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难忘的知青岁月

2008年,注定是每个中国人都很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是我和我的同学们作为知识青年从北京赴内蒙古插队的40周年纪念。

回顾上山下乡生活经历,每个当过知青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喟。而我,留下的最多的是感激。因为,当年我是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远离亲人,忐忑不安,来到农村的,却得到了乡亲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关心、爱护。那一张张朴实、真诚的笑脸,直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感谢乡亲们给我的帮助,让我年轻的心灵得到安慰。

今天,我已退休在家。闲暇时总会想起那段知青生活,那段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青春岁月。

远行

当年,我就读于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女生班。学校坐落在长安大街、天安门向西一站地的地方。校园典雅古朴,美景怡人。学校前身是1925年成立的艺文中学,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吴元俊校长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该校1999年与北京市第六中学合并为北京市长安中学;2004年并入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成为一所规模大、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老校、名校。我家离学校仅有3站地,同学们经常到我家做作业。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课,很安静。突然间,坐在靠近教室门口的一名同学说,“外面可乱了,我们也去看看吧。”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冲出了教室,后来又陆续有同学离开。这时大家谁也不曾想到,再过几天就要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的我们,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能走回教室。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学校开始了。

两年后,集聚在学校里的1966、1967、1968年3届的初、高中生,即后来被社会上称为“老三届”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其中大多数学生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我因为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其他选择,1968年8月第一批离开北京,赴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插队,做了一名“知青”。

在北去的列车上,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得很起劲儿。其实,不单是我,大家都知道:北京,亲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入夜,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单调的车轮行进声不停地重复。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总有些害怕。我想起为我送行的邻居小伙伴们,想起夹在人群中的哥哥勉强挂在脸上的笑容。自从定下来去内蒙古插队,哥哥就一直在为我准备行装,就连针线包、卫生纸都准备了。哥哥像父亲一样关心我,呵护我,他要为即将一个人出远门的妹妹准备好一切。想着亲人们的爱抚,我心里一阵一阵地难过,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早晨,列车缓缓驶进站台,我们到了哲里木盟政府所在地通辽市。对于刚刚离开大城市的中学生们,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新鲜。通辽城市小,人少车也少。马路上跑着撒欢的小猪,这让我们兴奋。而后我们上了大卡车,不一会儿就进入草原。眼前的景色让大家的热情更加高涨,时不时的发出惊叹――多么宽广美丽的大草原啊。我们看到了只有在动画片《大闹天宫》里才能看到的雄健俊朗的“天马”,那丝绸般的皮毛在阳光下闪耀;看到了珍珠般散落在绿草地上的羊群,悠闲地吃草、追逐;还看到了过去只有在图片或电影里才得以一见的蒙古包,当卡车经过时,有牧民向我们招手,还能听见他们在歌唱。

卡车在草原上颠簸了六七个小时,傍晚时分来到了扎鲁特旗。晚上,旗里安排我们观看了当地“乌兰牧骑”的演出。蒙古族的舞蹈,悠扬的马头琴声,都在告诉我,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换乘汽车向西百余里到达巨力河公社,这里有了微微起伏的丘陵。听说本来我们知青小组是分在这里的,后来因为有个知青宣传队要分在公社,所以我们只能去离公社最远的中心屯大队了。大家离开北京已千余里了,没人再去计较这20里路。于是,大队来的马车把我们接回了“家”。

初见草原的欣喜,使我们忘记了几天来的旅途劳累,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才体会到交通不便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烦恼。夏日里积水,冬日里积雪,使得交通中断,草原不再美丽。

我们知青小组共19名同学,其中10名女生,9名男生。很庆幸,组里有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柴隆隆。她是1948年末伴随着北京城外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出生的,所以一个女孩儿得了这么个不同凡响的响亮的名字。我俩都有了一个伴儿,可以互相照顾。

我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心里安静了许多,但也有丝丝苦涩:运动一个接一个,爸爸妈妈,你们还好吗?

