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的不是别的，是人行动的结果恰恰背离自己动机的初衷。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玩笑”。
历史沉浮，无论是流血的战争，激进的变革，从宏观的角度看，目的无非两个：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从理论上讲，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国家不富强，经常遭受侵略欺凌，国内的人民哪里有幸福可言？话说回来，国内的人民饥不裹实，颠沛流离，这样富强起来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二者似乎是统一的。
但我们纵观历史的长河，问题决非如此简单。逻辑上的统一无法阻碍现实中的断裂和分化，以至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成了历史中的一个两难选择，无法同时兼顾，要么选择前者，要么选择后者。
《吕氏春秋·长见篇》曾经有这样一个记载：周武王灭纣以后，把吕尚封在了齐，把周公旦封在了鲁。有一天，吕尚和周公旦的关系不错，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周公旦问吕尚：“何以治国？” 吕尚回答说：“尊贤尚功”。吕尚问周公旦：“何以治国”周公旦回答说：“亲亲上恩。”太公望说：如果你这样治理国家，鲁国的国力就会慢慢地削弱了。周公旦反驳说：鲁国虽然削弱了，但我的子孙却能前后相继，齐国看似强大了，但齐国以后的君主未必姓吕了。此言果真不假，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齐国果然不是吕家的天下了；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但却是三十四世而亡。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盖尊贤上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尚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也。
更为糟糕的是，国家也不富强，人民也不幸福，既没有做到“国威外达”，也没有做到“亲亲尚恩”也就是内忧外患。这种场景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历史的发展可能正是为吕尚和周公旦的这一段对话作注解的。但更为微妙的是，不同的历史给出了不同的选择。战国时代，战乱纷呈，民不聊生，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那些不富强的国家只有挨打受气的份，相反，那些拳头较硬，实力较强的国家却是占尽了上风。在这种“争于力气”的年代，谁还会去推行“亲亲尚恩”呢？我们看到，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唯一的目的不过是国家富强。
秦国强大了，强大到无人能敌。但是，秦国的百姓却遭殃了。战国时代，哪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最苦？是秦国。哪个国家的臣子最不好当，也是秦国。如果我们看看秦国的历史，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采取严刑酷法对百姓进行镇压，不是上战场打仗，就是被身边的人监视，大气都不敢出，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可能丢掉性命。在这样一个丝毫没有安全感的国度里，又会有什么幸福感呢？《资治通鉴》中说：“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商鞅执法极其残酷，在当宰相的十年中，曾经在魏水河畔处决犯人，把渭水都染红了。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呢？估计没有人愿意。秦国曾经攻打上党，上党的老百姓都跑到赵国去了，他们知道，一旦成为秦国的子民，就无疑下了地狱！正如鲁仲连所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 鲁仲连作为山东的文明人，对秦国的野蛮嗤之以鼻，说秦国是“尚首功之国”。秦国的士兵看下敌人的一个脑袋，就晋爵一级。所以，秦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不仅仅把敌人杀死就完了，还要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别在裤腰带上，继续向前冲，杀的人多了，裤腰上的脑袋就多了，有时候多大七、八个。试想，一个浑身献血，腰带上别着七、八个鲜血淋淋的脑袋，还在向前冲杀，谁见了谁不会害怕？所以秦国是“尚首功之国”，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所以，秦国是通过高压、酷法强制性地将国家的内耗降低到最小，从而富国强兵（别忘了，富得不是民，而是国家。强的不是人，而是“兵”的角色）。也正因为此，秦国通过对国内人民的压制换取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最后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吞并八荒，统一全国。
做秦国的大臣也不是多么幸运。秦国虽然“尊贤尚功”，尊贤却是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有用的时候，低三下四，没有用的时候卸磨杀驴。而这恰恰是“亲亲上恩”的反面，也是秦帝国迅速坍塌的必然。从商鞅见杀，到后面的穰侯、韩非子、范睢、吕不伟、蒙田，李斯，没有一个又好下场的。极端的功利主义导致的就是翻脸无情。
而那些遵循“亲亲上恩”的山东诸国呢？“尊贤尚功”之路根本行不通，因为文化底蕴使然。所以，吴起一生颠沛流离，根本无法施展抱负。商鞅在魏国也不得志，韩非子的话在韩国也没有人听。总之，一个文明，注重人情味的国家怎么能干出“尊贤尚功”的事情呢？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难道靠的是强迫，靠的是压制，靠的是狡诈？所以，他们没有秦国野蛮，但治国策略又确实显得迂腐，最终被一个个灭掉了。
