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别人在文章落款处，留下给书房命名的这个斋那个斋时，我就很羡慕。因为至今，我都没有一个可以供存书和写字的地方。从十七岁那年当兵到现在，我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书跟着我也受了不少的颠簸之苦。 当战士时，四年多时间住在十个人一个班的宿舍里，别说床头摆本书了，每天的被子都得叠成“豆腐块”，剩余的物品要放在床头柜里，书当然属于剩余物品了。不过那时候没有几本书，最多的是文学杂志。1989年，我调到喀什支队工作，有间办公室，领导却三天两头来检查办公室卫生，文学书籍当然不能放在办公桌上，被装在纸箱里，堆在宿舍的床下，并且越积越多。直到1993年，我想着自己该转业了，便把书打包准备托运回陕西老家，谁知没有转业，却被调到乌鲁木齐的总队工作。喀什离乌鲁木齐太远，那时还不通火车，公共汽车得坐三天时间，东西很不好带，我把能精简的都精简了，惟独把没寄回老家的书全带到了乌木鲁齐。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搬来搬去，都是为了生活，没敢梦想过有个书房。我的书依然装在纸箱里，没有能见“天日”的地方。尽管这样，我还是在这期间读了不少好书，知道了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我反映比较迟钝），读了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等作家的作品。新疆的边远闭塞，我的孤陋寡闻，使我读到《百年孤独》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这些著作时，非常震惊。传统的习惯使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世界古典名著的阅读上，而没有过多地去阅读、了解古典名著以外的新著作。新的阅读开始后，使我看到了一个更贴近时代的文学领域，我的创作也从这里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我像其他的新疆作者一样，一直在写部队（城市）或者内地老家农村生活的文字，思想狭隘，文字老套，当我读到吉尔吉斯坦的作家艾特玛托夫后，突然之间有所醒悟，我守着独特的地域和人文不写，却去追随大众化写作，真是愚蠢至极。于是，我开始新的思考。 1998年8月份，我的职务到了可以分配住房的条件，终于分上一室一厅的套房，我们与女儿住在一室里，厅里本来可以兼做书房的，但由于面积太小，放个沙发、电视，厅里就已经显得有些拥挤，再也没有可以放置书柜的地方了，让书堂堂皇皇地摆到书柜里依然是我的一个梦。书从纸箱子里拿出来，放在厕所上面的壁柜里，想起来要看哪本时，得翻找半天。这个时候，我对新疆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买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有时为找一个资料，站在凳子上，经常会找得一头的汗水，也很恼火，可没有办法。 后来，我到北京上了一年鲁院，接触到不少新的信息，发觉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知识面太窄，于是，我买了几千块钱的书，邮寄回新疆，准备今后好好读书。书越买越多，桌子下面、柜子里全堆满了，正愁没有地方放时，幸运降临我的头上，我被调到北京总部工作。更没想到的是，北京竟比乌鲁木齐更容易分到住房，一年不到，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老婆女儿随军进京，在北京安下了家，我的所有书籍，爱人早都给我邮寄了过来。这下，我想着该结束动荡的生活，我买了两个书柜（买多了放不下），和女儿达成协议，留半个书柜放她的书，才把书柜放在了她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有了书柜，想着让这些跟着我倍受颠簸的书能在书柜上“亮相”，把沾满风尘的书整理一遍，可书柜太小，摆了两层还是放不下，只好往属于女儿的那半个书柜里堆放，女儿抗议，我只好把认为一时用不上的书堆到壁柜里。我爱买书，碰到喜欢的书随手就买了，又在杂志社工作，彼此交换的文学杂志也多，我经常把杂志带回家看，慢慢地，书柜里的书和杂志越积越多，把属于女儿的那个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女儿年龄不大，可是她的书却不少，见自己的属地经常被侵犯，时常愤怒地提出抗议，我是个在生活中也讲认真的人，但惟独在书柜这件事上，一点都不认真，在女儿的抗议声中，能装糊涂就装糊涂，实在装不过去了，做些让步，下次依然把书放过去。 就这样，我虽然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但终于算是有了书柜。有书柜的感觉真不一样，只要有空闲的时候，我总是在书柜跟前翻书，有时会翻出很多记忆，抚摸着手里的书，对往昔做一番感慨。 我的藏书基本上都是文学方面的，没有精装的摆设书，我觉得那些书会把书房搞得很森严，呈现出一股冰冷的阴气，置身其中，别说写东西，坐在那里都会叫人不寒而栗。我想像中的书房，应该是一个温暖的，能叫人对文字产生感觉的地方，随手抽出一本书，是自己喜欢的，很快就能读进去的那种。我去别人的家里，喜欢参观他人的书房，发现有些人把书房布置得很豪华，书架上的书都很精致，但从买回来就摆设在那里，从来没有翻看过，我不知道这是主人的悲哀，还是那些书的悲哀？我能理解一些有怪僻的人，喜欢收藏书，但收藏着不去探索书里的奥妙，那些书形同虚设，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在我现有的这些书里，也有不少书我没有真正看过，但却是我喜欢的，偶尔我会抽出来读上一段，觉得读进去了，会放下手头正干着的活，把这本读完。像唐浩明的《杨度》和《张之洞》，都是在这种状况下读完的，厚厚的三卷本，读完了真是很过瘾…… 写到这里，突然间回过头来看我写的这篇有关书房的文章，一点也不像在写书房，倒像是在诉说住房问题的一腔苦水，却与书房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没有住房，哪来的书房？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是很容易满足的，如果哪一天，我能有一个更大的住宅，能有一小间做书房，圆了我那个温暖的梦想，我就很知足了，至于给书房起个什么名字，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每当看到别人在文章落款处，留下给书房命名的这个斋那个斋时，我就很羡慕。