我的老家在辽宁省义县。1913年,我的大伯以200元奉票起家,创办了实业同昌行,研制生产出“老火车头”牌牙粉,成为中国牙膏工业的奠基人。他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担任抗日义勇军高级顾问,惨遭日军杀害。1987年6月25日,民政部门追认我大伯为革命烈士,这是后话。大伯牺牲后,我爸爸继承其哥哥未竟的事业,辛辛苦苦,历经坎坷,使得同昌行香火繁衍,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同那时成千上万的受难者一样,我的家被抄了。那时我还不满16周岁,多亏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暗中帮助,一家人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记得身心俱疲的母亲当时总是说――孩子还小,我得活着。

自从上中学开始讲阶级斗争以来,年纪不大的我,思想压力很大。我一直努力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团,但出身问题总是影响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好在还小,一直没有失去信心,坚信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在被抄家时翻箱倒柜、怒呵厉斥的可怕的气氛中,我紧紧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父母也紧紧地揽着我,抚慰着我。是他们那能够忍受着一切苦难的坚强和自尊,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历练

我插队的这个地方属于半农半牧地区。村子坐落在较高的地势上,住的是草和泥垛起的房子,不是蒙古包。村前是草甸子,直看到草原和蓝天相连的地方。村后是延缓的坡地,有一片一片的庄稼。这里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老乡说全凭这太阳庄稼才熟呢。这里只种一季庄稼,种植谷子和玉米。我们10名女生全部参加农业劳动。刚去的时候正值秋收。清晨,我们随着劳动钟声敲响,开始一天的劳动。傍晚,回到被晚霞映红的村子,家家户户,袅袅炊烟,让我体会着生活的宁静和甜美。

大队里派来给我们做饭的潘大爷,远远的望见我们回来,就会立刻回屋盛饭。他愿意让我们进屋就吃饭,像在父母身边一样,这使我特别感动。这时,我总会脱口而出:大爷,我回来啦。他就笑,笑得那么开心。老人家是一位革命战争时代的老战士,是位背着行军锅打仗、做饭的炊事班长。仗打完了,回到家乡时老伴已去世,他带着唯一的儿子过日子。后来,儿子娶了媳妇,又有了孙子。历尽艰辛的老人,过着平常的日子。他活着,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就活在他心里。他在努力好好地生活。我们都很敬仰他。

劳动之余,我想起曾经的学习生活,想起自己作为少先队大队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15周年大会,聆听彭真市长的讲话,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彭真已不再是市长了,曾经的一切都已留在了记忆里。我那时的心境和眼前的老人一样,无论生活欢乐、痛苦都会归于平淡,无论命运给自己怎样的生活,都要好好地生活,乐观、向上地过好每一天。

时间过得很快,转瞬,我们迎来了到这里以后的第二个秋收。

回想起春天,我们学习种地。由一个男社员一手扶犁,一手举鞭赶着牛,在地里犁出垄沟,我提上装玉米种子的篮子赶紧跟上,走在垄沟里抓一把种子,一步一投,每次投出三四粒,然后脚要准确地踩在投下的种子上。这样,种子就间隔一尺远左右均匀地种在垄沟里了。我后面由另一个男社员负责上粪和搂土。动作协调、有节奏,很有意思。

夏天里耪地、薅地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把我累坏了。耪地的时候,因为力气小,一锄头下去拉不回来,人家都到地头了,我还在半截上。经常是到头的社员回过头来接我。他们朴实、真诚,没等你说声谢谢就又去干活了,让我心存感激。薅地我就更不行了。一人两根垄,蹲在地里,用手连间苗带拔草。我是蹲不住,手又慢,只好蹲一会儿,跪一会儿地干。也不休息,也不去方便,使劲儿坚持着。还好,也许真是慢功出细活儿,每次队长走到我身旁,都要帮我薅一根垄,让我薅另一根跟上。并且他还会一边薅一边大声对社员们说:小平这孩子干活好,草拔得干净,苗留得匀乎儿,这孩子实在。

真没想到,第二次参加秋收,还是力气不足,比社员们割得慢。看来,还得继续好好锻炼。不过,总还是好多了。

一次,我们为大家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是表现劳动的舞蹈,我是想着自己怎样收割就怎样动作的。演完后,大家说我跳得真好看。原来,艺术,包括舞蹈,真的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冬天来了,大队里活少。我们就扛上耙子到离村子远的山坡上去搂干草。那里的干草多,用上半天多时间就能搂够装满一车的干草,然后择天赶牛车来装上回家,烧火用。一天,我、柴隆隆和一个男生赶上牛车去拉干草,出村以后,北风吹得非常厉害,太冷了,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手脚也木了。这时,只见老牛也不听指挥了,掉了车头就往回跑,一口气跑回了家。都说老牛跑得慢,那天老牛跑得可快啦。那天的活当然也没干成。

