还有那么一点“新闻性”，值得记者来采写的话，那么这则故事就会变成我上面的复述文字――成为一则没有情感温度和叙述感染力的新闻。但是，当这个故事在李新立的笔下成为一篇文学作品时，它却显示出文学的悲悯和忧伤来，拥有了让人触动和感慨的力量。
同样是文字，同样是语言的叙述，一个“公事公办”、不冷不热；一个饱含悲悯、充满忧伤，这悲悯和忧伤从何而来？就我理解，文学它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经验、情感中最隐秘、最动人的一角。以《脆弱的石头》为例，文字的悲悯和忧伤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来自有血有肉的叙述者“我”的出现。“我”是文章的叙述者，是矿山总部办公室文员，协助领导处理这次事故，也是此事的见闻者。“我”的出现，让这个故事表现的维度多起来：事故的发生、抢救、接待小张妻子、探访小张穷困的家等等，这些维度让一个矿山的个人事故变成了一个人物的命运故事；更重要的是，“我”的出现让这个故事变得有温度和态度来，“我”并不建议小张一次性领取赔偿金，担心小张以后的生活没保障；我在把钱交给小张时，看着小张一生中可能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现金时的紧张和兴奋，叮咛他保管好。文章最后，“我”写道：“时间真快，到二○一二年，我也失业漂泊了，但有些事情一生总难以忘却。比如，二○○四年的这件事情――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否。”这是一段点睛之笔，“我”也是一个生活的失意者，也“失业飘泊”了，但我仍记挂着小张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否”？文章到这里，所有的悲悯和忧伤都涌出来了，弱者对弱者的同情，让人触动。
《脆弱的石头》中的“我”，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孔乙己》中的“我”――那个小伙计，孔乙己的悲剧生命就是通过“我”叙述出来的，“我”是见闻者――让故事真实；“我”也是瞧不上孔乙己的人――让故事有了温度。所以《脆弱的石头》中的“我”与《孔乙己》中的“我”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文学的力量――悲悯和忧伤――就是从这些细小的表达中渗透出来的。而在新闻或者其他非文学的表述中，是很少见到这样的“我”的。
另一方面来自文学保守自己的秘密。《脆弱的石头》表现出了一种忧伤的情怀――为那对不幸的夫妻担忧，这情怀是通过对人物不可捉摸的内心的叙述达到的。小张老实，家穷，怕老婆；妻子“坚强”，丈夫出事了，不闻不问，也不伤心，本来从长远来说，丈夫继续在矿山做事往后的日子更稳当，但妻子要求丈夫一次性领取赔偿金，用离婚要挟，为了将家维持下去，丈夫答应了。文章对妻子的叙述，实质上是对人性秘密的一个叙述：妻子为什么执意要做这种不合常理的决定？是对一次性四万元钱的“垂涎”吗？是想骗走钱后抛弃可怜的小张吗？他们最终的结局会如何呢？这是问题都成为文章的秘密，也成为读者思索的问题，最终也成为文学的魅力所在――发现并保留人性和生活的秘密。而新闻故事不同，它的目的是揭露秘密并公开秘密。
文学的优势在于保守自己的秘密，这个观点是美国著名评论家希利斯・米勒的，他认为隐藏秘密，永不揭示它们，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俄国的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也在追问：“是什么东西使一段语言叙述成为艺术品？”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是语言的诗性――语言的诗性是最接近语言的――使一段叙述成为艺术品。如果跳出语言学，至少我们还可以做出推断：文学对自己秘密的保守以及独一无二的排他性的个体的叙述，也会使一段叙述成为艺术品。
就像我们提到的这篇散文《脆弱的石头》。石头很脆弱吗？
石华鹏，文学评论家，现居福建福州。
在这个现实大于想象力的时代，尽管层出不穷、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社会新闻，将我们的感官世界和内心世界“磨损”得日渐麻木和冷漠――不时有人感叹：还有什么样的残酷和恶不会发生呢？而对一切熟视无睹或者漠然处之的态度则是开在这个时代身上的“恶之花”――但是，处在时代夹缝中的文学，有时会穿透社会新闻或人间悲喜，展示出它独特的悲悯和忧伤来，这悲悯和忧伤也许隐秘而微弱，但它总在提醒靠近它的人们：保持自己的敏感和善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是对抗“恶之花”的一味良药。
