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背景：英国学者李约瑟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事实上，李约瑟难题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在我看来，这两部分由信仰所连接交织。以下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所思所想，并不全面，但也还算是思考的结果。
我的解释：
一、科学萌芽与现代科学范畴
不论是古代欧洲还是古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并未真正出现过，在那个对各个概念没有系统定义的时期，由实践经验所产生的结论更适合被称为“科学萌芽”。
在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之后，现代科学才真正诞生。
西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什么是科学”的学科，而古代中国并没有相关研究。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正名这一过程，系统完善的科学无法诞生。
二、自然环境与农耕文明
任何文明的起源都与自然环境有关，正如古代文明都由大河孕育。名族个性总会带上环境的烙印。而起源于长江黄河的中华文明，因生存于肥沃的平原，“规避风险、明哲保身”的思想一致贯穿于华夏子孙的生活中，如古训所言的“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等，都是与自然科学所需的探索所背的。
而欧洲的大陆上的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并非如中国一般得天独厚。例如古希腊，作为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国，环境的因素使得冒险探索与好奇根植于它的民族性格中。
恶劣的环境因素却是科学诞生的可贵条件之一，正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三、文言文与中国人的含蓄
作为汉字起源的甲骨文，在其诞生之初，就因依附于龟甲而有了精简而内涵丰富的属性。相比于汉字所书写的文言文的艰涩难懂，西方的读物显得就有点“幼稚”了，这些读物浅显易懂，但凡识字，便能读懂，而单单认识汉字，绝不会就能够读懂文言文。文言文的艰涩难懂不能不说是阻碍科学传播发展的因素之一。
除了文言文的艰深，中国人的含蓄也是阻碍科学诞生的一大要素。由于含蓄，我们的艺术讲究留白，文字也是如此，正如《孔子》、《老子》等经典名著，作者的真正意图总是隐藏在文字背后很远很远，因而至今无人能知其真正意图，所有的释都是后人研究作者后，根据自己经验与想法得出的假说，是否符合作者真正的观点，无人知晓。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这
是好事，因为可以给后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给后人得出自己结论留有余地。但是，如果放在自然科学著作上，“留白”就显得很不合适了。
自然科学讲究严谨，而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并不相符。由于自然环境的宽松性，使得我们不必严谨，由于文字的精简性，使得我们很难具体完善表述，无法严谨。
四、士农工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虽未形成制度，这个观念却深入人心。原本是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宣扬的观念，在儒家统治的社会下，却在人们心中占有了统治性地位。
事实上，将士放在第一位无可非议，在封建制度下，普通人家的子女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读书考试是唯一可行的路。然而将工与商放在最后，不得不说是阻碍了科学的诞生。自然科学都出自需求与实践（至少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由此产生的），“工”的实践是科学诞生的基础，“商”所会考虑的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科学诞生的催产素。
五、人口压力导致的竞争与功利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并不大。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人与人的竞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由此会产生功利主义这一现象，自然也无可非议。然而在功利主义的环境下，在崇尚文学，冷落科学的背景下，有经济实力，有兴趣潜心自然科学的研究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在现今的社会下，人口的增长趋势虽有下降，人口总数却是一直稳步增长，因而生存的压力并未减少，功利主义自然也不会减弱。功利主义和人口与竞争压力产生的一刀切式教育模式扼杀了学生们的创造性，而创造性又是科学研究的必备要素。因而，虽然学习了西方的科学理论，提升了科学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科研的环境还是不会像西方一样适宜于科学研究、发明的诞生。再加上经济的因素，科研环境就更不容乐观了。
总述：在我看来，中国自然科学的没落的结果在其科学萌芽形成之初就已埋下了伏笔。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国率先产生了科学的萌芽，并且在民族个性中埋下了拒绝探索的种子。之后形成的文字与文言文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导致了文化的不可普及性，而含蓄这种中国人的特质，又使各种著作更加难让人以把握其真实含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使得人们以“工”“商”为耻，而“工”“商”这两种职业是自然科学的源头之一。自古以来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竞争及功利主义使人们在对自己未来的选择与把握上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探索研究自然科学。这便是我思考李约瑟难题的结果。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背景：英国学者李约瑟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事实上，李约瑟难题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在我看来，这两部分由信仰所连接交织。以下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所思所想，并不全面，但也还算是思考的结果。