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同学来时带来的书。到这里以后我才知道,男同学带来了一箱子的书,其中还有农业科技方面的。其实,大多数同学都是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上山下乡的,要在广阔天地里有一番奋斗,干一番事业。我出身不好,不敢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自己能向社会主义新青年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学习,像他们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我们亲身感受到农村较为落后的一面时,的确让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农村的教育是落后的。村里有一所只有一排三间教室的小学校,孩子们不分年级地在一起上课,差不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就都不上学了,而要参加劳动。村里文盲很多。那些年,村里仅有3名和我一样大的青年走出去在旗里上初中,又因为文革回到了村里。在我心里,自然而然地对将来产生了困惑、迷茫。没有什么时候比当下更切身地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这时一本由苏联女作家写的小说《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让我废寝忘食,伴着油灯,一看就是大半夜,熏得两个鼻子眼儿全是黑的。书中马克思的父亲时时都在提醒、告诫年轻的马克思不要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我知道,自己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虽然在农村,也要珍惜,不要蹉跎了青春岁月。读书吧,滋润心灵。当然,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母亲伊莉妮奇娜,黑夜里双手扶着篱笆,遥望着草原深处,希望能在草原尽头有儿子的身影出现,她盼望着。每读到这里我总会潸然泪下,想起我那年迈的母亲,望眼欲穿地盼着我回家……

对我来说,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能挺住。毕竟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爱祖国,有理想。文革前,我已连续两年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三好学生优良奖状。现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能努力做好。生产队长经常夸奖我。

其实,最不好克服的,就是想家。想家的时候就默默地流泪。后来,一想家我就写信,给父母,给哥哥,写很长很长的信。信的最后一句永远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至于多年后他们总希望我能写点儿什么。他们说我的文笔还不错,但我一直没有写成什么。当然,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工回来时看到院子里邮递员的白马,那是邮递员来了。每次邮递员来,总在男生屋里聊天。每次邮递员来都会有我的信,有时还能有好几封。父母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发一封信。信的内容或长或短,但信封里总会有2张或3张邮票。父母总是为家庭出身给子女带来的伤害而愧疚,他们小心地牵挂着我。我一遍一遍地读着父母的来信,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家书抵万金”!

在信息、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年轻人通个电话聊聊天都已成平常事了,很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写信的特殊感受。今天我依然喜欢写信,喜欢让自己的情感变成文字跳跃在纸上,喜欢写长长的信给我的孩子。

坚持

因为太想家了吧,我发烧了。男生里有一位赤脚医生。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男女生之间连说话都很少,打针这等事更难提起。柴隆隆看我烧得厉害,就听了听男生讲的注射要领,把唯一的一支安乃近给我打了。注射时她挺猛,可事后把她吓坏了。我说,你聪明,没问题。她真的非常聪明、能干,文革前她已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初试。她为毛主席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谱曲,真是棒极了。后她未能如愿,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商界人才。而在我心里她是一名作曲家,一名真正的作曲家。她有生活。

我们正年轻。很多个晚上我们会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会吹起口琴,大家一起唱“……哪怕灾殃连着灾殃,也不能使我们退堂。让我们结成朋友,就一定有力量……”,“……祖国母亲啊,在这边疆,我常想念我的家。”俄罗斯民歌深沉且厚重,质朴且忧郁的旋律,荡漾在我心里,总能引起我对命运、对未来的遐想。跨越了疆界,穿过了时空的旋律,总能引起我对祖国和母亲的深深依恋。

日复一日,刚来时的新鲜感被对前途的渺茫代替了。我们小组的一个女同学病退回北京了,走的时候我和柴隆隆一直把她送到旗里。从旗里到通辽一天的卡车,只能她自己走了,我和柴隆隆都很难过,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俩为她能回家而高兴,也为她的身体担心,知道她暗暗的爱上了一个男生,心情很复杂。我们是好朋友,经常聊天聊到大半夜。她是个热心肠,记得我妈妈有病时,她给我妈买了一大盒子的药,都是当时很难买的药。现在,她走了,我们会怎样呢?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她写给我的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年我们之间纯洁友谊的怀念,让我流泪。

