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３月
第１期Ｊｏ唧ａ１ｏｆＳｃｈ００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ｏｆ蛳ｎｅｓｅｋｌ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Ｌ鹏Ｎ删堍Ｎｏ彻ａｌＵｍＶｅｒｓ时Ｍａｒ．．２００２Ｎｏ．１
“乡”与“市＂和中国现代文学
许道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乡村”和“城市”两种社区，作为文化构成，客观存在并支配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过程，有可能用以考察这一历史阶段文学现代性的依据。上个世纪二、三、四十年代，乡村小说
的典型事实具体而微地显示了“乡”与“市”两种文化价值倾向的起伏消长，从“市”对“乡”的超
越至“乡”对“市”的包围，是中国现代文学留给今天的一份重要启示录。
关键词：乡市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８５３（２００２）０１—１１０—０６
前些年学界忙着讨论“文化”，这两年换上了“现代性”，这两个玩艺似乎都意义丰富，定义也特多歧异。关于“乡”与“市”两种社区的文化生活观点，当下已被用作考察文学作家现代性的标识。从中外文学史和世界现代化过程看，乡村文学往往含茹反现代性的倾向，当然这里所谓的“乡村文学”并不只是局限在单纯的题材内容上，差不多主要指作家在择取和处理题材时所拥有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写什么”并非毫无意义，但较之“怎么写”，有时实在无关紧要。中国是一个老大的农业国家，长期匮乏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和文化的独立品格，这种立场对于“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的中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事实业已证明，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较少直接表达过对现代性的评价态度，也未必都表现过彰显的“反现代”叙事，但就其实践的基本方面，几乎都围绕着“乡”与“市”两种文化思潮的较量，而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几乎是以“乡”与“市”两种文化价值倾向的消长为显著特点的。
１９２６年，新文学开张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鲁迅借激赏俄国诗人勃洛克，曾经浩然兴叹：“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十二个》后记）鲁迅的判断当然也包括他本人，他差不多也不能说是都会小说家，尽管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也给读过托尔斯泰、易卜生的新青年写真留过影。史称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石，重要原因就在他所创造的乡土小说满贮着与一般“农村文学”不同的意味。新的世纪必须以新的设想为依据，虽说他对传统太过熟稔了，甚至还不能最终忘却，但他已经不打算再为它们所迷惑和纠缠，决心放弃对于它们的有关义务：他作为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是以抒写下层社会的不幸，当然主要是农民的不幸为发脚点的；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在一般人道主义者止步的地方开辟了新道路，飚扬着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这些大抵都包含在他的那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中。不过，倘若没有他从西方窃来的那一套专与封建道统文化做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３—１９
作者简介：许道明（１９４６一
・），男，上海人。文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著作ｌＯ多部。１１０・
对的思想，倘若没有他对居身于其间的那座非人“铁屋子”的决绝憎恶，倘若没有他那份个人性极强并充满生命紧张的自由创造精神，鲁迅以其对历史的兴趣和宝爱自身生命经验的倾向，也许会成就另一番事业。他的那些彩虹般的童年回忆多半是关于农村和乡人的，包括他的那篇《社戏》，甚至也包括《故乡》，我们从那几个村童生气郁勃的身姿中，从闰土与豆腐西施的对比中，是不难味索到作家的情感指向的。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位文学巨人终生情感异乎寻常的峻急，但几乎也没有人能够说他以个人情感排拒着理性，那份“五四”留给他的前驱者的理性。因此，他虽然差不多没有写过都市生活，在多数的作品中，却始终是以前卫的城市人的眼光去看取“乡下人”和“乡下事”的，这些即说明了他写小说时已经有了城市人的装备，思想的，经验的。说到底，他的乡土小说，是一种由现代人思想烛照的农村写真。研究者已经说了许多关于鲁迅乡土小说理路自形而下升华至形而上的优长，不知还用了多少次的《阿Ｑ正传》，诉说着鲁迅是如何站在时代哲学文化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中国农村社会施以理性的剖析的。鲁迅那份体现了新时代精神的才具自然少有人及得，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由他而引来了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的一大群乡土小说家，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黎锦明、许杰、彭家煌等等，他们大致也经历了像鲁迅那样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对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有所背弃，从而也有所发现。
继周作人“土气息、泥滋味”之类的乡土文学主张之后，鲁迅终于有可能说出了如下一段相当漂亮的话：“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Ｇ・Ｂ瑚ｄｅｓ）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民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坦Ｊ（《小说二集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权威的“乡土文学”定义也因此脱颖而出。那批后起的乡土小说家对故土的叙事大都抱有复杂的情感，然而共通的地方正在几乎都用城市人的眼光打量着“乡下人”和“乡下事”，表达着与故土家园无法调和的决心，算来成绩也是不俗的。这是一股思想的巨流，确乎也是现代文学历史上最值得描叙的繁荣景观，稍稍有些遗憾的仅仅在于，那批新起的乡土小说家，他们作为鲁迅的学生，最终学不像《阿Ｑ正传》，多半沿着《故乡》和《祝福》的路径，倾诉着他们的乡愁，抚摸着农人累累的伤痕，悲怆则为他们的一般底色。
