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隆国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社会各界一直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力。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国内的变化相互交融，业界觉得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同志同样感觉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对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感到迷茫，需要认真探寻。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阶段性的、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讲，经济新常态至少有三个基本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经济结构的加速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今天讲应对新常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寻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把创新放到了首要地位。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依靠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红利来驱动经济的发展。现在大家有了共识，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创新、更多地依靠经济效益的提升。
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中国通过创新促进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而通过创新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要用全球视野来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的调整和转型。
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均GDP8000美元左右，在全球排在80位上下，和领先国家的差距还十分明显，而这个差距恰恰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
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过去30多年通过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我们也因此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我们要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深刻变化中蕴含的新机遇。全球经济从2008年以前的繁荣，到现在危机以后的低迷，经济增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风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积累。
中国越来越开放，全球经济的变化、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让中国更好地开展创新、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加速追赶？在任何情况下，繁荣时有繁荣的机遇，比如2008年以前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竞争力增强，同时利用了外部市场需求强劲的机遇，使得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现在经济低迷了，还是有很多新的机遇，这些机遇与繁荣期不同，但是对我们的创新、加速结构调整恰恰有着直接的帮助。
比如，全球经济低迷以后中国经济也在下行，但是相对而言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凸显出来，所以会吸引很多高端产业活动、高级人才加速向中国汇聚。人才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吸引，正加速向中国流动。
比如留学归国人员，2004年一年回来的只有2万多人，2015年却有40.5万人回国。尽管个别人员质量不够高，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里的精英所在。
从投资角度，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而且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投资投向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中国搞研发。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了危机爆发以后全球产业链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调查研究表明，31%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这在当时，更凸显出中国的发展前景，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非常看好。实际上，跨国公司是中国开展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会和国内的企业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也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在“走出去”方面同样有新的机遇。正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价值大幅度回落，这给了中国企业在全球通过并购整合资源的有利机会，这也是个窗口期。以前中国企业想去买外国的公司觉得太贵了，有的外国企业好的时候对来自中国企业的并购很抵触。现在，很多外国企业陷入了困境，陷入困境不是技术不好，也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受到外部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成本去整合资源；另一方面从被并购企业来说，他们把中国企业当作了救星，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我们有些企业去海外并购、整合，效果是不错的。比如汽车工业，吉利买了沃尔沃，要不是危机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整个全球汽车版图中，吉利和沃尔沃的差别是那么大，正是这场危机让吉利去收购了沃尔沃。几年以后，它把中国的市场、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和沃尔沃的技术以及品牌整合得非常出色，让沃尔沃汽车重新焕发了活力。
危机以后有很多新的机会，对中国企业来说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用全球视野来整合全球资源，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有的不一定非要去并购，也可以有目的地去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华为就是比较成功的研发型企业。华为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目前在俄罗斯、印度、美国、英国等国布局了很多研发中心。
今天，中国再讲创新，不管称之为自主创新还是什么创新，一定是开放的创新，一定是要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创新。靠创新来推动中国的结构升级，必须树立一个观点，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用全球的视野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使命。
第二，要牢牢把握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
人类的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回顾工业革命以来几轮大的技术进步，我们会发现，每一轮集中的、大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革命（称之为革命是因为其带来颠覆性的影响），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及方向。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和几轮重大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擦身而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康乾盛世，那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顶峰时代，但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公使想来中国通商时，乾隆皇帝以天朝大国自居，称无需跟蛮夷之邦互通有无。当时，英国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我们拒绝跟英国通商其实是拒绝工业革命，因此我们很长时间和工业革命擦身而过，鸦片战争一爆发，我们一败涂地，开始滑落。
过去一百多年到今天，中国人从农业文明的巅峰开始追赶工业化，如今又碰到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影响之深恐怕在历史上只有电力革命可以跟它相比。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未来会怎样去演变，我们怎么想都预想不到，需要靠市场去摸索。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深刻变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追赶者，德国人说工业4.0，我们中国可能还在做工业2.0、工业3.0，我们还要去补工业2.0、工业3.0的课，但是补课的同时不能放弃工业4.0。对我们来说任务艰巨，既不能在新技术的前沿落伍，要发展新经济，同时还要在传统的追赶过程中通过技术的创新，实现加速追赶。与此同时，要看到这一轮信息技术渗透力非常强，它不仅仅会催生出一批新经济，同时会深刻地改造传统产业、传统技术。这意味着，要把握住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遇。比如汽车工业，全球的汽车工业格局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没有新的重大技术突破，一家中国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汽车工业新的竞争者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大家观察到，因为新能源汽车，特斯拉脱颖而出；现在微软、谷歌都要造自动驾驶的汽车。一家从来没有造车经验的企业，因为新技术革命可以切入一个已经比较稳定的产业格局中，并且在未来很可能变成引领这个产业的先行者。这意味着，如果在用新技术革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把握住先机，就有可能使我们后来居上、弯道超车。