来这里第三个年头,开始有招工的消息传来,有时是一个名额,有时是两个名额。有一次,开大会讨论让谁走,我听到了潘大爷说,小平干得不错,让她走吧。大队书记说,她出身不好,等等吧。出身不好,成了我当时无法摆脱的枷锁。几年来,每当有人拿出我自己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作为剥夺我各种机会的理由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允许别人看不起自己,但是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并且要做最好的自己。只要自己不被自己打倒,就不会被任何事情击垮。我在坚持和忍耐中长大。在我身上显示出比同龄人成熟许多的特殊的淡定气质,这就是我的收获吧。我也变得更豁达,我相信这种豁达让我终生受益。

一天,我收到一封从河北井陉矿务局大姐(大伯的女儿)寄来的信。这封信走了一个多月。内容是她与我妈商量过了,希望我能调到她那里继续下乡,一方面离北京近些,看望已经70多岁的父母方便些;一方面在姐姐身边有个照顾。我对这个建议感到很高兴,很快回了信,不久调到河北井陉矿区西王舍村。后来随当地知青一起安排到矿区农机厂,当了一名钳工。

有插队生活磨炼,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懂得了珍惜生活,而这种珍惜是有多么重要。我做到了干一行,学一行,干好一行。让我干钳工,我就认真地跟着师傅学,还买来钳工的书,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认真学习,很快当了车间检验员。后来又学习描图、制图,厂里经常调我到技术科做一些技术工作。我还做过人事、劳资等工作,做得都很好。正因为自己爱工作、爱学习,工厂的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爱学习的大学生,成为我的终身伴侣,还随他来到了省会石家庄工作、生活。在那个大学生极少的年代,我的出身又不好,能有一个身材魁梧、朴实可靠的大学生丈夫,我感到很幸运,很幸福。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往日同学间的磕磕绊绊都已忘却,留在心里的是浓浓的亲情、友情,伴我一路走来。曾经快乐与痛苦、希望与沮丧同在的知青生活,成为我人生最大的财富。感谢我的知青岁月,感谢生活。

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1/view-270521.htm

2008年,注定是每个中国人都很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是我和我的同学们作为知识青年从北京赴内蒙古插队的40周年纪念。

回顾上山下乡生活经历,每个当过知青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喟。而我,留下的最多的是感激。因为,当年我是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远离亲人,忐忑不安,来到农村的,却得到了乡亲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关心、爱护。那一张张朴实、真诚的笑脸,直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感谢乡亲们给我的帮助,让我年轻的心灵得到安慰。

今天,我已退休在家。闲暇时总会想起那段知青生活,那段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青春岁月。

远行

当年,我就读于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女生班。学校坐落在长安大街、天安门向西一站地的地方。校园典雅古朴,美景怡人。学校前身是1925年成立的艺文中学,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吴元俊校长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该校1999年与北京市第六中学合并为北京市长安中学;2004年并入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成为一所规模大、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老校、名校。我家离学校仅有3站地,同学们经常到我家做作业。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课,很安静。突然间,坐在靠近教室门口的一名同学说,“外面可乱了,我们也去看看吧。”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冲出了教室,后来又陆续有同学离开。这时大家谁也不曾想到,再过几天就要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的我们,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能走回教室。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学校开始了。

两年后,集聚在学校里的1966、1967、1968年3届的初、高中生,即后来被社会上称为“老三届”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其中大多数学生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我因为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其他选择,1968年8月第一批离开北京,赴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插队,做了一名“知青”。

在北去的列车上,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得很起劲儿。其实,不单是我,大家都知道:北京,亲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入夜,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单调的车轮行进声不停地重复。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总有些害怕。我想起为我送行的邻居小伙伴们,想起夹在人群中的哥哥勉强挂在脸上的笑容。自从定下来去内蒙古插队,哥哥就一直在为我准备行装,就连针线包、卫生纸都准备了。哥哥像父亲一样关心我,呵护我,他要为即将一个人出远门的妹妹准备好一切。想着亲人们的爱抚,我心里一阵一阵地难过,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早晨,列车缓缓驶进站台,我们到了哲里木盟政府所在地通辽市。对于刚刚离开大城市的中学生们,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新鲜。通辽城市小,人少车也少。马路上跑着撒欢的小猪,这让我们兴奋。而后我们上了大卡车,不一会儿就进入草原。眼前的景色让大家的热情更加高涨,时不时的发出惊叹――多么宽广美丽的大草原啊。我们看到了只有在动画片《大闹天宫》里才能看到的雄健俊朗的“天马”,那丝绸般的皮毛在阳光下闪耀;看到了珍珠般散落在绿草地上的羊群,悠闲地吃草、追逐;还看到了过去只有在图片或电影里才得以一见的蒙古包,当卡车经过时,有牧民向我们招手,还能听见他们在歌唱。