鲁迅和由他带出的那些乡土小说家，首先是新文学最早的一批漂泊者，但他们毕竟不像勃兰兑斯嘴边的流亡者，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远不是斯塔尔夫人从法国来到德国。他们幸运得多，他们几乎憋足了力气数落着故土的一切，尽管有时也会生出若干特别温暖的情思来。当时的中国几乎什么都不自由，唯思想却有过相对自由的开展，青年的乡土小说家们气运终究不错，他们的故土当政者有足够的理由却没有丝毫的能力像法国当局对待斯塔尔夫人那样，判定他们数典忘祖，背叛家乡。或许他们并没有自觉标榜过在“现代性”大旗下站队的心愿，但城市里的一切终于让他们感受着西方文化的魅力，发育了他们相当个人和自由的观念和行为，即那种相当现代性的方式，从而也教会了他们加强了文学的批判锋芒，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园。已经发生的事实表明，他们依持城市而生发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追求，包括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一打以上的各色名目的“主义”，或精神，或技法，零零散散地撒落在他们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道小径上，从而在谋得维护生计方略的同时，给新世纪的农村文学也烙上了“现代”的印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城市，也便没有了他们的乡土小说。那时的乡土小说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普遍的人道主义和程度不等的启蒙主义动机，推助它们的创造者用俯瞰的眼界凝视各自的故土家园，实现着“市”对于“乡”的超越，展示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结实的城市对农村的文化辐射。
沈从文也是从“边城”漂流到北京来了，他的文学生命到底来得晚了些，他没有可能与第一批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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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共襄盛事。他一生说了许许多多的挞伐文学商品化的话，不过自他来到城市以后，差不多比任何人都结实地体验着文学的商品价值；自己弄成的文字，可以卖，可以用以换取果腹穿衣以至于声名地位，不啻可以抚慰自己寂寞的心怀。他在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一面和上海滩头那些“寄生于书店报馆杂志期刊”的都市写家顽强交战着，一面倒清醒自个儿毕竟置身于现代都市，或北京或上海，“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３］（Ｐ勰），或者说，正是现代化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体制，成就了沈从文从谋生到发展的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在上海期间，沈从文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也是被卷进了为他所反感的“商品竞卖”的潮流里的，他像现代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评论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书一百元的价格尽快地出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有人统计过，“仅仅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都遍布他的文学作品。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分别出版了他十多个作品集。正如他在自传性小说《冬的空问》、《一个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所说的，上海几乎所有书店都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他很快成为了‘多产作家’，而他自己则自我解嘲地把自己称为‘文丐”’。ＨＪ（《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位在城市捞世界的文学作家，写过城市的某些篇页，但最终的兴趣仍旧在乡村，他简直还是３０年代最重要的乡土小说家呢。他的风格不像那些革命文学家，当然也不像稍后一些的左翼乡土小说家，甚至也不像那些背井离乡的东北作家，包括也不像他的朋友丁玲。社会革命的理想以一种相当现代的目的性，支配着那些作家的运思和结构，作家审视乡土的眼光到底还是城市的，或常态的，或变态的，依然坚挺着城市的文化价值，以此扫描着广大的乡村。大体而言，因着救亡的主题空前压倒了上一时期启蒙的主题，估衡艺术的标准也随之有了新变化，茅盾的《泥泞》、《春蚕》，尤其是《水藻行》，似乎还晃动着上一时期同类小说的身影，吴组缃、艾芜的某些篇什似乎还愿意尊重以往的水准，某些东北作家，尤其是萧红、端木蕻良似乎还没有忘记前辈给予他们的恩泽，而大部分代表主流的作品，虽仍然高扬乡土文学的旗幡却已经朝着非文学的方向进展了。沈从文的工作，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湘西小说，是可以由他的夫子自道来注释的。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乏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Ｌ５Ｊ于是，这位杰出的乡巴佬转过身去，不愿意像鲁迅和其他乡土小说家那样用对世界的现代性的认知方式来介入自己的小说，而以原始氏族遗风和宗法礼俗制度交织下的乡土社会为描写的母本。他的湘西小说明显排拒了以第一代乡土小说家看取乡土的城市眼光，却纵情地描绘着乡村社会宁静和谐的美感，那里的道德人情，那里的习俗风光。如果我们再以他的大量关于都市生活的小说作参照，那么会惊讶地发现，他的那些所谓的都市生活小说实在缺少独立自足性，更多的有着反衬湘西小说的意义。换言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仅由其小说文本“客观”地显现出来，并且还在作家小说中“乡”与“市”的对立性形象的设置描绘和情感价值取向上特别地显现出来。一如作家自己坦陈的那样：“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来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ｂ】