让我们再看看宋朝。宋朝的情形与秦国恰恰相反。金庸先生说要重新写中国历史，历史的新写法就是要抛开朝代更迭，更多地关注民生，看看哪个朝代让他的子民过的更幸福。金庸先生说，宋朝的人民就过得很幸福。宋朝很少有杀戮，即使开过皇上赵匡胤也没有像其他朝代的开国皇上一样大杀功臣，而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温柔手段加强了中国集权，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开国之初，赵匡胤面临的选择估计和其他朝代的开国皇上一样：是穷兵黩武，封疆阔地，连修战事？还是温和无为，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军人出身，过惯了刀头舔血生活的宋高祖选择了后者，我们可以从他以及其继任者的一系列政策中看出来：颁布了“不杀大臣，言者无罪”的法令，他的五个继任者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和大臣的脑袋；宋朝没有征兵制，为历朝所仅见，它尽量避免征派税赋于民间，刑罚都较其他朝代温和，但对官吏管理严格。这样的治国策略无疑大大减少了国家的内耗，省去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放眼望去，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朝代。那时的百姓生活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略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生活在画中的每一个百姓，都享受这其他朝代难有的幸福生活。
黄仁宇先生统计过得几个数字让人震惊：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较300年后的明朝财政数字，你会惊奇的发现，大明王朝的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后的大清王朝，其人口与版图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能达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强接近。
这样的生活估计就是我们所期盼的，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可是风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估计从来就没有太平过。这个文绉绉的朝代失去了尚武精神，丧失了强硬的态势，没有了发达的肉体。于是乎，周边的少数民族蠢蠢欲动，集结兵力，开始垂涎这块肥肉。从蒙、金的屡犯中原，到得寸进尺，宋朝却是频频退让，一味采取绥靖政策，没有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的男儿豪迈，留下的却是“靖康耻，犹未雪”的千古长叹；没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者几人还”的血性，平添的却是“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行尸走肉。当国门被打开，疆土被践踏，人民的幸福又何以保障？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社会创造的财富，都不过进了掠夺者的口袋，所以得辛勤劳动，不过是为别人在做嫁衣。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的君主，面对“亲亲尚恩”和“尊贤尚功”，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的不是别的，是人行动的结果恰恰背离自己动机的初衷。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玩笑”。
历史沉浮，无论是流血的战争，激进的变革，从宏观的角度看，目的无非两个：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从理论上讲，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国家不富强，经常遭受侵略欺凌，国内的人民哪里有幸福可言？话说回来，国内的人民饥不裹实，颠沛流离，这样富强起来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二者似乎是统一的。
但我们纵观历史的长河，问题决非如此简单。逻辑上的统一无法阻碍现实中的断裂和分化，以至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成了历史中的一个两难选择，无法同时兼顾，要么选择前者，要么选择后者。
《吕氏春秋·长见篇》曾经有这样一个记载：周武王灭纣以后，把吕尚封在了齐，把周公旦封在了鲁。有一天，吕尚和周公旦的关系不错，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周公旦问吕尚：“何以治国？” 吕尚回答说：“尊贤尚功”。吕尚问周公旦：“何以治国”周公旦回答说：“亲亲上恩。”太公望说：如果你这样治理国家，鲁国的国力就会慢慢地削弱了。周公旦反驳说：鲁国虽然削弱了，但我的子孙却能前后相继，齐国看似强大了，但齐国以后的君主未必姓吕了。此言果真不假，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齐国果然不是吕家的天下了；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但却是三十四世而亡。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盖尊贤上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尚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也。
更为糟糕的是，国家也不富强，人民也不幸福，既没有做到“国威外达”，也没有做到“亲亲尚恩”也就是内忧外患。这种场景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历史的发展可能正是为吕尚和周公旦的这一段对话作注解的。但更为微妙的是，不同的历史给出了不同的选择。战国时代，战乱纷呈，民不聊生，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那些不富强的国家只有挨打受气的份，相反，那些拳头较硬，实力较强的国家却是占尽了上风。在这种“争于力气”的年代，谁还会去推行“亲亲尚恩”呢？我们看到，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唯一的目的不过是国家富强。