因为至今，我都没有一个可以供存书和写字的地方。从十七岁那年当兵到现在，我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书跟着我也受了不少的颠簸之苦。 当战士时，四年多时间住在十个人一个班的宿舍里，别说床头摆本书了，每天的被子都得叠成“豆腐块”，剩余的物品要放在床头柜里，书当然属于剩余物品了。不过那时候没有几本书，最多的是文学杂志。1989年，我调到喀什支队工作，有间办公室，领导却三天两头来检查办公室卫生，文学书籍当然不能放在办公桌上，被装在纸箱里，堆在宿舍的床下，并且越积越多。直到1993年，我想着自己该转业了，便把书打包准备托运回陕西老家，谁知没有转业，却被调到乌鲁木齐的总队工作。喀什离乌鲁木齐太远，那时还不通火车，公共汽车得坐三天时间，东西很不好带，我把能精简的都精简了，惟独把没寄回老家的书全带到了乌木鲁齐。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搬来搬去，都是为了生活，没敢梦想过有个书房。我的书依然装在纸箱里，没有能见“天日”的地方。尽管这样，我还是在这期间读了不少好书，知道了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我反映比较迟钝），读了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等作家的作品。新疆的边远闭塞，我的孤陋寡闻，使我读到《百年孤独》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这些著作时，非常震惊。传统的习惯使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世界古典名著的阅读上，而没有过多地去阅读、了解古典名著以外的新著作。新的阅读开始后，使我看到了一个更贴近时代的文学领域，我的创作也从这里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我像其他的新疆作者一样，一直在写部队（城市）或者内地老家农村生活的文字，思想狭隘，文字老套，当我读到吉尔吉斯坦的作家艾特玛托夫后，突然之间有所醒悟，我守着独特的地域和人文不写，却去追随大众化写作，真是愚蠢至极。于是，我开始新的思考。 1998年8月份，我的职务到了可以分配住房的条件，终于分上一室一厅的套房，我们与女儿住在一室里，厅里本来可以兼做书房的，但由于面积太小，放个沙发、电视，厅里就已经显得有些拥挤，再也没有可以放置书柜的地方了，让书堂堂皇皇地摆到书柜里依然是我的一个梦。书从纸箱子里拿出来，放在厕所上面的壁柜里，想起来要看哪本时，得翻找半天。这个时候，我对新疆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买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有时为找一个资料，站在凳子上，经常会找得一头的汗水，也很恼火，可没有办法。 后来，我到北京上了一年鲁院，接触到不少新的信息，发觉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知识面太窄，于是，我买了几千块钱的书，邮寄回新疆，准备今后好好读书。书越买越多，桌子下面、柜子里全堆满了，正愁没有地方放时，幸运降临我的头上，我被调到北京总部工作。更没想到的是，北京竟比乌鲁木齐更容易分到住房，一年不到，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老婆女儿随军进京，在北京安下了家，我的所有书籍，爱人早都给我邮寄了过来。这下，我想着该结束动荡的生活，我买了两个书柜（买多了放不下），和女儿达成协议，留半个书柜放她的书，才把书柜放在了她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有了书柜，想着让这些跟着我倍受颠簸的书能在书柜上“亮相”，把沾满风尘的书整理一遍，可书柜太小，摆了两层还是放不下，只好往属于女儿的那半个书柜里堆放，女儿抗议，我只好把认为一时用不上的书堆到壁柜里。我爱买书，碰到喜欢的书随手就买了，又在杂志社工作，彼此交换的文学杂志也多，我经常把杂志带回家看，慢慢地，书柜里的书和杂志越积越多，把属于女儿的那个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女儿年龄不大，可是她的书却不少，见自己的属地经常被侵犯，时常愤怒地提出抗议，我是个在生活中也讲认真的人，但惟独在书柜这件事上，一点都不认真，在女儿的抗议声中，能装糊涂就装糊涂，实在装不过去了，做些让步，下次依然把书放过去。 就这样，我虽然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但终于算是有了书柜。有书柜的感觉真不一样，只要有空闲的时候，我总是在书柜跟前翻书，有时会翻出很多记忆，抚摸着手里的书，对往昔做一番感慨。 我的藏书基本上都是文学方面的，没有精装的摆设书，我觉得那些书会把书房搞得很森严，呈现出一股冰冷的阴气，置身其中，别说写东西，坐在那里都会叫人不寒而栗。我想像中的书房，应该是一个温暖的，能叫人对文字产生感觉的地方，随手抽出一本书，是自己喜欢的，很快就能读进去的那种。我去别人的家里，喜欢参观他人的书房，发现有些人把书房布置得很豪华，书架上的书都很精致，但从买回来就摆设在那里，从来没有翻看过，我不知道这是主人的悲哀，还是那些书的悲哀？我能理解一些有怪僻的人，喜欢收藏书，但收藏着不去探索书里的奥妙，那些书形同虚设，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在我现有的这些书里，也有不少书我没有真正看过，但却是我喜欢的，偶尔我会抽出来读上一段，觉得读进去了，会放下手头正干着的活，把这本读完。像唐浩明的《杨度》和《张之洞》，都是在这种状况下读完的，厚厚的三卷本，读完了真是很过瘾…… 写到这里，突然间回过头来看我写的这篇有关书房的文章，一点也不像在写书房，倒像是在诉说住房问题的一腔苦水，却与书房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没有住房，哪来的书房？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是很容易满足的，如果哪一天，我能有一个更大的住宅，能有一小间做书房，圆了我那个温暖的梦想，我就很知足了，至于给书房起个什么名字，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