所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求新动力，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第三，要建立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无论是用全球视野来推动创新还是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都离不开与之相配套的新的体制机制来提供保障和支撑。每一个人不管多伟大，在一个体制里是非常渺小的，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体制来决定的。所以，我们要搞创新，就一定要有一套新的体制。今天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改革体制；今天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促进创新和效率提升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比如，在宏观上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微观上，我们需要构造一套推动企业重视创新的体制机制。我们很多国有企业有着丰富的研发资源，能力很强，但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创新的动力不够强；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创新动力十分强，但是没有人、没有钱，创新的能力比较差，导致有动力的没能力、有能力的没动力。
今天再讲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改革真正激发国有企业开展创新的动力，要把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内在机制的改革，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机制来引导，不管我们提什么雄伟的口号， 永远只是口号。
所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还是今天中央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瞄着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永远在路上，从来不存在所谓“完善”的制度。我们可以观察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追赶的国家还是领先的国家，制度一直在演进，所以制度创新是无止境的。但是某个特定的阶段，必须有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体制。体制超前了，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早有教训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从殖民地宗主国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严明的法律等，但是为什么就没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工业化？打个比喻，制度像双鞋，那些殖民地国家的制度是擦得锃亮的“皮鞋”，但是不合脚，不符合它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双“草鞋” ，看起来并不好看，但是合脚，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们跑得非常快。但是今天，过去那双“草鞋”也不合脚，脚长大了，转型发展不能穿体制的“小鞋”，需要一双“新鞋”，这个“鞋”也许还是“草鞋” ，但是我们希望变成“运动鞋”，既合脚又舒适，能够让我们跑得更快。
总之，培育经济新动能，需理清创新的三个维度：一是用全球的视野推动创新； 二是要把握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 三是进行相应的改革体制创新，来为创新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现阶段，我们需要围绕中国创新、释放新动能这样新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造出一套适合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瞄准新目标的新的体制机制，来保证我们目标的实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6月25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6中国资本峰会”上的演讲。《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发表前经作者审定。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4期
文/隆国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社会各界一直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力。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国内的变化相互交融，业界觉得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同志同样感觉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对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感到迷茫，需要认真探寻。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阶段性的、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讲，经济新常态至少有三个基本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经济结构的加速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今天讲应对新常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寻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把创新放到了首要地位。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依靠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红利来驱动经济的发展。现在大家有了共识，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创新、更多地依靠经济效益的提升。
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中国通过创新促进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而通过创新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要用全球视野来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的调整和转型。
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均GDP8000美元左右，在全球排在80位上下，和领先国家的差距还十分明显，而这个差距恰恰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
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过去30多年通过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我们也因此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我们要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深刻变化中蕴含的新机遇。全球经济从2008年以前的繁荣，到现在危机以后的低迷，经济增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风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积累。
中国越来越开放，全球经济的变化、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让中国更好地开展创新、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加速追赶？在任何情况下，繁荣时有繁荣的机遇，比如2008年以前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竞争力增强，同时利用了外部市场需求强劲的机遇，使得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现在经济低迷了，还是有很多新的机遇，这些机遇与繁荣期不同，但是对我们的创新、加速结构调整恰恰有着直接的帮助。
比如，全球经济低迷以后中国经济也在下行，但是相对而言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凸显出来，所以会吸引很多高端产业活动、高级人才加速向中国汇聚。人才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吸引，正加速向中国流动。
比如留学归国人员，2004年一年回来的只有2万多人，2015年却有40.5万人回国。尽管个别人员质量不够高，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里的精英所在。