卡车在草原上颠簸了六七个小时,傍晚时分来到了扎鲁特旗。晚上,旗里安排我们观看了当地“乌兰牧骑”的演出。蒙古族的舞蹈,悠扬的马头琴声,都在告诉我,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换乘汽车向西百余里到达巨力河公社,这里有了微微起伏的丘陵。听说本来我们知青小组是分在这里的,后来因为有个知青宣传队要分在公社,所以我们只能去离公社最远的中心屯大队了。大家离开北京已千余里了,没人再去计较这20里路。于是,大队来的马车把我们接回了“家”。

初见草原的欣喜,使我们忘记了几天来的旅途劳累,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才体会到交通不便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烦恼。夏日里积水,冬日里积雪,使得交通中断,草原不再美丽。

我们知青小组共19名同学,其中10名女生,9名男生。很庆幸,组里有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柴隆隆。她是1948年末伴随着北京城外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出生的,所以一个女孩儿得了这么个不同凡响的响亮的名字。我俩都有了一个伴儿,可以互相照顾。

我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心里安静了许多,但也有丝丝苦涩:运动一个接一个,爸爸妈妈,你们还好吗?

我的老家在辽宁省义县。1913年,我的大伯以200元奉票起家,创办了实业同昌行,研制生产出“老火车头”牌牙粉,成为中国牙膏工业的奠基人。他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担任抗日义勇军高级顾问,惨遭日军杀害。1987年6月25日,民政部门追认我大伯为革命烈士,这是后话。大伯牺牲后,我爸爸继承其哥哥未竟的事业,辛辛苦苦,历经坎坷,使得同昌行香火繁衍,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同那时成千上万的受难者一样,我的家被抄了。那时我还不满16周岁,多亏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暗中帮助,一家人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记得身心俱疲的母亲当时总是说――孩子还小,我得活着。

自从上中学开始讲阶级斗争以来,年纪不大的我,思想压力很大。我一直努力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团,但出身问题总是影响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好在还小,一直没有失去信心,坚信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在被抄家时翻箱倒柜、怒呵厉斥的可怕的气氛中,我紧紧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父母也紧紧地揽着我,抚慰着我。是他们那能够忍受着一切苦难的坚强和自尊,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历练

我插队的这个地方属于半农半牧地区。村子坐落在较高的地势上,住的是草和泥垛起的房子,不是蒙古包。村前是草甸子,直看到草原和蓝天相连的地方。村后是延缓的坡地,有一片一片的庄稼。这里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老乡说全凭这太阳庄稼才熟呢。这里只种一季庄稼,种植谷子和玉米。我们10名女生全部参加农业劳动。刚去的时候正值秋收。清晨,我们随着劳动钟声敲响,开始一天的劳动。傍晚,回到被晚霞映红的村子,家家户户,袅袅炊烟,让我体会着生活的宁静和甜美。

大队里派来给我们做饭的潘大爷,远远的望见我们回来,就会立刻回屋盛饭。他愿意让我们进屋就吃饭,像在父母身边一样,这使我特别感动。这时,我总会脱口而出:大爷,我回来啦。他就笑,笑得那么开心。老人家是一位革命战争时代的老战士,是位背着行军锅打仗、做饭的炊事班长。仗打完了,回到家乡时老伴已去世,他带着唯一的儿子过日子。后来,儿子娶了媳妇,又有了孙子。历尽艰辛的老人,过着平常的日子。他活着,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就活在他心里。他在努力好好地生活。我们都很敬仰他。

