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化自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1969年3月和我一起入段,如今阴阳相隔的逝者任强、丁存英、王子谦、贾炎、焉鲁泉虽不能与“左联五烈士”相比,但他们的短暂人生同样值得记录,生离死别,令人唏嘘。 任强是这五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他1949年出生,河北北京中学高中毕业,人瘦而精干,高矮适中,五官端正,脸部轮廓鲜明。河北北京中学由河北省与北京市联合开办,农村孩子占相当比例。任强家住北京房山农村,父亲是当地村干部,母亲是保健院护士,家里就他一个独子。1969年3月,任强被分配到北京车辆段修车车间木内组当木匠,在我们这批人中很快脱颖而出。他不但木工技术好、聪明肯干,接人待物也成熟稳重,深得师傅们喜爱。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72年初的一天,下班后,任强在段东门对我说,他在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疙瘩,不知会否有什么问题。我问他:“你有什么特殊感觉?”他摇摇头。我劝他到医院查查,免得疑神疑鬼。后来我才知道,为这事他问过许多人。据一起入段的韩小元回忆, 1971年, 任强到设备革新组跟他一起学电焊,几个月后发现腋下有个拇指大小的肉瘤,经铁路总院检查诊断为淋巴癌,住院一个多月病情迅速恶化。临终前小元去铁路总院看他,当时任强想吃西瓜,尽管冬季买西瓜不易,小元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见到任强时,他的脖子肿得比脸还粗,整个脸已完全变形。小元安慰一番后离开医院,不到一周任强就去世了。任强去世时刚出徒,不到23岁,作为独子正准备挑起家庭重担,对父母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八宝山送殡仪式上,任强的对象哭得死去活来,让人心酸。任强的死使我感到人生无常,他的英年早逝应了那句老话:“黄泉路上无老少”。 丁存英河北北京中学初中毕业,进段后和我一起分到六连木机班。一个女同志,当鲁班传人不易。丁存英也真不含糊,干起活来风风火火,说句话能把人噎回去,混在大老爷们堆儿里,一点不显逊色。不过,她毕竟是个女的,最后还是调到工具室发放工具。后来,她和段里的刘燕凌结婚,小伙儿人长得精神,也聪明,乒乓球打得好,丁存英也算有了个好归宿,再后来便是她的死讯。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以她的性格推测,肯定心有不甘。据一起入段的邵铨回忆,丁存英患癌症去世后,留下一双儿女。1992年,刘燕凌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姓赵的东北回京知青,女方在铁科研干财务。1993年俩人结婚,邵铨曾登门贺喜。室内除换了张双人床,其他家具全是原来的,连位置都没变。刘燕凌说,如果依小赵的意思,连床都不用换。丁存英就是在那张床上去世的,燕凌最后还是把床换了。邵铨看到两个儿女一口一个“妈”的叫小赵,毫无生涩隔膜之感,一个破碎的家庭重新恢复了完整和生机。我想,丁存英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放心了。 王子谦外号“鸡冠花”,初中毕业于北京27中。他身高一米八五,走路身体前倾,两脚一颠一颠的,我觉得应该叫“骄傲的公鸡”更贴切。不过,他确有骄傲的资本,父亲是军队干部,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年代,自然非同一般。好在王子谦不以此自傲,为人大大咧咧,本分厚道。当时尽管我俩不在一个班组,却自发组织起一个业余学马列小组。下班后共同学习《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王子谦经受过的最大一次打击,是组里因丢失雨靴引发的对他的怀疑。1972年,王子谦所在班组一位师傅丢了双绝缘雨靴。经过排查,大家最后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王子谦身上。