李新立的散文《脆弱的石头》记叙的是这样一件事：矿山装卸工小张在作业时，被山顶滚落的浮石砸中了小腿，小腿粉碎性骨折，没能保住，截肢，小张残疾了。从一个健全人瞬间变成残疾人，小张的痛苦不言而喻。这是一次工伤事故，矿山负责。小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留在矿山看守仓库，每月有收入；一种是一次性领取四万多元的赔偿金后，自谋出路。小张并不愿意选第二种，但他“坚强”的妻子执意要一次性领取赔偿金，否则跟小张离婚。小张选择了第二种后，离开矿山了。
应该说，这个平常而残酷的故事，与那些更残酷更离奇的故事相比，连新闻都算不上。假使这个故事还有那么一点“新闻性”，值得记者来采写的话，那么这则故事就会变成我上面的复述文字――成为一则没有情感温度和叙述感染力的新闻。但是，当这个故事在李新立的笔下成为一篇文学作品时，它却显示出文学的悲悯和忧伤来，拥有了让人触动和感慨的力量。
同样是文字，同样是语言的叙述，一个“公事公办”、不冷不热；一个饱含悲悯、充满忧伤，这悲悯和忧伤从何而来？就我理解，文学它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经验、情感中最隐秘、最动人的一角。以《脆弱的石头》为例，文字的悲悯和忧伤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来自有血有肉的叙述者“我”的出现。“我”是文章的叙述者，是矿山总部办公室文员，协助领导处理这次事故，也是此事的见闻者。“我”的出现，让这个故事表现的维度多起来：事故的发生、抢救、接待小张妻子、探访小张穷困的家等等，这些维度让一个矿山的个人事故变成了一个人物的命运故事；更重要的是，“我”的出现让这个故事变得有温度和态度来，“我”并不建议小张一次性领取赔偿金，担心小张以后的生活没保障；我在把钱交给小张时，看着小张一生中可能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现金时的紧张和兴奋，叮咛他保管好。文章最后，“我”写道：“时间真快，到二○一二年，我也失业漂泊了，但有些事情一生总难以忘却。比如，二○○四年的这件事情――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否。”这是一段点睛之笔，“我”也是一个生活的失意者，也“失业飘泊”了，但我仍记挂着小张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否”？文章到这里，所有的悲悯和忧伤都涌出来了，弱者对弱者的同情，让人触动。
《脆弱的石头》中的“我”，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孔乙己》中的“我”――那个小伙计，孔乙己的悲剧生命就是通过“我”叙述出来的，“我”是见闻者――让故事真实；“我”也是瞧不上孔乙己的人――让故事有了温度。所以《脆弱的石头》中的“我”与《孔乙己》中的“我”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文学的力量――悲悯和忧伤――就是从这些细小的表达中渗透出来的。而在新闻或者其他非文学的表述中，是很少见到这样的“我”的。
另一方面来自文学保守自己的秘密。《脆弱的石头》表现出了一种忧伤的情怀――为那对不幸的夫妻担忧，这情怀是通过对人物不可捉摸的内心的叙述达到的。小张老实，家穷，怕老婆；妻子“坚强”，丈夫出事了，不闻不问，也不伤心，本来从长远来说，丈夫继续在矿山做事往后的日子更稳当，但妻子要求丈夫一次性领取赔偿金，用离婚要挟，为了将家维持下去，丈夫答应了。文章对妻子的叙述，实质上是对人性秘密的一个叙述：妻子为什么执意要做这种不合常理的决定？是对一次性四万元钱的“垂涎”吗？是想骗走钱后抛弃可怜的小张吗？他们最终的结局会如何呢？这是问题都成为文章的秘密，也成为读者思索的问题，最终也成为文学的魅力所在――发现并保留人性和生活的秘密。而新闻故事不同，它的目的是揭露秘密并公开秘密。
文学的优势在于保守自己的秘密，这个观点是美国著名评论家希利斯・米勒的，他认为隐藏秘密，永不揭示它们，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俄国的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也在追问：“是什么东西使一段语言叙述成为艺术品？”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是语言的诗性――语言的诗性是最接近语言的――使一段叙述成为艺术品。如果跳出语言学，至少我们还可以做出推断：文学对自己秘密的保守以及独一无二的排他性的个体的叙述，也会使一段叙述成为艺术品。
就像我们提到的这篇散文《脆弱的石头》。石头很脆弱吗？
石华鹏，文学评论家，现居福建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