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容易消融；事物还微细时，容易打散。他还说：“多易必多难”，所有这些思想虽然还不能说是已经认识到了质量互变规律，但可说明老子已接触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出现朴素辩证法的萌芽。同样，《易传》也有相似的论述。例如《乾卦》，从初九的“潜龙勿用”，逐渐积累发展，由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到上九。“亢龙有悔”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要发生转化。《象传》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传》则解释说：“潜龙勿用，下也”“飞龙在上，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从初的“阳在下”到“进无咎”，再到“上治”，这已经是由下而上，再上就是“亢龙”。这时，要么就由“盈”向“虚”转化，要么就“穷则变”即向相反方向转化去了。可见，《易传》通过卜卦的神秘主义，反映了与《老子》相类似的朴素辩证法萌芽，阐述了由于量的积累会引起质变的原理，也是一种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第五，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形式，《老子》、《易传》都一样地认为是循环往复的。《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在此，老子把事物的矛盾运动看成是循环往复的，没有上升和前进的趋势。同样，《易传》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里，《易传》与《老子》一样，把发展的整个过程看作无往不复的循环，把日月相推的变化看作寒往暑来岁岁如此，看不到质的飞跃。把运动理解为永远在同一个圈子里旋转着，从而也就永远停留在同一地点上。
《老子》、《易传》作为我国的两大辩证法体系，它们之间也有迥然不同的观点，有差异。以下集中论述《老子》、《易传》的不同点。
第一，《老子》，《易传》都有关于矛盾双方地位不平衡的思想，都猜测到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有一个方面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支配作用；另一个方面居于矛盾的次要地位，起着非支配作用。但是，究竟哪一方居主要地位，起支配作用，他们各持己见，存在着分歧。
《易传》中有这样论述矛盾双方地位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天（乾）居于主要地位即“尊”，地（坤）居于次要地位即“卑”。乾（天）的性质是“至健”，坤（地）的性质是“至顺”，“健”即是“刚”，“顺即是柔”，因此《易传》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坤厚载物，———柔顺利点”。处于矛盾的主要地位的乾、天是刚健，处于矛盾次要地位的坤、地是柔顺。
而《老子》则与之相反，对于柔顺和刚强这对矛盾把柔弱放在矛盾的主要地位上，提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竭力反对刚强，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原则，把柔弱放在拥有绝对支配权的地位上。
第二，《老子》、《易传》都认为矛盾双方是要发生变化的，“反”是个普遍规律。同时又共同注意研究了如何才能使事物在一定时间保持不变的问题。出于他们对矛盾双方地位何主
100
何次的不同观点，所以也就提出了不同的论点。《老子》提出了“弱者道之用”的观点，而《易传》则以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老子认为“物壮则老”，物极必反，就是说事物如果过度强盛，就要转向相反。如果能保持着不过度的强盛，就可以不转向相反了：所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天以易之也。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老子认为委屈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卑下故能充盈，所以最好应该经常处于柔弱的地位，而不向刚强转化。如果转化为刚强，那就意味着死亡。在此，老子没有区别垂死的、腐朽的事物的衰弱，与新生事物的柔弱的性质的差别。老子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差别，只看到新生事物的柔弱，并把它的性质作用绝对化了。
《易传》吸收了老子的思想，懂得刚强过了头会走向死亡的道理，它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但《易传》与《老子》不同，它要确保刚强所处的支配地位，找出一套虽刚强但又不死亡的有效方法来。就刚的方面来讲，《易传》认为刚要与柔相应，合乎中正之道，它说“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就柔的方面来讲，《易传》认为要使柔安于顺从的地位才合乎中正之道，刚柔相反相成，如果刚柔相摩、相荡，就应实行变革，变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另一方消灭，而是要达到一种刚柔在各自所应处的地位上协调配合的局面，所以提出了要知柔知刚。《易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事物保持永恒，始终循环。
由此可见，《老子》、《易传》的分歧在于老子只讲“反者道之动”，只看到简单的、肯定的论断（正题）中包含着差别、联系和转化，有见于思维“从肯定到否定”的辩证推移，但是他没有再往前进，未看到否定的东西与肯定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和统一。而《易传》则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辩证法的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再到与肯定的统一。《易传》的知柔知刚是对《老子》的“贵柔守雌”的纠正。
《老子》、《易传》两大辩证法体系在其后的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哲学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部书注释，形成各种观点。哲学是政治的先导，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们作为经典，统治阶级曾利用《易传》中的等级思想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曾利用《老子》的“无为”来缓和阶级矛盾，也有不少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常常从书中寻找政治变革的依据，象“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论断常被引用。不仅如此，两大体系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和消极退避的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状态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易传》、《老子》所代表的儒道两派历来有互补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补而协调，是矛盾的两方面，是矛盾的统一律，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它包含了既积极又消极的双重作用。
责任编辑刘绛华