理由是他在丢失雨靴的那天下午是最后一个走的,临走时还带走一卷脏衣服,估计雨靴就藏在衣服里。在促其交代问题时,王子谦抽的价格不菲的“大前门”香烟,更加深人们对他的怀疑。一个学徒工,哪儿来钱买这么贵的烟?面对威胁诱导,王子谦不为所动,不擅言谈的他只反复回答一句话:“反正我没拿”。幸亏最后真正的窃者现出原形,否则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黑锅要背到死为止。听说王子谦死于肝硬化,死前处于昏迷状态,吐血不止,因为折腾,手脚被绑在床上,闻之让人心酸。 贾炎1953年出生,比我小两岁,我俩都初中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我因早产有点弱智,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在小学就不断留级,按赵本山的说法,脑袋从小被驴踢过。好在人生是场马拉松,前半程拼的是速度,后半程比的是耐力。古人所言“祸兮福所倚”确有道理,最后还是辩证法救了我,如果不是因为留级,我肯定进不了工厂。我原来那个班的同学,“文革”中除了当兵,都发配到农村去了。贾炎人黑,身材削瘦,眼眶深陷,乍看像印尼人。他为人认真,不擅言谈。1991年3月10日,我们这批当年一起分进车辆段的人在民政部聚会,贾炎也去了。他十分重视这次老朋友见面,珍惜我们当年的友谊,穿得干净整齐,只是还是那样沉默寡言,一切感情尽在不言中。谁能想到,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从此天人永隔。 焉鲁泉毕业于河北北京中学初中,人称“小六子”。小六子命苦,从小没了父亲,只有母亲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小六子在木内组当木匠,跟我一个行当。他个子不高,为人低调,踏实肯干,我俩挺对脾气。别人欺负他,他喜欢拉我陪绑,好歹两个人力量比一个人力量大,两个人倒霉比一个人倒霉强。1978年,我离开车辆段到铁一中当历史教师,与他好长一段时间没联系。1984年,我已从铁一中调到考古所,小六子也将到伊拉克参加援建水库大坝。一天,我回到车辆段,正碰上准备去伊拉克的小六子。木内组一些年轻人争着让小六子到伊拉克后给他们带东西回来,我对他们说,“领导让小六子出国是为了让他能多挣些钱和大件,好帮助他解决婚姻问题。你们跟着瞎起什么哄!?”焉鲁泉见我拔刀相助,底气大增,那些人也知趣地偃旗息鼓。据邵铨回忆,小六子出国前,邵铨和段里几个跟他要好的朋友曾在新侨饭店为他送行。谁也没想到,小六子此去竟死于非命,身埋异国。 1984年9月,小六子在伊拉克参加援建水库大坝。在拆除大坝上用来浇灌水泥的木盒板时,上面的木盒板突然坠落,直接砸在下面的小六子身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就不行了。据说拆木盒板不是小六子应该干的活,他本来只负责做木盒板。出事那天为赶工期,领导号召互助协作,于是做木盒板的人也去参加拆木盒板。小六子是党员,又热心,就去了,谁知一去就出事了。据邵铨回忆,当年任强病重住院期间,单位曾派小六子和刘正轮流看护。任强去世后,小六子有一天悄悄对邵铨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家午睡,任强从门外进来,还跟他聊了几句。小六子忽然意识到俩人已阴阳相隔,这时任强说,“跟我走吧”,然后伸手就要拉他,吓得他连连躲避,掉到床下惊醒过来。邵铨说,“那时我们只是当笑话听,没想到最后居然应验了!” 小六子死亡的消息,单位一开始瞒着他的母亲。因为小六子在北京鼓楼后身和母亲长期一起生活,母子相依为命,单位怕她承受不了。1985年春节,单位同事赵广柱、侯聚会为安慰他的母亲,模仿小六子口气写了封信,说小六子给他们来信报了平安,通过小六子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把信息传递过去。谁知过了不久,他的哥哥就向小六子的母亲吐露了小六子的死亡真相,她知道后第三天就离开人世,和小六子相会去了。 小六子去世时只有33岁,他的母亲还不到60岁,这对苦命母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泛起一丝涟漪。 (责编:辛娅)