劳动之余,我想起曾经的学习生活,想起自己作为少先队大队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15周年大会,聆听彭真市长的讲话,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彭真已不再是市长了,曾经的一切都已留在了记忆里。我那时的心境和眼前的老人一样,无论生活欢乐、痛苦都会归于平淡,无论命运给自己怎样的生活,都要好好地生活,乐观、向上地过好每一天。

时间过得很快,转瞬,我们迎来了到这里以后的第二个秋收。

回想起春天,我们学习种地。由一个男社员一手扶犁,一手举鞭赶着牛,在地里犁出垄沟,我提上装玉米种子的篮子赶紧跟上,走在垄沟里抓一把种子,一步一投,每次投出三四粒,然后脚要准确地踩在投下的种子上。这样,种子就间隔一尺远左右均匀地种在垄沟里了。我后面由另一个男社员负责上粪和搂土。动作协调、有节奏,很有意思。

夏天里耪地、薅地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把我累坏了。耪地的时候,因为力气小,一锄头下去拉不回来,人家都到地头了,我还在半截上。经常是到头的社员回过头来接我。他们朴实、真诚,没等你说声谢谢就又去干活了,让我心存感激。薅地我就更不行了。一人两根垄,蹲在地里,用手连间苗带拔草。我是蹲不住,手又慢,只好蹲一会儿,跪一会儿地干。也不休息,也不去方便,使劲儿坚持着。还好,也许真是慢功出细活儿,每次队长走到我身旁,都要帮我薅一根垄,让我薅另一根跟上。并且他还会一边薅一边大声对社员们说:小平这孩子干活好,草拔得干净,苗留得匀乎儿,这孩子实在。

真没想到,第二次参加秋收,还是力气不足,比社员们割得慢。看来,还得继续好好锻炼。不过,总还是好多了。

一次,我们为大家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是表现劳动的舞蹈,我是想着自己怎样收割就怎样动作的。演完后,大家说我跳得真好看。原来,艺术,包括舞蹈,真的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冬天来了,大队里活少。我们就扛上耙子到离村子远的山坡上去搂干草。那里的干草多,用上半天多时间就能搂够装满一车的干草,然后择天赶牛车来装上回家,烧火用。一天,我、柴隆隆和一个男生赶上牛车去拉干草,出村以后,北风吹得非常厉害,太冷了,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手脚也木了。这时,只见老牛也不听指挥了,掉了车头就往回跑,一口气跑回了家。都说老牛跑得慢,那天老牛跑得可快啦。那天的活当然也没干成。

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同学来时带来的书。到这里以后我才知道,男同学带来了一箱子的书,其中还有农业科技方面的。其实,大多数同学都是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上山下乡的,要在广阔天地里有一番奋斗,干一番事业。我出身不好,不敢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自己能向社会主义新青年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学习,像他们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我们亲身感受到农村较为落后的一面时,的确让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农村的教育是落后的。村里有一所只有一排三间教室的小学校,孩子们不分年级地在一起上课,差不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就都不上学了,而要参加劳动。村里文盲很多。那些年,村里仅有3名和我一样大的青年走出去在旗里上初中,又因为文革回到了村里。在我心里,自然而然地对将来产生了困惑、迷茫。没有什么时候比当下更切身地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这时一本由苏联女作家写的小说《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让我废寝忘食,伴着油灯,一看就是大半夜,熏得两个鼻子眼儿全是黑的。书中马克思的父亲时时都在提醒、告诫年轻的马克思不要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我知道,自己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虽然在农村,也要珍惜,不要蹉跎了青春岁月。读书吧,滋润心灵。当然,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母亲伊莉妮奇娜,黑夜里双手扶着篱笆,遥望着草原深处,希望能在草原尽头有儿子的身影出现,她盼望着。每读到这里我总会潸然泪下,想起我那年迈的母亲,望眼欲穿地盼着我回家……

对我来说,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能挺住。毕竟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爱祖国,有理想。文革前,我已连续两年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三好学生优良奖状。现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能努力做好。生产队长经常夸奖我。

其实,最不好克服的,就是想家。想家的时候就默默地流泪。后来,一想家我就写信,给父母,给哥哥,写很长很长的信。信的最后一句永远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至于多年后他们总希望我能写点儿什么。他们说我的文笔还不错,但我一直没有写成什么。当然,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工回来时看到院子里邮递员的白马,那是邮递员来了。每次邮递员来,总在男生屋里聊天。每次邮递员来都会有我的信,有时还能有好几封。父母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发一封信。信的内容或长或短,但信封里总会有2张或3张邮票。父母总是为家庭出身给子女带来的伤害而愧疚,他们小心地牵挂着我。我一遍一遍地读着父母的来信,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家书抵万金”!