沈从文身居城市，却不同于以鲁迅代表的前辈乡土小说家，是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他梦中的故土家园的，并用仰视的角度来颂扬着那片桃源般的乡村世界。他的乡土小说，俨然是一种特异的反现代性叙事，尽管也关顾乡间已经发生并正在经历着流动变迁，情感上却往往颇为抵触，弥漫于作品中的忧伤气韵，大半也有此生成。研究者在咂摸个中滋味时，向来重视沈从文的那段名言，即“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１５ｊ世道太坏，人心太坏，是都市生活给予沈从文的教训，至于优美健康而又自然的人性，唯有在他梦绕魂系的乡土故园中能够寻得。当下还没有发现沈从文的外语能力，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否认外国文学对于他的滋养，他自称深受契诃夫的影响，我们则更多地从他的湘西小说中读出梅里美和《雅歌》的风韵，由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为何将那座神庙冠诸“希腊小庙”。大抵西方古希腊时代人类天性得以自由自然发展的胜景给予沈从文的印象太・１１２・
深刻了，它已经作为一种模范为现代社会所不可企及，它同时也勾引起沈从文比附性的想象，并用以说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家园。许多人用中国民族田园诗人的风格来形容沈从文，还不能说是完全准确的。沈从文一度与“新月”和“现代评论”一流人物交游甚密，也许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新人文主义。梁实秋氏对于“人性”恒定不变的申说，像其美国老师白璧德那样的钟情于东方文化，一口气咒尽了“五四”以降新文学的浪漫主义趋势。闻一多对郭沫若《女神》的意见就是两条：“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所谓的“地方色彩”，有地域的，更有着多得多的民族文化的意味。或许允许推得更前些，那便是著名的“学衡”派，那都是些神往于古典文化的角色，无论是民族的抑或是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沈从文，并不是本文作者的任务，这里只提示沈从文的反现代性叙事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就足够了。沈从文终究是现代乡土小说家，像所有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的反现代性倾向，倒是借着某些相当现代的文化外衣表现出来的。包括沈从文本人当时被广泛称颂为“文体”魔术师，他的小说在技术层面特富现代味，较之第一代乡土小说家，更具兼容风度，对于“乡土抒情诗”氛围的自觉追求，普遍的象征描写，意识流等等，都是他那件外衣上的现代性的光彩。
对于某种人生的原始生存方式的热情，以及返归自然的生命体验，这便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使命。他在为一位青年朋友的小说集做序时顺便说过自己：“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６Ｊ（题记）因此，我们愿意重视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的意见，她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表现出一种合乎“五四”文化精神的“兽性”，“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我们也珍重朱光潜由《边城》说到作者其人的评论，他说：“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股沉忧隐痛，《翠翠》（边城》）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ｎｊ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对于当时主流派的乡土文学，对于风起云涌的左翼小说，包括对于已经头角峥嵘的都市小说，都是奇异的存在。但在他的前后左右，还有着废名、芦焚、李健吾、萧乾等等同好，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京派小说家”。他们关于乡土的描写，大抵都有着那种“向后看”的姿势，一副反现代、反城市文化的傲岸姿势，然而他们的心或许较之一般作家有更多超前的企盼，仿佛散发着某种关于未来的气息。他们所提供的范本，与现代性的乡土小说交替地对后代发生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一代。
当沈从文遥想沉溺于湘西沅水点点滴滴的当儿，他未必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乡村的特殊理解，并且已经制订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初的日子里，“文章乡下”、“文章入伍”赫然托出文学民族形式的问题，随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赵树理闪亮登场，犹如当今明星，推动了文学上“乡”与“市”的新一轮较量。当然我们不愿意用政治的过程来机械比拟文学的实际，但在现代中国有些时候没有比政治过程更能客观表述文学的发展了，当共产党人自觉以其政治中心任务重塑新文学“农村文化”的内涵时，便显得格外生动。
赵树理早年接触过新文学，但为着对于革命政治的需要，深刻改造了新文学与乡下人乡下事的结合方式。他说自己写的是问题小说，并志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前者是关于创作动机的说明，比如他曾经说过：“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人，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旧ｊ后者大抵表达了他的创作风格，其间包含着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状况的历史反省，排斥城市知识分子的作风，向民间的大众的趣味突人。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算来是他的锋芒初试，建国后在一篇题为《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９］的文章中，他反复表白自己的工作是“劝人”的，还说他的写小说犹如“说评书”。这里，差不多表达了他对民族形式的自觉服膺，显然是与西方文学绝缘的，内容上的劝善惩恶，包括“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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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压正”、“大团圆”的图景，以及形式上的通俗化。意味虽然相当旧，却又诚挚地服从着解放区的“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文学要求。赵树理是农民的儿子，深切体验着农民翻身解放的感激之情。他的传记材料表明他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是彻底农民化了的。