从投资角度，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而且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投资投向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中国搞研发。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了危机爆发以后全球产业链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调查研究表明，31%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这在当时，更凸显出中国的发展前景，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非常看好。实际上，跨国公司是中国开展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会和国内的企业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也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在“走出去”方面同样有新的机遇。正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价值大幅度回落，这给了中国企业在全球通过并购整合资源的有利机会，这也是个窗口期。以前中国企业想去买外国的公司觉得太贵了，有的外国企业好的时候对来自中国企业的并购很抵触。现在，很多外国企业陷入了困境，陷入困境不是技术不好，也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受到外部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成本去整合资源；另一方面从被并购企业来说，他们把中国企业当作了救星，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我们有些企业去海外并购、整合，效果是不错的。比如汽车工业，吉利买了沃尔沃，要不是危机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整个全球汽车版图中，吉利和沃尔沃的差别是那么大，正是这场危机让吉利去收购了沃尔沃。几年以后，它把中国的市场、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和沃尔沃的技术以及品牌整合得非常出色，让沃尔沃汽车重新焕发了活力。
危机以后有很多新的机会，对中国企业来说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用全球视野来整合全球资源，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有的不一定非要去并购，也可以有目的地去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华为就是比较成功的研发型企业。华为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目前在俄罗斯、印度、美国、英国等国布局了很多研发中心。
今天，中国再讲创新，不管称之为自主创新还是什么创新，一定是开放的创新，一定是要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创新。靠创新来推动中国的结构升级，必须树立一个观点，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用全球的视野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使命。
第二，要牢牢把握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
人类的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回顾工业革命以来几轮大的技术进步，我们会发现，每一轮集中的、大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革命（称之为革命是因为其带来颠覆性的影响），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及方向。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和几轮重大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擦身而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康乾盛世，那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顶峰时代，但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公使想来中国通商时，乾隆皇帝以天朝大国自居，称无需跟蛮夷之邦互通有无。当时，英国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我们拒绝跟英国通商其实是拒绝工业革命，因此我们很长时间和工业革命擦身而过，鸦片战争一爆发，我们一败涂地，开始滑落。
过去一百多年到今天，中国人从农业文明的巅峰开始追赶工业化，如今又碰到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影响之深恐怕在历史上只有电力革命可以跟它相比。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未来会怎样去演变，我们怎么想都预想不到，需要靠市场去摸索。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深刻变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追赶者，德国人说工业4.0，我们中国可能还在做工业2.0、工业3.0，我们还要去补工业2.0、工业3.0的课，但是补课的同时不能放弃工业4.0。对我们来说任务艰巨，既不能在新技术的前沿落伍，要发展新经济，同时还要在传统的追赶过程中通过技术的创新，实现加速追赶。与此同时，要看到这一轮信息技术渗透力非常强，它不仅仅会催生出一批新经济，同时会深刻地改造传统产业、传统技术。这意味着，要把握住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遇。比如汽车工业，全球的汽车工业格局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没有新的重大技术突破，一家中国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汽车工业新的竞争者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大家观察到，因为新能源汽车，特斯拉脱颖而出；现在微软、谷歌都要造自动驾驶的汽车。一家从来没有造车经验的企业，因为新技术革命可以切入一个已经比较稳定的产业格局中，并且在未来很可能变成引领这个产业的先行者。这意味着，如果在用新技术革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把握住先机，就有可能使我们后来居上、弯道超车。
所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求新动力，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第三，要建立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无论是用全球视野来推动创新还是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都离不开与之相配套的新的体制机制来提供保障和支撑。每一个人不管多伟大，在一个体制里是非常渺小的，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体制来决定的。所以，我们要搞创新，就一定要有一套新的体制。今天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改革体制；今天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促进创新和效率提升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比如，在宏观上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微观上，我们需要构造一套推动企业重视创新的体制机制。我们很多国有企业有着丰富的研发资源，能力很强，但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创新的动力不够强；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创新动力十分强，但是没有人、没有钱，创新的能力比较差，导致有动力的没能力、有能力的没动力。
今天再讲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改革真正激发国有企业开展创新的动力，要把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内在机制的改革，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机制来引导，不管我们提什么雄伟的口号， 永远只是口号。
所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还是今天中央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瞄着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永远在路上，从来不存在所谓“完善”的制度。我们可以观察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追赶的国家还是领先的国家，制度一直在演进，所以制度创新是无止境的。但是某个特定的阶段，必须有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体制。体制超前了，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早有教训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从殖民地宗主国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严明的法律等，但是为什么就没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工业化？打个比喻，制度像双鞋，那些殖民地国家的制度是擦得锃亮的“皮鞋”，但是不合脚，不符合它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双“草鞋” ，看起来并不好看，但是合脚，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们跑得非常快。但是今天，过去那双“草鞋”也不合脚，脚长大了，转型发展不能穿体制的“小鞋”，需要一双“新鞋”，这个“鞋”也许还是“草鞋” ，但是我们希望变成“运动鞋”，既合脚又舒适，能够让我们跑得更快。
总之，培育经济新动能，需理清创新的三个维度：一是用全球的视野推动创新； 二是要把握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 三是进行相应的改革体制创新，来为创新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现阶段，我们需要围绕中国创新、释放新动能这样新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造出一套适合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瞄准新目标的新的体制机制，来保证我们目标的实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6月25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6中国资本峰会”上的演讲。《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发表前经作者审定。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