在信息、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年轻人通个电话聊聊天都已成平常事了,很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写信的特殊感受。今天我依然喜欢写信,喜欢让自己的情感变成文字跳跃在纸上,喜欢写长长的信给我的孩子。

坚持

因为太想家了吧,我发烧了。男生里有一位赤脚医生。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男女生之间连说话都很少,打针这等事更难提起。柴隆隆看我烧得厉害,就听了听男生讲的注射要领,把唯一的一支安乃近给我打了。注射时她挺猛,可事后把她吓坏了。我说,你聪明,没问题。她真的非常聪明、能干,文革前她已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初试。她为毛主席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谱曲,真是棒极了。后她未能如愿,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商界人才。而在我心里她是一名作曲家,一名真正的作曲家。她有生活。

我们正年轻。很多个晚上我们会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会吹起口琴,大家一起唱“……哪怕灾殃连着灾殃,也不能使我们退堂。让我们结成朋友,就一定有力量……”,“……祖国母亲啊,在这边疆,我常想念我的家。”俄罗斯民歌深沉且厚重,质朴且忧郁的旋律,荡漾在我心里,总能引起我对命运、对未来的遐想。跨越了疆界,穿过了时空的旋律,总能引起我对祖国和母亲的深深依恋。

日复一日,刚来时的新鲜感被对前途的渺茫代替了。我们小组的一个女同学病退回北京了,走的时候我和柴隆隆一直把她送到旗里。从旗里到通辽一天的卡车,只能她自己走了,我和柴隆隆都很难过,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俩为她能回家而高兴,也为她的身体担心,知道她暗暗的爱上了一个男生,心情很复杂。我们是好朋友,经常聊天聊到大半夜。她是个热心肠,记得我妈妈有病时,她给我妈买了一大盒子的药,都是当时很难买的药。现在,她走了,我们会怎样呢?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她写给我的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年我们之间纯洁友谊的怀念,让我流泪。

来这里第三个年头,开始有招工的消息传来,有时是一个名额,有时是两个名额。有一次,开大会讨论让谁走,我听到了潘大爷说,小平干得不错,让她走吧。大队书记说,她出身不好,等等吧。出身不好,成了我当时无法摆脱的枷锁。几年来,每当有人拿出我自己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作为剥夺我各种机会的理由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允许别人看不起自己,但是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并且要做最好的自己。只要自己不被自己打倒,就不会被任何事情击垮。我在坚持和忍耐中长大。在我身上显示出比同龄人成熟许多的特殊的淡定气质,这就是我的收获吧。我也变得更豁达,我相信这种豁达让我终生受益。

一天,我收到一封从河北井陉矿务局大姐(大伯的女儿)寄来的信。这封信走了一个多月。内容是她与我妈商量过了,希望我能调到她那里继续下乡,一方面离北京近些,看望已经70多岁的父母方便些;一方面在姐姐身边有个照顾。我对这个建议感到很高兴,很快回了信,不久调到河北井陉矿区西王舍村。后来随当地知青一起安排到矿区农机厂,当了一名钳工。

有插队生活磨炼,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懂得了珍惜生活,而这种珍惜是有多么重要。我做到了干一行,学一行,干好一行。让我干钳工,我就认真地跟着师傅学,还买来钳工的书,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认真学习,很快当了车间检验员。后来又学习描图、制图,厂里经常调我到技术科做一些技术工作。我还做过人事、劳资等工作,做得都很好。正因为自己爱工作、爱学习,工厂的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爱学习的大学生,成为我的终身伴侣,还随他来到了省会石家庄工作、生活。在那个大学生极少的年代,我的出身又不好,能有一个身材魁梧、朴实可靠的大学生丈夫,我感到很幸运,很幸福。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往日同学间的磕磕绊绊都已忘却,留在心里的是浓浓的亲情、友情,伴我一路走来。曾经快乐与痛苦、希望与沮丧同在的知青生活,成为我人生最大的财富。感谢我的知青岁月,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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