他拟想的读者和描写对象就是那些普通农民，而他对他们的了解一如像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他自己说过：“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０Ｊ（《决心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作家与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嘲讽着延安某些作家笔下的人物衣服是农民的而面貌却仍然是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居然做到了小说人物流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１１刊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发言人周扬及时地誉扬赵树理是一个“新人”，这远不是只说明了赵树理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新作家，主要指的是他区别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特质。这种新特质集中体现在赵树理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乡土文学家，对乡下人与乡下事，他所用的角度既不是俯视的也不是仰视的，而是平视的，用乡下人的眼光看取乡下人与乡下事，忠实地反映了农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和审美要求。难怪郭沫若在读过《李有才板话》后直起喉咙欢呼：“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１１２ｊ（《“板话”及其他》）这里自然有爱屋及乌的意思，但似乎不能轻易怀疑论者的真诚，赵树理提供的艺术世界，在论者毕竟是陌生的。
一般城市作家需要脱胎换骨的事情，在赵树理却是本着生活实践的内在要求，已经天然具备，这也正是赵树理在毛泽东《讲话》发表后最终实行了同新文学传统的告别式。他在其乡土小说的写作中，已经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眼光来作一番调整，新的政治环境和新的政治要求，支配着他的生活逻辑，更支配着他的艺术想象的逻辑，自己看自己，自己写自己，差不多是最合适的选择。赵树理实在是乡村生活的忠诚记录者，当他离开或排斥了城市文化的烛照后，他虽然有能力在其作品中保留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但从而也失却了鲁迅及其代表的那批乡土小说家的现代性的思想力量。同样身处解放区而对新文学经验的记忆深刻得多的丁玲，在她写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前，比如《在医院中》和《夜》，就给人以别一样的印象。前者对于解放区存在的小生产习惯风气的敏感，后者对于翻身农民内心世界中感情和理智、理想和现实的多重性错综冲突的镂刻，清晰传递了“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是有新的荆棘”的预言。这些是为赵树理无法及得的。现代革命教会了作家如何看待乡间对立的阶级冲突，也教会他如何发现乡间新旧思想的冲突，然而由现代革命坚挺目标所营建的文化语境，差不多没有可能让他们沉潜到新生活的更深的层面，几乎同时教会了他需要“遵命”，多装点些光明，多删削些黑暗，径直坚定地站在“歌颂”的岗位上。于是，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代表着对立阶级的两个端点，或代表着新旧冲突的两个端点，一色的透明单纯，也一色的空泛浅薄，唯活跃在两个端点之问的地带才有深刻的复杂性和巨大的丰富性。一边遵政治需求之命，一边又在其熟悉的生活层面上有所发现，并最终以其发现确证政治需求的合理性，这便是赵树理的状态。
当时的茅盾是敏感的，他的意见切实多多。他说，赵树理的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镜”¨３Ｊ这种意见当然由政治生发，那是毫无疑问的，所包含的文学内容，不仅揭示了乡土文学的一个新阶段，更表明了一个资深乡土文学家对这一新阶段的接受。“五四”乡土小说由城市向农村的思想辐射，已恍若隔世，像京派小说由城市向农村的文化归趋，只需举出同期冯乃超批判沈从文那则《芷江县和熊公馆》，足明白其命运了。赵树理作品的里程碑意义就在于，依据现代性目的的异常突出的政治需要，彻底消除以往城市文化的影响，实行了农村文化独立自足的发展，并最终给城市文化以借镜，进而铺展更深层面上的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包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年间，文学与政治婚媾的局面愈演愈烈，随着工作重心没有很好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取向长期没有得到切实的认识。长期以来，“城市”在我们作家的心眼里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选择城市的物质生活，但表现在创作中的题材兴趣，・１１４・
情况差不多正好颠倒过来。身居城市的作家们怀着特别深切和神圣的感情不断写出一部又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却对他们身边的城市不是无动于衷，便是难以把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农村两大题材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更严重的是，在对于这些题材的表现上同时又强化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从柳青《创业史》到浩然的《金光大道》，一路过来，越发背离“五四”新文学乡土文学的传统，其间居然还出现过对赵树理描写农村“中间人物”深厚才能的质疑。这种局面的终结，当代文学的真正起锚开航，最真实的原因，恰恰也正是随着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才实现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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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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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与"市"和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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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数：许道明， Xu Daoming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2002(1)6次
参考文献(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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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３月