题目化自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1969年3月和我一起入段,如今阴阳相隔的逝者任强、丁存英、王子谦、贾炎、焉鲁泉虽不能与“左联五烈士”相比,但他们的短暂人生同样值得记录,生离死别,令人唏嘘。 任强是这五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他1949年出生,河北北京中学高中毕业,人瘦而精干,高矮适中,五官端正,脸部轮廓鲜明。河北北京中学由河北省与北京市联合开办,农村孩子占相当比例。任强家住北京房山农村,父亲是当地村干部,母亲是保健院护士,家里就他一个独子。1969年3月,任强被分配到北京车辆段修车车间木内组当木匠,在我们这批人中很快脱颖而出。他不但木工技术好、聪明肯干,接人待物也成熟稳重,深得师傅们喜爱。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72年初的一天,下班后,任强在段东门对我说,他在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疙瘩,不知会否有什么问题。我问他:“你有什么特殊感觉?”他摇摇头。我劝他到医院查查,免得疑神疑鬼。后来我才知道,为这事他问过许多人。据一起入段的韩小元回忆, 1971年, 任强到设备革新组跟他一起学电焊,几个月后发现腋下有个拇指大小的肉瘤,经铁路总院检查诊断为淋巴癌,住院一个多月病情迅速恶化。临终前小元去铁路总院看他,当时任强想吃西瓜,尽管冬季买西瓜不易,小元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见到任强时,他的脖子肿得比脸还粗,整个脸已完全变形。小元安慰一番后离开医院,不到一周任强就去世了。任强去世时刚出徒,不到23岁,作为独子正准备挑起家庭重担,对父母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八宝山送殡仪式上,任强的对象哭得死去活来,让人心酸。任强的死使我感到人生无常,他的英年早逝应了那句老话:“黄泉路上无老少”。 丁存英河北北京中学初中毕业,进段后和我一起分到六连木机班。一个女同志,当鲁班传人不易。丁存英也真不含糊,干起活来风风火火,说句话能把人噎回去,混在大老爷们堆儿里,一点不显逊色。不过,她毕竟是个女的,最后还是调到工具室发放工具。后来,她和段里的刘燕凌结婚,小伙儿人长得精神,也聪明,乒乓球打得好,丁存英也算有了个好归宿,再后来便是她的死讯。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以她的性格推测,肯定心有不甘。据一起入段的邵铨回忆,丁存英患癌症去世后,留下一双儿女。1992年,刘燕凌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姓赵的东北回京知青,女方在铁科研干财务。1993年俩人结婚,邵铨曾登门贺喜。室内除换了张双人床,其他家具全是原来的,连位置都没变。刘燕凌说,如果依小赵的意思,连床都不用换。丁存英就是在那张床上去世的,燕凌最后还是把床换了。邵铨看到两个儿女一口一个“妈”的叫小赵,毫无生涩隔膜之感,一个破碎的家庭重新恢复了完整和生机。我想,丁存英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放心了。 王子谦外号“鸡冠花”,初中毕业于北京27中。他身高一米八五,走路身体前倾,两脚一颠一颠的,我觉得应该叫“骄傲的公鸡”更贴切。不过,他确有骄傲的资本,父亲是军队干部,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年代,自然非同一般。好在王子谦不以此自傲,为人大大咧咧,本分厚道。当时尽管我俩不在一个班组,却自发组织起一个业余学马列小组。下班后共同学习《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王子谦经受过的最大一次打击,是组里因丢失雨靴引发的对他的怀疑。1972年,王子谦所在班组一位师傅丢了双绝缘雨靴。经过排查,大家最后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王子谦身上。理由是他在丢失雨靴的那天下午是最后一个走的,临走时还带走一卷脏衣服,估计雨靴就藏在衣服里。