我的解释：
一、科学萌芽与现代科学范畴
不论是古代欧洲还是古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并未真正出现过，在那个对各个概念没有系统定义的时期，由实践经验所产生的结论更适合被称为“科学萌芽”。
在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之后，现代科学才真正诞生。
西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什么是科学”的学科，而古代中国并没有相关研究。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正名这一过程，系统完善的科学无法诞生。
二、自然环境与农耕文明
任何文明的起源都与自然环境有关，正如古代文明都由大河孕育。名族个性总会带上环境的烙印。而起源于长江黄河的中华文明，因生存于肥沃的平原，“规避风险、明哲保身”的思想一致贯穿于华夏子孙的生活中，如古训所言的“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等，都是与自然科学所需的探索所背的。
而欧洲的大陆上的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并非如中国一般得天独厚。例如古希腊，作为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国，环境的因素使得冒险探索与好奇根植于它的民族性格中。
恶劣的环境因素却是科学诞生的可贵条件之一，正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三、文言文与中国人的含蓄
作为汉字起源的甲骨文，在其诞生之初，就因依附于龟甲而有了精简而内涵丰富的属性。相比于汉字所书写的文言文的艰涩难懂，西方的读物显得就有点“幼稚”了，这些读物浅显易懂，但凡识字，便能读懂，而单单认识汉字，绝不会就能够读懂文言文。文言文的艰涩难懂不能不说是阻碍科学传播发展的因素之一。
除了文言文的艰深，中国人的含蓄也是阻碍科学诞生的一大要素。由于含蓄，我们的艺术讲究留白，文字也是如此，正如《孔子》、《老子》等经典名著，作者的真正意图总是隐藏在文字背后很远很远，因而至今无人能知其真正意图，所有的释都是后人研究作者后，根据自己经验与想法得出的假说，是否符合作者真正的观点，无人知晓。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这
是好事，因为可以给后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给后人得出自己结论留有余地。但是，如果放在自然科学著作上，“留白”就显得很不合适了。
自然科学讲究严谨，而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并不相符。由于自然环境的宽松性，使得我们不必严谨，由于文字的精简性，使得我们很难具体完善表述，无法严谨。
四、士农工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虽未形成制度，这个观念却深入人心。原本是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宣扬的观念，在儒家统治的社会下，却在人们心中占有了统治性地位。
事实上，将士放在第一位无可非议，在封建制度下，普通人家的子女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读书考试是唯一可行的路。然而将工与商放在最后，不得不说是阻碍了科学的诞生。自然科学都出自需求与实践（至少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由此产生的），“工”的实践是科学诞生的基础，“商”所会考虑的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科学诞生的催产素。
五、人口压力导致的竞争与功利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并不大。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人与人的竞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由此会产生功利主义这一现象，自然也无可非议。然而在功利主义的环境下，在崇尚文学，冷落科学的背景下，有经济实力，有兴趣潜心自然科学的研究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在现今的社会下，人口的增长趋势虽有下降，人口总数却是一直稳步增长，因而生存的压力并未减少，功利主义自然也不会减弱。功利主义和人口与竞争压力产生的一刀切式教育模式扼杀了学生们的创造性，而创造性又是科学研究的必备要素。因而，虽然学习了西方的科学理论，提升了科学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科研的环境还是不会像西方一样适宜于科学研究、发明的诞生。再加上经济的因素，科研环境就更不容乐观了。
总述：在我看来，中国自然科学的没落的结果在其科学萌芽形成之初就已埋下了伏笔。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国率先产生了科学的萌芽，并且在民族个性中埋下了拒绝探索的种子。之后形成的文字与文言文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导致了文化的不可普及性，而含蓄这种中国人的特质，又使各种著作更加难让人以把握其真实含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使得人们以“工”“商”为耻，而“工”“商”这两种职业是自然科学的源头之一。自古以来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竞争及功利主义使人们在对自己未来的选择与把握上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探索研究自然科学。这便是我思考李约瑟难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