第１期Ｊｏ唧ａ１ｏｆＳｃｈ００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ｏｆ蛳ｎｅｓｅｋｌ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Ｌ鹏Ｎ删堍Ｎｏ彻ａｌＵｍＶｅｒｓ时Ｍａｒ．．２００２Ｎｏ．１
“乡”与“市＂和中国现代文学
许道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乡村”和“城市”两种社区，作为文化构成，客观存在并支配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过程，有可能用以考察这一历史阶段文学现代性的依据。上个世纪二、三、四十年代，乡村小说
的典型事实具体而微地显示了“乡”与“市”两种文化价值倾向的起伏消长，从“市”对“乡”的超
越至“乡”对“市”的包围，是中国现代文学留给今天的一份重要启示录。
关键词：乡市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８５３（２００２）０１—１１０—０６
前些年学界忙着讨论“文化”，这两年换上了“现代性”，这两个玩艺似乎都意义丰富，定义也特多歧异。关于“乡”与“市”两种社区的文化生活观点，当下已被用作考察文学作家现代性的标识。从中外文学史和世界现代化过程看，乡村文学往往含茹反现代性的倾向，当然这里所谓的“乡村文学”并不只是局限在单纯的题材内容上，差不多主要指作家在择取和处理题材时所拥有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写什么”并非毫无意义，但较之“怎么写”，有时实在无关紧要。中国是一个老大的农业国家，长期匮乏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和文化的独立品格，这种立场对于“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的中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事实业已证明，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较少直接表达过对现代性的评价态度，也未必都表现过彰显的“反现代”叙事，但就其实践的基本方面，几乎都围绕着“乡”与“市”两种文化思潮的较量，而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几乎是以“乡”与“市”两种文化价值倾向的消长为显著特点的。
１９２６年，新文学开张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鲁迅借激赏俄国诗人勃洛克，曾经浩然兴叹：“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十二个》后记）鲁迅的判断当然也包括他本人，他差不多也不能说是都会小说家，尽管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也给读过托尔斯泰、易卜生的新青年写真留过影。史称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石，重要原因就在他所创造的乡土小说满贮着与一般“农村文学”不同的意味。新的世纪必须以新的设想为依据，虽说他对传统太过熟稔了，甚至还不能最终忘却，但他已经不打算再为它们所迷惑和纠缠，决心放弃对于它们的有关义务：他作为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是以抒写下层社会的不幸，当然主要是农民的不幸为发脚点的；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在一般人道主义者止步的地方开辟了新道路，飚扬着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这些大抵都包含在他的那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中。不过，倘若没有他从西方窃来的那一套专与封建道统文化做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３—１９
作者简介：许道明（１９４６一
・），男，上海人。文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著作ｌＯ多部。１１０・
对的思想，倘若没有他对居身于其间的那座非人“铁屋子”的决绝憎恶，倘若没有他那份个人性极强并充满生命紧张的自由创造精神，鲁迅以其对历史的兴趣和宝爱自身生命经验的倾向，也许会成就另一番事业。他的那些彩虹般的童年回忆多半是关于农村和乡人的，包括他的那篇《社戏》，甚至也包括《故乡》，我们从那几个村童生气郁勃的身姿中，从闰土与豆腐西施的对比中，是不难味索到作家的情感指向的。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位文学巨人终生情感异乎寻常的峻急，但几乎也没有人能够说他以个人情感排拒着理性，那份“五四”留给他的前驱者的理性。因此，他虽然差不多没有写过都市生活，在多数的作品中，却始终是以前卫的城市人的眼光去看取“乡下人”和“乡下事”的，这些即说明了他写小说时已经有了城市人的装备，思想的，经验的。说到底，他的乡土小说，是一种由现代人思想烛照的农村写真。研究者已经说了许多关于鲁迅乡土小说理路自形而下升华至形而上的优长，不知还用了多少次的《阿Ｑ正传》，诉说着鲁迅是如何站在时代哲学文化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中国农村社会施以理性的剖析的。鲁迅那份体现了新时代精神的才具自然少有人及得，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由他而引来了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的一大群乡土小说家，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黎锦明、许杰、彭家煌等等，他们大致也经历了像鲁迅那样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对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有所背弃，从而也有所发现。
继周作人“土气息、泥滋味”之类的乡土文学主张之后，鲁迅终于有可能说出了如下一段相当漂亮的话：“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Ｇ・Ｂ瑚ｄｅｓ）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民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坦Ｊ（《小说二集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权威的“乡土文学”定义也因此脱颖而出。那批后起的乡土小说家对故土的叙事大都抱有复杂的情感，然而共通的地方正在几乎都用城市人的眼光打量着“乡下人”和“乡下事”，表达着与故土家园无法调和的决心，算来成绩也是不俗的。这是一股思想的巨流，确乎也是现代文学历史上最值得描叙的繁荣景观，稍稍有些遗憾的仅仅在于，那批新起的乡土小说家，他们作为鲁迅的学生，最终学不像《阿Ｑ正传》，多半沿着《故乡》和《祝福》的路径，倾诉着他们的乡愁，抚摸着农人累累的伤痕，悲怆则为他们的一般底色。
