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后，我更加勤奋和刻苦学习，渐渐的习惯了每周工作七天的生活，对休闲度假毫无兴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蛀书虫。
退休以后也闲不下来，依旧痴迷于教书，努力去实践“以父母之心育人、帮助学生成功”的追求，仍然没有节假日。
如今年逾古稀，在家人的“强迫”下，不时到公园古刹，赏景观光。近来春城鲜花争艳，特别是“圆通公园”盛开的樱花已挂满了枝头，电视台频频播放“樱花节”的广告。为了先睹为快，和家人一起，于元宵节就去赏景观花。虽然天亮就出发，进了公园才发现，已有许多赏花者先我们而来。
多年未到此地春游，变化真大，眼前的景色仿佛让人觉得置身于仙境，一排粉红色的鲜艳樱花，在朝阳的照射下，在清澈的池水里，映射出了诱人的倒影，立马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幅难得一见的美景，真让人养眼呀！
再往前行，来到了樱花区，在岔路口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圆通花潮”的字样，许多游人争相拍照留念，我乘换人的间歇，拍下了这块巨石。
看见右边的岔路上游客较多，我们就随大流，跟着人群前行。果真是一片花的海洋，人们不满足在花树下留影了，纷纷爬上公园搭建的高台，让自己包围在争奇斗艳的茂密的花丛之中，使自己在照片中成为花海的点缀。
后来看见一些妇女，身着五光十色的奇装异服，摆出各种姿势拍照。她们是要让花来衬托自己的美丽，还是欲与樱花争妍，不得而知，看得出来，她们十分开心。我立即抓拍了几张，她们不仅不为维护肖像权而制止我，而是赞许的点头微笑，显得落落大方。
在返回时，从另一条路回到了“圆通花潮”巨石的岔路口，见几个年轻人对着一块石碑在念叨着什么。我凑过去一看，原来石碑上刻有着名作家李广田的名篇“花潮”的节选。散文不仅写景，还写情，给人以美的享受。
石碑的背面刻有李广田先生的生平事迹，当读到他68年投湖自杀身亡时，几十年前的往事浮现到了眼前。
文革时期，为了把全中国搞乱，进行大串联，大学生可以统统上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云南大学的红五类们为了表现对领袖的忠心和耍威风取乐，突发奇想的叫嚣，为了保卫他们的红司令的安全，不允许“黑五类”进京。各个系和班级争相在公示栏贴出“勒令”，指名道姓的罗列不准进京的“狗崽子”名单，我也被列在其中。记得“通告”这样宣扬：
勒令
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红司令毛主席的安全，今勒令
李XX，何XX，高XX，赵XX
四个“狗仔子”不准进京。
特此通令
XX系X年级红卫兵小队
1966年9月18日
其中的李XX就是笔者。
红五类们欢天喜地的去了首都，“狗崽子”们被强迫到学校农场劳动。记得，第一天我被指派到农场的工具房听差，一大早来就去那里报到，在门外大声喊：“贾师傅在吗？”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以后，对我说：“你是学校体操队的吗？！”我答：“是。”他继续说：“我看过你的表演。被贴勒令了吧？！”因为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再说长时间的压抑，已经养成了不愿多讲话的习惯，我不作答，默默的站着。他再继续说：“家里是大资本家还是大地主？”我以为他在嘲弄我，更是不吭气。他补充说：“说明你的父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呀！”我沉默不语。他可能也觉得没趣，便指挥着我去清理工具。
刚收捡了几把锄头，就听见了老贾大声说：“李校长，您来啦！”
文革时期，对人的称呼很有讲究，对毛泽东，必须称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林彪，必须称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对江青，必须称呼“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不得越雷池半步；对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人，最亲热也最令人骄傲和自豪的称呼是“同志”；对于另类，直呼大名是最客气的称呼，否则必须称“黑帮分子XXX”，“反动学术权威XXX”，“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XXX”，或者“狗仔子XXX”。老贾使用这一离谱的称谓，令我惊诧不已，禁不住回头一看，只见李广田校长站在门外。