在促其交代问题时,王子谦抽的价格不菲的“大前门”香烟,更加深人们对他的怀疑。一个学徒工,哪儿来钱买这么贵的烟?面对威胁诱导,王子谦不为所动,不擅言谈的他只反复回答一句话:“反正我没拿”。幸亏最后真正的窃者现出原形,否则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黑锅要背到死为止。听说王子谦死于肝硬化,死前处于昏迷状态,吐血不止,因为折腾,手脚被绑在床上,闻之让人心酸。 贾炎1953年出生,比我小两岁,我俩都初中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我因早产有点弱智,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在小学就不断留级,按赵本山的说法,脑袋从小被驴踢过。好在人生是场马拉松,前半程拼的是速度,后半程比的是耐力。古人所言“祸兮福所倚”确有道理,最后还是辩证法救了我,如果不是因为留级,我肯定进不了工厂。我原来那个班的同学,“文革”中除了当兵,都发配到农村去了。贾炎人黑,身材削瘦,眼眶深陷,乍看像印尼人。他为人认真,不擅言谈。1991年3月10日,我们这批当年一起分进车辆段的人在民政部聚会,贾炎也去了。他十分重视这次老朋友见面,珍惜我们当年的友谊,穿得干净整齐,只是还是那样沉默寡言,一切感情尽在不言中。谁能想到,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从此天人永隔。 焉鲁泉毕业于河北北京中学初中,人称“小六子”。小六子命苦,从小没了父亲,只有母亲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小六子在木内组当木匠,跟我一个行当。他个子不高,为人低调,踏实肯干,我俩挺对脾气。别人欺负他,他喜欢拉我陪绑,好歹两个人力量比一个人力量大,两个人倒霉比一个人倒霉强。1978年,我离开车辆段到铁一中当历史教师,与他好长一段时间没联系。1984年,我已从铁一中调到考古所,小六子也将到伊拉克参加援建水库大坝。一天,我回到车辆段,正碰上准备去伊拉克的小六子。木内组一些年轻人争着让小六子到伊拉克后给他们带东西回来,我对他们说,“领导让小六子出国是为了让他能多挣些钱和大件,好帮助他解决婚姻问题。你们跟着瞎起什么哄!?”焉鲁泉见我拔刀相助,底气大增,那些人也知趣地偃旗息鼓。据邵铨回忆,小六子出国前,邵铨和段里几个跟他要好的朋友曾在新侨饭店为他送行。谁也没想到,小六子此去竟死于非命,身埋异国。 1984年9月,小六子在伊拉克参加援建水库大坝。在拆除大坝上用来浇灌水泥的木盒板时,上面的木盒板突然坠落,直接砸在下面的小六子身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就不行了。据说拆木盒板不是小六子应该干的活,他本来只负责做木盒板。出事那天为赶工期,领导号召互助协作,于是做木盒板的人也去参加拆木盒板。小六子是党员,又热心,就去了,谁知一去就出事了。据邵铨回忆,当年任强病重住院期间,单位曾派小六子和刘正轮流看护。任强去世后,小六子有一天悄悄对邵铨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家午睡,任强从门外进来,还跟他聊了几句。小六子忽然意识到俩人已阴阳相隔,这时任强说,“跟我走吧”,然后伸手就要拉他,吓得他连连躲避,掉到床下惊醒过来。邵铨说,“那时我们只是当笑话听,没想到最后居然应验了!” 小六子死亡的消息,单位一开始瞒着他的母亲。因为小六子在北京鼓楼后身和母亲长期一起生活,母子相依为命,单位怕她承受不了。1985年春节,单位同事赵广柱、侯聚会为安慰他的母亲,模仿小六子口气写了封信,说小六子给他们来信报了平安,通过小六子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把信息传递过去。谁知过了不久,他的哥哥就向小六子的母亲吐露了小六子的死亡真相,她知道后第三天就离开人世,和小六子相会去了。 小六子去世时只有33岁,他的母亲还不到60岁,这对苦命母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泛起一丝涟漪。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