鲁迅和由他带出的那些乡土小说家，首先是新文学最早的一批漂泊者，但他们毕竟不像勃兰兑斯嘴边的流亡者，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远不是斯塔尔夫人从法国来到德国。他们幸运得多，他们几乎憋足了力气数落着故土的一切，尽管有时也会生出若干特别温暖的情思来。当时的中国几乎什么都不自由，唯思想却有过相对自由的开展，青年的乡土小说家们气运终究不错，他们的故土当政者有足够的理由却没有丝毫的能力像法国当局对待斯塔尔夫人那样，判定他们数典忘祖，背叛家乡。或许他们并没有自觉标榜过在“现代性”大旗下站队的心愿，但城市里的一切终于让他们感受着西方文化的魅力，发育了他们相当个人和自由的观念和行为，即那种相当现代性的方式，从而也教会了他们加强了文学的批判锋芒，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园。已经发生的事实表明，他们依持城市而生发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追求，包括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一打以上的各色名目的“主义”，或精神，或技法，零零散散地撒落在他们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道小径上，从而在谋得维护生计方略的同时，给新世纪的农村文学也烙上了“现代”的印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城市，也便没有了他们的乡土小说。那时的乡土小说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普遍的人道主义和程度不等的启蒙主义动机，推助它们的创造者用俯瞰的眼界凝视各自的故土家园，实现着“市”对于“乡”的超越，展示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结实的城市对农村的文化辐射。
沈从文也是从“边城”漂流到北京来了，他的文学生命到底来得晚了些，他没有可能与第一批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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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共襄盛事。他一生说了许许多多的挞伐文学商品化的话，不过自他来到城市以后，差不多比任何人都结实地体验着文学的商品价值；自己弄成的文字，可以卖，可以用以换取果腹穿衣以至于声名地位，不啻可以抚慰自己寂寞的心怀。他在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一面和上海滩头那些“寄生于书店报馆杂志期刊”的都市写家顽强交战着，一面倒清醒自个儿毕竟置身于现代都市，或北京或上海，“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３］（Ｐ勰），或者说，正是现代化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体制，成就了沈从文从谋生到发展的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在上海期间，沈从文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也是被卷进了为他所反感的“商品竞卖”的潮流里的，他像现代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评论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书一百元的价格尽快地出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有人统计过，“仅仅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都遍布他的文学作品。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分别出版了他十多个作品集。正如他在自传性小说《冬的空问》、《一个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所说的，上海几乎所有书店都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他很快成为了‘多产作家’，而他自己则自我解嘲地把自己称为‘文丐”’。ＨＪ（《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位在城市捞世界的文学作家，写过城市的某些篇页，但最终的兴趣仍旧在乡村，他简直还是３０年代最重要的乡土小说家呢。他的风格不像那些革命文学家，当然也不像稍后一些的左翼乡土小说家，甚至也不像那些背井离乡的东北作家，包括也不像他的朋友丁玲。社会革命的理想以一种相当现代的目的性，支配着那些作家的运思和结构，作家审视乡土的眼光到底还是城市的，或常态的，或变态的，依然坚挺着城市的文化价值，以此扫描着广大的乡村。大体而言，因着救亡的主题空前压倒了上一时期启蒙的主题，估衡艺术的标准也随之有了新变化，茅盾的《泥泞》、《春蚕》，尤其是《水藻行》，似乎还晃动着上一时期同类小说的身影，吴组缃、艾芜的某些篇什似乎还愿意尊重以往的水准，某些东北作家，尤其是萧红、端木蕻良似乎还没有忘记前辈给予他们的恩泽，而大部分代表主流的作品，虽仍然高扬乡土文学的旗幡却已经朝着非文学的方向进展了。沈从文的工作，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湘西小说，是可以由他的夫子自道来注释的。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乏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Ｌ５Ｊ于是，这位杰出的乡巴佬转过身去，不愿意像鲁迅和其他乡土小说家那样用对世界的现代性的认知方式来介入自己的小说，而以原始氏族遗风和宗法礼俗制度交织下的乡土社会为描写的母本。他的湘西小说明显排拒了以第一代乡土小说家看取乡土的城市眼光，却纵情地描绘着乡村社会宁静和谐的美感，那里的道德人情，那里的习俗风光。如果我们再以他的大量关于都市生活的小说作参照，那么会惊讶地发现，他的那些所谓的都市生活小说实在缺少独立自足性，更多的有着反衬湘西小说的意义。换言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仅由其小说文本“客观”地显现出来，并且还在作家小说中“乡”与“市”的对立性形象的设置描绘和情感价值取向上特别地显现出来。一如作家自己坦陈的那样：“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来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ｂ】