以前，有一次“五四青年节”，在学校大礼堂听他发表演说，老远的见过。文革后，在一次批判大会上，老远的见他被人从礼堂的侧门，押送到批判席。此刻却如此近距离的看见了受人敬重的他。
老贾命令我：“把那对小粪桶拿给李校长！”我按指令把小粪桶拎到了他的跟前。老贾又命令我：“挑选一根软一点的扁担给李校长。”我又按指令挑选了一根，走到他面前，把粪桶的绳索套在扁担的两头，然后双手举起了拴着粪桶的扁担，他会意的上前一步，用肩头担起了这对粪桶，对我说了声：“谢谢！”此时听见老贾叮嘱：“李校长，挑不动就少挑一点！”
李校长走后，老贾对我说：“六十岁的大教授，整来挑大粪，作孽呀！”我被老贾的言行深深的打动，斗胆的问他：“你不怕别人说你立场有问题吗？！”老贾笑了笑说：“呵呵，怕什么？！李校长来检查工作的时候，还主动跟我握过手，我一个农场的工人，人家曾经如此看得起自己！而今他遭了难，我能跟着乱整人吗？！再说，李校长是大学问家，将来还要为国家做贡献，应该爱护才对呀！”
老贾是个头脑清醒的厚道人，可是他的期盼落空了，两年以后的一天，人们在离学校农场几百米远的莲花池里，发现了李广田先生的遗体。
当我正沉静在回首着这些悲催往事而难以回神时，老伴打断了我的思绪问道：“怎么发呆了？！在想什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我万分感慨的说：“立此石碑的人真了不起！不仅给樱花园增添了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也在向世人控诉着文革的罪恶！”
“花潮”的结束语是：“春光似海，盛世如花。”它的作者却惨死于他歌颂的盛世。他是用死向世人展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他是用死揭露文革的冷酷无情和残暴。虽然死得有些凄惨，好在还有勇者为他树碑立传，让他的名字与世长存，让他的美文永留人间。
自从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后，我更加勤奋和刻苦学习，渐渐的习惯了每周工作七天的生活，对休闲度假毫无兴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蛀书虫。
退休以后也闲不下来，依旧痴迷于教书，努力去实践“以父母之心育人、帮助学生成功”的追求，仍然没有节假日。
如今年逾古稀，在家人的“强迫”下，不时到公园古刹，赏景观光。近来春城鲜花争艳，特别是“圆通公园”盛开的樱花已挂满了枝头，电视台频频播放“樱花节”的广告。为了先睹为快，和家人一起，于元宵节就去赏景观花。虽然天亮就出发，进了公园才发现，已有许多赏花者先我们而来。
多年未到此地春游，变化真大，眼前的景色仿佛让人觉得置身于仙境，一排粉红色的鲜艳樱花，在朝阳的照射下，在清澈的池水里，映射出了诱人的倒影，立马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幅难得一见的美景，真让人养眼呀！
再往前行，来到了樱花区，在岔路口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圆通花潮”的字样，许多游人争相拍照留念，我乘换人的间歇，拍下了这块巨石。
看见右边的岔路上游客较多，我们就随大流，跟着人群前行。果真是一片花的海洋，人们不满足在花树下留影了，纷纷爬上公园搭建的高台，让自己包围在争奇斗艳的茂密的花丛之中，使自己在照片中成为花海的点缀。
后来看见一些妇女，身着五光十色的奇装异服，摆出各种姿势拍照。她们是要让花来衬托自己的美丽，还是欲与樱花争妍，不得而知，看得出来，她们十分开心。我立即抓拍了几张，她们不仅不为维护肖像权而制止我，而是赞许的点头微笑，显得落落大方。
在返回时，从另一条路回到了“圆通花潮”巨石的岔路口，见几个年轻人对着一块石碑在念叨着什么。我凑过去一看，原来石碑上刻有着名作家李广田的名篇“花潮”的节选。散文不仅写景，还写情，给人以美的享受。
石碑的背面刻有李广田先生的生平事迹，当读到他68年投湖自杀身亡时，几十年前的往事浮现到了眼前。