秦国强大了，强大到无人能敌。但是，秦国的百姓却遭殃了。战国时代，哪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最苦？是秦国。哪个国家的臣子最不好当，也是秦国。如果我们看看秦国的历史，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采取严刑酷法对百姓进行镇压，不是上战场打仗，就是被身边的人监视，大气都不敢出，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可能丢掉性命。在这样一个丝毫没有安全感的国度里，又会有什么幸福感呢？《资治通鉴》中说：“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商鞅执法极其残酷，在当宰相的十年中，曾经在魏水河畔处决犯人，把渭水都染红了。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呢？估计没有人愿意。秦国曾经攻打上党，上党的老百姓都跑到赵国去了，他们知道，一旦成为秦国的子民，就无疑下了地狱！正如鲁仲连所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 鲁仲连作为山东的文明人，对秦国的野蛮嗤之以鼻，说秦国是“尚首功之国”。秦国的士兵看下敌人的一个脑袋，就晋爵一级。所以，秦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不仅仅把敌人杀死就完了，还要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别在裤腰带上，继续向前冲，杀的人多了，裤腰上的脑袋就多了，有时候多大七、八个。试想，一个浑身献血，腰带上别着七、八个鲜血淋淋的脑袋，还在向前冲杀，谁见了谁不会害怕？所以秦国是“尚首功之国”，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所以，秦国是通过高压、酷法强制性地将国家的内耗降低到最小，从而富国强兵（别忘了，富得不是民，而是国家。强的不是人，而是“兵”的角色）。也正因为此，秦国通过对国内人民的压制换取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最后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吞并八荒，统一全国。
做秦国的大臣也不是多么幸运。秦国虽然“尊贤尚功”，尊贤却是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有用的时候，低三下四，没有用的时候卸磨杀驴。而这恰恰是“亲亲上恩”的反面，也是秦帝国迅速坍塌的必然。从商鞅见杀，到后面的穰侯、韩非子、范睢、吕不伟、蒙田，李斯，没有一个又好下场的。极端的功利主义导致的就是翻脸无情。
而那些遵循“亲亲上恩”的山东诸国呢？“尊贤尚功”之路根本行不通，因为文化底蕴使然。所以，吴起一生颠沛流离，根本无法施展抱负。商鞅在魏国也不得志，韩非子的话在韩国也没有人听。总之，一个文明，注重人情味的国家怎么能干出“尊贤尚功”的事情呢？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难道靠的是强迫，靠的是压制，靠的是狡诈？所以，他们没有秦国野蛮，但治国策略又确实显得迂腐，最终被一个个灭掉了。
让我们再看看宋朝。宋朝的情形与秦国恰恰相反。金庸先生说要重新写中国历史，历史的新写法就是要抛开朝代更迭，更多地关注民生，看看哪个朝代让他的子民过的更幸福。金庸先生说，宋朝的人民就过得很幸福。宋朝很少有杀戮，即使开过皇上赵匡胤也没有像其他朝代的开国皇上一样大杀功臣，而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温柔手段加强了中国集权，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开国之初，赵匡胤面临的选择估计和其他朝代的开国皇上一样：是穷兵黩武，封疆阔地，连修战事？还是温和无为，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军人出身，过惯了刀头舔血生活的宋高祖选择了后者，我们可以从他以及其继任者的一系列政策中看出来：颁布了“不杀大臣，言者无罪”的法令，他的五个继任者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和大臣的脑袋；宋朝没有征兵制，为历朝所仅见，它尽量避免征派税赋于民间，刑罚都较其他朝代温和，但对官吏管理严格。这样的治国策略无疑大大减少了国家的内耗，省去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放眼望去，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朝代。那时的百姓生活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略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生活在画中的每一个百姓，都享受这其他朝代难有的幸福生活。
黄仁宇先生统计过得几个数字让人震惊：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较300年后的明朝财政数字，你会惊奇的发现，大明王朝的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后的大清王朝，其人口与版图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能达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强接近。
这样的生活估计就是我们所期盼的，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可是风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估计从来就没有太平过。这个文绉绉的朝代失去了尚武精神，丧失了强硬的态势，没有了发达的肉体。于是乎，周边的少数民族蠢蠢欲动，集结兵力，开始垂涎这块肥肉。从蒙、金的屡犯中原，到得寸进尺，宋朝却是频频退让，一味采取绥靖政策，没有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的男儿豪迈，留下的却是“靖康耻，犹未雪”的千古长叹；没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者几人还”的血性，平添的却是“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行尸走肉。当国门被打开，疆土被践踏，人民的幸福又何以保障？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社会创造的财富，都不过进了掠夺者的口袋，所以得辛勤劳动，不过是为别人在做嫁衣。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的君主，面对“亲亲尚恩”和“尊贤尚功”，你又会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