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书中,作者也在思考：何为好人,何为坏人。“没有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只有办了好事的人和办了坏事的人”。只是,人们往往不愿费力去探求事实真相,人们需要的只是万事万物符合他自己的逻辑。“贴标签”和“脸谱化”的思维方式大行其道,成功学到处泛滥——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成王败寇。
一篇篇采访实录，反映的是社会，是人生，是人性，是人格，我们会崇拜，会同情，会无奈....会从这生活的点滴中，隐隐找到自己的身影。
从“非典”开始，到虐猫事件、真假华南虎、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药家鑫死刑„„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过去的十年中，都曾陆续位居社会关注度的榜首。“虐猫没人性”、“周正龙说谎”、“药家鑫该死”„„这些简单粗暴的判断，大概是很多人认识事件后的第一反应。
但是在柴静的笔下，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比如，“虐猫事件”。2006年，网上热传一个女人用高跟鞋踩死猫的视频。这个女人和拍摄视频的李姓男子被网民“人肉搜索”。柴静在采访中发现，事件暴露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暴戾浮躁的社会心态——李对虐猫根本没有兴趣，这么做只是为钱，拍下来卖给网站，一次2000元，比他一个月工资还高。同时，这只是一个利益链的环节„„而“高跟鞋女人”，只是因为离异导致心理抑郁需要发泄。在这里，柴静发现，“虐猫事件”的罪魁其实是一些无良网站。网站为什么会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吸引网民。而众多观看这个视频的网民的心态是什么？！
在《看见》里，柴静并没有为“虐猫事件”翻案，只是呈现事实而已。因为她所“看见”的事实，是《看见》的核心。“眼见背后有思考”，是《看见》的另一个特点。柴静的一个同事说：“我们习惯于把某一些人看作好人，把另一些人看作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柴静说，新闻要客观公正，所以记者是旁观者，不能感情用事。但真干了这一行，却发现一不小心，原本端着的“客观冷静”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因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柴静说自己“关心新闻当中的人”。因为记者也是人，在交流中难免动情。
比如，柴静采访被药家鑫杀害的张妙的父亲时，隔壁房间传来张妙母亲的哭喊。柴静在哭声中坐不住了，于是对摄像师说：“我去看看。”然后她坐在张妙母亲的身旁，用手在她肩臂上轻轻抚摸。接下来她采访了药家鑫的父亲，她发现药家鑫的母亲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抱着他平时爱抱的玩具——在“看见”背后，这两对父母的反应让她难以忘怀。
事实上，对这起事件的最简单描述大概是：“药家鑫开车撞倒张妙，下车后连刺6刀致其死亡”。怎么听都十恶不赦。然而，柴静却花了大量篇幅去倒叙药家鑫的成长过程——过分严苛的家庭教育让他的心理严重扭曲。听完这些故事，再去判断，也许会有另外一个结论——对药施以死刑没错，但他其实也是一个教育的受害者。
读者在《看见》里，也可以看见作为记者的作者柴静的个人感情。她自己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事实上，记者应不应该在采访中夹带个人情感？这个问题已在学界、业界争论了很久。比如，柴静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被录在电视新闻中；这本书的全篇都采用第一人称；身为记者的她也把“自己”置身于新闻之中，而非以往的“旁观者”身份。因此有人批评，柴静做的新闻，关心的是新闻中的个体而非追究新闻背后的事实。至少，《看见》让人看见了做新闻的另一种人性方式。
而在书中,作者也在思考：何为好人,何为坏人。“没有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只有办了好事的人和办了坏事的人”。只是,人们往往不愿费力去探求事实真相,人们需要的只是万事万物符合他自己的逻辑。“贴标签”和“脸谱化”的思维方式大行其道,成功学到处泛滥——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成王败寇。
一篇篇采访实录，反映的是社会，是人生，是人性，是人格，我们会崇拜，会同情，会无奈....会从这生活的点滴中，隐隐找到自己的身影。
从“非典”开始，到虐猫事件、真假华南虎、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药家鑫死刑„„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过去的十年中，都曾陆续位居社会关注度的榜首。“虐猫没人性”、“周正龙说谎”、“药家鑫该死”„„这些简单粗暴的判断，大概是很多人认识事件后的第一反应。
但是在柴静的笔下，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比如，“虐猫事件”。2006年，网上热传一个女人用高跟鞋踩死猫的视频。这个女人和拍摄视频的李姓男子被网民“人肉搜索”。柴静在采访中发现，事件暴露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暴戾浮躁的社会心态——李对虐猫根本没有兴趣，这么做只是为钱，拍下来卖给网站，一次2000元，比他一个月工资还高。同时，这只是一个利益链的环节„„而“高跟鞋女人”，只是因为离异导致心理抑郁需要发泄。在这里，柴静发现，“虐猫事件”的罪魁其实是一些无良网站。网站为什么会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吸引网民。而众多观看这个视频的网民的心态是什么？！
在《看见》里，柴静并没有为“虐猫事件”翻案，只是呈现事实而已。因为她所“看见”的事实，是《看见》的核心。“眼见背后有思考”，是《看见》的另一个特点。柴静的一个同事说：“我们习惯于把某一些人看作好人，把另一些人看作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柴静说，新闻要客观公正，所以记者是旁观者，不能感情用事。但真干了这一行，却发现一不小心，原本端着的“客观冷静”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因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柴静说自己“关心新闻当中的人”。因为记者也是人，在交流中难免动情。
比如，柴静采访被药家鑫杀害的张妙的父亲时，隔壁房间传来张妙母亲的哭喊。柴静在哭声中坐不住了，于是对摄像师说：“我去看看。”然后她坐在张妙母亲的身旁，用手在她肩臂上轻轻抚摸。接下来她采访了药家鑫的父亲，她发现药家鑫的母亲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抱着他平时爱抱的玩具——在“看见”背后，这两对父母的反应让她难以忘怀。
事实上，对这起事件的最简单描述大概是：“药家鑫开车撞倒张妙，下车后连刺6刀致其死亡”。怎么听都十恶不赦。然而，柴静却花了大量篇幅去倒叙药家鑫的成长过程——过分严苛的家庭教育让他的心理严重扭曲。听完这些故事，再去判断，也许会有另外一个结论——对药施以死刑没错，但他其实也是一个教育的受害者。
读者在《看见》里，也可以看见作为记者的作者柴静的个人感情。她自己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事实上，记者应不应该在采访中夹带个人情感？这个问题已在学界、业界争论了很久。比如，柴静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被录在电视新闻中；这本书的全篇都采用第一人称；身为记者的她也把“自己”置身于新闻之中，而非以往的“旁观者”身份。因此有人批评，柴静做的新闻，关心的是新闻中的个体而非追究新闻背后的事实。至少，《看见》让人看见了做新闻的另一种人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