文革时期，为了把全中国搞乱，进行大串联，大学生可以统统上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云南大学的红五类们为了表现对领袖的忠心和耍威风取乐，突发奇想的叫嚣，为了保卫他们的红司令的安全，不允许“黑五类”进京。各个系和班级争相在公示栏贴出“勒令”，指名道姓的罗列不准进京的“狗崽子”名单，我也被列在其中。记得“通告”这样宣扬：
勒令
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红司令毛主席的安全，今勒令
李XX，何XX，高XX，赵XX
四个“狗仔子”不准进京。
特此通令
XX系X年级红卫兵小队
1966年9月18日
其中的李XX就是笔者。
红五类们欢天喜地的去了首都，“狗崽子”们被强迫到学校农场劳动。记得，第一天我被指派到农场的工具房听差，一大早来就去那里报到，在门外大声喊：“贾师傅在吗？”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以后，对我说：“你是学校体操队的吗？！”我答：“是。”他继续说：“我看过你的表演。被贴勒令了吧？！”因为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再说长时间的压抑，已经养成了不愿多讲话的习惯，我不作答，默默的站着。他再继续说：“家里是大资本家还是大地主？”我以为他在嘲弄我，更是不吭气。他补充说：“说明你的父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呀！”我沉默不语。他可能也觉得没趣，便指挥着我去清理工具。
刚收捡了几把锄头，就听见了老贾大声说：“李校长，您来啦！”
文革时期，对人的称呼很有讲究，对毛泽东，必须称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林彪，必须称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对江青，必须称呼“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不得越雷池半步；对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人，最亲热也最令人骄傲和自豪的称呼是“同志”；对于另类，直呼大名是最客气的称呼，否则必须称“黑帮分子XXX”，“反动学术权威XXX”，“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XXX”，或者“狗仔子XXX”。老贾使用这一离谱的称谓，令我惊诧不已，禁不住回头一看，只见李广田校长站在门外。
以前，有一次“五四青年节”，在学校大礼堂听他发表演说，老远的见过。文革后，在一次批判大会上，老远的见他被人从礼堂的侧门，押送到批判席。此刻却如此近距离的看见了受人敬重的他。
老贾命令我：“把那对小粪桶拿给李校长！”我按指令把小粪桶拎到了他的跟前。老贾又命令我：“挑选一根软一点的扁担给李校长。”我又按指令挑选了一根，走到他面前，把粪桶的绳索套在扁担的两头，然后双手举起了拴着粪桶的扁担，他会意的上前一步，用肩头担起了这对粪桶，对我说了声：“谢谢！”此时听见老贾叮嘱：“李校长，挑不动就少挑一点！”
李校长走后，老贾对我说：“六十岁的大教授，整来挑大粪，作孽呀！”我被老贾的言行深深的打动，斗胆的问他：“你不怕别人说你立场有问题吗？！”老贾笑了笑说：“呵呵，怕什么？！李校长来检查工作的时候，还主动跟我握过手，我一个农场的工人，人家曾经如此看得起自己！而今他遭了难，我能跟着乱整人吗？！再说，李校长是大学问家，将来还要为国家做贡献，应该爱护才对呀！”
老贾是个头脑清醒的厚道人，可是他的期盼落空了，两年以后的一天，人们在离学校农场几百米远的莲花池里，发现了李广田先生的遗体。
当我正沉静在回首着这些悲催往事而难以回神时，老伴打断了我的思绪问道：“怎么发呆了？！在想什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我万分感慨的说：“立此石碑的人真了不起！不仅给樱花园增添了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也在向世人控诉着文革的罪恶！”
“花潮”的结束语是：“春光似海，盛世如花。”它的作者却惨死于他歌颂的盛世。他是用死向世人展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他是用死揭露文革的冷酷无情和残暴。虽然死得有些凄惨，好在还有勇者为他树碑立传，让他的名字与世长存，让他的美文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