沈从文身居城市，却不同于以鲁迅代表的前辈乡土小说家，是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他梦中的故土家园的，并用仰视的角度来颂扬着那片桃源般的乡村世界。他的乡土小说，俨然是一种特异的反现代性叙事，尽管也关顾乡间已经发生并正在经历着流动变迁，情感上却往往颇为抵触，弥漫于作品中的忧伤气韵，大半也有此生成。研究者在咂摸个中滋味时，向来重视沈从文的那段名言，即“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１５ｊ世道太坏，人心太坏，是都市生活给予沈从文的教训，至于优美健康而又自然的人性，唯有在他梦绕魂系的乡土故园中能够寻得。当下还没有发现沈从文的外语能力，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否认外国文学对于他的滋养，他自称深受契诃夫的影响，我们则更多地从他的湘西小说中读出梅里美和《雅歌》的风韵，由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为何将那座神庙冠诸“希腊小庙”。大抵西方古希腊时代人类天性得以自由自然发展的胜景给予沈从文的印象太・１１２・
深刻了，它已经作为一种模范为现代社会所不可企及，它同时也勾引起沈从文比附性的想象，并用以说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家园。许多人用中国民族田园诗人的风格来形容沈从文，还不能说是完全准确的。沈从文一度与“新月”和“现代评论”一流人物交游甚密，也许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新人文主义。梁实秋氏对于“人性”恒定不变的申说，像其美国老师白璧德那样的钟情于东方文化，一口气咒尽了“五四”以降新文学的浪漫主义趋势。闻一多对郭沫若《女神》的意见就是两条：“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所谓的“地方色彩”，有地域的，更有着多得多的民族文化的意味。或许允许推得更前些，那便是著名的“学衡”派，那都是些神往于古典文化的角色，无论是民族的抑或是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沈从文，并不是本文作者的任务，这里只提示沈从文的反现代性叙事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就足够了。沈从文终究是现代乡土小说家，像所有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的反现代性倾向，倒是借着某些相当现代的文化外衣表现出来的。包括沈从文本人当时被广泛称颂为“文体”魔术师，他的小说在技术层面特富现代味，较之第一代乡土小说家，更具兼容风度，对于“乡土抒情诗”氛围的自觉追求，普遍的象征描写，意识流等等，都是他那件外衣上的现代性的光彩。
对于某种人生的原始生存方式的热情，以及返归自然的生命体验，这便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使命。他在为一位青年朋友的小说集做序时顺便说过自己：“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６Ｊ（题记）因此，我们愿意重视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的意见，她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表现出一种合乎“五四”文化精神的“兽性”，“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我们也珍重朱光潜由《边城》说到作者其人的评论，他说：“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股沉忧隐痛，《翠翠》（边城》）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ｎｊ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对于当时主流派的乡土文学，对于风起云涌的左翼小说，包括对于已经头角峥嵘的都市小说，都是奇异的存在。但在他的前后左右，还有着废名、芦焚、李健吾、萧乾等等同好，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京派小说家”。他们关于乡土的描写，大抵都有着那种“向后看”的姿势，一副反现代、反城市文化的傲岸姿势，然而他们的心或许较之一般作家有更多超前的企盼，仿佛散发着某种关于未来的气息。他们所提供的范本，与现代性的乡土小说交替地对后代发生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一代。
当沈从文遥想沉溺于湘西沅水点点滴滴的当儿，他未必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乡村的特殊理解，并且已经制订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初的日子里，“文章乡下”、“文章入伍”赫然托出文学民族形式的问题，随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赵树理闪亮登场，犹如当今明星，推动了文学上“乡”与“市”的新一轮较量。当然我们不愿意用政治的过程来机械比拟文学的实际，但在现代中国有些时候没有比政治过程更能客观表述文学的发展了，当共产党人自觉以其政治中心任务重塑新文学“农村文化”的内涵时，便显得格外生动。
赵树理早年接触过新文学，但为着对于革命政治的需要，深刻改造了新文学与乡下人乡下事的结合方式。他说自己写的是问题小说，并志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前者是关于创作动机的说明，比如他曾经说过：“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人，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旧ｊ后者大抵表达了他的创作风格，其间包含着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状况的历史反省，排斥城市知识分子的作风，向民间的大众的趣味突人。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算来是他的锋芒初试，建国后在一篇题为《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９］的文章中，他反复表白自己的工作是“劝人”的，还说他的写小说犹如“说评书”。这里，差不多表达了他对民族形式的自觉服膺，显然是与西方文学绝缘的，内容上的劝善惩恶，包括“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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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压正”、“大团圆”的图景，以及形式上的通俗化。意味虽然相当旧，却又诚挚地服从着解放区的“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文学要求。赵树理是农民的儿子，深切体验着农民翻身解放的感激之情。他的传记材料表明他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是彻底农民化了的。