2
容易消融；事物还微细时，容易打散。他还说：“多易必多难”，所有这些思想虽然还不能说是已经认识到了质量互变规律，但可说明老子已接触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出现朴素辩证法的萌芽。同样，《易传》也有相似的论述。例如《乾卦》，从初九的“潜龙勿用”，逐渐积累发展，由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到上九。“亢龙有悔”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要发生转化。《象传》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传》则解释说：“潜龙勿用，下也”“飞龙在上，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从初的“阳在下”到“进无咎”，再到“上治”，这已经是由下而上，再上就是“亢龙”。这时，要么就由“盈”向“虚”转化，要么就“穷则变”即向相反方向转化去了。可见，《易传》通过卜卦的神秘主义，反映了与《老子》相类似的朴素辩证法萌芽，阐述了由于量的积累会引起质变的原理，也是一种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第五，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形式，《老子》、《易传》都一样地认为是循环往复的。《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在此，老子把事物的矛盾运动看成是循环往复的，没有上升和前进的趋势。同样，《易传》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里，《易传》与《老子》一样，把发展的整个过程看作无往不复的循环，把日月相推的变化看作寒往暑来岁岁如此，看不到质的飞跃。把运动理解为永远在同一个圈子里旋转着，从而也就永远停留在同一地点上。
《老子》、《易传》作为我国的两大辩证法体系，它们之间也有迥然不同的观点，有差异。以下集中论述《老子》、《易传》的不同点。
第一，《老子》，《易传》都有关于矛盾双方地位不平衡的思想，都猜测到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有一个方面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支配作用；另一个方面居于矛盾的次要地位，起着非支配作用。但是，究竟哪一方居主要地位，起支配作用，他们各持己见，存在着分歧。
《易传》中有这样论述矛盾双方地位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天（乾）居于主要地位即“尊”，地（坤）居于次要地位即“卑”。乾（天）的性质是“至健”，坤（地）的性质是“至顺”，“健”即是“刚”，“顺即是柔”，因此《易传》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坤厚载物，———柔顺利点”。处于矛盾的主要地位的乾、天是刚健，处于矛盾次要地位的坤、地是柔顺。
而《老子》则与之相反，对于柔顺和刚强这对矛盾把柔弱放在矛盾的主要地位上，提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竭力反对刚强，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原则，把柔弱放在拥有绝对支配权的地位上。
第二，《老子》、《易传》都认为矛盾双方是要发生变化的，“反”是个普遍规律。同时又共同注意研究了如何才能使事物在一定时间保持不变的问题。出于他们对矛盾双方地位何主
100
何次的不同观点，所以也就提出了不同的论点。《老子》提出了“弱者道之用”的观点，而《易传》则以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老子认为“物壮则老”，物极必反，就是说事物如果过度强盛，就要转向相反。如果能保持着不过度的强盛，就可以不转向相反了：所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天以易之也。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老子认为委屈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卑下故能充盈，所以最好应该经常处于柔弱的地位，而不向刚强转化。如果转化为刚强，那就意味着死亡。在此，老子没有区别垂死的、腐朽的事物的衰弱，与新生事物的柔弱的性质的差别。老子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差别，只看到新生事物的柔弱，并把它的性质作用绝对化了。
《易传》吸收了老子的思想，懂得刚强过了头会走向死亡的道理，它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但《易传》与《老子》不同，它要确保刚强所处的支配地位，找出一套虽刚强但又不死亡的有效方法来。就刚的方面来讲，《易传》认为刚要与柔相应，合乎中正之道，它说“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就柔的方面来讲，《易传》认为要使柔安于顺从的地位才合乎中正之道，刚柔相反相成，如果刚柔相摩、相荡，就应实行变革，变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另一方消灭，而是要达到一种刚柔在各自所应处的地位上协调配合的局面，所以提出了要知柔知刚。《易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事物保持永恒，始终循环。
由此可见，《老子》、《易传》的分歧在于老子只讲“反者道之动”，只看到简单的、肯定的论断（正题）中包含着差别、联系和转化，有见于思维“从肯定到否定”的辩证推移，但是他没有再往前进，未看到否定的东西与肯定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和统一。而《易传》则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辩证法的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再到与肯定的统一。《易传》的知柔知刚是对《老子》的“贵柔守雌”的纠正。
《老子》、《易传》两大辩证法体系在其后的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哲学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部书注释，形成各种观点。哲学是政治的先导，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们作为经典，统治阶级曾利用《易传》中的等级思想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曾利用《老子》的“无为”来缓和阶级矛盾，也有不少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常常从书中寻找政治变革的依据，象“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论断常被引用。不仅如此，两大体系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和消极退避的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状态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易传》、《老子》所代表的儒道两派历来有互补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补而协调，是矛盾的两方面，是矛盾的统一律，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它包含了既积极又消极的双重作用。
责任编辑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