他拟想的读者和描写对象就是那些普通农民，而他对他们的了解一如像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他自己说过：“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０Ｊ（《决心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作家与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嘲讽着延安某些作家笔下的人物衣服是农民的而面貌却仍然是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居然做到了小说人物流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１１刊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发言人周扬及时地誉扬赵树理是一个“新人”，这远不是只说明了赵树理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新作家，主要指的是他区别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特质。这种新特质集中体现在赵树理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乡土文学家，对乡下人与乡下事，他所用的角度既不是俯视的也不是仰视的，而是平视的，用乡下人的眼光看取乡下人与乡下事，忠实地反映了农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和审美要求。难怪郭沫若在读过《李有才板话》后直起喉咙欢呼：“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１１２ｊ（《“板话”及其他》）这里自然有爱屋及乌的意思，但似乎不能轻易怀疑论者的真诚，赵树理提供的艺术世界，在论者毕竟是陌生的。
一般城市作家需要脱胎换骨的事情，在赵树理却是本着生活实践的内在要求，已经天然具备，这也正是赵树理在毛泽东《讲话》发表后最终实行了同新文学传统的告别式。他在其乡土小说的写作中，已经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眼光来作一番调整，新的政治环境和新的政治要求，支配着他的生活逻辑，更支配着他的艺术想象的逻辑，自己看自己，自己写自己，差不多是最合适的选择。赵树理实在是乡村生活的忠诚记录者，当他离开或排斥了城市文化的烛照后，他虽然有能力在其作品中保留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但从而也失却了鲁迅及其代表的那批乡土小说家的现代性的思想力量。同样身处解放区而对新文学经验的记忆深刻得多的丁玲，在她写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前，比如《在医院中》和《夜》，就给人以别一样的印象。前者对于解放区存在的小生产习惯风气的敏感，后者对于翻身农民内心世界中感情和理智、理想和现实的多重性错综冲突的镂刻，清晰传递了“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是有新的荆棘”的预言。这些是为赵树理无法及得的。现代革命教会了作家如何看待乡间对立的阶级冲突，也教会他如何发现乡间新旧思想的冲突，然而由现代革命坚挺目标所营建的文化语境，差不多没有可能让他们沉潜到新生活的更深的层面，几乎同时教会了他需要“遵命”，多装点些光明，多删削些黑暗，径直坚定地站在“歌颂”的岗位上。于是，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代表着对立阶级的两个端点，或代表着新旧冲突的两个端点，一色的透明单纯，也一色的空泛浅薄，唯活跃在两个端点之问的地带才有深刻的复杂性和巨大的丰富性。一边遵政治需求之命，一边又在其熟悉的生活层面上有所发现，并最终以其发现确证政治需求的合理性，这便是赵树理的状态。
当时的茅盾是敏感的，他的意见切实多多。他说，赵树理的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镜”¨３Ｊ这种意见当然由政治生发，那是毫无疑问的，所包含的文学内容，不仅揭示了乡土文学的一个新阶段，更表明了一个资深乡土文学家对这一新阶段的接受。“五四”乡土小说由城市向农村的思想辐射，已恍若隔世，像京派小说由城市向农村的文化归趋，只需举出同期冯乃超批判沈从文那则《芷江县和熊公馆》，足明白其命运了。赵树理作品的里程碑意义就在于，依据现代性目的的异常突出的政治需要，彻底消除以往城市文化的影响，实行了农村文化独立自足的发展，并最终给城市文化以借镜，进而铺展更深层面上的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包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年间，文学与政治婚媾的局面愈演愈烈，随着工作重心没有很好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取向长期没有得到切实的认识。长期以来，“城市”在我们作家的心眼里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选择城市的物质生活，但表现在创作中的题材兴趣，・１１４・
情况差不多正好颠倒过来。身居城市的作家们怀着特别深切和神圣的感情不断写出一部又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却对他们身边的城市不是无动于衷，便是难以把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农村两大题材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更严重的是，在对于这些题材的表现上同时又强化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从柳青《创业史》到浩然的《金光大道》，一路过来，越发背离“五四”新文学乡土文学的传统，其间居然还出现过对赵树理描写农村“中间人物”深厚才能的质疑。这种局面的终结，当代文学的真正起锚开航，最真实的原因，恰恰也正是随着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才实现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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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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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与"市"和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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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数：许道明， Xu Daoming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2002(1)6次
参考文献(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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